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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途 |
旅途中 |
12月15日早晨，火车准时启动。坐在整洁的车厢里，眺望着窗外美丽的西班牙原野，马德里的奇遇渐渐淡远了。土壤变得越来越红，远近山丘嶙峋多骨，有许多森森裸露的白岩。不时看见苍翠的橄榄园。还有古城堡的废墟，孤零零地兀立在起伏的山坡上，令人记起这是堂吉诃德的国度。
很少见到人。偶有瘦羊只，在岩石间低头啃青草，对呼啸而过的火车不赞一词。小湖清平如镜，嵌在山中。
虽然我们到西班牙之后的第一站是马德里，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安达露西亚诗人加西亚·洛尔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1898—1936）在他的一首诗里描写的三座城市，无意中勾勒出了我们的路线图：
树，树，
干又绿。
脸庞美丽的姑娘
去采摘橄榄。
风，塔楼上的荡子，
把她拦腰抱住。
四个骑手经过，
骑着安达露西亚的小马，
穿着天青和碧绿的外套，
披着长长的黑大衣。
“到柯尔多巴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三个年轻的斗牛士经过，
他们腰肢纤细，
穿着橘红色外套，
佩带着古银剑器。
“到塞维拉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夜色渐渐发紫，
光线渐渐分散，
一个年轻人经过，
手拿玫瑰长春藤。
“到格拉纳达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美丽脸庞的姑娘
继续采摘橄榄，
风的灰色手臂
围抱住她的腰肢。
树，树，
干又绿。
橄榄园
“树，树，干又绿。”
柯尔多巴，塞维拉，格拉纳达，这三座城市，是安达露西亚的珠宝。一个采摘橄榄的姑娘，好像流光闪烁的银线，把这三颗珍珠串在一起，却又把它们一一推拒开来。这种吸引和推拒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歌谣的魅力。
在西班牙文化中，存在着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因素：一方面，是极端的感性美和官能的享受，一方面是宗教性的严厉。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相互排斥。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会失去形状，不能成就任何像样子的东西；如果没有前者，后者会变得干涸与荒芜。强有力的激情，需要一双强有力的手的节制，才能成为艺术。
灰色的风，干绿的橄榄树，是安达露西亚平原的典型景致，和色彩鲜艳的骑手、穿着橘红色外套的斗牛士形成对比，也和年轻人手中的玫瑰与长春藤形成对比。姑娘不为过路的诱惑者所动，却屈服于大自然的力量。就像许多洛尔伽的诗一样，这首诗暗示了某种悲剧，也具有强烈的宿命意味。
洛尔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他的诗歌简单而神秘，结合了西班牙文学传统和现代人的情感体验。他出生在格拉纳达西面的一个小村庄，母亲是一位教师，父亲拥有地产，因制糖业而发达。洛尔伽十一岁的时候，全家人迁到格拉纳达城中定居，不过每到夏天，他们还是会回到乡下的家里避暑。安达露西亚的土地，按照洛尔伽自己的说法，“在我生命中成就了伟大的东西。” [1] 终其短暂的一生，他在作品中所极力表现的，是“安达露西亚的灵魂”。1936年，洛尔伽神秘地失踪了。最流行的说法是他被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的纳粹分子秘密枪决，尸体丢弃在某处乱坟。但也存在另外的说法：他是同性恋者，在婚礼前夕解除了和未婚妻的婚约，这在西班牙风俗中被视为对未婚妻的莫大羞辱，为了捍卫家庭荣誉，他的未婚妻的兄弟杀死了洛尔伽。
洛尔伽的诗，明显受到了西班牙歌谣的影响。西班牙歌谣传统丰富多彩，是欧洲歌谣最发达的传统之一。它们咏唱爱情与战争，骑士的冒险，古老的传说，以及基督徒与摩尔人的边塞冲突。西班牙歌谣至少在十四世纪就已经流行，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不过，我们现有的歌谣是从十六世纪传下来的印刷文本。从十五世纪开始，加斯底语（castilian）成为西班牙的官方书写语言，在加斯底语里，这些歌谣被称为“罗曼斯”（romance，传奇）。它们长短不限，一般来说每行有八个音步。就像在口头文学传统里常见的那样，这些歌谣的词句随着每一个歌者和每一次歌唱而发生变化，因此，一首谣曲，往往有数种不同版本，没有哪个版本是“原本”或“真本”。它们善于用朴素的语言，讲述情节单纯、甚至支离破碎的故事，或者只是呈现一种情境，描述一个瞬间。它们优美而富于感染力，我称之为“叙事性抒情诗”。
在洛尔伽的诗里，采橄榄的姑娘受到过路男子的挑逗，但她抵御了他们的引诱。从马德里到柯尔多巴的旅途是漫长的，在漫长的旅途中，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聆听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诱惑的另一面。
在窗子旁边的靠椅上，
伽拉达一人独坐，
她看到一位英俊骑士，
正从大街上走过。
“来吧，上来，我请求你，
到我这里来吧，我的骑士。”
“我一定来，美丽的小娘子，
哪怕丢掉性命，也万死不辞。”
当他打开房门，
不由大为惊慌：
一百颗头颅
悬挂在房梁。
其中一颗首级不是别人。
正是骑士他自己的父亲。
“伽拉达，伽拉达，这些
是什么东西，悬挂在这里？”
“是我花园里的恶枭，
我割下了它们的头。”
“孕育出这些恶枭的园林
真应该遭受诅咒！”
“你要是懂事，你就要当心，
举止有礼貌，不要出声音。
不然到了今晚。
你的头就会和它们作伴。”
伽拉达端出食物，
骑士没有胃口；
伽拉达捧出美酒，
骑士拒不沾唇。
到了午夜，午夜钟敲，
伽拉达四下寻找。
“伽拉达，你怎么了？
你在找什么东西？”
“我的金柄解手刀，
刚刚还在这里。”
“你的金柄解手刀，
它的价格很高昂。”
他一边说，一边把它
插进了她的心脏。
“仆人，开门，
快把大门打开。”
“不成，先生，我不能开门，
我就是愿意，也还是不行。
要是被她发现了，
伽拉达会要我的命。”
“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我已经杀了你的伽拉达。”
“啊呀，先生，上天保佑你，
也保佑你的父母双亲！
这里进来了那么多骑士，
一个也没能再迈出大门！
现在你必须带我一起走，
我要一辈子做你的佣人。”
伽拉达的仆人很会讲漂亮话。也许就是因此他才能够以男子之身服侍伽拉达那么久而未遭砍头之祸。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凡是被伽拉达杀死的，明显都是和她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并受到她的美色诱惑的男子，包括本诗中骑士的父亲。仆人的善祷善颂—“上天保佑你，也保佑你的父母双亲”—落了空。不过骑士也算是得到了惩罚：在他答应伽拉达的请求时，他曾慷慨许诺：“哪怕丢掉性命，也万死不辞。”可是歌手随即告诉我们：骑士一进房门，便大为惊慌。他的许诺，就和所有的海誓山盟一样，使用了夸张的语言，但他又哪里会想到，“美丽的小娘子”竟然把他的诺言当真了呢。
谣曲表面的单纯，掩盖了内在的复杂：既然伽拉达已经杀死了那么多骑士，而且把他们的头悬挂在房梁上，为什么以前的那些骑士都没有像我们的男主人公那样受到震动呢？还是说他们力不从心，不能随机应变？还是说他们允许自己沉溺于酒色与饮食，忘记了近在眼前的危险？还是说他们缺少我们的男主人公那样的沉着冷静，没有及时藏起伽拉达的金柄解手刀？
或者，不是那一百颗头颅让我们的男主人公大为震动，而是他父亲的首级。以前来到这里的骑士们虽然也看到人头，但他们也许都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可以改变伽拉达的心，避免重蹈前人的命运。因为这样的自信，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他们的个性还没来得及存在就被抹杀，成为房梁上悬挂的众多人头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午夜时分，在伽拉达开始寻找她的金柄解手刀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都还没有睡下？是否他们刚刚满足了对彼此的欲望，而死亡的阴影永远笼罩着性的高潮？
当然，最好是从一开始就抵御诱惑。在下面的歌谣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常见的“贵族老爷引诱牧羊女”的故事：就像上一首谣曲那样，性别角色被倒置过来。
年轻的贵夫人
漫步在花园，
脚上没穿鞋子，
看起来好像天仙。
她扬声从远处召唤，
可我不愿意回答，
我满怀不悦地问她：
“到底你想要干吗？”
她对我好言好语，
声音里全是爱意：
“到我这儿来吧，牧羊人，
要是你想得到乐趣。
现在是正午时分，
应该吃喝，应该休息，
要是你到我这儿来，
好处不胜枚举。”
“我没有时间休息，
也没有时间吃喝。
我有老婆孩子，
一家大小养活。
我得赶去山里，
圈起散漫的羊子，
那些看羊的牧人，
没得吃也没得喝。”
“上帝保佑你，牧羊人，
不过你不懂什么东西最好，
我的身子是宝贝，
还有别的给你瞧：
我的腰肢纤细，
我的皮肤洁白；
我的脸色红润，
好似玫瑰初开；
高高顶起长袍的，
是我结实的乳房；
我的脖颈多细嫩，
我的眼睛多明亮！
那被衣服隐藏的东西，
打开看一看也很美丽。”
“无论你有什么给我，
我没有时间给你。”
就这样，牧羊人拒绝了贵夫人的诱惑。她代表无忧无虑的享乐—肉体的爱情，饮食，休息；他则忠于职守和责任：作为一个牧人，作为丈夫和父亲。他不是不能赏鉴贵夫人的美貌：在他眼里，她“看起来好像天仙”。这使他的拒绝更有力度，更加珍贵：完全不受诱惑、没有弱点的人，算不上英雄。
有意思的是，贵夫人必须亲口一一描述她的身体部位的美，就好像牧羊人自己看不出来似的。贵夫人的描述，对读者形成一种诱惑。一方面我们沉迷于她肉体的魅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急于知道结果如何：牧羊人到底有没有能够抗拒她？歌谣成为欲望的磁场，它的直线性时间结构也就是欲望本身的发展结构：针对欲望的目标，一往无前，毫不迟疑。更有意思的是，她对自己直言不讳的呈现（对诗外看不见她容貌的读者尤其如此），却结束在对“隐藏的东西”的暗示中。这种语言的“打开”，充满了挑逗性，因为它指向隐藏，指向遮盖住一切的衣服，但同时也指向未来的、真实生活中的“打开”。
贵夫人用她的所有勾引牧羊人，目的在于用她的所有交换牧羊人的所有：他的性爱，他的陪伴。他则强调牧羊人一无所有（“没得吃也没得喝”），除了责任与工作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时间”。他的回答出现在贵夫人长长的陈述之后，非常简洁有力。欲望被阻挠，被牧羊人的“缺乏”（从时间到言语的缺乏）颠覆，歌谣也就戛然而止。
一首诗，如果以欲望作为结构，会一直延续下去，即使是在诗行结束的时候。火车离柯尔多巴越来越近了，让人想起洛尔伽著名的诗，《骑手之歌》：
柯尔多巴。
遥远又孤独，
黑色小马，大月亮，
鞍袋里装满橄榄。
虽然我知道路线，
我永不会到达柯尔多巴。
穿过平原，穿过风，
黑色小马，红月亮。
在柯尔多巴的塔楼里。
死亡在守望。
呵！这路有多长！
呵！我勇敢的马儿！
呵！可是死亡正等着我，
在我到达柯尔多巴之前！
柯尔多巴。
遥远又孤独。
有人说，这首诗代表了洛尔伽诗歌的精髓：永远不能实现、因此也就永远生存的欲望。就连欲望本身，都是含混不清的，只是被暗示而已，因此，自然更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3] 为什么骑手要前往这座城池？又为什么会自知不能达到？他不是迷了路，也不是没有良马，也不是缺少干粮。既然他知道死亡在柯尔多巴的塔楼里守望他，为什么他还是要前去？是什么内在的力量在驱使他，使他不得安歇？柯尔多巴，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在诗人的手稿里（写作日期是1924年7月4日），最后一段原本有这样的一行：“我的女孩！我爱的女孩！”但是被诗人划掉了。那么，也许骑手是为了对爱情的追求才踏上旅途的，不过，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思念他留在家中的情人。被删除的诗句，常常出现在洛尔伽诗集的注脚里，构成了文本的一部分：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诗人亲笔抹掉的“女孩”。她的缺席变得明显；她的沉默变得响亮；她被取消的在场，永远绰约地浮动在这首诗的地平线上。
灰绿色的橄榄园，在明亮阳光的照耀下几乎变成深黑。从马德里到柯尔多巴的路上，当我从火车窗中眺望外面景色的时候，我竟恍惚觉得，这些景色的存在，是为了印证多年前读过的诗歌：
橄榄树的原野
张开又合起，
好像一把扇子。
在橄榄树林上
一片深陷的天空，
和冷冷的星辰雨。
水烛草和黄昏
在河岸颤栗。
灰色的空气在波动，
橄榄树充满了
小小的喊叫声。
一群笼中鸟
在暗影里
摇晃它们长长的、
长长的尾翼。
这里的扇子，是头戴黑色蕾丝面纱的西班牙妇人手中所执的那一种：不断微微颤动着的，繁复的花边，好像亚热带巨大的蝴蝶翅膀。
橄榄树的喊叫声，是小小而尖锐的，让人想起达利（1904—1989）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或者，用洛尔伽自己的诗句来做笺注：
颤栗纠结在
尖叫声的黑色根须。
—诗剧《血婚》
在光秃的山丘上，
有一座耶稣受难像。
清泉水
和上百年的橄榄园。
从狭窄的街道，
走过披着大氅的男子；
塔楼上，
风信标转个不停，
永远永远
转个不停。
呵，失落的村庄，
浸透了泪水的安达露西亚！
这两首诗，《风景》和《村庄》，都选自洛尔伽的《深歌集》（ Poem of the Deep Song ，1921）。深歌（deep song）是安达露西亚的传统民歌，它糅和了阿拉伯、犹太和吉普赛传统，到十九世纪后期，它开始从破败的小客栈进入城市音乐厅中的弗乐明柯（Flamenco）演奏会。用洛尔伽自己的话来说，弗乐明柯和深歌的区别，代表了“地方色彩和精神色彩之间的深刻区别”。
深歌凡四种。
吉普赛的斯吉利亚（siguiriya）：洛尔伽相信，这是深歌的原型。在歌唱的时候，情感强度不断上升，常被突如其来的痛苦叫喊—“哎呀！”—打断，并间有同样突如其来的沉默。在结束时，歌声和吉他声一起逐渐消失。《风景》者即是。
索利亚（soleá）：索利亚是安达露西亚方言对索利达得（soledad）一词的变形，意即孤独。伴舞而歌，回顾悲哀往事，《村庄》者即是。
萨伊塔（saeta）：这是塞维拉在“圣周”中的祈祷歌词。通常是清唱，没有吉他伴奏，在宗教游行结束时唱给圣母或者耶稣的神像作为献礼。萨伊塔意即箭矢，因此在后面所引的《弓箭手》和《塞维拉》这两首诗里，实乃一语双关。
皮特涅拉（petenera）：通常不被视为深歌的一部分，而被视为深歌和弗乐明柯之间的中曲。有舞蹈，并由吉他伴奏。
不过，正如洛尔伽的英文译者卡罗斯·保尔（CarlosBauer）所说，《深歌集》并不是深歌的模拟之作，而只是深歌所唤起的意象、主题和情绪，力求代表洛尔伽心目中深歌的精神。在深歌背后，是洛尔伽终其短暂一生所极力试图表现的“安达露西亚的灵魂”。
[1] 克利斯托弗·毛尔（Christopher Maurer）译：《深歌及其他》（ Deep Song And Other Prose ，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0），第132页。
[2] 罗杰·莱特（Roger Wright）译：《西班牙谣曲集》（ Spanish Ballad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39—40页。
[3] 克利斯托弗·毛尔编：《弗雷德里克·加西亚·洛尔伽诗选》（ Collected Poems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前言》。
与石墙 |
金橘 |
在神秘的黑暗里，
柯尔多巴从不动摇……
——洛尔伽：《圣拉斐尔（柯尔多巴）》
我对柯尔多巴最清楚、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呢？如果这么问我自己，恐怕一时竟有些说不出，因为柯尔多巴是如此丰富的一座城市，虽然我们在这里的逗留只有两天，它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许多色彩鲜明的记忆。我最终选择说出来的，也许会让所有熟知柯尔多巴的历史、文化与风俗的人们感到不屑吧，因为这座古老的、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也就是我们的西汉王朝）的城市，实在有许多美丽的遗迹值得自豪，而它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安达露西亚极为常见的自然景观。在柯尔多巴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橘子树和柠檬树。这些树，郁郁累累地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在浓密苍翠的树叶掩映下，好像无数个金黄色的小月亮。十二月，是橘子成熟的季节，有些橘子已经熟透了，落到地上了，也没有人把它们拾捡起来，好像就要这样任凭它们腐烂在街头。
在我看来，这景观代表了安达露西亚的一个方面：并非“浸透了泪水”，而是明媚，新鲜，芳香，具有某种童话的气氛。我在前面写道，在西班牙文化中，存在着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因素：一方面是极端的感性美和官能的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宗教性的严厉。其实，还有第三种因素，它构成了西班牙文化传统中至为明朗优美的一部分，那就是从八世纪到十五世纪，在安达露西亚平原上创造了辉煌奇迹的阿拉伯文化。
柯尔多巴位于西班牙最长河流之一的瓜达拉维尔河（Guadalquivir）岸边。瓜达拉维尔河谷春秋和暖，夏天炎热而漫长，盛产橄榄和葡萄，有许多的橄榄园和酿酒作坊。公元前二世纪，罗马执政官马西琉斯（Marcellus）在柯尔多巴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就是柯尔多巴城的起源。公元711年，穆萨·伊贲·纽赛尔（Musa Ibn Nusayr）
，北非的总督，派他的将军塔里克（Tariq），率领一支强大的阿拉伯军队（虽然其中绝大部分并不是阿拉伯人，而是非洲西北部的原住民柏柏尔人，通常被称为摩尔人），开始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稍后，穆萨带领另一支军队，亲自出征。西班牙当时的统治者是日耳曼血统的维西歌斯（Visigoth）王室。公元712年，维西歌斯国王罗得里克（Roderic）战死，阿拉伯人闪电般地征服了包括柯尔多巴在内的西班牙南部主要城市。那些誓死抵抗的城市，成年男子被杀，女人和小孩成为奴仆。柯尔多巴似乎就属于这些不幸的城市之一。而对那些愿意归顺的城市，他们则保证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继续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并允许原来的维西歌斯贵族继续他们在当地的统治，只要他们不支持抵抗者，并向阿拉伯政府纳贡。
柯尔多巴塔楼
“在神秘的黑暗里，柯尔多巴从不动摇。”
据历史学家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说，按照早期伊斯兰教习俗，凡是穆斯林，除了济穷的宗教义务之外，都可免交租税；基督徒和犹太人则不享有免税的特权。因此，阿拉伯政府并不勉强基督徒和犹太人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恐怕一半也是为了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1] 不过，我们不知道这种“早期”习俗延续了多久。这一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非常少，不足以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详细的了解。我怀疑这一制度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因为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至少是那些城市人口）皈依了伊斯兰教，如果全都可以借此免税，阿拉伯政府的财政岂不是要大受损失？
我们对八世纪西班牙的了解，主要拜一份简短的拉丁文叙述之赐。这份叙述习惯上被称为《754年纪事》（ Chronicle of 754 ），因为它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终结于公元754年。它的作者，可能是托雷多（Toledo）的一个文书。据这份史料记载，公元712年的年底，穆萨被大马士革的倭马亚（Umayyad）王朝召回。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他把统治这片新征服的土地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阿布德·阿尔·阿齐兹（’Abd al-Aziz）。阿齐兹迎娶罗得里克的遗孀为妻，和归顺的维西歌斯贵族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继续发展并巩固了他父亲开拓的疆域。这些定居在西班牙南部的阿拉伯和柏柏尔武士，据估计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人之间。
八世纪中期，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一直在名义上统治着安达露西亚的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被推翻，阿拔斯（Abbas，566—652）建立的新王朝于公元762年定都巴格达，把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进一步向东方推进。公元756年，倭马亚王室唯一的幸存者阿布德·阿尔拉曼（’Abd al-Rahman，731—788）流亡到柯尔多巴，在这里开始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倭马亚王室的统治。
十世纪是倭马亚王朝的黄金时期：在阿尔拉曼三世（’Abd al-Rahman Ⅲ，891—961）和他爱好文艺的儿子阿尔哈克二世（Al-HakamⅡ，961—976在位）的统治下，柯尔多巴成为西欧最繁荣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公元929年，阿尔拉曼三世正式摆脱了正统伊斯兰王朝的权威，自称“哈里发”（caliph）。哈里发是“穆罕默德传人”的意思，在伊斯兰教的传统里，只可能有一位合法的哈里发。如果用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加以解说，那么，哈里发相当于“天子”的名号。弗莱彻提到，阿尔拉曼三世的“僭越”之举对于一个“远处伊斯兰世界西隅”的小小王国来说显得“荒唐可笑”
，不过，他似乎忘记了，这个小小王国的统治者是大马士革倭马亚王室的后裔，要是从血统来说，他们比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恐怕还要“正统”一些吧。
[1] 理查德·弗莱彻著：《摩尔人的西班牙》（ Moorish Spain ，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第35—36页。
阿尔拉曼三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哈里发。
我们下榻的旅馆，帕拉朵—柯尔多巴（Parador deCórdoba），就建在阿尔拉曼一世的夏宫遗址上。“帕拉朵”在西班牙古语里有“雅舍”之意，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由西班牙政府拥有和经营的旅馆系列。它们分散在西班牙各地，大多从古代建筑—宫殿、修道院、城堡、私人宅邸—翻修而成，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地点，提供精美的饮食。
据说，阿尔拉曼一世初到柯尔多巴的时候，非常怀念故乡的风景，于是命人在御花园里种植大马士革的草木：石榴树和棕榈。当第一棵棕榈栽种在他的花园里时，他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仅仅这样一则小小的故事，就足以让我对这位去国离乡的摩尔国王产生好感了：他似乎是一个怀旧而善感的人，不是一位毫无心肝也缺乏风雅的君王。
在帕拉朵的花园里，的确有很多高大的棕榈，还有一排排整齐的橘子树和柠檬树，好似绿色小舟，满载黄金果实。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葡萄柚树，见到挂在枝头而不是在超级市场售货架上的硕大无比的葡萄柚。
在旅馆旁边漫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段石墙，那是阿尔拉曼一世的夏宫唯一的遗迹。当风吹动棕榈树的时候，我幻想听到了阿拉伯君王因怀念故国而发出的叹息。
柯尔多巴街景
“当风吹动棕榈树的时候，我幻想听到了阿拉伯君王因怀念故国而发出的叹息。”
自从你放逐我
夜晚变得漫长
呵，违约的羚羊
你难道忘记了
那天夜里
我们在玫瑰床上休憩
满天星斗仿佛闪烁的珍珠
镶嵌在天青石上
阿尔拉曼五世
（’Abd al-Rahman V，？—1024）
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欲望的阻挠往往是一种过于奢侈的体验。
人世的运转，依赖欲望的存在。当一切欲望一旦产生就得到实现的时候，欲望根本没有机会生存。而人世的多少快乐，都在于延宕欲望的满足！节日开始之前的期盼，胜似节日本身的享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体会过的情形吗？
如果周围所有的人，都急切地渴望满足你的哪怕最小、最任性、最转瞬即逝的欲望，这是一种诅咒。
阿尔拉曼五世谈到被所爱的人“放逐”。这让人想到他的祖先阿尔拉曼一世也是遭到放逐的：不是被他的爱人，而是被他的敌人。柯尔多巴不是故乡，但阿尔拉曼一世把流亡之地建成了一座美丽繁荣的城市。当他被流放进漫长的黑夜和漫长的欲望，阿尔拉曼五世找到了诗歌，在诗歌里，建造起一座美丽的文字之城。最有权力的人，渴望在爱情中失去权力：是这种渴望，把一位君主变成一个可亲的人。
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诗人的狡狯而已：没有什么情人，也没有放逐，伊斯兰教的君王永远都能轻易地得到他的所爱，毋须忍受被拒绝的痛苦或者等待的折磨。一个成熟的诗歌传统，可以提供现成的情绪，现成的意象。我们永远也不知道，那个完美的夜晚，星斗好似珍珠镶嵌在天青石上，是情人的、还是诗人的想象。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诗歌传统的遵循—比如把酒比作太阳或火焰，都是约定俗成的比喻—虽然在我们这些现代读者看来似乎不够个人化，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时代习惯来评判和理解中世纪的文学。我们应该记住：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诗歌不是为了凸显他们的“个性”；诗歌创作是当时宫廷文化和贵族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为一个贵族成员提供了和其他贵族成员分享同一种文化、展现风雅和机智的机会。它也是一种精致的乐趣：在夜饮的时候，即席赋诗，用优美的诗句表现和烘托当时的气氛。
在历史上，阿尔拉曼五世的确是一位不幸的君王。公元十世纪是倭马亚王朝的全盛时期，但阿尔拉曼三世的孙子哈山二世（Hisham Ⅱ）于976年即位时，还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孩童，大权落到著名的宰相阿尔曼萨（Almanzor，938—1002）手里。阿尔曼萨死后，他的儿子继续执政，直到1008年去世为止。同年，阿尔拉曼三世的一个曾孙发动政变，推翻了他软弱无能的叔叔哈山二世，即位成为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II），但他很快又被阿尔拉曼三世的另一后裔苏雷曼二世（Sulayman II）赶下了台。1031年，倭马亚王室的最后一个哈里发被流放，从此，安达露西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此之前，安达露西亚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内战之中，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柏柏尔将领手里，一连串的傀儡国王被相继拥立，其中在位时间最短的，就是阿尔拉曼五世：只有四十七天，他就被暗杀了。
到达柯尔多巴的那天下午，等我们来到城里著名的大清真寺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清真寺沉重的大门，在冬日寒冷的夕阳里闪着金光。从清真寺向南走，很快，就会看到瓜达拉维尔河。河上一座桥，桥的一端有堡，另一端有拱门：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混合了不同的建筑风格，是柯尔多巴历史的见证和象征。两百多米长的大桥，本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下令修筑的，现在只有桥基还是原始遗迹。桥北的拱门，是璜·贺若拉（Huan Herrera）1571年的设计，但仍可看出罗马建筑的影响；桥南有一座十四世纪的城堡，被称为卡拉荷拉塔楼（Torre de la Calahorra），意即自由塔，是1369年亨利二世（HenryII）和兄弟彼得一世（Peter I）进行战争时，为了巩固城防而建造的，显示出摩尔艺术风格。现在，自由塔成为“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博物馆，旨在纪念在柯尔多巴的哈里发时代，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的和平共处。
柯尔多巴清真寺大门
桥北的拱门，仍可看出罗马建筑的影响。
弗莱彻在他受到大众读者欢迎的历史著作《摩尔人的西班牙》（ Moorish Spain ）里指出，这段历史时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被过多地浪漫化和理想化，实际上，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和平共处并不都如后人想象的那样“和平”，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歧视和偏见。比如在摩尔统治时期，基督徒和犹太人需要纳税；在1066年的格拉纳达，曾经发生过对犹太人的屠杀；在1126年，阿默拉维德（Almoravid）王朝曾强迫大批基督徒移民摩洛哥；在穆斯林哲学家的著作里，他们对基督教义不屑一顾，大加贬低，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总体看来，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确显示了一种宽容精神：基督徒和犹太人被允许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没有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而且还可以在朝廷里做到高官显职。就连弗莱彻也说，1066年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不仅如此，我认为那是一起政治事件，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宗教事件。在被杀的犹太人里，首相约瑟夫（Joseph）是主要目标，他是著名的前任权相撒缪尔·伊贲·纳吉瑞拉（Samuel Ibn Naghrillah，993—1056）的儿子，父子先后主持朝政达二十八年之久，这次屠杀，与其说是宗教迫害，不如说是一场政变。
当初，摩尔人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赢得了对维西歌斯王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数人民不满意维西歌斯统治，特别是犹太人群体非常遭到歧视，他们当然十分欢迎保证他们宗教自由的摩尔人。
自由总是相对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基督教君王在收复西班牙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意识到，历史的推进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如果“进步”在我们的词汇表里，意味着开明和宽容。加斯底（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女王伊萨贝拉（Isabella I of Castile）和阿拉贡（西班牙东北部）国王菲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在1469年联姻，使加斯底和阿拉贡两个王国终于联合起来，为基督教势力征服安达露西亚奠定了基础。1492年，他们攻占了格拉纳达，摩尔人在西班牙最后的疆域。在此之前的1478年，他们建立了著名的西班牙宗教法庭（theInquisition），旨在审判和处罚犹太人、穆斯林和新教徒，从而在西班牙建立起罗马天主教的唯一和绝对权威。凡是受到这一法庭审判的异教徒，往往遭受肉体的折磨，惩罚包括监禁，砍头，绞刑，或者在十字架上烧死。那些拒绝招认“罪行”的，白天受审，夜幕降临之前即被处决。伊萨贝拉和菲迪南，因为他们的宗教狂热和坚决，被合称为“天主教君王”（Catholic Monarchs）。在格拉纳达归降不久，他们即下令把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1499年，他们共同来到格拉纳达，随行的托雷多大主教西斯涅罗斯（Cisneros）强迫留在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全部改信基督教。次年一月，他向两位天主教君王报告说：“现在，城里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所有清真寺都被变成了教堂。”到1502年，这条政策在伊萨贝拉的支持下，被施用于加斯底的所有穆斯林：他们被勒令或是改变宗教信仰，或是面临流放。如果选择流放，则必须付给政府一大笔赎金，或者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西班牙为奴。这样的条件，是很多穆斯林家庭无力或者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只好“选择”前者：放弃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菲迪南二世似乎不如他的妻子那样狂热，抑或他在故意和她作对，总而言之，他拒绝在阿拉贡王国推行同样的政策。但是，到1525年，他的孙子查理五世（Charles V）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一来，西班牙至少在表面上成为纯粹的天主教国家了。
然而，摩尔人留下的遗产处处可见，从文化到物质。在柯尔多巴，阿尔拉曼一世的夏宫虽然倒塌了，厚重的石墙依然矗立；到处都可以看见熟透的橘子—阿拉伯人带到安达露西亚的水果—好像许多个金黃的小月亮，挂在寒冷而碧绿的枝头。
柯尔多巴的金橘
“到处都可以看见熟透的橘子—阿拉伯人带到安达露西亚的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