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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世纪，东地中海地区陷入一场危机，它席卷希腊、赫梯（Hatti）和埃及王国，使整个地区陷入了黑暗时代。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们往往将其归咎于埃及文献中记载的“海上民族”（sea peoples），即四处漂泊、无人辖管的水手，以及来自克里特岛（Crete）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农民，他们横行于黎凡特（Levant）地区，大肆破坏城镇和村庄。但是，海上民族似乎只是这场灾难的表象而非原因。气候或环境的变化或许导致了大范围的干旱和饥荒，使当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缺乏适应性的当地经济不能对所遭受的破坏作出有效的反应。几个世纪以来，赫梯人和埃及人各自占领一部分近东地区。埃及人控制着南叙利亚（Syria）、腓尼基（Phoenicia）和迦南（Canaan），而赫梯人统治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到公元前1130年，埃及已经失去其大部分外省地区；赫梯的都城成了废墟；迦南人的大型港口乌加里特（Ugarit）、米吉多（Megiddo）和夏琐（Hazor）被毁坏；在希腊，迈锡尼王国（Mycenaean kingdom）分崩离析。无依无靠而绝望的人民四处游荡，寻求雇佣和保护。
这场危机的可怕结局给每一个经历过它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两个轴心民族在随后的黑暗时代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希腊文明在迈锡尼的碎石中复苏，被称为以色列的部落联盟出现于迦南高地。由于这确是一个黑暗时代，几乎没有史料记载，我们对这个时期的希腊和以色列知之甚少。直至公元前9世纪，我们实际上还是没有关于希腊的可靠资料，而对于早期以色列，我们只看到了几个发展片段。
迦南的瓦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自公元前15世纪起成为埃及帝国一部分的沿海平原上的大型城邦，随着埃及的衰微而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城市会在埃及人离开之后崩溃。也许那里爆发了城市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农民们耕种的土地是当地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也许城市里出现了动荡局面，或是随着埃及政权的衰落，各城邦之间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这些城市的瓦解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在临近公元前1200年之时，一个新定居地的网络在高地建立起来，从北部地势稍低的加利利（Galilee）一直延伸到南部的贝尔谢巴（Beersheba）。
这些村庄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没有城墙，不设防，没有宏大的公共建筑、宫殿或神庙，也没有留下史料记载。朴素而式样一致的房屋显示出，这是一个平等社会，财富得以平均分配。那里的居民不得不与石质地貌艰难地搏斗。他们的经济以谷类作物和牧业为基础，然而从考古学的资料记载看来，这些村落发展昌隆。公元前11世纪期间，高地的人口激增，最多时约达8万人。学者们认同，这些村落的居民就是埃及法老迈尔奈普塔（Mernepteh）胜利碑（约公元前1210年）上所提到的“以色列”人。这是首次关于以色列的非《圣经》记载，它表明到这个时候，高地居民被他们的敌人认为是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迦南人（Canaanites）、胡里人（Hurrians）和贝都因人（Bedouins）截然不同的。
① 今译为加沙。
我们没有关于早期以色列发展的同步记载。《圣经》对其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记述，但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这些最初由口耳相传的历史叙事才被记录下来。《圣经》的创作是轴心时代的一项成果，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漫长精神历程。最早的《圣经》文本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圣经》正典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或4世纪期间。在以色列人的轴心时代中，历史学家、诗人、编年史作者、先知、祭司和法学家们都曾深切地思考其历史。这个国家的创立者——亚伯拉罕（Abraham）、摩西（Moses）、约书亚（Joshua）和大卫（David）——对以色列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相当于尧、舜和周公对于中国的价值。以色列人对其历史起源进行不懈地反思，正如印度圣人回顾其祭祀仪式的意义。关于以色列起源的传说将成为一个有机象征，其轴心时代的重要成就围绕它而展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以色列人创造了他们的传奇，并对其进行变革、修饰、补充和重新阐释，使它适应时代的特殊境况。每一位诗人、先知和幻想家都向不断推进的历史叙事中加入新一层内容，拓展并深化其重要意义。
权威性的历史叙事断言，以色列人不是迦南的土著民。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尔（Ur），在神的指示下于公元前1750年左右在迦南定居。族长们各自住在山地的不同地区：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仑（Hebron），他的儿子以撒（Isaac）住在贝尔谢巴，他的孙子雅各（Jacob，也叫以色列，Israel）住在示剑（Shechem）地区。耶和华（Yahweh）
向族长们许诺，他会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使迦南归其所有。但是，在一场饥荒发生时，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以色列各支派的创立者）移居埃及。起初，他们在那里繁荣发展，但后来却被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在囚禁的困苦中度过了400年。最终，大约公元前1250年，他们受到耶和华的怜悯。他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使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获得解放。在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奇迹般地将红海的水分开，使得他们连脚和鞋子都不湿就穿过红海到达安全地带，耶和华随后却淹没了将以色列人穷追入海的法老和埃及军队。在迦南以南的沙漠地带，耶和华在西奈山（Mount Sinai）与以色列人立约，并赋予他们律法，这会使其成为圣洁的民族。然而，在耶和华带领他们到达迦南边境之前，以色列人不得不在旷野中流浪了40年。摩西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前就去世了，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获得了胜利。在约书亚的领导下，以色列人摧毁了迦南人的所有城镇，杀死了那里的居民，使这片土地终归其所有。
然而，以色列考古学家自1967年以来的文物发掘并没有确证这段传说。他们没有找到在《约书亚记》中所描述的大规模毁灭的遗迹，没有外来入侵的迹象，没有埃及人的人工制品，也没有人口变化的征候。学术争论的激烈程度及时常互相敌对的状态，与印度关于吠陀文化起源的讨论旗鼓相当。大体一致的学术意见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传说并没有历史依据。《圣经》的记述并未反映公元前13世纪，而是公元前7世纪或6世纪的情形，当时大部分经文已经写作完毕。许多学者认为，在高地建立起新定居地的很多人可能是来自沿海地区衰落城邦的移民。因此，第一批以色列人中有很多大概都不是外来者，而是迦南人。《圣经》的开头部分表明，耶和华最初是南方山地的神灵，看来可能是其他支派从南方迁移到高地时，把对耶和华的信仰一同带来了。以色列人中的一部分——特别是约瑟（Joseph）的支派——甚至可能来自埃及。在埃及治下的沿海城邦生活的以色列人或许感到，他们的确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但却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解放的。《圣经》作者并没有试图按照科学的方法写作一部精确的、令现代历史学家满意的叙事报道，他们是在探寻生存的意义。这些史诗故事和民族传奇曾帮助人们创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
如果以色列人事实上是迦南的土著民，那么他们为什么自称是外来者呢？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些证据，以说明高地曾发生大规模社会经济混乱、人口变迁，以及敌对民族之间长达两个世纪的殊死搏斗。
甚至《圣经》的记述也表明，以色列并非从一个单一的祖先延续下来，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种族——基遍人（Gibeonites）、耶拉篾人（Jerahmeelites）、基尼人（Kenites），以及来自希弗（Hepher）和得撒（Tirzah）等城市的迦南人——他们都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
这些族群似乎是由一个盟约协定联结在一起的。
他们都作出了一个无畏而慎重的决定，背弃了迦南古老的都市文化。从这层意义上说，他们的确是外来者，而且生活在周边地区的经历或许激发了他们对以色列起源于异质文化的信仰，以及《圣经》中体现出的反迦南人的论战。以色列是这个民族团体中的新成员，在创伤和动荡中诞生，并不断遭到被边缘化的威胁。以色列人发展出一种与他人相对立的身份认同和历史叙事：他们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不同，因为只有他们享有与其神灵耶和华的独特关系。
部族精神要求其成员为亲属的死复仇。亲属们拥有同一个肉体，部族成员分享同一个生命，
因此他们必须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的部族伙伴。通常被译为“爱”的术语“hesed”，最初是部族用语，表示忠诚于部族亲属关系，要求人们对家族群体慷慨无私。
与部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以通过婚姻或盟约协定加入本部族，这便赋予了他们兄弟身份。部族成员必须像爱他们自己一样爱这些新成员，因为他们如今是部族成员的“肉中肉，骨中骨”。许多中东地区的早期盟约曾使用这些亲族术语，而且将新以色列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盟约很可能洋溢着这种部族精神。
随着西闪米特（Semitic）世界中社会群体的不断扩大，亲族术语甚至比先前使用得更加频繁，以强调更大规模联盟之神圣不可侵犯。早期以色列的各项制度和律法从而被这种部族理念所支配。像这个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以色列人感到与他们的民族神有亲缘关系，而称他们自己为“am Yahweh”，意为耶和华的“宗族”或“人民”。
考古资料显示，居住在山地的人们生活中充斥着暴力。东地中海地区正值混乱的年代，早期定居者必定要为他们拓殖的土地而战。《圣经》保存了对约旦河一场伟大胜利的记忆：从南方移居来的支派穿过摩押（Moab）的领地，必须对付阻止他们过河的当地族群。一旦他们定居在一个村庄，就必须学会与邻人和平共处，并与之联合，共同反抗威胁其初建的社会安全的民族。人类学家认为，《士师记》和《撒母耳记 上》中描写的零星战争也许相当准确地记述了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时的情形。以色列人不得不与像非利士人（Philistines）这样的族群进行对抗，他们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定居在迦南的南部海岸，这与第一批村庄在高地建立的时间大致相同。在他的部族遭到攻击时，支派领袖（士师，sopet）必须能够集聚相邻支派的支持。因此，“herem”（“圣战”）对以色列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支派遭到攻击，士师便召集其他支派加入耶和华的队伍。以色列主要的崇拜对象是被称作“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的圣物，人们在进行战斗时携带着它，它象征着将耶和华的“宗族”联结在一起的约定。当军队启程时，士师召唤耶和华陪伴约柜：
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这个备受折磨的民族在生活中时刻做好抵抗进攻和进行战斗的准备，因而发展出了一种设防的崇拜仪式。
尽管以色列人感到与邻人如此不同，《圣经》的记载表明，直到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的宗教实际上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宗教没有太大的差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敬拜迦南的高位神厄勒（El），而后世将对厄勒的崇拜与对耶和华的崇拜结合了起来。
耶和华本人对摩西谈到了这个过程，他向摩西解释道，在以色列历史初期，族长们一直称他厄勒，只是到了现在，他才揭示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耶和华。
但是以色列人永远没有忘记厄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耶和华的神殿是一个帐篷，就像是迦南人的圣幕，厄勒在里面管理其神圣会众。
厄勒在迦南最终遭遇了大多高位神的宿命。到公元前14世纪，对厄勒的崇拜逐渐衰落。他被生机勃勃的风暴之神巴力（Baal）取代。巴力是一位神圣的武士，驾驶战车乘着天堂的云朵，与其他神灵搏斗，并带来赋予生命的雨露。对耶和华的崇拜在早期与对巴力的崇拜十分相似，而且为巴力而作的一些赞美诗甚至在耶路撒冷被改编，用在耶和华的神殿中。中东地区的宗教是极富竞争性的，充满了关于战争、肉搏，以及神灵之间可怕争斗的故事。在巴比伦，战神马尔杜克（Marduk）杀死了“原始海洋”提阿马特（Tiamat），将她的躯体劈成两半，犹如一个巨大的贝壳，由此创造了天空与大地。这场战斗每年都会在埃萨吉拉（Esagila）神庙庆祝新年的典礼上再现，以维持世界在下一年的存在。在叙利亚，巴力与海中怪兽洛坦（Lotan）进行搏斗，他长着七个头颅，在《圣经》中被称为“鳄鱼”（利维坦，Leviathan）。巴力还与亚姆（Yam）和莫特（Mot）搏斗，亚姆是原始海洋、混沌的象征，莫特则是干旱、死亡和不育之神。为了庆贺胜利，巴力在萨潘山（Mount Sapan）——他的圣山上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直到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还认为耶和华与像利维坦那样的海中怪兽搏斗，以创造世界并拯救他的人民。
乌加里特赞美诗显示，神圣武士巴力的到来震撼了整个宇宙：当他挥舞闪电，与其“神圣”扈从一起进击敌人时：
天空如同卷轴般卷起，
它们所有的主人变得衰弱无力，
像葡萄藤叶枯萎，
像无花果实低垂。
巴力的圣音震裂了大地，山峦在他的怒吼中颤抖。
当他凯旋萨潘山时，他的声音从宫殿中轰鸣而出，为大地带来雨水。
他的崇拜者通过在乌加里特礼拜仪式中再现这些战斗场面，来参与巴力与干旱和死亡进行的斗争。结束与莫特的殊死搏斗之后，巴力和安娜特（Anat）——他的妹妹兼情妇幸福团聚了。他的崇拜者也在仪式化的性交中对此予以庆祝，以激发土地的神圣活力，给他们带来好收成。我们知道，令以色列先知厌恶的是，以色列人直至公元前8世纪甚至更晚近的时候仍参与这些宗教性的纵欲狂欢。
在《圣经》最早的文本（写作于大约公元前10世纪并插入到晚期叙事中的独立诗文）中，耶和华是作为一位像巴力那样的神圣武士出现的。那时，各部族的生活充满了暴力和危险，需要神灵的帮助。诗文通常描写耶和华从他在南方群山中的家里出发，来到高地救助他的人民。“底波拉之歌”（Song of Deborah）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啊，你从西珥出来，
由以东地行走。
那时地震天漏，
云也落雨。
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
耶和华以色列神。
另一首早期诗歌描写道，当耶和华从巴兰山临到时，“他使地震动”，随着他的走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向江河洋海发怒气，与以色列对抗的万民吓得发抖。
古代以色列没有中央圣所，而在示剑、吉甲（Gilgal）、示罗（Shiloh）、伯特利（Bethel）、西奈和希伯仑等地有很多神殿。我们根据晚期《圣经》独立文本能够断定的是，约柜被人们从一个圣所抬到另一个圣所，以色列人聚集在当地的神殿中，在耶和华面前重申他们的誓约。神殿通常与以色列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关：亚伯拉罕是希伯仑周围南方支派的英雄；雅各在伯特利创立了神殿；雅各最宠爱的儿子之一约瑟受到北方山地支派的格外崇敬；摩西在北方尤其是示罗深受爱戴。
在与契约相关的节日里，游吟诗人、祭司和士师讲述这些伟大人物的故事。他们可能会追忆，亚伯拉罕曾经在希伯仑附近的幔利（Mamre）的住处款待了三个陌生人，其中之一就是耶和华；雅各在伯特利得到耶和华的幻象，在梦中他看到一个巨大的梯子联结天地；约书亚在征服迦南地之后，在示剑以一项盟约将各支派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神殿或许都有它自己的传奇故事，一代接一代口头流传，并且在宗教仪式上吟诵，以提醒支派的亲缘职责。
以色列人或许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重现了这些伟大事件。例如，一些学者认为，《约书亚记》中有以色列人在吉甲守逾越节，庆祝各支派胜利穿过约旦河的记载。
《圣经》史学家中断了对宗教仪式的说明，他们解释道，在春天收割的日子，“约旦河水涨过两岸”。
看来为了庆祝节日，河水被专门筑坝拦了起来，以纪念一个伟大的神迹。当约书亚带领众人来到洪水边上，他吩咐大家在约旦河水里站住，注视将要发生的事情。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那水便奇迹般地断绝，于是以色列国民从干地上全都安全过了约旦河，进入吉甲福地。当地人——“约旦河西亚摩利人（Amorites）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说发生的事，“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临近的缘故就软弱了，不再有胆气”。
每年春天的逾越节，各支派在宗教仪式上再现这一伟大时刻。他们聚集在约旦河东岸，洁净自身，穿过被堤坝拦住的河水到达西岸，走进吉甲的神殿，那里立有代表以色列人12支派的12块石头，以纪念这个历史事件。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重申誓约，并庆祝逾越节，吃无酵饼（mazzoth）和烘烤的谷物，追念祖先。他们的祖先在凯旋进入吉甲之后“第一次吃了那地的出产”。
最终，也许那里会重现约书亚在以色列军队从吉甲启程之后所经历的异象。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逾越节是为夺取应许之地而进行的圣战所做的准备，这场圣战以进攻耶利哥城为开端。城墙奇迹般塌陷，以色列人夺取城池。“他们对城中所有的实施圣战——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耶和华是一位战神。吉甲的节日发生在春天收割季节，但那里并没有为丰收所做的祷告，而仅仅是对一场军事战争的纪念。以色列的神被称作耶和华上帝（Yahweh Sabaoth），意为“万军”之主；他由天主陪伴，他的统帅带领以色列人进行战斗。战争是一种神圣化的行动。人们在参加战斗之前要像参加宗教仪式那样洁净自身，而约书亚经历异象的战场则是一片圣地。中东地区的很多民族重演宇宙中的战争，而以色列的做法却开始变得不同。与纪念一场在神圣时代的原始神话世界获得的胜利不同，以色列人庆祝的胜利据他们认为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时代，而且发生在并不遥远的过去。
从神话到历史的转变在《圣经》最早期的一首诗歌里表达得很清楚。它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吉甲的节日里被人们吟诵。
在最终定稿的《圣经》文本里，《红海之歌》（the Song of the Sea）
包含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当中，是在以色列人穿过红海之后，由摩西的姐姐米利暗（Miriam）口中唱出的。但是《红海之歌》显示，最初以色列的敌人并不是被淹没在红海而是约旦河里。见证这一神迹的不是埃及人或西奈人，而是迦南和约旦河东岸诸王国的居民：
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
以东的族长惊惶，
摩押的王侯被战兢抓住，
迦南的居民都怯懦了。
惊骇恐惧临到他们。
这段经文描写了耶和华带领他的人民胜利行进，穿过了应许之地而不是穿过西奈半岛。它后来被改编以适合出埃及的故事，但似乎最初庆祝过约旦河的早期宗教仪式有助于后来过红海那段经文的成形。
人们很容易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胜利与约旦河的神迹合为一体。在迦南神话中，巴力通过与亚姆搏斗并杀死它以使世界变得适于居住。巴力是原始海洋，在中东地区始终象征着混沌的破坏性力量。而亚姆也被称作王子河（Prince River）。海与河是可以互换的。《红海之歌》显示出对巴力的崇拜及其神话的强大影响力。
像巴力一样，耶和华也是作为一位神圣的武士而受到赞美。
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
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
像巴力一样，耶和华强有力地控制了海洋/河流：他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直立如垒”，
并在取得胜利之后，行进到他的圣山，在那里被人们永远尊立为王，正如巴力在战胜亚姆之后在萨潘山被尊为王。然而，两者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当巴力向前行进时，群山、森林和沙漠震撼；而在《红海之歌》中，当耶和华经过时，使当地的人们惊骇得战栗。古代神话的潜在意义赋予以色列历史上真实的战争以超验的内涵。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以色列人后来变得敌视巴力，但在这一个时期他们感到对巴力的崇拜非常振奋人心。他们尚未成为一神论者。耶和华是其主要的神灵，但他们也承认其他神灵的存在并对其敬拜。耶和华直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才成为以色列人所敬拜的唯一神灵。在早期历史上他仅仅是“诸神”或“厄勒诸子”之一，身处众神之中。据说在上古之日，厄勒向每一个民族委派了一个“圣者”作为其守护神，而耶和华被指定为“以色列之神”。《申命记》（ Deuteronomy ）中的另一首早期诗歌表达了这种古老的神学：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古阿卡德语（Akkadian）表示神圣的词是“埃鲁”（ellu），意为“清洁、显赫、光明”。它与希伯来语的“埃洛希姆”（elohim）相关，“埃洛希姆”通常被简单地译为“神”，但最初它却概括了神灵对人类来说所意味的一切。中东地区的“圣者”如同迪弗，即印度的“闪光者”。在中东，神圣是一种超越众神的力量，类似于梵。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拉姆（ilam，“神”）与一种光芒四射的力量有关，超越任何个别的神。它是一个原始本体，不能依赖于一个单一而清晰的形态。众神并非伊拉姆的源极，而人类、群山、树木和星辰等都分享了这种神圣。接触到伊拉姆崇拜仪式的一切也都变得神圣：一个国王、一名祭司、一座神殿，甚至宗教仪式所使用的器具都通过这种联系而变得圣洁。对早期以色列人来说，将神圣限定在某个单一的神圣者身上似乎是奇怪的事。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初，以色列社会非常发达而且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古老的部族体制已不再令人满意。人们决定实行君主政体，尽管许多人反对这一举措。起初，依照《圣经》记载，大卫王（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970年在位）和所罗门王（约公元前970—公元前930年在位）统治着一个联合王国，首都是耶路撒冷。然而到公元前10世纪时，它分裂为两个国家。以色列王国在北方，面积更大而且更加繁荣，拥有90%的人口。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交通运输相对比较便利，耶斯列平原（Jezreel Valley）早已成为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主要商贸路线。南方的小王国犹大由大卫王的后裔统治，比以色列王国小得多而且更加孤立，它那崎岖的地形很难进行农耕。
但是，我们对犹大的宗教了解更多，因为《圣经》的作者更喜欢这个南方王国。它是一个典型的迦南君主国。由于与耶和华之间的祭礼关系，崇拜仪式以大卫式的国王为中心，他是神圣武士和圣者在人世间的对应者。在其加冕礼上，他成为神灵的一员，即上帝之子。耶和华拣选了他，并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作为耶和华特殊的仆人，他和上帝众子一同位列圣会席位。作为耶和华的摄政者，他将毁灭其尘世间的仇敌，如同耶和华战胜海洋与河流的宇宙势力。
立约仪式的地位逐步下降。在犹大，耶和华与大卫王的立约使得耶和华与各部族结为同盟的圣约黯然失色。耶和华应许大卫，他的王朝会永远存续下去。原有的立约节日以以色列历史为中心，但王族祭仪回归了古老的神话。公元前10世纪的神殿圣诗描述，耶和华像巴力那样跨越海洋，当他急忙赶去拯救耶路撒冷时，他的雷声回荡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
也许在庆祝新年的时候，一场盛大的游行重演了耶和华向锡安山（Zion）——他的圣山凯旋行进的情形，人们抬着约柜进入所罗门王修建的神殿。歌队轮唱圣歌：“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其他“厄勒之子”，敌国的守护神，必赞颂耶和华。当耶和华进入圣殿时，他的声音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使闪电光亮尖锐。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树木也脱落净光。“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仍是一位战神，但并不是以色列人崇拜的唯一神灵。其他神灵或女神更加温和，他们象征着融洽与和谐，使土地丰产。甚至勇猛的巴力在击败莫特与安娜特团聚之后，宣称自己的胜利开创了天空与大地深处完全的和谐：“树的言谈和石的低语，天空与大地的交谈、海洋与星辰的对话。”
以色列人需要神圣武士的支持，并且以耶和华为荣，但大多数人同时也需要神圣的其他形式。这一点将最终导致他们与希望只崇拜耶和华的少数人发生冲突。
轴心时代尚未开始。所有这些宗教传统都带有一种深切的忧虑不安的色彩。当人们在大草原上的生活被劫掠牲畜者的暴力所改变之前，雅利安宗教一向是平静而温和的。然而空前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震撼迫使琐罗亚斯德发展出一种两极分化的、竞争性的视域。在以色列和印度，生活在全新而充满敌意的地区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以及维持一个社会所经历的艰辛，促使人们将暴力和富于侵略性的意象带到了宗教仪式中。但是，人们不能永无止境地生活在这样的紧张状态之下。宗教仪式教会他们直面黑暗，并且认识到，他们是有可能勇敢面对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并生存下来的。公元前9世纪，希腊人——第四个轴心民族，正开始摆脱黑暗时代。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有关宗教仪式的戏剧怎样帮助古代社会的人们创造性地应对历史上的灾难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