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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我一本心理学著作《雄性衰落》［ Man (Dis) connected ］，由津巴多和他年轻的妻子所著。津巴多以疯狂的监狱实验闻名，实验表明在一定的情境中，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可以想见他高度重视环境对人的塑造。如今他注意到新的技术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这一次他发现，男性更容易沉湎于虚拟现实之中，进而导致无法应对真正的现实问题。我不是一个新技术的粉丝（我不会玩游戏），但是我也深切体验到丰富的网络空间是排遣或是逃避压力的好地方，看看电影、视频、新闻等，时间过得飞快。与此同时，因为浪费时间导致的心理挫折也在迅速增长，精神陷入痛苦之中。我们自然都知道，技术进步不能说是坏事，但它显然是双刃剑。作为一名人类文化进化的研究者，我不由自主地会从整个人类进化史来看类似问题。从考古学的超长时段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也许应该从概念开始思考。当代学者反思技术社会的影响时，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叫作“异化”。哲学上，异化是指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进一步延伸思考的话，所谓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可以指“文化”——作为人类适应手段的文化。再进一步说，这句话就类似于，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确定了人。我用了“确定”这个词，不是很好，具体的意思应该包括规范、指引等含义。这么表达的时候，给人一种印象，文化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实际上人已经为文化所渗透，比如狼孩，虽然有人的体质，但是没有经历过文化生活，我们也就很难接受他或“它”了。可以说，人凭借文化而存在。文化出了问题，也就是人的存在出了问题。
从人类进化史上来看，情况就变成了文化进化的问题。人类文化的进化存在一般性的趋势，萨林斯称之为“一般进化”；与此同时，人类文化进化过程还存在分化乃至特化。有的地区文化似乎长时间停滞，还有的地区文化最终消失或是融入其他地区文化中。文化进化本来与人的异化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然而，跨越学科界限来思考，却别有一番意思。设若异化是当代社会的问题，那么人类历史的更早时期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如果存在同样的问题，人类又经历了怎样的“正确”抉择呢（若不正确，我们就不可能存在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也许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系列的异化构成的。
人类的故事始于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直立行走。人类的表兄弟大猿们都没有迈出这一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步固然重要，但跟同样两足站立的鸟类相比，人类的行动能力并不见得更高明。鸟类超越了陆地的障碍，有些鸟类在迁徙季节能够飞行上万公里，直立行走与之相去甚远。直立行走的关键意义是解放双手与更依赖社会（把头脸与身体最柔软的腹部暴露在外，人类因此更依赖群体防卫，更需要社会交流）。人类在工具制造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了现在，能够把国际空间站送上太空，“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人无虎豹的爪牙、牛马的消化能力，但人制作工具，会用火。人制造了工具，工具也造就了人。工具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人在做事的时候需要工具，而且人的思维也为之所塑造。当代社会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科学，经过多年的教育，我们的思维也彻底地科学化了。按照工具理性，自然就像一个机器，一个为人所认识、所操纵的机器，可以生产所需要的东西。
有了工具，人类就能够利用一些其他大猿所无法利用的资源，比如植物根茎。根茎可以在秋冬季节利用，它的分布可以到北纬50度左右，早期直立人因此能够生活在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170万年前）与中国的泥河湾（约160万年前）。再比如动物的尸骨，即使食肉类动物啃咬过，人类还可以敲骨吸髓，还可以用石片削下一些残羹。当然，利用这些资源，有火会更好！烤熟的骨髓是极其鲜美的，根茎通过火烤能够除毒，也更有利于消化。匠人、能人、直立人就是沿着这条路发展的。人类会用火，也就掌握了改造自然的力量。按照澳大利亚土著的说法，火是清理自然的工具，常烧、微烧，到处冒烟，土地因为焚烧而干净，因为焚烧后的土地才能生长人类所需要的东西。作为利用野生资源的狩猎采集者，他们实际上也构建了自己所生存的环境，这也就是当前所流行的“生态位构建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所强调的。
人造就环境，环境造就人。这样的说法其实也适合许多其他物种。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还要更丰富一些，甚至可以说，人就是环境，环境就是人。或者说，人就是物，物就是人。什么意思呢？人是一种具有精神世界的物种！“精神”就是人异化的产物。为什么会形成精神世界呢？目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认为这是现代人诞生之后形成的，现代人改变了传统上人与物的关系，从前物是人所利用的工具，而今物可以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人本身。当一个人面对一件信物的时候，就如同直接面对这个人。的确，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按照克莱夫·甘布尔（Clive Gamble）等学者的说法，人类社会群体是不断扩大的，而最亲密的圈子人数很少能够超过5个人，因为要维持这样的圈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梳理行为（grooming）。人类社会的圈子还有“3倍”这样一个魔术数字，即15人（比good friends关系更好）、50人（good friends）、150人（friends）、500人（你可能认识的人）。人类社会群体在扩大过程中，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仅仅依靠身体的接触，甚至都不可能经常见面。象征（symbol，又译作符号）的诞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交往的效率。更有意义的是，象征符号能够把前人的知识经验传承下来，能够在不同人之间共享。无数前人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人类的生存越来越依赖学习。
按照这样的观点，所谓精神生活就是这种社会化过程的衍生产品。而如今，我们可以因为精神上的原因，放弃现实生活，完全进入宗教之中，如皈依佛门、当传教士等。人还会因为精神原因自杀，比如瑞士这种天堂般的国度，自杀率在世界上却是名列前茅的。把精神视为人的异化似乎有点超越了异化的含义。不过，人在演化过程中发展出了精神，而精神也成了人存在的支柱（我们只说物质是基础，精神则是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生活乃是人最大的异化，有了它，如颜回之徒，可以“一箪食，一瓢饮”，还不改其乐；有了它，如革命者，可以吃草根，嚼皮带，抛头颅，洒热血。精神彻底把人与其他高等灵长类动物分开，人彻底摆脱了动物状态，让人真正不同于其他物种了。
许多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将人的精神化视为异化的表现，而更愿意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么，农业的出现的确符合这个标准。从前我们把农业视为一种文化的进步，一种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了解到，农业出现，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劳动方式更加单调，营养状况降低而非提高，生活环境更加恶劣（饮用水很容易被污染，传染病更多）。当然，不能说没有好处，人终于可以生产食物，而不总需要出去寻找食物了。食物供给有了保障，人口爆炸！地球上的各种环境中都开始有人生存了。人焚烧森林、草地，排干沼泽，构建起自己的生态环境，人开始脱离自然。如今我们经常怀念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并不自然，在人的历史上所占的时间不到1％。人从自然之子变成了田园之子，从灵巧的猎人变成了拙实的农夫。
农业带来的最大变化不仅仅是食物，更在于社会关系。因为农业能够形成生产剩余，农业依赖土地。于是，社会关系复杂化有了物质基础与发展途径。生产剩余养活了若干不事农耕的阶层——官吏、士兵、巫师等。控制土地就能控制劳动者，就能控制社会关系。农业带来的生产剩余与人口增长使得更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处理，换句话说，就是权力关系的复杂化。农业社会出现了人身依附关系，某些人居然要从属于另外一些人，包括人身自由、劳动，甚至是子女。农业社会“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伊恩·莫里斯的说法，农业社会能够高度容忍等级。观察一下周围，的确能够感觉到农业社会的残余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当我们进入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之后，这种残余的权力关系让人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工商业时代对人的异化就不用说了，太多的哲人做过反思。人制造了金钱，但时常成了金钱的奴隶。人制造了生产线，不幸也成了生产线的产品。人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制度，于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制度化的面孔，真是不可思议！如今我们又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传递的便捷导致信息爆炸，随之产生了高强度社交综合征与截然相反的自闭症。真实与虚拟的分界正在消解，沉湎在虚拟世界中的男性正在衰落。
人或许一开始就是异化的产物。人的世界一方面需要适应调整，另一方面又需要迎接挑战、开拓创造，后者或许就是人最大的异化。只要人存在，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要行动，就可能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