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或许可以把九十年代的语言策略看作是另一意义的命名？在一个消失的历史中我们无以惋惜，虽然我们一再用“过去时”“挽歌”“知识分子性”来深刻描述这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假如用诗性的语言去表达，可以说写作中的传统永不复归了；但如果通过更理性的方式可以说，它将一而再地存活在人们的想象、激情、语调和节奏之中，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文本。关于后者，不管怎样去表达都不算过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用更学术化，属于那种严格的文本批评的方法为当下的诗歌现象命名，怎样通过一种能够交流的，而不是诗人拒绝与之交流的语言构成事实上的对话。

在普遍失效的写作的背景下，我愈发感到我所说的观念上的九十年代写作的重要。然而目前不单鲜有这方面的研究与评论，即使有，也还是零碎的、外围扫描式的，不足以让人们看出新的诗学观念在具体的写作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一些研究还停留在圈子自足的阶段，对诗歌文本的解读基本是对几个朋友个性的界定，在较小的范围内，它显然是屡屡奏效的，然而在更大的诗学的意义上，它的视野又是窄促的。有的研究由于缺少对诗人及作品的深入的考察，或是由于根本无法进入诗歌的文本，因此很难使所从事的诗学研究成为有效的写作理论。应该说，我喜欢上述任性率真的态度。然而我又厌恶没有严厉的和真正的批评。如果我们不再相互迁就以维持和谐，而是真实、质朴甚至毫不避讳，在相互的歧异中结实地进入文本之中，那么我们就真正地向过去告别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对文本的批判就是对自己的批判，因为我们不单隶属今天，而且隶属于过去。这是因为，我们既在不断变迁的文化视野里渴望重新审视，又不免在难以定位的变迁中忧心忡忡。

原载《山花》1997年第3期 wLmOJBop9qAJ4DPYUJ1XdyiCSHU5LgaU43HtZYXMSAW8lufa0zehB52RM3bV/L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