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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冬天，在赭城，因为揿错了数码相机的按钮，我丢失了这次西班牙之行拍摄的六十多张照片。这些照片的失落，是这部书的写作机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对照片的遗失所作的补偿。
我相信最好的旅程有两种：一种存在于记忆，一种存在于想象。而记忆与想象之间的界线，原本就是很难分清的。
赭城是“阿尔罕布拉”（Alhambra）的意译，它来自阿拉伯语的“al-Qalat al-Hamra”，意即“红色的城堡”。它坐落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Granada）。早在公元九世纪的文字记载里，就已出现赭城的名号，但是直到十四世纪，它才被当时统治格拉纳达的摩尔王朝修建到现在的规模：一座独立于格拉纳达的皇城，一系列依倚山势迤逦起伏的宫殿与花园，一处融合了自然风景的美丽和浪漫悠久历史的建筑奇观。
赭城和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Andalucía）地区的历史密不可分。从公元八世纪到十五世纪，在长达七百年的统治中，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奇迹。充满神秘的赭城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象征，一座纪念碑。
但是，对后人来说，对每年数以万计从世界各地来到赭城的游客来说，赭城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一座用文字筑造的城池。在三百年来的欧美文学中，也许没有哪一个地方像赭城那样，激起那么多作家与艺术家的想象，得到那么多赞美与叹息，被一次又一次描写与刻画。就像作为六朝故都的金陵，已经无法脱离那些围绕着它产生的诗文和传说而存在，赭城既是一处真实的古迹，也是一座文字之城，想象之城。
这本书是一部游记，记载了我们两年前所作的一次难忘的旅行。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的游记”，因为里面穿插着对西班牙文学，特别是阿拉伯—安达露西亚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也穿插着欧美作家对赭城的歌咏和描写。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格拉纳达的机场，我买了一册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大食故宫纪闻》（ Tales of the Alhambra ），从此，我意识到，真正的旅程其实才刚刚开始。
在阅读赭城的历史与文学的时候，我似乎重新经历了我们所去过的地方。我逐渐了解到另一个赭城：它不是位于安达露西亚平原之上、内华达雪山脚下的皇城，也不仅仅是欧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在文学作品里歌咏过无数次的古堡废墟。它是一个古老、美丽而深邃的文化在空中架设的楼阁：一面是血腥，暴力，失败，耻辱，奴隶市场的锁链，荒芜，残缺；另一面巍峨、宏伟，丰富犹如一枚熟透的石榴，芬芳、优雅，好像一朵永远新鲜的素馨。三座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安达露西亚城市，柯尔多巴（Córdoba）、塞维拉（Sevilla）和格拉纳达，为我打开了三扇美丽的灰墁雕花的窗子，使我初次认识到阿拉伯—安达露西亚文明的灿烂、丰富与独特：它既不同于远东文明，也和基督教文明具有深刻的差别。
近年来，很多读者对“西方文化霸权”感到不平，但是，总是呼吁“西方文化霸权”，一方面简单化了本身即多元而复杂的所谓“西方”，一方面也抹杀了“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抹杀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立与尊严；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呼吁把所谓的“我们”自动摆在了弱势地位，实际上是在削弱自身的主体性，是故意忽视自身所负有的责任，忽视自身的选择和决定权；是在话语层次上，把自己置于一个弱者和被动者的地位。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当今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而这种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是人类最宝贵、最值得追求的东西。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介绍格拉纳达的赭城，介绍在中世纪西班牙开花结果、独秀一枝的阿拉伯文化，首先是为了让我们的读者多看到世界文化的一个方面，多打开一片辉煌灿烂的文化视野，多一种选择。我也更希望，我们不只是为了破除“欧美中心主义”才去了解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其他文化，而能够为了它们本身的魅力而热爱它们。最终，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欧洲不同国家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进行简单的概括，因为它们充满了鲜明的个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复杂而独特的文化历史：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文化，都是由各种曾经敌对的力量构成的混合物。正是在这次旅程中，我看到西班牙不仅仅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不仅仅是高耸的哥特式教堂，银色的十字架，暴烈的公牛，斗牛士的绣花外套，少妇头上的玳瑁梳与黑色蕾丝面纱；它也是安达露西亚的平原与山脉，是映出塔楼倒影的方池，是悬垂着上千片“穆卡那”（muquanas）的流星四射的穹窿，是白垩墙壁，是雕花拱门与壁龛，是注满清水的瓦罐，是光明晶莹的摩尔喷泉。
在早期阿拉伯颂诗“盖绥达”（qasida）里，诗人常常歌咏爱人的遗迹：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诗人所爱的姑娘随着她的部落迁徙到他方，剩下诗人一个，在他们旧日宿营地的废墟盘桓。所爱的人已经去远了：篝火残烬正在渐渐冷却，帐篷支柱在地上留下的痕迹也渐渐被风沙掩盖起来。赭城便正是这样的一处遗迹。最后一个摩尔王国最后的城堡，它的伟岸的美丽，因为这个王国几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了的覆灭，而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文字，图像，也不过只是遗迹而已吧。“遗迹”是一个悖论：它是所爱的人曾经在场的见证，然而却又指向永远的缺席。在这些支离破碎的遗迹中，我们追寻某种东西：所爱的人，一个缥缈的影子，神明。我们用想象重新构筑那曾经圆满的存在；我们最后发现的，却常常是自己的面容。
在阅读关于赭城的记载时，我是如此沉迷于面前娓娓的图像与文字，有时，当我从散摊在周围的书本上抬起眼睛，在逐渐笼罩了一切的暮色中，我甚至怀疑，我们从未离开过波士顿，从未离开过这间书房。
窗外是秋天的树。不知不觉地，从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长长的、新英格兰的夏天。昨天下午一场狂暴的雷阵雨，使小花园变得安静下来。虽然今天早晨的明媚阳光对它多方抚慰，还是不能改变时间的行程。我从窗内旁观，永远地旁观，却没有意识到时间之水也在损伤着映在窗玻璃上的容颜。
谁又说大自然是重复的呢？这些波浪一样摇曳的向日葵，明年还会在这里，但那将是不同的向日葵了。想到这些，就觉得心目中赭城的存在，是令人安慰的。因为，无论一千年来，在历经战乱与炮火之后，它改变了多少，在我的记忆里，它永远都是那天夜晚，我们刚刚走出阿尔白馨（Albayzín）狭窄弯曲的小巷，迎面便看到高高的山顶上，因为夜色和山色的浓黑，而好像是悬浮在半空中的、金红色的、静静燃烧着的城池。那是属于我的赭城：时间的手触摸不到它，岁月不能加以改变；只有到我死去的时候，它才会随之消失。
十三世纪早期手抄本册页
在一座摩尔塔楼中，两个书手在誊写。我以为这象征了文字的赭城。
赭城夜景
“我们刚刚走出阿尔白馨狭窄弯曲的小巷，迎面便看到高高的山顶上，因为夜色和山色的浓黑，而好像是悬浮在半空中的、金红色的、静静燃烧着的城池。那是属于我的赭城。”
启程 |
2001年12月13日晚上，所安和我，与我们的朋友包弼德夫妇，从波士顿的罗根机场，开始了我们长达十天的西班牙之行。 [1]
不过，这次旅行，其实真正开始于几样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东西：文字，图像，饮食。十月的一天，我们备了一席土耳其餐，请包氏夫妇小酌。世传三大烹调：中国，法国，土耳其。所安的继母是土耳其人，所安向来对母亲的厨艺赞不绝口。我们曾经买到一本装帧精美的土耳其菜谱，里面众多照片，展示了各式美食美器，令我每次翻阅都馋涎欲滴。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按照这本菜谱烧的第一样菜，就是伊曼巴尤达（Imam Bayildi）—“令伊曼（长老）晕倒的佳肴”。这道菜的主体是茄子—土耳其人嗜茄，据说一个姑娘能用茄子做得出五十九种不同的菜式，就自然会赢得男子汉的心—洋葱，西红柿，当然还像大多数土耳其菜式一样，需要成分慷慨的欧芹、零陵香、莳萝、青蒜、橄榄油。零陵香又叫罗勒、薰草或者九层塔，古称菌或蕙，是《楚辞》里最常提到的香草之一。十月的那个晚上，我们的餐桌上就有伊曼巴尤达。
我和所安都喜欢烹调：不是一日三餐为了果腹的做饭，那恐怕是连最贤惠的家庭主妇都会感到厌倦的；而是在难得的空闲时候，体验难得的奢侈：慢慢地，从容不迫地烧一两样精致的菜肴。这时候，就会觉得“君子远庖厨”诚然是一大损失，因为烹饪可以是如此性感的一种活动，从色彩到香味到触觉，都令人陶醉在一个丰富的感官世界里，使人的精神和肉体同时放松下来。
不过，喜欢烧菜的人，也必须遇到知音才有劲头。夫妻彼此称道，自然可以带来某种满足，但是做饭的人似乎都有过这种体验，就是饭做好之后，自己的胃口倒变小了，就好像嗅觉和视觉都太餍足了，抢占了味觉的乐趣。这时如果有擅长品味的朋友在座，一面尽情享受，一面极力夸奖主人的手艺，那真是会让主人大悦，因为在整个烹调过程中，唯一得不到犒赏的就是耳朵，现在总算可以在客人的赞美声中略为补偿了。包氏夫妇正是这样善于欣赏美食的客人，因此，那天晚上，主客都格外开心。
酒酣耳热之际，话题从土耳其转到穆斯林。彼时911事件刚刚过去不久，每个人的记忆中，都还鲜活地映现着两座巨厦在喧天的尘嚣中轰然倒塌的情景。我们谈到虽然现在有这样一部分采取残忍暴力手段的穆斯林，导致千百无辜平民的受难，但是，阿拉伯民族对欧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怎样辉煌灿烂，不容抹煞。我们谈到西班牙的穆斯林文化传统，谈到从八世纪到十五世纪，阿拉伯人如何在安达露西亚平原，在一种相对宽容的宗教精神统治下，和基督徒、犹太人一起，共同创造出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和创造比起来，毀灭容易得多，但是，毁灭不是回答。
在这样谈着的时候，我取出了一册西班牙旅游指南。那是由伦敦的DK出版公司印行的“目击者旅游指南”（Eyewitness Travel Guides）之一。这一系列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详尽的介绍，丰富的图片，精美的印刷。每一册DK旅游图书，都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虽然有的时候，它会让人觉得只要熟读其书，又何必身临其境呢？想象的旅途自有一番况味，不一定比真实的旅途更好，但至少是完美的。
翻到西班牙南部的安达露西亚部分，首先跃入眼帘的，就是柯尔多巴大清真寺（Mezquita de Córdoba）的壁龛拱门。镶嵌着暗金、孔雀蓝与绛红花纹楔形石的马蹄形拱门上方，是长方形的阿菲兹（alfiz）：两行用库菲克（kufic）笔体书写的金色阿拉伯文字，在宝蓝色的背景下熊熊燃烧
。已经一千年过去了，这神圣的文明之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我们在灯下细细地观看，细细地欣赏。这道拱门，似乎不只是通往八角形的祈祷壁龛，更是通往一个灿烂、神秘、内在的美丽散发出不朽光辉的古老王国。
一切旅途，都是从想象开始的。
[1] 包弼德本名Peter Bol，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治中国思想史。他研究唐宋文化转型的著作《斯文》（“ This culture of ours ” ）已被译为中文。包弼德太太松村佐登美在东亚系教授日文。
柯尔多巴大清真寺的壁龛拱门
“这道拱门，似乎不只是通往八角形的祈祷壁龛，更是通往一个灿烂
|初到马德里 |
地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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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站，是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也许因为时差，因为旅途的疲倦，我对马德里的印象很平常：无非和所有的现代大都市一样，灰尘扑扑，川流不息。女人多穿皮裘，这和波士顿的冬日街景非常不同。中老年男子蓄着修剪得很好的胡须，有一种雍容的气度，但也让我想起波士顿西班牙领馆的那位签证官，年纪四五十岁上下，瘦长脸，非常仔细地把签证申请材料分成两小堆，其行动之缓慢，态度之郑重，气派之庞然，让我惊奇不已，似乎他手里翻阅的不是旅游签证申请表，而是了不起的国家级文件。在他几乎具有催眠力的动作里，我似乎看到一位戴着雪白鬈曲的假发、套着高高硬领的西班牙贵族，一点一点地丢失了美洲大陆。某一份表格明明就在面前，他也视而不见，必得由我指出，才意识到自己刚刚与它失之交臂。
到达马德里机场的时候，不过早晨十点钟。我们下榻的旅馆坐落在马德里市区中心的格兰维耶大道（Gran Vía）上。这条横贯东西的大道于1910年开始修建，整个工程因为持续了数年之久而成为一出轻歌剧的讽刺对象。讽刺归讽刺，如今的格兰维耶大道是马德里的主动脉，竟日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两旁更有很多被当地人引以为荣的建筑。
休息片刻，我们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在街上徜徉，又走进一家咖啡店。付款的时候，四个人算来算去，啰唆不清。佐登美作了一个提议：不如两家人各把相等数目的一部分现金放在一起，以后凡是需要付账，都从这只公共金库里取钱。这办法省去了很多麻烦，大家都觉得极好；佐登美自告奋勇担当保管钱袋的任务，大家也都快乐接受，毫无异议。谁想到很快就发生变故，使我们的西班牙之行从第一天起即充满了戏剧性。
喝过咖啡，大家决定一起前往马德里火车站，购买次日去柯尔多巴的车票。叫了一辆计程车，不消片刻就到了。火车站居然拥挤不堪。所安和弼德自然而然被派去售票口排队，我和佐登美来到火车站另一端，发现一座极高极大的温室，玻璃穹顶大约有几层楼那么高，中央一个巨大圆池，种着庞然的棕榈，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热带植物，全都生长得郁郁葱葱，在白炽灯光和自然天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苍绿。我们注意到很多人围在池子旁边观看，断定必有好处，于是也凑上前去。果不其然，只见许多大小不一的乌龟，最小的只有巴掌大，在水里挨挨挤挤，时沉时浮。观赏一番之后，我们拣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坐下，开始喁喁私语。不久，两个男人就买好车票，过来招呼我们了。
出得车站，包弼德建议我们搭地铁回旅馆，因为只有四五站而已，又可以体验一下马德里地下民风。大家欣然同意。我心里却有些嘀咕，一方面是贪懒，觉得计程车比较安逸；一方面我向不喜欢暗无天日的地铁，何况这是星期五下午，下班的高峰期。不过其他三人都跃跃欲试，我也只好从众了。
在地铁车厢里，两个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的年轻人站在我和所安之间。开始，我没有怎么注意他们，但慢慢地，我发现其中一个不断挤在所安身上，另一个则肆无忌惮地盯着我，即使我报以反感的目光，他也不肯挪开眼睛。我留神打量，他们的脸相中，有一种粗硬的神情。我一边用中文提醒所安小心在意（中文成了我们的暗语），一边紧紧抓住自己的手袋。这时，地铁到站，很多人下车了，那两个年轻人也终于移到了别处，我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看看周围，发现包氏夫妇分别站在靠近车门的地方，神态轻松自如，这多少让我放心了一些。
没过多久，我又开始觉得不安起来，因为车上虽然不再像刚才那样拥挤，但是有一对肤色黝暗的男女却在不断移动位置，有一会儿工夫，那个女人简直完全靠在了我身上。我努力躲闪她沉重的肉体，心里只觉得奇怪，真是好不容易才盼到下车。
总算平安回到了旅馆。大家分头回房间休息，约好七点钟去吃饭。小睡片刻，觉得精神振作了很多，肚子也饿了。到得七点钟，我们走出房门，却只见到包弼德一个人，神色不安地告诉我们佐登美在找她的钱包。在走廊里等了很久，佐登美终于走出房间，满脸都是沮丧，向大家报告说：她的钱包，还有那只装着大家所凑份子的小钱袋，本来是放在手提袋里的，现在全都不见了。大家听了之后，面面相觑，我立刻想到地铁上那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们一致断定：佐登美成了马德里地下民风的牺牲品。因为失去了大家凑的份子，佐登美觉得格外难过。包弼德总结道：“看来凑份子不是什么好主意！”可怜佐登美听了这话，几乎要哭出来了。我们安慰她许久，佐登美的情绪才渐渐恢复过来。
旅程的第一天，西班牙便显示出了它犷野的一面，给了我们这些毫无思想准备的旅客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虽然世界各地都有扒手，但总觉得被自家城市的扒手摸去钱包是“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尤其是在熟悉的环境里，还不至于太感到无助；但假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被侵犯的感觉似乎格外强烈。
一夜无话。直到次日上午，我们都已经到了柯尔多巴，我们一起翻看佐登美在旅行前专门去哈佛书店买的西英小字典，忽然注意到，在这本崭新字典的塑料封皮正中，竟然有一道齐齐整整的裂纹，好像是被刀子割破的一般。佐登美在惊讶之余，开始检视她的手提袋，这才发现手袋底部，被马德里地下铁里面的窃贼，用利器划开了一道长约五寸的口子。
西班牙之行，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失与得的旋律，将贯穿整个旅程。
我们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