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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又是雾霾天，不禁想起了城市这个人类的文化生态单元。
文化生态单元，不是一个很好的叫法，对应的自然科学概念应该叫作niche，也就是“生境”或“生态位”的意思，但是把城市这么一个彻底人工的东西用生境或生态位来称呼，很是有些别扭，于是将之命名为文化生态单元。我没有将之称为空间，因为城市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生态空间形式。
考古学研究的八大范式中有一个生态范式，最近这些年开始流行一种新的理论，叫作“生境构建理论”。这个理论提出，人类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环境，农业起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南方的稻田土就是经过人工改造后形成的。这个理论有点融合了能动性（agency）理论的内容，即人并非被动的适应者，而是主动的、具有能动性的创造者。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色彩浓厚的生态范式也受到了考古学“人文转向”的影响。
适应是被动的，构建或曰营造是主动的。一般是很好区分的，但是涉及具体案例的时候，还真不好识别。比如说南美亚马孙丛林的纽卡克人，他们经常迁居，每到一地，砍伐居住地周围的灌木，抛弃包括植物种子在内的垃圾。废弃物成为肥料，砍伐后的土地漏进阳光，于是植物种子有机会长大。假如长此以往的话，那么森林中有利于人类的植物就会越来越多。有趣的是，这并不是人类有意为之的。研究者称之为流动生产。这是适应还是构建呢？说是适应？人改造了环境！说是构建？人又是无意为之的。这个例子说明在适应与构建之间是有灰色地带的，当然，构建还是存在的，它涉及人的主观选择，通俗地说，就是自找的。
某年暑假中，我到宁城工作站研究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哈民忙哈遗址位于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带，距今5000年前后，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这是一处聚落遗址，总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规模不小。哈民忙哈遗址以发现房址内大量堆弃的人类骨骸闻名，目前整个聚落发现的骨骸数量已有230余具。房址内密集堆放的骨骸显然是人有意安置的，说明死亡的时间相当集中。关于死亡的原因，较多的证据指向流行疾病。从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组合来看，农耕工具不发达，但也有一些，如双孔石刀与蚌刀。石器工具分析支持一种多元经济方式，狩猎、采集尤其是根茎采集，仍旧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比农业的地位还要重要。按照这样的经济生产方式，比较理想的居住形态应该是分散居住的，避免对一个地方施加压力。然而，哈民忙哈遗址的古人选择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他们聚居在一起。按照遗址的规模与发现的死亡人口（假如疾病的致死率为30％，比如鼠疫）推测，聚居总人口可能上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周围的自然资源必然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某些利用价值很低的动植物，也可能成为利用的对象。
红山文化晚期走向崩溃，其后没有明显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我曾经比较过华北与辽西史前农业的发展环境，华北地区到仰韶时期史前农业已比较成熟，扩散到了华北平原地区，借助华北平原便利的耕作条件，得到更大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辽西地区史前农业若往较为平坦的地区扩展的话，那就是科尔沁沙地地区了。显然，这里不稳定的气候、瘠薄的土壤对农业发展来说都是瓶颈，即便有现代技术支持仍是如此。红山文化衰落，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从前大范围统一的器物风格为多样的风格所取代。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群体分离出去，进入某些从前很少利用的地区，就像哈民忙哈遗址所在的科尔沁沙地。在农业生产的边缘环境中，先民继续采用从前的聚居方式，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某些危险的资源。那些凶猛的食肉类动物是看得见的威胁，人们可以选择规避；但那些看不见的凶猛威胁，如细菌与病毒，人们无法逃避，于是，悲剧发生了。表面上看，辽西与华北的环境差异决定了文化的命运，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人类的选择。如果哈民忙哈的先民不选择进入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区，如果不高度聚居，如果不利用那些危险的资源，那么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自然景观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中的遗骸
当人类进入城市时代之后，人口高度密集，这给微生物的传播以极大有利的条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这句话当成主题。然而在城市化的初期，城市是悲剧的中心，伦敦、巴黎都曾经历过垃圾围城的历史，霍乱流行，空气污浊有毒，居住条件恶劣。雾都伦敦大概是最有名的了，1900年前后，写《四季随笔》的作家乔治·吉辛说白天走路就像是在晚上，书中充满了一个作家对青年时代食不果腹、居住空间极为逼仄的回忆。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西方城市的环境大有改善，连泰晤士河都有了鱼。城市，作为人类的文化生态单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营造过程。城市生活便利、资源密集，无论是文化生活，还是医疗条件，都不是农村所能比的，但是污染、拥挤、生活成本高昂等又使城市让人望而却步。经过数百年的营造，西方社会逐渐摆脱了城市明显的负面色彩，营造出一种宜居的人类文化生态单元。
现在轮到中国面临城市化的困境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无疑很严重，然而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文明”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形成，“文明”，其实就是城市生活的代名词。城市空间拥挤，公共空间有限，不能容忍人们随地吐痰、让狗随地便溺、拿着手机大声打电话、不分场合随意抽烟，更要命的是无法选择的空气，所有人都承担着人肉吸尘器的功能。还有垃圾，几乎每个城市都面临着垃圾围城的问题。当然，中国城市的命运并没有设定，关键还在于营造，我们需要营造出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
城市并非人类唯一的文化生态单元，更早是农村。中国在这个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留下了非常丰厚的文化财富，可惜我们现在关注不多。“风水”就是这一文化生态单元的理论基础，它体现了农业社会在文化与生态之间最大程度的和谐。所谓循环经济，在讲究风水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已经实现了。那里几乎没有废物的概念，有机废弃物会变成肥料送到田间，田间的废弃物会用来养鱼，即使是流到海里的废弃物，也会被海滨养殖场再利用一次。农业时代的文化生态单元就是那一个个讲究“风水”的村落，如今在皖南、浙江还可以看到，它们都是我们的祖先营造出来的。中国完善的风水观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点点滴滴地发展起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聚落。成功的背后并非没有失败，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哈民忙哈遗址，不适当地利用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天灾中都有人祸的成分，现代城市社会如此，古代农村社会也是如此。
作为考古学研究者，我们自然而然要往更早的时候追溯，目前已知最早一次变革是人类开始对热带稀树草原的适应。在这样的文化生态单元中，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开始发展更复杂的工具（如制作石器）、协作狩猎与分享食物（包括吃那些旱季死亡的动物尸体），开始群体防卫以应对捕猎者的威胁，人类社会逐渐形成。若是从适应的观点来看，似乎这一切都是环境决定的。然而，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想一下，即便对于灵长类而言，在热带稀树草原上生存，直立行走、制作石器以及狩猎都不是必要的策略，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来自狒狒，这种动物就能很好地适应热带稀树草原环境。我们还不敢说人类祖先的选择是基于自由意志，但是其中应当不乏意识（consciousness）的作用。等到人类掌握了火之后，他们也就掌握了营造自己的文化生态单元的能力。火作为一种超越人自身肉体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环境。而火的利用与掌握，绝不仅仅是适应的产物，更应该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每一次生境的变化，都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生活在热带稀树草原上的灵长类并不只有人类祖先一个物种，但只有人类获得了成功。回到我们当今生活的城市中来，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我们也必须把城市营造得更好。因为我们要么将之营造成宜居的文化生态单元，要么它将成为文明的坟墓，将我们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