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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诗人的个人化写作是与80年代新生代诗人的群体化写作相对而言的。
从70年代末开始，诗人们便倾向于依据地缘的、文化的、美学的或其他人文因素自发地结成流派或群落。尤其是朦胧诗派在诗歌界产生重大影响后，效仿者甚众。1986年安徽《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举行“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一下子便推出了数十个诗群。一时之间，旗帜遍地、宣言蜂起，成为轰动当时诗坛与社会的景观。不过这些泡沫似涌现的诗群，出现快，消退也快。除去不多的几个群体坚持下来并产生了影响外，多数自生自灭、无声无息了。这给后来的诗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写诗不能靠搞运动这类的诗外的方式，潮头上喧嚣一时的难免销声匿迹，在寂寞中默默耕耘的方有可能沉淀下来。可以说，对80年代拉帮结派式的诗歌运动的逆反心理，直接导致了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取向。诗人们冲破了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各自按自己的美学观和对诗的理解去静静地写自己的诗，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既与传统的文化潮流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从而进一步促使诗向自己的本体复归。
当然，除去对80年代的“群体写作”及其集体模仿行为的反拨外，个人化的写作也是对进入90年代以后商品社会的一种反抗。商品经济的大潮，社会围绕物质轴心的旋转，大众物质欲望的膨胀……给诗人带来强大的精神压力与生存压力。作为社会的精英，诗人若想避免与流俗合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就必须在创作中强化自己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透过诗人独具的话语方式与话语姿态，让诗人自身的形象兀立起来。以写作时期整个贯穿八九十年代的诗人王家新来说，80年代的王家新始终未能摆脱朦胧诗人的影响；进入90年代后，王家新强化了个人化写作的力度，他颇有些独往独来的味道，去进行他孤独的精神历险。在相当一部分青年诗人鼓吹诗与现实疏离的时候，他却主张把诗从“纯诗的闺房”引入到现实的“中国话语场”中来。
如果说80年代涌现的诗坛新人颇得力于群体的造势的话，90年代涌现的新人则主要凭借的是对个人化写作的坚执。伊沙是90年代初才登上诗坛的。他以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与惊世骇俗的话语给疲弱的诗坛以有力的冲击，喊出了这个时代许多苦闷的迷惘（不幸，我们再次用了这两个字）的青年的心声。固然，不同的读者，对伊沙的诗见仁见智、评价不一，但是他的极端个人化的话语方式，他的独特的抒情个性，却是为多数读者所公认的。与伊沙差不多同时登上诗坛的还有江苏的青年诗人朱文。朱文被认为是“新状态小说”的代表人物，且颇引起争议。据我看，比起小说来，朱文的诗歌创作的成就倒更值得重视。8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往往有意割断诗与现实的联系，以其话语形式的更新去追逐梦幻中的纯诗。朱文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没有把自己与芸芸众生对立起来，而是始终关注着现实生活，并以其对生活的出色的洞察力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捕捉诗的机缘，他笔下的物业管理员、“给了我一把花生和瓜子”的昆明姑娘、“担心厂里几百号职工生计问题”的发动机配件厂二分厂厂长……全是我们在生活中磕头碰脑的常见人物，诗人不仅不回避，反而轻轻巧巧地把他们拈进诗来，显示了他对90年代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关怀。还应指出的像伊沙、朱文这样的在90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多是采取口语化的创作路子，易为读者接受。其实这也正是他们总结了新生代诗人“语言实验”的经验与教训的结果。正如伊沙所说的：“我的实验是为阅读的实验，目的在于激活诗歌。”“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无法‘阅读’。我深知这离我最近的问题正是指向未来的路标。‘为实验而实验’的写作年代已经结束了，当‘实验’不再作为一种姿态而被人摆弄的时候，真正的‘实验’才有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