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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本的有效性是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知识气候的。而且因知识气候的变异，人们可能对同一个文本做出与期望完全不同的结论。“知识气候”假如换种说法，它应该是诸如“风气”“时势”“权威话语”等等相类似的概念，作为特定的知识谱系，它实际有自己可阐释的更加微妙的词语界定。例如，舒婷的《致橡树》在八十年代曾是典型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文本，但在九十年代更严格的阅读中，它却彻底地失效了，变得可读可不读的了。然而，时间最终是不能判定文本是否具有有效性的，例如，比舒婷的诗还要早四十年的另一个诗人穆旦的现代情诗《诗八首》，仍以它激光般锐利的诗句，穿透时间的厚墙，令今天的读者为之着迷，尤其令“理想的读者”为之倾心。在这里，有效的文本显然具有两个重要的存在前提：一、它是某一知识气候最强有力和不可推翻的“见证”，是有出处的、可援引的、有收藏价值的那一时代社会人心最重要的一个案例；二、它不仅侧重于对语言潜能的深入挖掘，展现出一种不断超越之中的语言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经验的而非单一的抒情，并具有开掘读者经验的能力。
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在许多诗人的写作业已失效的背景下论及下列诗人的作品的，他们是：张曙光、柏桦、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陈东东、孙文波、开愚、于坚、黄灿然等。首先，作为“跨时代写作”的一批诗人，他们近年成功地完成了个人的语言转换，而没有在新的和更残酷的语言现实中被否弃。其次，他们越来越看重现代诗歌的技艺，并把技艺的成熟与经验的成熟作为检验一个诗人是否正在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准。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优秀的诗人不在他为我们提供了扑朔迷离，然而毫无收益的诗歌语言形式，他应该最大限度为提供我们这个时代所不可能想象的语言现实中的可能性——他应该让我们不时地“惊讶”，然后深深和持久地“震惊”。张曙光是那种不在人们的期待中写作的诗人，他的语言有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自足性”，但是，他的经验却是尖锐的，在对你的阅历尖锐的触痛中，保持着超常的沉着和冷静。比如，《给女儿》中对日常时间和寓言时间的真假难辨的处理即为一例。母亲的死是在日常时间中发生的事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寓言中的某一片段来理解——当它像一柄钢刀插进我们的记忆中的时候，你承认它是日常的、疼痛的，但当张曙光暗示：它只是一个寓言性质的假设，我们又马上会转而无动于衷。对我们来说，以下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作品里的“西藏”是农奴制时代的“西藏”，还是今天的“西藏”？“女儿”和“母亲”是张曙光为叙说方便，临时想象的“女儿”和“母亲”，还是就是生活在他家的那两个人？两者之中，哪一个更可能？在张曙光这首诗词向词、经验向经验的暗度陈仓的转换中，我们忽然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处的深切感受——或者是张曙光对时间技艺上的处理使我们深信了：被“悬搁”、被“意指”才是最真实的！这是语言中的现实。当我们谈论有效性的问题时，我们实际上触及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孙文波说：“一代诗人有一代诗人的任务，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在拒绝‘诗意’的词语中找到并给予它们‘诗意’。”
显然，写作的有效性不是要回避过去曾被人处理过的题材、主题、旋律和词语，而是在对这些因素的重新“翻捡”中恢复并创造它的各种有效的功能。“对于后来人而言，存在的性质已经被规定了。也就是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今天的一切实际上是被过去所左右的。我们既是自己，同时又是那消失在时间深处的每一个先我们而在的人。”
作为诗人，孙文波不同凡响之处也许在于对旧题材、旧生活的处理能力。《搬家》叙述的是生活中曾屡遭挫败的孙文波，和另一个是作为生活研究者的孙文波，前者的“叙述”总是愤怒的和怀才不遇的——它零散、琐碎和嘟嘟哝哝，介于陈旧的戏剧和新上演的戏剧之间，或者像一堆紊乱中的旧零件。孙文波的诗就是通过装配又嘀嘀嗒嗒走起了来的钟表。小镇生活极像是一只没有钟摆的旧时钟，然而它在孙文波的诗句中，又开始了它奇怪荒诞的摆动：
土坯房的教室中央悬挂着一幅彩色的地图
地理教师手握荆竹教鞭，指着
淡绿色的一处：“这里就是我们居住的省份，
它就象一只脸盆的底部，无数条山脉
包围在周围。”“盆子盆子。山脉山脉。”
学生们用机械的嗓音齐声朗诵。
——《在无名小镇上》
的确，在小镇简陋的教室里，我们读出了历史境遇中某种悲剧性的诗意——虽然我丝毫没有觉察到是“在读”！我们年复一年地就这么“读着”，直到命运最后把感觉切成一个个碎片，把“我”分解成“非我”。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的有效性取决于作者而不仅仅在于作者，费希的回答是：“我言及的作出反应的读者”，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有知识的读者，既非一种抽象，亦非事实上的读者，而是一个个混血儿。真正的读者，譬如我，总在竭尽全力增长知识”，包括“伴随对我反应中个人的、独特的及七十年代作风的压抑”。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文本有效性的第三层含义：不单是有什么样的作者才有什么样的读者，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读者，才会有什么样的文本。专注于阅读的活动，导致批评家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系列体现读者创造能力的活动。作品的阐释因此可以理解为是对读者经验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巴尔特《S／Z》的阐释模式——它描述了读者怎样用据以有关的代码来影响文本，以及文本对过时的阐释模式的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