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心之德、爱之理

在乾道五年（1169）己丑之悟至乾道八年（1172）的数年间，朱子藉清算历史上特别是程门后学的各种仁说，逐渐形成了对“仁”的一套系统看法。其中蕴含诸多方面的义理问题：一方面与其理气论有不少牵涉，另一方面也是最为主要的方面，则是与其心性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一方面他从天理天道的本体论角度来审视仁学问题，另一方面他更关注的则是“体仁”工夫如何可能的问题；一方面他要在字义训诂上解决何谓“仁”的名义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仅止于此，而要在总结和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精神的同时，更上一层楼，从本体与工夫融会贯通的新视野来重构儒家仁学。

那么，在《仁说》中，“仁”是被如何重构的呢？朱子开宗明义地指出：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

这段话可谓是《仁说》的纲领。关于第一句“天地以生物为心”，我们准备在下一节来专门讨论，这里将集中探讨第二句“心之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爱之理”的问题。

在“请试详之”之后，朱子用四段文字来展开论述，依次是第二段“盖天地之心”，第三段“盖仁之为道”，第四段列举了孔子的五句话来回应“此心何心”的问题，第五段采取“或曰”的方式来解答“以爱为仁”的问题，其中出现了“爱之理”三字，用以“名仁”。出于论述上的逻辑需要，我们将首先探讨“心之德”和“爱之理”的问题。这里先将第五段的全文抄录如下：

或曰：若子之言，则程子所谓“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者，非欤？曰：不然。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而子顾以为异乎程子之说，不亦误哉！

朱子对问题的设定已经表明“以爱为仁”能否成立乃是问题之关键。而此设问的一个思想背景便是自程颐说出“不可以爱为仁”之后，程门后学变得谈爱色变，纷纷反对“以爱言仁”。然而在朱子看来，这是莫大的误会，他认为程子所反对的只是“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言外之意难道说，“爱”还有“已发之爱”与“未发之爱”之分吗？

依朱子的看法，既非“以爱名仁”亦非“爱之未发名仁”，而必须说“爱之理”才是完整的表述，故云：“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这是朱子对“仁”所下的最为明确的定义性描述。 其中的关键词是“理”，显示出朱子理学的强烈色彩，仿佛朱子是在以理释仁，如同他以理释天一般。的确，倘若仅凭这里的文字表述，或许“以理释仁”是朱子仁学的一个指向，但是严格来说，与朱子以理释天——如“天即理”——的思路不同，朱子以“爱之理”为仁，并不意味着“理”字可以用来直接规定“仁”，这是其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

至于“未发之爱”，这是涉及如何理解“爱之理”这一概念的关键。朱子在上引“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之后，接着就开始讲“盖所谓情性者”的性情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先来看朱子有关“未发之爱”的论述：

以名义言之， 仁特爱之未发者而已 。程子所谓“仁，性也；爱，情也”，又谓“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见矣。其所谓“岂可专以爱为仁”者，特谓不可指情为性耳，非谓仁之与爱了无交涉……

这是从名义角度指出仁者是特指“爱之未发”而言的。接着朱子引用了程子的两段话，意在强调仁与爱分别属于性情两个不同领域，由此便可得出“仁特未发之爱”的结论。朱子之意在于指出：由于性为心之未发，情为心之已发，而仁属性、爱属情，故仁必属“爱之未发”——情感未发状态之下的性之本体。唯有如此，一方面可以清楚区分仁与爱，不至于混淆仁性与爱情的不同，与此同时，也可说明仁并非与爱全无交涉，只是爱之情尚未发动而已。故朱子接着引用程子“岂可专以爱为仁”之说，并对此做了全新诠释：程子此说绝非主张仁与爱“全无交涉”，而是告诉我们不可混同性情——即“不可指情为性”而已。

在壬辰（1172）与张栻《论仁说》书信中，朱子又说：

……却于已发见处方下“爱”字，则是但知已发之为爱，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

《语类》中也有不少相关表述：

仁是未发，爱是已发。

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后，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

所谓“爱之理”者，则正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

这几段话更是直接用未发与已发来分指仁与爱。至此我们已经明确朱子之所以拈出“未发之爱”的概念，其旨意在于揭示“爱之理”的真正内涵。从中可见，朱子对“仁”的思考是从本体论角度出发的，当他将仁认定为性之本体，就势必推出“仁即理”的结论，故有“仁是理”“仁是天理”等等说法，不一而足，他甚至断言：仁“只是一个浑然天理”，“仁是本有之理”。 朱子还用体用这对概念来进行解释：

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

“爱之体”应与“爱之理”同义，相对而言，爱则是“仁之迹” 而不是“仁之体”。这些说法都表明仁须置于本体领域来审视的思维特征，也是朱子对二程以来的“仁道”“仁体”之思想的继承与拓展。按朱子的体用论思维，仁乃性之本体，性体即理，本是未发，而其所发则为情，爱作为情，必有其“体”作为依据，必是性体之发，否则便会落入肆情溺爱之结果。重要的是，仁之本身有体有用，未发之爱即仁之体——性之体，已发之爱乃仁之用——性之用。所以说：“‘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 这里已将何谓“爱之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朱子撰成《仁说》后，在与张栻论仁过程中又指出：

仁乃性之德而爱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爱。（原注：义、礼、智亦性之德也。义，恶之本；礼，逊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义，故情能恶；因性有礼，故情能逊；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尔。）

这里“性之德”当与“心之德”同，而“爱之本”即与“爱之理”同义。

与“爱之理”引发众多争议相比， 关于“心之德”的争议却不多。大致而言，“心之德”有三层意思：

首先，仁是心中之德，换言之，仁是德之在心者。但此心有广狭两义，就狭义言，专指人心，如仁“乃恻隐之心”， 此义较易理解；就广义言，则指“天地生物之心”，就“心之德”主要涵义来看，盖指心有生生之德，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别无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 因此，“心之德”正是为了表明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详见后述）。

其次，关于心之德与爱之理的关系，朱子指出这两种说法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是“专言”，后者是“偏言”。所谓“专言”与“偏言”，原是程颐的说法：“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 朱子的具体解释是：心之德是专就仁的统体而言，故称“统言”又称“统看”，可包仁义礼智四德；爱之理则是“分言”又可称“分看”，是就仁义礼智之性的作用而言。经过这样的区分，更加明确了“心之德”是专指“仁”的基本特性，即“只是仁专此心之德”。 不过，这种区分并不意味仁有两种，从根本上说，“爱之理便是心之德”“爱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别有个爱之理”。

再次，“心之德”是为表明仁不可直接等同于心，如同“爱非仁，爱之理是仁”一般，“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如所周知，孟子有“仁，人心也”之说，朱子认为孟子此言绝非定义语而是指示语，是使人由“人心”而见“仁”之“不可须臾失矣”。 换言之，所谓“仁，人心”，只不过是“要就人身上说得亲切，莫如就‘心’字说”，这表明孟子是“兼体、用而言”。 显然，“心之德”是对孟子“仁，人心也”的重新诠释，以免后人误将心与仁画等号。所以朱子断言“仁，人心也”只是说“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训仁”。

总之，朱子《仁说》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可谓是儒学史上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其意义在于：经过朱子的重新诠释，仁既非心字亦非爱字可以定义，由此避免仁被理解为只是一种（道德上）感情表现，与此同时，仁又必然经由心与爱才能呈现作为人心之德、仁爱之理的意义，故又不能仅以德或理的本体观念来限定仁的意义，以避免仁的纯粹抽象化或纯粹观念化，否则的话，仁便成了“死理”了（如牟宗三、李泽厚所批判的那样）。也正由此，故朱子再三强调两层意思：心虽不可直接名仁，但又“不是心外别有仁”； 爱虽不足以训仁，但仁又“主乎爱”。尽管德或理在朱子思想中，具有本体义而不免抽象性，然而正如上述，如果德与理脱离了心与爱，不仅不足以言仁，更是对仁的片面理解。因此，“心之德、爱之理”六字才是“仁”整体意义的展示。 NziRiy3pYikWClC62Q7ko6yLggkJ2i4EkVq9zl9slqBfDv1J1enJpZn2Xv4d9t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