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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去贵州的贵安新区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去贵阳，所见所闻让人印象深刻。
学术会议的第二天是参观，去看考古发现的展览、洞穴遗址与标本，以及一处屯堡。展览所在的博物馆在贵安新区的一个文化村中，建筑很有民族特色，时间紧，来不及细看。然后去牛坡洞、招果洞，牛坡洞是一处近年来发掘的有多个时期文化层的重要遗址，特别是包括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在内。招果洞的位置比较偏，大客车走起来很有点困难。我们路过一处三线建设的工厂遗址，厂房、工人住宅、俱乐部，还有带亭子的小公园、篮球场等全都废弃了。若非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置信。的确，在这么偏僻与交通不便的地方办工厂，成本是难以接受的。当地农民的房子都修得不错，基本都是二层小楼，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门口，村子也比较干净（村口有垃圾箱）。
照理说我不应该感到惊奇，从事考古工作总不免会去许多地方，而贵州之行确实与我脑海中的刻板印象有很大反差。中学地理教材中的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俨然集穷山恶水之大成。历史记载中的贵州似乎也不那么美好，首先浮现于脑海的就是瘴疠之地，再就是落后。读王阳明的《瘗旅文》也能感受到疾病的可怕。十年前到大洞，登上遗址边上的石头山，看到当地百姓在石头缝之间有点土的地方也种上几棵玉米，加之一路上盘山土路，更是印证了教材的说法。然而，此次所见，到处像大工地，沿着高速公路，工厂连绵不断，美丽乡村建设也有了成效。
对于我这样一个史前考古研究者来说，更有兴趣的是长时段的历史变化。贵州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呢？我们有关贵州的刻板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十多年前，我用宾福德的文化生态模型模拟研究中国的狩猎采集者，这个模型假定在当前的气候条件下（降水、温度、离海洋的距离等）如果有狩猎采集者的话，他们将如何应对环境的挑战，模型的基础是宾福德对近400个民族志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的研究。模拟的结果很有意思，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现在是人口密集地区，而按照模拟却是不适合狩猎采集者的，也就是说，如果依赖狩猎采集的话，这里能够支持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如果环境恶化或是人口增加的话，这个地带的人们首先会遇到生计压力——这正好解释了农业起源为什么首先会出现这些区域。考古发现也已证明，最早期的农业都是在山前地带、山间盆地区域出现，之后不断向平原地区扩张，因为这里有更平坦、肥沃和便于灌溉的土地。
在中国范围内，最适合狩猎采集者生活的区域在哪里呢？就是在云贵地区！这的确跟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有点违背，不是说这里是瘴疠之地吗？不是说这里极其贫困吗？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我们的历史知识基本都是农业时代积累下来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农业社会的问题，并不是狩猎采集社会的问题。农业社会，尤其是作物种植农业是需要定居的，定居下来，耕耘土地，时时照料，才有可能获得丰收。定居同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水污染，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死尸等都会分布在村庄里或是附近，蚊虫由此滋生；更糟糕的是，人们固定生活在这里，农业群体的人口密度比狩猎采集者更大，群体规模也要大得多，病菌的传播成为可能。霍乱、疟疾、痢疾等都是致命疾病。1938年有位西方探险家穿越海南岛，雇了数十名挑夫，最后仅剩一人，大多数人感染了疟疾。历史上所谓的瘴疠，其实就是类似的传染性疾病。
狩猎采集时代其实没有这样的问题，群体的规模不大，一般不超过25人（人类学家称之为“神奇的数字”），而且居住十分分散，每百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一般不会超过9个人。所以即使感染了病菌，消失的也只是某个群体，很难广泛传播开来。狩猎采集者居无定所，他们在一个地方居留的时间有限，如果营地很脏的话，他们就会迁徙离开，根本不给病菌以可乘之机。因此，困扰农业群体的疾病问题并不会影响狩猎采集者。
狩猎采集者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丰富多样的可以狩猎的动物、可以采集的植物、质地优良大小合适的石料、可以遮风蔽雨的庇护所、便于收集的燃料以及清洁的水源。试想一下，你只是在一个地方停留若干天，你有必要盖一栋房子吗？自然不需要，但是你还是需要遮风蔽雨的地方。贵州众多洞穴可以供人们选择，大的可以容纳千余人，还有无数的岩厦可以利用。这里地形起伏，同等面积比平原地区有更多的可利用空间。环境较为稳定，更新世的气候变化对这里的影响相对较小。再者，亚热带山地环境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这里还是河流的上源，水质优良（茅台酒靠的就是好水）。遍地的山石、河流砾石以及夹在石灰岩中的燧石结核能提供便利的、上佳的石料。哪里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我称之为“狩猎采集者的天堂”。
工商业时代需要便利的交通，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东南沿海最为繁荣发达；农业时代需要肥沃与便于灌溉的土壤、合适的降水与热量条件，所以平原地区最为富庶。贵州地处内陆地区，山岭逶迤，开展工商业活动成本较沿海地区更加高昂。想想那些三线建设的企业，最后不得不放弃，道理再简单不过。这里也不适合农业，平地稀少，灌溉困难，定居之后所带来的疾病压力巨大。这些原因导致了历史上贵州贫穷落后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贵州从来如此。工商业社会的历史不过两三百年，农业社会的历史不超过万年，而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超过百万年。换句话说，假如中国的历史有100万年，贵州可能领先了99万年。狩猎采集时代，贵州就好比工商业时代的北上广。
一条有三线建设工厂的山沟
我们何以知道贵州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日子过得不错呢？除了上述硬件条件之外，还需要有考古证据。一般地说，当一个物种适应比较成功的话，就可能产生适应辐射，形成较为多样的形态，如马达加斯加岛的狐猴。类似地，一个人类群体适应比较成功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更加多样的文化形态。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贵州是符合的。这里的旧石器时代拥有相当多样的石器“文化”（或者说石器工业）。虽然目前的发现还不是很多，但每个遗址的材料都各有特色。有理由相信这里会发现更加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招果洞遗址
贵州的旧石器时代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当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已经起源数千年后，贵州的考古遗存仍然保持着旧石器时代的面貌，因此张森水先生用了“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一词。这个词用在贵州非常合适，我们不能用“中石器时代”（特指具有水生资源利用的、介于旧新石器时代之间的时期），也不能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特指有农业起源的情况）。显然，贵州地区人类不可能不知道周边有农业社会，但是这里依旧坚守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然而，面对强势的农业社会，贵州地区也在发生改变。从牛坡洞的情况看，第一期（按《考古》报告的分期）仍以细小石器为主（有点模仿细石叶技术的意思）；第二期，也就是距今8000年后开始出现强化采食经济（intensified foraging），明显的标志是出现较多带凹坑的敲砸器，统一的形制表明它们可能加工的是同一类果实。集中利用某一类果实如橡子就是典型的强化采食经济。陶器的出现是另一个明证，陶器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与强化相关的，这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材料的支持。还有一个证据是精致的磨制石锛/石斧，这类器物很有意思。这里磨制石器的出现没有经历磨刃、琢制、琢磨结合再到通体磨制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下子就发展到了精致的磨制工具阶段。精致化通常是与社会分层相关联的，似乎可以认为这里的狩猎采集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
农业最终还是在贵州出现了，虽然时间比较晚，资源县晓锦遗址的稻米可以为证。为什么史前贵州一直抵抗农业呢？历史时期贵州农业社会的发展表明在这里采用农业没有优势。然而，面对农业社会在人口、技术、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优势，贵州还是采用了农业。就像进入工商业时代，这里也不得不进行工业化一样，虽然成本更加高昂。进入21世纪，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化时代。贵州似乎很适合这样一个时代。交通已经不是问题，基础产业也差不多解决了。这里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的优势日益显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贵州在第四个历史阶段中能够焕发新的生机，近些年贵州的迅速发展似乎已经初步显示了这一趋势。
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为“文脉所系，人文贵安”。当代考古学发展的人文转向也是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召开这么一个会议除了扩大影响之外，其中还有一种期许。我们衷心希望，贵州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新发展模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