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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诗人来说，以下问题无法回避。我们的写作处于怎样的影响之中？我们是在怎样的范围内从事写作的，我们所写的是世界诗歌，还是本土诗歌？我们的诗歌是写给谁看的？也就是说，包含在我们写作中的阅读期待是些什么？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
汉语诗歌写作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哪些特征，起到过什么作用？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国内近几年的情况看，诗歌界受到外来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文学中强调个人价值和悲剧精神的新约传统的影响，也有主要根源于犹太神秘教义的，强调整体历史感受的、启示的而非美学的旧约传统的影响；既有强烈的希腊意识的影响，也有表面效果受到削弱的拉丁精神的影响。后者显然又是与具有启蒙精神、切合实际、将人之常情与适度的等级意识融合起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以下五个语种的诗歌写作对我们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德语。我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来说明这种影响。我所说的不仅是实际写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而且是指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精神成长和想象力、判断力、创造力的形成产生过真正作用的影响。但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所有这些影响在融入我们的本土写作后，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我不认为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会使我们的写作成为殖民写作。说我们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意味着“拷打良心上的玉米”和“为玉米寻找一粒玫瑰的种子”是有道理的，说它是出于另外一种考虑也同样有道理：
马如此优美而危险的躯体
需要另外一个躯体来保持
和背叛
正如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所演奏的富有说服力、洋溢着发明般的狂喜的巴赫（J.S.Bach）已经不是巴赫本人，隐匿在我们写作深处的叶芝（W.B.Yeats）、里尔克（R.M.Rilke）、庞德（E.L.Pound）、曼杰什塔姆（O.E.Mandelsam）和米沃什（C.Milosz）等诗人也已经汉语化了、本土化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在各自的母语写作中原本是什么，而是在汉语中被重新阅读、重新阐释之后，在我们的当前写作中变成了什么，以及在我们的今后写作中有可能变成什么。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不同语种的上下文关系的根本变化。当然，我们的误读和改写，还包含了自身经历、处境、生活方式、趣味和价值判断等多种复杂因素。实际上每一个诗人的写作，每一语种的文学史也都包含了其他语种文学史的影子和回声。这本来是一个常识的问题，但对中国当代诗人来说它还有另一层含义。这是因为，来自主流文化的影响，总是试图把我们的写作纳入在我们的写作之外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和批评框架中去描述和评价。我的意思是，西方理论思潮（主要是法国的和英美的新思潮）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中国的批评界，而且在国内诗歌界已经日益显示出来。这对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萧开愚在最近一期《反对》的编者前记中说：“当诗追求转瞬即逝的、从偶然的具体情境中产生的临时语法时，或者已受到了以追踪的速度变化为常规的文论的吸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理论新思潮通过改变我们的实际阅读，并且通过强加给我们（往往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某种前所未有的阅读期待（这一点特别重要），已经对我们的写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除了关注怎样写作，我们也开始关注写出来的作品实际上是怎样被阅读的、我们希望它们应该被怎样阅读。换句话说，阅读成了写作的一部分。我不仅是指普通读者的阅读，也不仅是指批评家的阅读，我尤其是指我们自己怎么阅读已经写出的作品，以及对将要去写的作品抱有什么样的阅读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这种阅读期待包含了以下众多驳杂成分：准备、预感、自我批评、逾越、怪癖、他人的见解和要求、影响的焦虑、对离心力的强调、涂改、变化、吹毛求疵、反对和颠覆力量。以往的文学革命通常都是写作革命，这种状况以后会不会反过来：先有了某种阅读期待，然后把它们强加给写作，以此促成写作风尚的变迁和革命？
写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意味着我们所写的不是什么世界诗歌，而是具有本土特征的个人诗歌。所谓阅读期待，实际上就是可能的写作，即先于实际写作而存在的前写作，其内部包含了交替出现的不同读者。例如，有依赖于历史上下文关系的阅读期待，也有置于现实上下文关系的阅读期待；有集体的阅读期待，也有个人的阅读期待；有写作自身的也有来自其他话语系统的（文学批评的、政治的、语言学的、民俗学的）阅读期待，凡此种种，其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要深入讨论这些阅读期待对写作趋势的影响需要另写一篇文章，这里我只想排除两个写作方向：为群众运动写作和为政治事件写作。这两个方向都有可能使诗歌写作变得简单、僵硬、粗俗和歇斯底里，而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诗歌毕竟是一门伟大的技艺，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一件让人梦绕魂萦的事情。因此，在转型时期，我们一代诗人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它们都是青春期写作的遗产。福柯（M.Foucault）提出的“普遍性话语”
代言人，以及带有表演性质的地下诗人，这两种身份在1989年后对于国内诗人都变得可疑起来，它们既不能帮助我们在写作中获得历史感，也不能帮助我们获得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因此，国内大多数诗人放弃了这两种身份。年轻的北京诗人臧棣（戈臣）在《霍拉旭的神话：幸存和诗歌》一文中对“幸存者”这一提法的消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当然，任何读者都能很方便地从我们近年的作品中找到现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政治因素，这是因为政治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我们必须承担的命运的一部分。强调政治写作神话的终结是一回事，注意到政治并非处于生活和写作之外，也非缺席于生活和写作之中是另一回事。现实感对诗歌写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强调写作的阶段性活力就是为了获得现实感。但是，不能说现实感只是在政治阅读期待中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政治阅读向诗歌索取的是它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它们往往是临时塞进阅读所引起的联想和错觉中去的，因此，政治阅读是一次性的、单方面的、低质量的，难以在文学史上生效。真正有效的阅读应该是久远的历史阅读与急迫的当前阅读重叠在一起。一方面，我们反对把我们的作品当作法律条文一样的东西来阅读，从中排除掉诸如处境、经历、乡愁、命运等现实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强求阅读置身于与我们相同的处境来读我们的作品。诗歌中的现实感如果不是在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和历史参照中确立起来的，就有可能是急躁的、时过境迁的。苏联政体崩溃后，那些靠地下写作维持幻觉的作家的困境是值得深思的。我认为，真正有效的写作应该能够经得起在不同的话语系统（包括政治话语系统）中被重读和改写，就像巴赫的作品既能经得起古尔德的重新发明，又能在安德列斯·希夫（Andras Schiff）带有恢复原貌意图的正统演绎中保持其魅力。当然，我们离经典写作还相去甚远，但正如孙文波在一篇短文中所说：“没有朝向经典诗歌的产生的努力，诗最终是没有意义的。”
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某种先于写作而存在的乌托邦气质的前阅读，也许有助于写作的历史成长和个人成长。因为这种悬搁于写作上方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阅读，这种幽灵般隐而不显的阅读，能够使我们写作中的有效部分得以郁积，围绕某种期待、某个指令、某些听不见的声音组织起来，形成前写作中的症候、压力、局限性、歧义和异己力量——这些都是创造力的主要成分。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这一命题中的“自己”其实是由多重角色组成的，他是影子作者、前读者、批评家、理想主义者、“词语造成的人”
。所有这些形而上角色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真实身份：诗人中的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迫不得已的。我们当中的不少人本来可以成为游吟诗人、唯美主义诗人、士大夫诗人、颂歌诗人或悲歌诗人、英雄诗人或骑士诗人，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知识分子诗人，这当中显然有某些非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所说的知识分子诗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经带有工作的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因为我们既不属于行业化的“专家性”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也不属于“普遍性”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
福柯在书面专访录《真理与权力》中指出：“曾经是知识分子的神圣标志的写作的界限消失了，……作家的活动已不再处于事物的焦点。”
我想，这不仅是指从事写作（尤其是从事没有用处的诗歌写作）的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也是指知识分子写作者在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在国家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显然是政治话语而非文学话语，前者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擦去”后者的影响。一是通过把思想变成群众运动，并使思想的表达过程与语言标准化进程相吻合的方法，辅以行政手段，把可能对政治话语造成危害的诗歌写作排除在国家生活之外。二是通过调动新闻界、出版界和电视界等国家宣传机器，制造出消费性质的大众阅读市场，去掉阅读中的精神性、个人性、时间性和距离感，把大众的阅读需要变成物质的，甚至是生理上的需要，以此割断严肃的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从而将诗歌限制在一个“小世界”里，其中的异端思想和革命力量都盖上了内部讨论、限量发行之类的戳记。其三，通过任意规定上下文关系来改变文学话语的性质，只要把以下政治话语体系对鲁迅的集体误读就能明白这一点。柏桦在《现实》这首短诗中写道：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
这里的林语堂还可以随意换成别的名字。梁宗岱、废名、孙悟空或雷锋。这已经不是署名问题了，而是权力的某种消遣形式。在这种比压制更不可测的权力游戏中，诗人要想确立起自己真实身份的不可更改的前后关系，要想保证署名的准确性，显然是要付出高代价的。也许偏离权力、消解中心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钟鸣在双语研究中注意到方言对官话的偏离，南方文人话语对北方标准话语的偏离，这一研究已经包含了偏离权力中心的某种历史性自觉。陈东东最近在上海创办的《南方诗志》，以及钟鸣、萧开愚等人拟于年内在成都创办的《外省评论》，都显示出偏离中心、消解中心这样一种写作趋向。他们认为，南方或外省历来就意味着经济、民俗、风景、旅行、私生活，而且大多数外省方言尚未卷入到标准化、官方化这一潮流中去。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为写作提供丰富的、真实的、层出不穷的材料，从中我们完全可以“像蚜虫汲取树叶那样”
汲取主题和灵感。不过，写作与权力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当代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教授指出，“中国知识阶层一直有着一个悠长的社会、道德、政治权力的历史，而通过文学、艺术来发挥这种权力的历史也同样悠长”
。的确，文人当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制度，文以载道也是一个主要的文学传统。权力与文字的联姻曾给历代中国文人的写作注入了持续不减的、类似于使命幻觉的兴奋力量，赋予他们的作品以不同寻常的胸襟和命运感。但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与现代权力完全不同，每一个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懂得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可以从前者看到个人身世与历史变迁的交织，看到时间、学识、个人品质在统治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那样的权力至少还为文人“准备了一个伟大的空虚”
，而这一切在现代权力中已经荡然无存。我无意在此作出价值评判，我只是想指出，在当今中国，写作与权力已经脱节了。我们不大可能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在历史话语的中心位置确立自己的独特声音，那个叫作权力、制度、时代和群众的庞然大物会读我们的诗歌吗？以为诗歌可以在精神上立法、可以改天换地是天真的。事实上，我们流亡也好，进监狱也好，甚至去死也好，这一切要么仅仅是凡人琐事，要么被当作地区性例行公务加以草草处理。这就是中国诗人的普遍命运。我们不必奢望像某些苏联诗人那样使自己的不幸遭遇成为这个时代的神话。记住：我们是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亡灵是无法命名的集体现象，尼采称之为“一切来客中最不可测度的来客”
。它来到我们身上，不是代替我们去死而是代替我们活着，它证实死亡是可以搭配和分享的。在语义蕴藏和内在视域这两个方面亡灵都呈现出追根溯源的先验气质，超出了存活者的记忆、恐惧和良心，远远伸及一切形象后面那个深藏不露的形象。亡灵没有国籍和电话号码。它与我们之间不嗣姓名、隐去面孔的对话被限制在心灵的范围内，因为“肉体的交谈没有来世”
。这是典型的柏拉图式对话：对话所采用的两个陈述模式互不吻合，缺少冲突，既不达成共识，也不强调差异。但重要的是，对话最终在无可无不可与非如此不可之间建立起了自我的双重身份。这表明我们可以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ger）所说的那样“先行到死亡中去”，以亡灵的声音发言。“亡灵赋予我们语言”
。这是与中心话语和边缘话语、汉语和英语无关的一种叫作诗歌的语言。
诗歌教导了死者和下一代。
1993年2月25日完稿于成都
原载《山花》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