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不久之前，对丈夫充满激情这样的愿望还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从历史上看，这两个生活领域是分开的，一边是婚姻，一边是激情，而激情很有可能是在婚姻之外的其他什么地方。“浪漫的爱情”这个概念在19世纪末才出现，这个词第一次让两者走到一起。诸如性在婚姻中的核心位置，对婚姻中性的高度期望等都是在几十年后才出现的。
过去50年的社会和文化变革重新定义了现代长期同居关系。艾伦和阿黛尔都是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运动（从那时起，我们的社会开始允许使用避孕药）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等性革命运动的受益者。随着避孕药的广泛使用，性从繁殖需要中解放出来。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支持者都极力主张，“性福”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亲密关系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一书中，著名作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描述了这种转变。他解释说：“性行为已成为每个人的自我属性，是我们在一生中不断发展、定义、重新协商的属性。今天，性行为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再仅仅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它已成为亲密关系和性满足的一个核心特征。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快感时代已经来临。”
这些思想的发展，加上“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形成了一段空前绝后的自由和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如今，人们被鼓励追求个人满足和性满足，摆脱以前社会责任和义务对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束缚。但是，一种新的不安全感尾随这种放纵而至，噬咬人心。大家庭、社区和宗教可能确实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性和其他的东西，但作为回报，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急需的归属感。世世代代，这些传统的机构提供着秩序、意义、连续性和社会支持。摆脱这些束缚给了我们比以往更多的选择和更少的限制，我们都更自由，但也更孤独。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的，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我们变得更焦虑。
我们把这种对自由的焦虑带到了爱情中。人们现在对爱的期待超越了情感上的悲悯和友谊的寄托，希望爱成为解决孤独的灵丹妙药。我们期待爱人成为抗衡现代生活波折的堡垒，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人类的不安全感要比以前更大。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不同的是，现代生活剥夺了我们的传统资源，过去众多社会网络提供的安全感和情感关系，人们现在希望在爱人一个人身上找到。爱情已经变得不堪重负，人们对爱情期望太多。
当然，阿黛尔在描述她的婚姻状态时肯定没有想过这些现代的焦虑。但我相信，爱情因为现代社会的阵痛变得更危险。现在我们的住所离家人有几英里远，我们和儿时的伙伴断了联系，常常要搬家，这一切的不连续性有一个累积效应。爱情要承担几乎难以承受的脆弱性——仿佛爱情本身还不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