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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向传统回归相伴，90年代诗歌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现实回归的倾向。
在80年代的某些新生代诗人看来，社会层面的因素是非诗的，与诗的艺术属性无关，至少不能在美学方面有助于诗，因而他们在诗作中竞相逃避对社会现实的负载。这种情绪最初源于对把诗看成是对现实的平面镜似的反映的逆反心理。固然，让诗超越现实的层面，让水分蒸发到空中成为云霓，不无道理，但把这种认识推到极端，也往往会走到它的反面。诗飘浮在半空，成为与大地，与人类，与现实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也就难免遭到读者的冷落。那些尽力回避现实的诗人，自认为是在维护缪斯的尊严，实则是画地为牢，大大地缩小了诗的领地，也进一步加速了诗的边缘化。
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自然地渗透在90年代的诗人的创作中。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入选者、新疆的青年诗人沈苇，面对克拉玛依“一二·八”大火灾，面对近300名儿童的亡灵，他的心在流血，诗人的良知鞭策他不能在幼小的被戕残的生命面前保持沉默，也不允许他再独自去进行“语言的狂欢”，他夹杂着血水与泪水写出“冬天的大雪无法覆盖大地的悲恸”“失血的天空布满冒烟的亡魂”这类饱含生命的呼唤的诗句。
除去这种面对现实的呼喊与抗争外，向现实的回归还表现在诗歌中叙事话语的加强上。进入新时期以来，青年诗人主要是从事抒情诗的创作，对叙事诗则绝少有人问津。这是基于这代青年诗人对诗的本质的理解。在他们看来，诗的本质正在于展示出诗人微妙的心灵活动与情绪变化，这是任何别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包括其他文学形式所难以取代的。而叙事诗或诗中的叙事成分则可以被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代替。不过，排除了诗歌中的叙事因素，无形中缩小了诗歌的艺术范畴与表现领域，对诗的发展并无好处。有鉴于此，进入90年代以后，诗人们开始加强了诗中的叙事性话语。
叙事因素的强化与叙事性话语的重现，不是说诗人们又回过头去写传统的叙事诗或小叙事诗，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一般不以完整地展示一个故事或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为目的，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话语在抒情诗中的出现，在90年代青年诗人的创作中，可说是俯拾皆是。像韩东的《一道边门》、庞培的《上午的记事簿》、王小妮的《得了病以后》、海男的《今天》等等，全可视作抒情诗中的叙事文本。
叙事性话语成分重新回到90年代青年诗人的笔下，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诗歌手段的流行，更重要的是显示了青年诗人们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而这一点，又恰恰体现了由热烈、躁动的青春写作转向冷静、深沉的中年写作，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的诗美追求上的变化。因而这种叙事性话语的出现，也就不能简单视为艺术手段的更替，而是青年诗人们在经历了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比起青春期的自我宣泄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更见难度、更具功力的写作。
当我即将结束对90年代新诗上述走向的粗疏的勾勒的时候，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现在到库马谶语所谓最后的日子
伟大的世纪的运行又要重新开始
是的，现在又到了世纪更替的时候了。
90年代，对于中国新诗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时序的流转，同时由于它入于世纪之交，也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90年代的中国新诗，沉静中酝酿着突破，躁动中蕴含着生机，失望中寄寓着希望。但愿我们的新诗能像火中凤凰一样，在新的世纪再生。
原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