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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家的洞察力几乎是无可置疑的。科学史上有几个经典的例子如伦敦霍乱原因的发现、产褥热病因的发现等都印证了科学家的才智。科学家秉承理性，尊重事实，探究现象背后的规律与机制。正因为19世纪细菌知识的掌握，欧洲人的人均寿命有了一次飞跃性的延长。科学家除了洞察疾病的原因之外，他们还洞察物质、宇宙乃至社会（社会科学家）。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规律与机制，让我们“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艺术家同样是非常有洞察力的群体，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科学家。好的艺术家有一双如X光刀般的眼睛，能够透视这个时代。有几位中国当代画家的作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都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内核，对纷繁芜杂的世界进行了抽象提炼，然后用创造性的形式、技法、风格来加以呈现。张晓刚笔下面无表情的、合影照式的人物，岳敏君容光焕发、成群傻笑的男女，曾梵志冰冷僵硬的线条和周春芽的俗艳繁花，尽管艺术形式不同，但是他们所表述的时代认识比科学家还要准确、直接：就是这样的！
好的文学家同样如此。在我看来，最好的清史莫过于《红楼梦》。曹雪芹表面上没有写任何与清朝相关的东西，但是你会注意到伟大的文学家用一种虚构的方式具体详细地描绘了那个正在没落的时代。这是史书无法直接表述的东西，而需要大量数据来表现，当时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相反，一些所谓的历史反而如同文学，充满了虚构、选择与篡改。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是一部描述他在湘北乡居的散文集，那儿离我的故乡不远，风土人情我很熟悉。我把这本书当成社会调查报告来看，它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报告，尽管这是本文学著作，充满了俏皮的调侃。好的文学家用无数真实又不那么真实的材料编织起一个认识模型，这个模型经过他们的抽象提炼，排除了许多无关的内容，让我们能够深入时代、社会的内核，于是，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
面对这些优秀的群体，我在想，考古学家有着怎样的洞察力？洞察力又立足于何处？我们常说考古学研究人类99％以上的历史，人类有文字的历史非常短暂，真正有确凿记录的历史就更短了。要全面考察人类历史，考古学家自然不可缺席。他们的洞察力首先就来自所秉持的时间尺度。“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样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古希腊人在地中海地区牧养山羊，破坏了植被，恶化了生态，这是通常的看法。然而，用更长的尺度来看，就会发现，这里如果不牧养山羊，实在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虽然会导致水土流失，但流失的水土堆积在河谷平原上，造就了农业的沃土。这个例子说明对事物的利弊进行长尺度考察的重要性。
最近看了有关战争、不平等方面的书，这些无疑是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然而考察它们绝对离不开考古学的帮助。著名学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都提出人类社会越来越和平，而不是越来越暴力了，立论的重要基石就是史前社会更加暴力。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需要考古学的研究。伊恩·莫里斯本来就是考古学家出身（博士读的是考古学方向），他的研究从史前狩猎采集社会一直到当代社会，跨越数百万年。他注意到狩猎采集者可以容忍暴力，但不能容忍不平等；农业社会相对更能容忍不平等，不能容忍暴力；现代社会是两者都不能容忍。目前由于有关史前暴力的证据还不是那么充分，姑且将这个结论的可信度放在一边。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曾主张存在长时段，他没有选择用“规律”一词。作为广义的历史的科学，考古学对长时段的考察无疑更出色。
考古学不像一般历史学那样排斥规律，因为人类早期，也就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之前，其生存状态更类似动物，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进化论。人之由来，源于进化，史前考古学需要考虑进化这样的自然规律，并由此追溯到超越普通生物进化论的阶段，我们由此转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人的属性，即什么是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古学注意到了天人之辩，与哲学家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同，这里考古学家更像科学家，凭借证据说话。人何以成为人？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考古学家的追溯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又由于在人类文化比较原始的阶段，环境的作用意义巨大，考古学家几乎像关注人本身一样关注环境的变迁、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究天人之际”的另一层意思。
福柯写了《知识考古学》，其实跟考古学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借用了“考古学”这个词——追根溯源，严密考证。考古学家习惯做这样的事，探究人类什么时候开始狩猎，暴力、不平等、信用乃至于文化、社会本身的源头在哪里，如此等等。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重大问题都需要了解其根源，此时就需要一批职业战士冲锋在前，他们就是考古学家。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我们的确比从前更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会再轻易地设定史前社会就属于平均的、和平的社会，不会简单地认为史前人类就很容易得到肉食，不会相信什么是从来就有的。凡事究其本源的结果是对本原的质疑，考古学家一定意义上也成了哲学家。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晚年的著作基本可以归为哲学范畴。好的考古学家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哲学家，柴尔德如此，过程考古学的代表先师路易斯·宾福德如此，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伊恩·霍德同样如此。
我一直把司马迁列为考古学的宗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考古学家的工作，考古学家把历史学的范畴从时间上、空间上乃至于研究对象上都大大扩充了。传统上，考古学是以研究实物遗存材料为对象的，实物材料就像历史文献一样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但它比文字资料更具体、更细致、更接地气（历史更多是胜利者的历史，实物遗存要公平得多）。当代考古学的发展不仅注意尽可能多地从实物材料中获取科学信息，更注意到物质材料对人之思想的限制与改造。物就是人，人就是物，人与物之间的联系更受到强调。从前考古学家可能是“格物”的科学家，如今我们也可以说“格人”了。考古学家不仅仅研究物，真实的目的还是要研究人。
考古学家探究过去，一方面为了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为了回答现实问题。我们固然可以说为了知道而知道，为了学术而学术——所有学科都有这样的意义；我们也同其他学科一样关注现实。比如我们生产有关人类过去的科学知识，从此摆脱推测、八卦与神话；我们还参与社会工程，为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添砖加瓦；我们还在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为往圣继绝学”，文化传统不仅仅见诸文字，更铭刻于具体的实物材料之中——这正是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考古学家也是生产者，除了像农民一样在野外经受风吹日晒，也像工人在生产线上似的围绕数以万计的遗物进行日复一日的整理，也像科学家一样在实验室中运用仪器设备观察，还会像哲学家一样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就着一杯茶或咖啡玄想。这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问。很简单，也很复杂；很科学，也很文艺。
最后，考古学家所说也就“成一家之言”了。在我们当代的语境中，所说可以泛指一切的表达，包括见诸文字的，也包括那些不见诸文字的，而“成一家之言”可以泛指能够成立、接受或传承的表达。在这方面，考古学家应该是最豁达的，无论多么宏大的表达，经过时间的磨砺或折腾，最终剩下的都是雪泥鸿爪。我们并不期望任何表达都能永恒，但是会期望表达之中有那么一点坚韧的内核，经得起岁月的侵蚀。这或许是“一家之言”最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