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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具有一定的先锋意识应属诗人的基本品格。因为先锋，其基本含义就是“探索”，先锋常被人们指称那些具有超前意识与革新精神的文学艺术家。而且，同是“先锋”的称谓，其内涵也是不固定的。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诗人追求先锋的精神，或以先锋自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应该知道，即使成了先锋，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张扬之处，因为先锋实是诗人这一称号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伴随着80年代的诗歌运动而蜂起的新生代诗人中，有些人似乎对先锋格外着迷，他们受一种强烈的先锋情绪所驱动，为先锋而先锋，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迷信时间神话。诗评家唐晓渡曾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种时间神话：“就是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
颇有些新生代诗人成为这种时间神话的笃信者。他们认定凡是后起的、凡是新的，就是有价值的，热衷于代际划分，唯新是从，唯新是尚。于是诗坛上“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第六代”……更换频繁，诗坛城池的上空“新”字号、“后”字号、“反”字号的“大王旗”变幻不止。高呼打倒前代诗人的人，很快又被后来者所打倒。第二，与传统断裂。某些新生代诗人视本民族的诗歌传统为自己创新的阻力，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声音倾听的冲动。反过来对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却心向往之，靠频繁变换的诗歌模式来获得一种贫困的心态平衡。而他们所追求的诗歌理想、所遵循的写作规范，又往往是对翻译诗体的照单全收或蹩脚的改制而已。第三，与读者的隔绝。在某些新生代诗人看来，写诗不是为了取悦于人，赢得读者的掌声不算成功，高傲的孤独才是荣耀。由于批评界对这些先锋诗作的“失语”与沉默，迫使这些诗人自己操起批评的的武器，阐发自己的写作追求，推出自己的诗人。由于这种理论阐释与推出诗人门派极严，进一步加剧了小圈子与读者的对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看似新潮实则拾人牙慧、看似探索实则回避写作难度、看似漠视功名实则渴望另一种意义上的轰动的创作现象，不再能迷惑人了。诗人们，尤其是亲身经历了80年代青春写作热的青年诗人，开始对80年代的先锋情结进行反思。诗人杨克说：“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我的灵魂一直渴望和敬畏先锋。但在中国特定时期的诗歌秩序面前，这个本来最具前卫性意义的词其实正被消解，异化为隐蔽的聪明的投机——用高雅伪装的俗行为。那些习惯将‘先锋’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的绝大多数写诗的人，只不过是在维妙维肖地进行集体模仿，当一个人尚未动笔便明晰地意识到使用怎样的表达模式就会被纳入‘先锋诗歌’的范畴，我们的诗人已虚弱得无力写出一首尽管不那么出色却货真价实是自己创作的诗。”
诗人小海则回溯了自己作为先锋诗人的心路历程：“当时我刚接触朦胧诗人，而一些朋友好像已经在跟他们对着干，我不自觉地受这个影响，开始改变诗风。我为能加入这个反抗的潮流而欣喜若狂。变得很浮躁起来，觉得任何一种技巧都可以拿来。这个时期写了很多概念化的东西，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急先锋。……那段时间培养了我的狂妄、浮躁，那种长期的压抑一下子可以发泄出来。诗歌也开始不太讲究形式，怎么想就怎么写。”
从这些过来者的反思中，我们不难悟出，80年代以来以先锋自居的诗歌群体之所以难成大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缺乏探寻属于自己的存在的意识，缺乏生命的根柢。生命的无根导致心态的错位，心态的错位触发自恋的情绪，自恋的情结又直接引发虚火上攻，于是不停地追赶潮流、浮躁的呼喊、自我标榜与相互标榜……写作不是出于生命的燃烧，而是为了唤起世人的注意，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起劲地叫嚷自己是先锋的人，越是迅速地为读者所遗忘。看来，先锋的面具也终将难以掩饰本无真正的先锋意识的灵魂。
对先锋情结的反思导致先锋情结的淡化。进入90年代后，诗人们虚张声势的少了，把诗写得神头鬼面的少了，自封先锋的少了。更多的诗人则立足于自己的存在，考虑如何面对传统、衔接传统，如何面对现实、处理现实，从而导致了诗歌向现实与传统的一定程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