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月15日的早晨是平静的。尽管人人都在翘首以待，海湾战争并未爆发。

乘客们不禁又议论起来：“看来，萨达姆是死硬到底了，你联合国命令撤军我也不撤，看你怎么办？布什本想炫耀武力把萨达姆吓回去，不费一枪一弹赚个大胜利，如今反倒骑虎难下。不然，为什么不立即发动进攻呢？……”

黑脸汉子倒不以为然，说：

“即使布什真想打，也不会选择15日，而会另选个时间。谁不懂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呢？只要布什心不虚就行。”

上午10点54分，列车驶抵西安火车站。不论海湾是战是和，我们该下车的还是下车，朝各自的既定目标奔去。

为了抓紧时间，我下车后直奔长途汽车站。恰巧，有一辆从西安开往礼泉县的客车正准备出发。我赶紧跳上去，补了一张票，在折叠的边座上坐了下来。

与在列车的卧铺车厢里截然不同，这个车厢虽然坐满了乘客，却无一人谈论海湾战争。红脸膛的汉子抽着烟斗，与熟人说着西安的物价，处处透出乡下人的精明。扎花头巾的妇女们，则互相欣赏着采买的布料和其他日用品。车厢里还堆着几个大包裹，显然是个体商贩的东西。售票员是个身材瘦小的年轻小伙子，态度格外好。就在我占了最后一个座位之后，他居然又开门迎上来一名乘客，并把自己的位子让了出来。我忽然明白了，这是辆个体客车。

客车开动了，出玉祥门一直向西开去。

我的肚子有些饿了，心里也纳闷儿：怎么会中午发车呢？不前不后，让乘客怎么吃午饭？莫非陕西人习惯一天只吃两餐吗？可是，瞧瞧周围乘客安然自若的样子，真让人莫名其妙。我只好先摸出两根香蕉充饥。

答案一会儿便有了。客车开出仅半个多小时，便在一家饭店门前停住了。年轻售票员热情地招呼道：

“停车40分钟，大家吃饭！”

乘客们像一群温顺的绵羊，听话地按顺序下车，朝饭店走去。有些不肯花钱的乘客，则待在车上吃馍馍和咸菜，喝着售票员留下的开水。此时，饭店跑出一个头戴白帽、身着白工作服的俊俏姑娘，来恭敬地迎接司机和售票员，并一直把他俩送进客人免进的工作间。我顿时大悟，原来这是一笔交易：司机送乘客来吃饭，让饭店有钱可赚；饭店招待司机和售票员，让他们有利可图。我走过许多地方，发现这种交易在长途汽车司机中已经蔚然成风。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我们吃完那顿不想再吃的午饭，当吃得满嘴油光光的司机心满意足地跃上驾驶台将客车开上公路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穿着破旧蓝上衣的骑着车的中年农民，像演戏一样摔倒在客车前轮前，一动也不动了。司机大惊失色，赶紧刹车，腾地跳下来，一把扶起了农民。那农民滴血不见，却连声惨叫起来：

“啊呀，撞死我啦！我可怎么办呀！我上有老下有小，今后怎么活啊！”

叫着叫着，他连站也站不住了，干脆躺在客车前面，身子不断抽搐。车上一个白胡子老汉，对着司机喊道：

“胡师傅，甭理他！他是装的，已经好几次了，就为了讹诈点儿钱。”

另几个乘客也嚷起来：

“开车吧，真开车，他准爬起来就跑！”

这时候，售票员与司机耳语几句，司机皱着眉点点头。只见售票员蹲下身子，与那农民讲起价钱来，最后掏出几张十元的票子。说来也真灵，那农民接过钱，立即站了起来，推着自行车走了。

乘客们纷纷为司机和售票员叫屈不迭。售票员苦笑着说：

“我也知道他在装呀！可这种赖皮软缠硬磨，引来交通队一通调查，罚款更多不说，大家今天就甭想到礼泉了。”

一席话，说得大伙儿人人感激，又感慨万分。

客车终于上了公路。憋了一肚子气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一碰上抢路的人便大按喇叭，惊得路上鸡飞狗跳人奔跑。这种愣劲儿，哪种类型的泼皮无赖也不敢凑上来了。

过三桥镇，经沣河和渭河，再穿过咸阳市，最后抵达了礼泉县的一个乡镇车站。

已是夕阳西下时分，稀稀落落的人群中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上衣左胸口袋上别着两支钢笔，双手举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接孙云晓老师”。

“宝善，你好！”

我快步迎上去，与他紧紧握手。他的手冰冰凉的，显然是等候时间太长冻的，在这样一个滴水成冰的季节！

他有些难为情地搓着手，说：

“家里穷，只好用自行车接您了。”

在他想象中，也许我在北京天天坐小汽车呢，殊不知，我们绝大多数作家，至今都属于骑自行车阶层。我笑着对他讲起这些，他听了直眨眼睛，似乎难以置信。

我提议道：

“来吧，我带你，你指路就行了。”

开始他说什么也不肯，我告诉他：

“我只习惯骑车带人，不习惯被别人带。因此，从来都是带人的，保证安全。”

他没办法了，将沾满泥土的自行车推给我，又赶紧接过我的旅行包。我熟练地骑上车子，他也轻巧地跳上来，我们一起朝他的家驶去。这使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我们行进在黄土高原上，自行车吱吱地响着，越发显得空旷和单调。这黄土高原是一望无际的，有的地方呈现出沟谷分割的穹状，有些地方则是馒头状的黄土丘陵。据说，这里的黄土的厚度达一二百米。从丘陵的一道道粗犷刻痕来判断，这大片的黄土高原是经流水侵蚀而成的，可这需要多么惊人的洪水量啊！在大自然的造化面前，人显得渺小极了。

在余宝善的指引下，我们左拐右转，进入一道深长的山谷里。接着，便望见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披着羊皮袄的老汉，慢悠悠回家的鸡群，还有袅袅升腾的炊烟……在这一刻，寒风离去了，人情的暖意迎面扑来。

又爬上一道小坡，在一片厚实的黄土峭壁下，出现了三孔宽敞的窑洞。余宝善活跃起来，接过自行车推着小跑起来，冲着有亮光的一孔窑洞喊：

“大（当地人称‘爸’为‘大’），妈，孙老师来啦！”

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对年过六旬的农民夫妇迎了出来，后面跟着一对中年夫妇，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娃娃。前面的显然是宝善的父母，这后面的一小家子人，大概便是宝善的大哥大嫂和他们的孩子了。

宝善的父亲左眼几乎失明，右眼微眯着，视力也一定极弱。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大手拉住我的手，热情却又语无伦次地说着：

“远道而来的贵客，北京到咱这山沟沟里，不易啊！娃他妈，快备饭！”

脸上刻满皱纹的老农妇，冲我慈祥地一笑，转身回屋子。大儿媳也随之而去。宝善的大哥毕竟有些文化，人也精明，提议道：

“外面冷，快进屋吧！”

一句话提醒了余老汉，他“哎”了一声，赶忙把我往东边那间窑洞里让。宝善已经点燃了油灯。借着微弱的灯光，我发现土炕上已经摆好饭桌。洞内有十几平方米，临窗处放了一张桌子，上面堆放着几摞书。不用问，这孔窑洞自然是宝善的了。他大哥诚挚地说：

“宝善多亏碰上您这样热心的作家，不然，谁肯理咱这山里的娃？您是第一个来我们村的作家啊！”

“我没做什么，只不过想来见见他。”

我支吾着。的确，自己不就送了他一本书吗？面对他那重重厄运，我给过他什么帮助呢？受到他全家的隆重迎接，心中真是有几分愧疚了。

一会儿工夫，饭菜全齐了。八个菜中竟然有一盘鸡肉。我心里一阵酸楚：一盘鸡肉对城里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对富裕起来的农民来说也不算什么，可对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农家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而这不都是为了我吗？用开水烫过的白酒也端了上来。可是，该喝酒吃饭了，女人和孩子都离开了。余老汉解释说：

“这是规矩，都习惯了，别在意。”

农村的白酒以辣出名，让我这个小有酒量的山东人也望而生畏。他们却喝得津津有味，脸上放出光来。

酒有奇效。它比山珍海味更能增进人们之间的亲近感，也能使平时怯懦的人变得一时勇敢豪爽起来。在边饮边谈中，我对余老汉一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余家的祖上是否与为唐太宗守陵有关，一时说不清楚，但随着岁月流逝，朝代更迭，后来就完全靠务农为生了。余老汉夫妇共生了四个儿子，除了今天见到的老大和老四外，还有已经30岁了，却因无钱订婚而至今仍打光棍的老二，老三当兵去了，也尚未订婚。虽说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许多致富的门路和机会，怎奈余老汉本分惯了，只认得下地干活挣饭吃，始终富不起来。加上三个儿子将陆续结婚，这沉重的压力几乎把老两口儿压垮了。

在饭桌上，我也吃惊地获悉，刚刚失学的中学生宝善，已经快20周岁了！在城市里，像这样一个年龄，该上大学二年级了，而他怎么才初中毕业呢？

宝善伤心地告诉我：

“本来，我1983年就上初中了。可是，因为家里太困难了，1986年3月我被迫辍学，在家里干活。1987年又去西安当民工。没想到，当民工后我更渴望读书。好不容易，1988年10月复学，进了另一个乡办的初级中学。谁知道，如今又失学了！”

听到这里，余老汉布满血丝的眼睛，闪动着懊悔的泪水。他长叹一声，说：

“都怪我无能啊！当时饿极了，心想：命都难保了，还上什么学呀！所以，就狠着心让娃娃退了学，我知道四娃最爱读书。现在想补都来不及了。”

这天夜里，我和宝善住在他的窑洞里。余大妈默默地忙碌了半天，把土炕烧得暖烘烘的，比北京有暖气的屋子还热呢。我极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就上炕了。

窑洞内灯光如豆，仿佛在挣扎着，稍不注意就会沉入黑暗的深渊。尽管自昨日中午一直乘车，身体非常疲惫，可我却舍不得闭上眼睛，生怕一觉就睡到明天。我说：

“宝善，能先给我讲讲当民工的经历吗？我真想象不出，你当民工会是什么样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

“我原想忘掉这段经历，也从不对别人提起。您既然从首都跑来采访，我什么都告诉您，让您了解我们农村中学生是怎么生活的。”

他看了我一眼，提议说：

“咱把灯吹灭了谈吧，反正您想记也看不清。”

我们终于沉入了黑暗的深渊里，仿佛落在一段石壁上。宝善大概已经十分习惯这种两眼漆黑的环境，以无比感叹的语调，向我诉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这人真倒霉！1986年3月，我本该读初三，可是家中几乎要断粮了，这学还怎么上呢？上学需要钱啊，这钱向谁要呢？我不但交不起学费，就连每天带的干粮也没有。再说，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有些科目还要补习，这就需要更多的钱。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暂时退学。

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怎么挣钱呢？我开始学泥瓦匠，帮人家盖房子，同时上山挖药材。类似我这种经历的不止我一个人。有一个上山挖药材的女孩子摔死了，连村子都没进就被埋掉了。我听着她母亲的悲号声，也禁不住流下了泪。我们农村的女孩子，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就应该遭受这种折磨吗？

可是，那些来收购药材的商贩心狠手毒，拼命压价不说，还常常在秤上捣鬼。没办法，我每天都紧盯着秤杆，并学会算账。他赚我们的血汗钱，不怕天打雷劈吗？这人生太残酷了吧！

每天，我穿着破旧的衣衫，穿着露出脚指头的布鞋，到处找活儿干。一碰见同龄人，我的心就怦怦跳。有一天下午，我正走在山路上，猛看见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迎面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么熟悉的苗条身影，那么黑亮浓密的披肩发，她不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宋秋红吗？我们曾经那样友好。但是，我像野兔一样逃走了，躲在一个山包的后面，不敢让她瞧见我。我怎么能让她看见我这个寒酸的模样呢？尽管我很想她，很想跟她谈谈学校里的事……

也许，跟这次逃跑有关吧，当有人介绍我去西安当民工时，我立即就答应了。那一年，我16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出门谋生的路。带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一条破褥子，带着家中仅有的十元钱，也带着我的几本书和一个日记本。

大概与您来的路线差不多，乘长途客车从黄土高原上驶去。汽车拐弯的时候，九峻山主峰——唐王陵，映入了我的眼帘。不知怎的，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再见了，唐王陵！再见了，黄土高坡！再见了，辛劳的大、妈！

说真的，对于西安这座大城市，我既向往又隐隐有些怕。听人们说，城里坏人多，会欺负农村孩子，等等。

客车一直开进玉祥门车站。我一下车，马上就惶惑起来：我该向哪里走呢？只见处处是人头晃动，车多得犹如一条湍急的河流，高楼大厦的玻璃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而大厦前的喷水池里，正飞扬起美丽规则的水花……

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年轻人碰了我一下，问我怎么了。我吓了一跳，忙说：

“我要去阿加斯仪器厂，怎么走？”

“可难找了！你们农村人半天也摸不着门呢。这么着吧，你给我五块钱，我送你去。”

五块钱？我心里一震：光问个路就这么贵吗？正在犹豫中，一对紧挽着胳膊的恋人路过这里。男的瞥了一眼，停下脚步，问：

“怎么啦？”

没等我讲完经过，穿绿色羽绒服的年轻人骑上自行车就窜了。这对恋人好心地告诉我：

“他敲你的竹杠。你坐前面的那辆电车，到垂柳路下，就是阿加斯仪器厂门口了。”

我感激得摸出两个苹果，递给这对幸福而富有正义感的恋人。他们对视一笑，潇洒地一扬手，又挽起胳膊走了。他们的形象，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坐上了电车，感到疲倦极了，背着铺盖卷又招人讨厌。忽然，发现车门边上有个座位空着，我赶忙挤过去坐下。周围的乘客莫名其妙地笑起来，我看看自身，以为是嘲笑我一身土气，便倔倔地闭上了眼睛，想歇一会儿。

“下来！”

突然，响起一个女人尖厉的吼声，接着我脑袋被票夹子击了一下。我猛睁开眼睛，只见漂亮年轻化着浓妆的售票员，双目圆睁，似要喷出火来：

“让你上车就不错了，还来抢售票员的位子，懂不懂规矩？”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电车与长途客车不一样，这个位子只能留给售票员坐。可是，她犯得上那么凶吗？我一下子跳离那座位，把铺盖卷放在脚下，心想：让人们踩去吧，人都被踩过了还在乎东西？

就这样，我终于来到了尘土飞扬的阿加斯仪器厂建筑工地。

在那里干活的民工，有50多人。每天早晨6点多钟，包工头就把我们喊起来干活，说是趁凉快多干点。可是，到太阳很毒的时候，也不让大家休息。我的任务是把水泥与石子拌在一起，然后再用小车推到工地上去。那水泥与石子都是沉东西，一旦没劲了，想搅拌均匀是很困难的。但是，包工头不发话，我只能像机器人那样不停地干下去。胳膊麻木了，手上磨起一层层血泡，背上被太阳晒脱了皮，脑子昏沉沉的。有一回，竟累得倒在地上睡着了。包工头发现后，用铁锨把狠命地抽我，抽得我几乎走不动路。他凶巴巴地说：

“不想干就滚！像你这样的臭小子有的是。想偷懒，甭挣这份钱！”

我知道找活儿不容易，如果离开这里，连吃住都解决不了，只好把泪咽进肚子里。其实，那儿生活也差。干那么重的活儿，每顿饭除了两个馒头，就是咸菜和炒青菜，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菜。如果加一点大肥肉，就是改善生活了。晚上，50多人分别住在两间大工棚里，又闷又热，脏就更没法说了。

民工生活单调乏味，又随时受着城里生活的刺激。我除了过度疲劳这第一痛苦之外，又患上了精神折磨的第二痛苦。

有一段时间，不知包工头打起什么主意，把我们安排到厂外去干活。

有一天，我们被派往西北大学的校园里盖楼。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我们，与潇洒漂亮的男女大学生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

盛夏的夜晚，西北大学显出她的另一番魅力。图书馆里灯火通明，静若无人，大学生们专注地伏案攻读。舞厅里则大不相同，男大学生西服革履，女大学生身着色彩迷人的短裙，他们亲密地拥在一起，随着动人的旋律起舞……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朝朝暮暮盼望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这不正是我未实现的梦想吗？他们当中也有曾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倒霉，可一旦进入大学，就像脱下一件脏衣服似的，那么容易地告别了过去。

最令我惊奇的是，我见到几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也坦然自若地进出图书馆。我原以为，他们是教工的孩子，在享受什么特权。可仔细一看，嘿，他们的胸前也戴着校徽，原来是少年大学生！惊奇、羡慕之余，我又不禁悲哀起来：我比他们大三四岁，却连初中都没毕业，这一生还会有出息吗？

不过，尽管处境悲惨，我却不肯向生活低头。我相信，只要肯吃别人吃不了的苦，那么，成功的大门一定会为我打开的。

也许，就因为在西北大学受到的心灵冲击，我越来越不安心当民工了，甚至敢与包工头争辩。一次，包工头嫌我干活慢，又要动手打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指着他的鼻子，吼道：

“你敢动我一指头，我就到法院去告你，告你这个吸血鬼！”

他惊呆了！因为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民工敢这样对他讲话。但他一听“法院”二字，心虚了，果然未敢动手，只扬言解雇我。哼，谁用他解雇？我已经决定离开这里了。

于是，我提前结束了民工生活，独自一人，又返回了家乡。

他讲完了当民工的经历，忽然问道：

“孙老师，您睡了吗？”

我翻了个身，叹口气，回答：

“怎么能睡着呢？我在想，你既然感受这么深，又酷爱写作，为什么不写篇报告文学呢？这可是真正来自生活底层的东西啊！”

他也叹口气，感慨地说：

“这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故事多了，酸甜苦辣样样有，明天再讲给您听吧。”

我点点头，忽然悟出一句话：生活是文学的母亲啊！ fCPhH4/9TpM1Za+sDTrMeNqiki7wMEqwsR/vO/mo1353AW8+jGTDURR6OyybE8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