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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16世纪起，统治中国黄河流域的商朝君王们相信，他们是神灵之子。据说，“帝”，一位平素与人类没有接触的具有至高威力的神，派一只玄鸟下凡到中原。这只玄鸟下了一个蛋，被一女子
吞食。过了一段时间，她生下了商朝君王的始祖
。
由于他与帝的独特关系，这个君王便是世界上唯一被允许直接与至高神打交道的人。通过向帝献祭，他能独自为他的人民赢得平安。在占卜者的帮助下，他会向帝请教，派遣军队或拓殖是否可行。他可以询问帝，他的庄稼是否会获得丰收。君王的合法性来自他作为先知及作为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的媒介所获得的权力。然而在更为世俗的层面上，他也依靠其优质的青铜武器装备。第一批商朝的城市可能就是由这个行业的工匠建立起来的，他们最早开始制造青铜武器、战车和用于献祭的耀眼器皿。新技术的威力意味着，君王可以动员数千农民，强迫他们参加劳动或作战。
商朝人知道他们不是中国的第一批君王。他们声称是从夏朝（约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600年）最后一个君王手中夺取了权力。我们没有关于夏朝的考古或文献证据，但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时，中原地区很可能存在某种王国。
文明缓慢而痛苦地来到中国。中原被周围的高山和不适于人类居住的沼泽地所隔离。那里气候恶劣，夏季酷热，冬季寒冷，夹杂着沙粒的彻骨寒风侵袭着人们的居住地。在黄河里很难航行，而且河水经常泛滥。古代的开拓者必须开凿运河，排出沼泽地的水，建筑堤坝，防止洪水毁坏庄稼。中国人没有关于这些古代工程建造者的历史记忆，但他们会讲述一些关于君王的故事，这些君王在夏朝之前统治着中国，并使乡村变得适合人们居住。黄帝与一个可畏的人
进行搏斗，确定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道。神农创造了农业生产。公元前23世纪，贤明的君主尧和舜开创了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在舜统治期间，土地一直受到可怕洪水的侵害，舜委托负责工程建设的首领禹
去解决这个问题。禹用了13年时间，修建运河，驯服湿地，将河流井然有序地引向大海，使河水的流动像贵族们参加宴会一样有序。由于禹的巨大努力，人们从此可以种植谷粟。舜帝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选拔禹为继承人。于是禹成为夏朝的创立者。
所有这些传说中的贤明君王都将给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以启示。
商朝贵族肯定熟悉这些传说。他们明白，文明是一种不稳定且来之不易的成就。他们相信，人们的命运不可解脱地与先辈的灵魂有着密切联系。商朝君王也许不像尧、舜或禹那般强大有力，但他们控制了中原的广阔领域。
他们的领地向东南方延伸到淮河流域，向东延伸到山东，向西最远到达渭河流域。这并非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小型宫城构成的网络，每个宫城由一位王室成员来管理。城镇极小，仅由为君王及其仆从所建的综合住宅区组成，周围被高高的夯土墙围绕，以防水灾或他人攻袭。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其城墙的周长仅有800码
商朝的城镇遵循统一的样式，通常呈长方形，四面城墙分别朝向正东、正南、正西和正北，所有居所都面朝南方。王宫有三进庭院，还有为宗教仪式和政治活动而设的觐见室。宫殿东边是祖先的庙堂。集市在王宫北面，而工匠、战车和弓箭的制造者、铜匠、制陶工人，以及王室书吏、占卜者和宗教仪式专家，都居住在城南区域。
这并不是一个遵从平等主义的社会。商朝人显示出对等级排序的极大热情，这将成为中华文明的特点之一。作为天帝之子，君王占据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一等级唯有他一人。其次是王族诸侯，即各个商朝城市的统治者。他们之下是担任官职的各大家族首领，以及靠来自城外乡野地区的税收维持生活的贵族。最后，在金字塔的底部，是普通的仆役和武士阶层。
城市是一小块贵族化的地区，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商朝的贵族阶层将时间完全用于宗教、战争和狩猎。他们从当地农民那里收取剩余的农产品，并以军事保护作为回报。但是在这一时期，只有很少的区域被开垦耕种。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仍被茂密的森林和沼泽所覆盖。在商代，大象、犀牛、水牛、黑豹和花豹，还有鹿、虎、牛、熊、猴，仍旧在森林中游荡。动物会变成对人有危害的东西，因此狩猎既是义务也是娱乐。君王凯旋回城时，猎物被作为供品献祭，并在规模庞大、喧闹而酗酒的宴会上被吃掉。
战争与狩猎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战争是仅限于贵族的一种活动，只有他们才被准许拥有武器和战车。典型的军事行动规模不大，由大约100辆战车组成；步行跟随的农民并不参加战斗，而是担任随从、仆人和搬运者，并照看马匹。商朝人并没有强烈的扩张领土的野心，他们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惩罚反叛的城市，夺取他们的财产——农作物、牲口、奴隶和工匠。有时候，派遣军队是为了对抗“蛮族”，这些民族住在商朝人居住地的周围，在商朝领地边缘，尚未吸收中原文化。按种族特征来说，他们与商朝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当他们最终被同化之后，将对中华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商朝领地之内，蛮族与商朝人保持着友善的关系，并与他们通婚和贸易。居住在商朝领地邻近地区的蛮族通常是商朝人的盟友。商朝人与偏远地区的蛮族几乎没有联系。
商朝贵族的城市生活与耕种土地的农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相同之处。贵族几乎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然而，就像那些蛮族一样，农民对中原文化同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他们的社会根据大自然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而组织起来。农民的生活由冬夏之间的差别所支配。春天，劳动的季节开始后男人离开村庄，住进田间固定的棚屋里；在劳动季节中，除了妇女给他们送饭之外，他们与妻子和女儿没有接触。庄稼收获之后，土地被闲置一旁，男人搬回家中居住。他们将住处封闭，待在室内度过整个冬天。这是他们进行周期性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节，而对于那些在夏季工作较少的女人，劳作的季节在这时开始了：编织、纺纱、酿酒。这种交替或许对中国的阴阳观念作出了贡献。阴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一面，正如农妇一样，它的季节是冬天，它的活动是内在的，并在黑暗、密闭的地方进行。阳是男性的一面，活跃于夏天和白昼，它是一种外向的力量，并能创造出丰富的物产。
商朝贵族对农业不感兴趣，但是他们明确地感受到，山水风景是富于灵性意义的。山峦、江河与风都是重要的神灵，四方之主也是神灵。这些自然神归属大地，与苍天神“帝”相对应。由于他们能够影响收割，人们会通过献祭安抚和孝敬他们。而更为重要的是王室的祖先们，对他们的崇拜居于商朝宗教信仰的中心。在殷（今河南安阳）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九位君王的墓葬，他们躺在放置于中央平台上的棺柩中，被士兵的遗骸围绕着，这些士兵是在君王的葬礼上殉葬的。君王死后，便获得了神圣的地位；他与帝一起住在天堂，并可以请求帝帮助他在世间的亲属。
商朝人确信王朝的命运依赖于先王的善意。虽然帝自身并没有特别的信徒，自然神也没有固定的礼拜仪式，但是祖先们却在奢华的礼仪中受到敬拜。每一位祖先都在宗教仪式的历法中拥有自己的祭日。君王主持仪式，“宾祭”他们的祖先。王室成员装扮成其已故亲属，感到自己被他们所模仿的祖先附体。当他们进入庭院时，君王在祖先面前鞠躬。自然神被召集起来，在王宫庭院中分享盛宴，大量牲畜在那里被献祭和烹烧。随后，神灵、祖先和人类一同享用美餐。
然而，在这精心安排的宗教仪式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忧虑。
帝是市镇的保护者，他支配风雨，向自然神发号施令，商王也同样对他的官员和士兵下达指示。而帝是不可预知的，他常常制造干旱、洪水和疾病，甚至祖先也是不可靠的。商朝人相信，死者的灵魂可能是危险的，因此，他们的亲戚将其尸体放在厚重的木棺中掩埋，以玉来陪衬他的尸体，堵塞他们身体的外口，以免灵魂逃脱，折磨生者。人们所安排的宗教仪式就是要将潜在的制造麻烦的鬼怪变成有益而仁慈的神灵。人们给死者取了新名字，分配给他一个特殊的祭日，希望他被妥善安置而对社会有利。随着时间的流逝，祖先的威力愈发强大，人们设计的宗教仪式是要劝说新近亡故的人为他们在地位更高的祖先面前说好话，让他们在帝面前替人们说情。
关于商朝的大部分信息来自兽骨和龟甲，王室卜官在上面铭刻了向帝、自然神和祖先所提出的问题。
考古学家发掘出15万片这样的甲骨。它们显示出，君王将一切活动向神灵们汇报，卜问他们对于一次狩猎、收割甚至牙痛的建议。这个过程很简单，君王或卜官向经过整治的龟甲或兽骨陈述他要占卜的事项，并用一根滚烫的火棍灼烧。他可能会说：“我们要收获粟米。”或“我们向父甲（商朝第17代君王）祈求好收成（于父甲
田）。”
随后他会研究甲壳里发出的噼啪声，并宣布神谕是否是吉兆。之后，王室雕工刻下这则占卜事项。有时他们也记录来自神或祖先的预言，偶尔也包括其结果。显然，这并非一个理性的过程，但卜官无疑在努力保存真实的记录。例如，一些卜官记录，君王预测他妻子的分娩会很“好（
）”（就是说，她会生个男孩），不过君王算错了，最终她生了女孩，分娩的日子也不对。
商朝君王尝试控制神圣世界的企图往往是失败的。祖先们屡次送来坏收成和不幸。帝有时会送来吉祥雨，但甲骨卜辞同样记述过：“是帝在危害我们的收成。”
帝是不可靠的军事同盟。他可能向商朝人“赠予援助”，或者又唆使他们的敌人。“方国在损害和攻击我们（貞方
征），”甲骨卜辞哀叹，“是帝指挥他们，给我们制造灾难。（隹帝令乍我
）”
他缺乏能力又不可信赖，因而难逃其他苍天神的命运，逐渐销声匿迹。商朝从未发展出一套常规崇拜仪式，以请求帝的帮助。到公元前12世纪，人们已经完全停止直接向他献殷勤了，而只是求助于祖先和自然神。
商朝社会是优雅、精致和野蛮的奇特混合体。商朝人欣赏其环境的优美。他们的艺术是精致而富于创造力的，其用于宗教仪式的青铜器皿体现出他们对野兽和牛羊马匹精细的观察。他们依照绵羊、犀牛或猫头鹰的形象制作出极富创造力的青铜器。但他们并不在乎宰杀这些他们如此温情地观察过的动物，有时在一次祭祀中就要杀死100头牲畜。在王室狩猎的过程中，商朝人随意杀死野兽，在宾宴或葬礼上消耗掉几百头家畜。君王和贵族获得大量财富，包括牲畜、金属制品、农作物和猎物。他们生活的环境充满了野生动物，农民不断为他们提供谷物和稻米，因此他们的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们丝毫没有为将来作储备的想法。
墨子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一，后来回溯商朝君王（即“天子”）的奢华葬礼，明显表现出对其挥霍铺张，以及杀殉普通奴隶和侍从的厌恶：
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 下）
商朝的宗教信仰中包含着残酷和暴力。对中国人来说，即使是缺乏道德责任感的帝，似乎最终都对其王朝统治失去耐心了。
公元前1045年，在渭河流域统治其封国的周文王，借商王离开其都城之时侵入了商朝领地。不幸的是，周文王在战场上被杀死
，而他的儿子武王继续伐商，在黄河以北的牧野之战中打败商军。商王被斩首
周占领殷。武王随后分封采邑。武王决定留在位于渭河流域的旧都
，所以派他的儿子成负责管理殷，并将商朝其他城市的管辖权委派给武庚，即末代商王的儿子。武王随后回到渭河流域，不久后便去世了。
武王死后，武庚乘机反叛周的统治。然而，通常被称为周公的文王之弟旦
，剿平叛乱，商因而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王子成做了新君，但由于他仍未成年，由周公摄政并制定了一套准封建制度。王子们和周的盟友各分得一座城市，作为私人封地。周又新建了一座都城，以保持其在东部疆土的军事存在。为了向新君王表示敬意，它被命名为成周。
在许多方面，周都直接步商的后尘。像商朝人一样，周朝人喜爱打猎、箭术、驾驶战车，以及奢华的宴会。他们依照商朝的古老模式构建城市，敬拜自然神和祖先，并占卜神谕。他们还继续崇拜帝，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典型的古代宗教那样，他们将自己的苍天神，即他们所称的“天”与帝结合起来。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商朝显然是在帝的恩赐下统治了数百年。如果周想要拉拢仍居住在中原的商朝贵族，那么连续性就是必不可少的。周朝人应当在敬拜他们自己祖先的同时也敬拜死去的商朝帝王。但是他们怎么能在摧毁商王朝之后还敬拜其神灵呢？
周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帝有时会利用敌对部族对商进行处罚。如今，周似乎成为他的利用对象。正值新东都成周举行献祭仪式之时，周公作了一篇重要的演说，被收录在中国“六经”
之一的《尚书》当中。
他说，商王已变得残暴和腐化。上天充满了对人民疾苦的怜悯之情，因此废除了从前赋予商的委托统治权，并四处寻找新的统治者。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周王身上，因而他便成为至高无上的天帝之子。
据周公解释，成王就是这样成为天子的，虽然他还非常缺乏处世之道。这对这位年轻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责任。既然成王已经接受了委托，他就必须“敬德”。他应当“諴于小民……顾畏于民碞”。上天会从压迫其臣民的统治者手中夺走其授权，并将它授予一个更加值得托付的王朝。这就是夏、商王朝覆灭的原因。商朝的许多君王都是贤良君主，但商朝末年民不聊生。民众向上苍痛苦疾呼，上苍“亦哀于四方民”，决定将天命授予周，因“王其疾敬德”。但是周不能自鸣得意。
……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尚书·周书·召诰）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周朝人在宗教中引入了一个伦理观念，而在此之前的宗教对道德伦理从不关心。上天不仅仅受到人们宰杀猪和牛的贿赂，而且被同情和正义所感化。天命在中国轴心时代将成为一个重要理念。如果一名统治者自私、残忍、压迫人民，上天不会支持他，他就会垮台。一个国家可能会显得弱小，就像征服商之前的周。而如果国家的统治者贤明、仁慈，真正关心其臣民的福祉，人民便会从四海之内聚集到他周围，上天会将他提升到至高地位。
然而，对于天命的阐释，起初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
周公和他的兄弟召公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周公认为上天授权给所有周朝人，因此，新君王应当依赖其大臣们的建议。但召公主张，君王独自领受了委托权。召公恢复了原有的观念。因为君王是天子，所以他是唯一能够直接与上天打交道的人。的确，君王会征询大臣的意见，但他接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神秘力量，赋予他统治国家的权力。
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成王喜欢叔父召公的观点。两人联手，向周公施加压力，迫使其引退。周公居住到中原东部的鲁国——分封给他的私人采邑。他成为鲁国人的英雄，他们将周公敬为最尊贵的祖先。周公深信美德比神秘的超凡能力更为重要，这称得上是轴心时代的深刻洞见。人们不应崇敬一个不道德的人，即使他是位祖先，而应当尊重功德卓越的人。
但是，中国人尚未接受这种从道义角度看问题的创见，而退回到过去超自然的宗教仪式之中了。
对于成王之后的周朝君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在周王朝统治了一百年之后，尽管得到了上天的授权，它还是开始衰落了。采邑制度有其内在的缺陷。年复一年，将各封国统治者和王族联结起来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因此各国诸侯只不过是周王的远房表亲，中间隔了两代或三代。周王依旧在西都维持统治，到公元前10世纪时，其东部地区变得动荡不安。周王朝开始瓦解，但在周王失去其政治权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王朝保持了宗教和象征性的光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周朝初期的岁月；他们的轴心时代会受到先人对一位正义统治者之探寻的启发，而这位统治者应是值得上天托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