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的重新审视

从诗歌发展的历时性角度说，任何新的诗歌文化都是从旧的诗歌文化中脱胎出来的，并为未来的更新的诗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风格与形态多变的历史表象下，潜伏着深层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有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在他看来，一个历史学家一定要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解和评估，而这种理解和评估自然会渗透着强烈的现代意识，于是死的历史复活了，过去史也就变成了现代的。这提示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除了尖锐的冲突外，还有互相融合的可能。

遗憾的是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部分青年诗人中，对此却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情绪。现在看来，他们喊出“反传统”的口号，一方面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消解来自传统意识形态与传统诗学批评的压力，意在表明，我的写作与你们的传统无关，你们不要用传统的那套东西衡量我，以求使自己的写作能维持一种自己的、不受成规约束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遮掩，遮掩自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无知。一些标榜“反传统”的诗人，所反的往往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而对西方文学的某些传统却是巴不得赶快去认祖归宗的。于坚曾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四川诗人的传统观：“93年在北京，一位老朋友将一位行将去美国的盆地诗人的‘去美国之前的讲话’拿给我看，他列举了七八位文化沙龙诗人并一一追溯他们的‘传统’，说是来自博尔赫斯、荷马、荷尔德林、埃里蒂斯、庞德……云云。我哈哈大笑，这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先锋诗人中的殖民地文化心理的典型反映。……那位盆地诗人列举的作家无一人在20岁之前到过他的‘传统’所源自的国家，他们从未在那种语境中存在过，他竟说他们的传统来自古英语、古德语、古希腊语、拉丁文，看过几首译诗就想进入另一种语言传统，恐怕伟大的荷马也无法做到。”（《对二十五个问题的回答》）

对于某些年轻人的数典忘祖现象，诗坛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到忧虑。老诗人郑敏对中国诗歌界长期淡忘传统、远离自身的文化源头的现象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是在电视机、录像带的商业广告，软文化与硬暴力的教育下长大的，这也是必然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自身的文化真空状态，使他们不知自己的民族传统为何物……年青人不乏急起直追的勇气，但他们需要的是良好的文化传统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主心骨，才不会无选择地飘向任何一种新鲜的刺激。”郑敏并郑重地提出：“21世纪的文化重建工程必须是清除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轻视和自卑的偏见，正本清源，深入地挖掘久被埋葬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且介绍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严肃传统，……应当大力投资文化教育，填补文化真空，使文化传统在久断后重新和今天衔接，以培养胸有成竹的21世纪文化大军。”

与此同时，青年诗人也纷纷对传统进行新的思考。于坚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重要的新生代诗人，上边提到的他对那位“盆地诗人”的批评，正可视作这一代诗人对传统问题的反思。现旅居波兰的青年诗人一平更从中国文化的现状及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了继承传统的必要性：“在中国的现时，传统意义是首先的。……如果在本世纪初这样讲是不恰当的，但是在文化全面被破坏，传统完全中断和丧失的今天，传统便变得尤其重要。创造是以传统为背景的，其相对传统而成立。没有传统作为背景和依据，就没有创造，只有本能的喊叫……由此看来在现时的中国最大的创造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在诗人们的创作中也自然地有所渗透。仅以对“史诗”的追求而言，80年代的诗人喜欢从西方文化中寻找题材，喜欢使用希腊传说和《圣经》典故，阿波罗、雅典娜、巴比伦、爱琴海、王子、海妖……这些浸染了西方文明的语汇频频出现，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在写外国史诗。进入90年代后，“史诗”的追求有增无减，但诗人们的着眼点却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开始潜心于传统文化的追寻，并从中触发了自己的诗思。叶舟的《大敦煌》（抒情歌谣集），以恢宏的气势，雄浑的意象，把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人的意识糅合在一起，使丝绸之路焕发出现代的异彩。梁志宏的《华夏创世神歌》则尝试以诗的形式对中国史前神话进行重构，把民族神话的遗传基因寓于现代汉语的诗歌文化的载体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现。 MXkSK1xMk4UJpCCvaGYukS9JwwUB3xNLce9MjODlWo/xvjdokfgx7ZKpsU770S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