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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过90岁的学者、作家季羡林先生撰写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在这篇文章里，“蚂蚱进城”那一节实在太精彩了——跟昆虫专家、农业专家、环境专家眼里的“蚂蚱”不一样，季先生眼里的“蚂蚱之舞”，洋溢出一种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生命力——那些飞奔、飞蹦着一往无前的小蚂蚱“视若无睹。它们是从南圩子门跳进城来的。目的是北进，不管有多大阻碍，它们硬是向北跳跃”，（它们）“置生死于不顾，其势是想直捣黄龙，锐不可当”——在阅读这个片段时，我的眼里充盈着蹦蹦跳跳的童年，叽叽喳喳的童年，无所畏惧的童年，绚烂无忧的童年……童年就该是生机勃勃的童年。
1934年，时年40岁的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改写了短文《老牛的晚年》。在这则短文里，那头老牛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叶先生笔下——它有名有姓：它的名字叫“老黄”；它有福有爱：父亲视之为“老伙计”。老黄爱劳动，爱生活，爱孩子，孩子们“总欢喜围绕着它，抚摩它的面颊，梳它的毛，亲热地拍拍它”，孩子们“采了花做成花环，挂在它的角上”，把它“打扮得像一个喜欢修饰的老头子”。告别人世前，老黄“站在田边静静地看着，面对着它熟悉的工作过的地方，还啃去了田边的几棵青草。忽然它站不稳了，全身摇晃，叫了一声，就跌倒了。它的头枕着那个大花环，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们”……老黄的凝视是爱，是感谢，是眷恋……童年就该是感悟生命的童年。
1980年，时年76岁的作家巴金先生撰写了短文《小狗包弟》。包弟跟巴金一家生活了7年，7年后，它的非正常死亡让巴金的自责和反省痛彻心扉：“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这虽然只是一则以狗为主角的温润短文，可收尾处的这番延展才是重点，它将简单的爱怜之情升华为自省、自责乃至拷问……童年也该是探索和自新的童年。
1961年，时年41岁的汪曾祺先生撰写了小说《羊舍一夕》。这部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的短篇名作描写了小吕、老九、留孩、丁贵甲四个农场少年的务工生活，可潜藏在这个温润平和故事的背面的，其实是作者个人际遇的坎坷乃至时代风云的诡谲，这种双声复调、委曲缭绕的故事讲述，让看似云淡风轻的农场故事延伸出意味深长的景深，几位“羊伴子”（小羊倌）羊舍一夕的故事，是磨难，是历练，是成长，也是思索、探究和期许，是长夜漫漫，也是“从煤块的缝隙里”泄漏的“蔼然的红晖”——夜晚，少年，狼嚎，羊群，在这组寓意深远背景的簇拥下，汪先生深情款款写下收尾句：“睡吧，亲爱的孩子。”……童年的希冀就是瞩望明天。
1923年，时年23岁的冰心先生开始撰写此后遐迩闻名的“寄小读者”系列。我注意到，在这组写作时长近3年、篇目接近30篇的书信体散文里，“书信”抬头多有变化，用得最多的是“亲爱的小朋友”，其次还有“小朋友”“我的小朋友”“仁慈的小朋友”“最亲爱的小读者”“似曾相识的小朋友”等，在这些不断变化的称谓语里，爱从未改变，欣悦、尊重、期许和祝福也从未改变。1924年1月11日写成的，本是写给母亲的——在信里，冰心先生用清澈、优雅的文笔状写寂寞，排解孤独，抒发乡愁，从望暮色降临时最早显现的三颗星星，冰心先生想到了自己的三个弟弟，还专门为“兄弟星”写下小诗：“小弟弟呵，/ 我灵魂里三颗光明喜乐的星。/ 温柔的，/ 无可言说的，/ 灵魂深处的孩子呵！”……时隔近百年光阴，重读这首小诗，仍觉爱意温存，而且，它也是写给天下小读者乃至整个世界的爱情之歌啊……我忽然明白，在这些文学巨擘笔下，写给过去的，就是写给现在的，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孩子的，写给爱，写给世界。
如果说，童年像一座动物园，那么，“跟着大师学写作：给孩子的名家经典系列”这套丛书里的这些作家——巴金、冰心、季羡林、汪曾祺、叶圣陶和张天翼就是“园长”，沉浸于他们淳朴天真的文字，历久弥新的讲述，小狗包弟在巴金笔下复活，折足蟋蟀在冰心笔下康复，野鸭、鹌鹑、斑鸠在汪曾祺笔下扑棱棱返回家园，画眉、老牛、青蛙、河鱼、蚂蚱、狐狸、鳄鱼、苍蝇、臭虫也伴随季羡林、叶圣陶、张天翼的精彩讲述一并凯旋；而如果说短暂的童年是一堂人生启蒙课，那么，这套丛书就是最好的教材：它梦幻，也真切，它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乃至未来——而所谓人生，就和汪曾祺先生在《羊舍一夕》里所写的一模一样：它是“苦热、苦渴、风雨、冷雹，将和那些蓝天、白云、绿山、白羊、石鸡、野兔、酸枣、桑椹互相融和调合起来”的“一幅浓郁鲜明的图画”，它不仅一直在我们的“血液里涌洑”，还必将给灵魂深处的孩子们带去“持续的力量”。
黄集伟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编者说明：因本书读者对象主要为青少年，所以书中一些字词用法按照现在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比如“的”“地”“得”的用法；其他与年代有关的语言表述，则做了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