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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一些人或永久或暂时地弃诗而去的时候，偏偏有另一些人对诗痴情不改。他们像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为捍卫人类的最后的精神领地而搏斗着，心甘情愿地充当寂寞的诗坛的守望者。他们恪守自己的审美理想与做人原则，排除种种俗念的干扰，在心灵上保持了一块净土，以自己的辛勤劳作为90年代的诗坛播撒了片片新绿，他们的形象也开始在世纪末的夕阳的余晖中显现出来。
在提及这些寂寞的诗坛守望者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掉那些坚持终身写作，且向晚愈明的老诗人。郑敏和牛汉是被青年批评家誉为“世纪之树”
的。郑敏的组诗《诗人与死》是因“九叶诗人”唐祈因医疗事故而死，引发出的对诗人与死亡的思考：“是谁，是谁／是谁的有力的手指／折断这冬日的水仙／让白色的汁液溢出”，“诗人，你的最后沉寂／像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仅从组诗开头与结尾所引的这几行诗，即可悟到，诗人所写的并非局限于唐祈个人的悲剧，而涉及一些知识分子的命运。融合中西的跳脱的意象，绵长真挚的激情与深刻的思辨达到了完满的统一，很难想象这会流自一位七十余岁老人的笔下。牛汉以他牛一样的个性，一种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屹立于诗坛。他的长诗《空旷在远方》，展示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诗人参透人生后旷达的胸怀、自由的心灵，那种惠特曼式的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令人赞叹。李瑛的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收了他于1992—1994年间所写的110首诗。也许是离休了，“无官一身轻”吧，诗人在读者面前袒露出他的孩子般真诚的内心。风格上则在保持了李瑛式的细腻明净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童趣。这创作上的“晚年变法”，也许预示着李瑛创作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老诗人苏金伞多年来身体一直不好，而他在86岁高龄写出的缅怀青春期爱情的诗篇《埋葬了的爱情》，袒露着一颗赤子之心，天真无邪，澄澈空明，人与诗俱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寂寞中坚持执着的当然不只是老诗人，不少青年诗人在商潮涌动、金钱诱惑面前也表现了自己的操守。翟永明在她的散文《1995年笔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自白：“七月，大姐从北京回来，带回一份40集电视剧的合同和丰厚的稿酬，着实让人眼馋。大姐劝我写点电视剧挣钱。于是有几天坐卧不安，有几天摩拳擦掌，及至铺开稿纸，却发现，我自始至终热爱的，写起来趁手的，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依然只有那些‘鬼诗’而已。”翟永明为了她的“鬼诗”，拒绝了金钱的诱惑，她对诗的思考更深入了，我们从她的《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脸谱生活》等新作中，可以看出她已从80年代的“黑夜意识”中走了出来，着眼于更广阔的人生，其对生命体味之细、其对人生洞察之深，跃上了她的诗歌之路的一个新高度。西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出国了，但他为了诗，留在了国内。他原在新华社的《环球》杂志社工作，在文人下海的热潮中，他也离开了《环球》，但他不是去待遇优厚的外企公司，而是去更加清贫的一家美术院校教书，为的是能有较充裕的时间读书写作，也为的是能与美术院校的青年艺术家有较多的交流切磋的机会。透过他的新作《另一个我的一生》《远方——给阿赫玛托娃》《降落》等，我们可以听到为80年代读者所熟悉的“西川体”出现了新的变奏。
事实上，像翟永明、西川这样的抱定“终生写作”宗旨的诗人还有许多，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并没有“诗人”的名声，但是却无限眷恋着缪斯的青年，他们默默地读书写作、体察人生，在寂寞中面对自己的灵魂，寻求一种与心灵对话、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正是由于诗人们在极端窘困的状态下的精诚劳动，90年代才出现了一批扎扎实实的作品并涌现了一些新人。诗人写作从整体上而言，也显示出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