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

也许每一世代的人们都相信，历史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似乎特别难以解决，未来愈发不可预见。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境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在20世纪当中，我们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彼此伤害的才能已然可与人类非凡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相媲美。我们似乎缺乏将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适度范围之内的智慧。最早的两枚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在人类现代文明辉煌成就的中心展现出恐怖的自我毁灭。由于我们不再将地球尊为神圣，而仅将其视为一种“资源”，人类面临着环境灾难的危险。除非发生某种能与人类的科技发展相并行的精神变革，否则我们将不太可能拯救这个星球。纯粹理性的教育无济于事。直到付出代价我们才发现，一所杰出的大学可与集中营比邻而居。奥斯维辛、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纽约世贸中心的垮塌，无一不是现实真谛阴郁的显露。这些揭示出，当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认知丧失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人们认为，宗教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这种态度的，但它却似乎往往投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力和绝望。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发的恐怖主义、仇恨和褊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传统的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落后于时代潮流并且令人难以置信，从而转向艺术、音乐、文学、舞蹈、运动甚或毒品，以求得到似乎是人类所需要的超越的体验。当我们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关注自己的人性时，会感到被来自内心的东西深深触动，在刹那间超越自我而感到欢欣鼓舞，所有人都会追寻这种狂喜和入迷的瞬间。我们是探寻意义的造物。而且，不同于其他动物，如若我们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义和价值，便很容易陷入绝望。一些人正在寻找信奉宗教的新途径。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出现了宗教信仰的复兴。我们常称作“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好战的虔信只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寻求启蒙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现今的困境当中，我相信人们能够找到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给予我们的启示，因为它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颇为关键。自大约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四个非同一般的地区，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这是佛陀、苏格拉底、孔子，以及耶利米、《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者、孟子和欧里庇得斯生活的时代。在这一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时期，宗教和哲学天才们为人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体验。他们中的很多人未曾留下姓名，而另一些成为我们的导师，至今仍能使我们心存感动，因为他们教导我们人之为人该有的样子。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轴心时代是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变革方面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直至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大变革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历史阶段可与之相提并论。

但是，身处不同境遇中的轴心时代的贤哲们会对我们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启示呢？我们为何应当向孔子或佛陀求助呢？的确，当我们需要的是创建一种更具创新性的、反映我们自身之社会现实的信仰时，研究那个遥远的年代只不过是人类精神考古的一次演练。而事实上，我们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当人们历经精神和社会危机之时，往往回溯那段历史以寻求引导。他们或许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轴心时代的发现，却从未更胜一筹。例如，拉比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为轴心时代之后结出的硕果。正如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看到的，这三种宗教传统都重塑了轴心时代的见解，并且奇迹般地赋予其某种地方特色，使它直接适用于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

轴心时代的先知、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诗人们是如此超前，他们的见解是如此激进，以至于后世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它淡化。在此过程中，人们常常创造出某种宗教虔信，而这却恰恰是轴心时代的改革家们希望摆脱掉的。我认为，这种情况也正发生在现代社会当中。轴心时代的贤哲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一则重要的信息，而他们的洞见会令当今许多自认为信奉宗教的人感到惊讶甚至震惊。例如，人们往往假定，信仰大概就是相信某些教义命题。的确，人们一般都将信奉宗教的人称作“信徒”，似乎认同那些宗教信条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然而，大多轴心时代的哲人对任何教条或玄学都不感兴趣。像佛陀这样的人对神学信仰漠不关心。一些贤哲甚至断然拒绝探讨神学问题，声称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且具有破坏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寻找某种绝对的确定性——这正是很多人都期望宗教能够提供的——是不成熟、不切实际和不恰当的。

在轴心时代得到发展的各种思想传统延展了人类意识的边界，并在其存在之本质当中显现出超验的一面。然而贤哲们未必将其视为超自然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恰恰由于精神体验是不可言喻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谦恭地保持沉默。贤哲们当然不会试图将其自身关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强加于人。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人们永远都不应将任何宗教教条或道听途说的东西接受为信仰。质疑一切并对照个人体验，以经验为依据去检测任何教义，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如若一位先知或哲人开始强调那些强制性的教条了，这大抵便是轴心时代已失去其前进动力的征兆。假使有人曾问及佛陀或孔子，他是否信仰上帝，或许他会微微皱起眉头，非常礼貌地说明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假使有人曾问及阿摩司（Amos）或以西结（Ezekiel），他是否是一位“一神论者”，只信仰一个上帝，他或许同样感到困惑。一神论并非问题所在。我们在《圣经》中很少发现明确维护一神论的语句。然而有趣的是，一些强烈支持这类教义的表述实际上却背离了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的行为举止。宗教关乎你所做的事，而这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人。在轴心时代之前，宗教仪式及动物献祭曾处于宗教探求的核心地位。人们在神圣的戏剧性场面中体验神明。正如今天人们所感受到的强烈的戏剧震撼，那些场面引领你进入现实生活的另一层面。轴心时代的贤哲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仍然重视仪式，但赋予了它新的伦理意义上的重要性，并将道德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唯一能与他们所指称的“上帝”“涅槃”“梵”或“道”相配的是过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在当时，宗教就是同情。今天，我们在开始接受一种宗教性的生活方式之前，往往假定一个前提，即必须证实“上帝”或“神”（Absolute）是存在的。这是个有益的科学实践：首先确立一个原则，然后才能应用。但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可能会说，这是本末倒置。首先你应当实践一种道德性的生活；接下来，个人修为和平素的仁爱之心而非理论上的认信，将为你揭示出所要寻求的超越。

这便意味着你必须准备做出改变。轴心时代的贤哲对于训诫他们的弟子以使其得到小小的进步并不感兴趣。在此之后他们可能会带着重新恢复的活力再次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平常生活中。贤哲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所有圣贤都颂扬一种同情和怜悯的精神，他们强调，人必须摒弃自大、贪欲、暴力和冷酷。不仅杀人是错误的，你甚至不应对别人说出一句带有敌意的话，或者做出一个过激的手势。进一步说，几乎所有轴心时代的贤哲都意识到，你不能只对自己的亲友行善，而应当以某种方式将你的关切扩展至整个社会。事实上，一旦人们开始局限自己的视野和同情心，这便是轴心时代即将落幕的另一征兆。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发展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规则”（Golden Rule）的独特程式。就轴心时代的贤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权利——而非正统的信条——即是宗教。如若人们怀着善意行事，对其同伴宽大为怀，则有可能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需要重温轴心时代的这种精神气质。在地球村里，我们不能再固守一种狭隘或排他的视角。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方面，必须学会将身处遥远国度的人们看得与我们自身同等重要。轴心时代的贤哲并非在田园牧歌式的环境中创造了其富于同情的伦理规范。每一种思想传统都是在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相类似的境遇中发展起来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战乱的痛苦折磨。的确，宗教变革最初的催化剂往往是有原则地对侵略行径进行遏制，这些侵略行径就发生在贤哲身边，为他们所亲历。当轴心时代的哲人着手从精神层面寻索暴力的缘由时，他们洞察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开始探究迄今为止人类经验当中尚未被发现的领域。

轴心时代的一致见解昭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轴心时代的人们都发现，富于同情的伦理规范卓有成效。这一时期创造出的所有伟大的思想传统一致认同博爱和仁慈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告知我们关于人性的一些重要信息。发现我们自身的信仰与他人如此深切地相合，使我们体验到一种确证。因此，我们在并不背离自身传统的前提下，即能够向他人学习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提升对同情的特殊追求。

如若不熟悉轴心时代之前的历史，便不能鉴识这一时期的成就。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前轴心时代的古代宗教。它具有某些普遍特征，对于轴心时代非常重要。例如，当时的大多数社会都有对高位神（High God）的早期信仰，通常被称为“苍天神”（Sky God），因为他与天空相关。由于不为人们所见，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宗教意识。一些人说他“消失”了，另一些则认为他被年轻一代更富有活力的神灵以暴力所取代。人们通常在其周围世界和内心之中体验到神圣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一些人相信，神明、男人、女人、动物、植物、昆虫和岩石共同分享着神圣的生命。万物均受到维系一切的宇宙苍穹秩序的控制。即便是神明也必须顺从这种秩序，并与人类合作以维护宇宙神圣的能量。如若这些能量得不到更新，世界将会堕入原始的虚空之中。

动物献祭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实践活动。这是一种使损耗的能量再生，以维持世界正常运转的方式。人们深信，生与死、创造与毁灭无法解脱地纠缠盘绕在一起。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是由于其他生物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故而，献祭的牲畜因着自我牺牲而受到人们的尊重。由于没有这样的死亡便不会有生命，一些人设想，在太初之时，世界是作为一种牺牲的结果而产生的。另一些人则讲述一位创造之神的故事，他杀死了一条龙——无形体和未分化的共同象征——以使世界脱离混沌，带来秩序。当人们在礼拜仪式中重演这些神话事件时，敬拜者感到自己已身处神圣时代之中。他们通常会在展开新计划时上演再现宇宙诞生初始的仪式，给他们脆弱的凡间活动注入神圣的力量。如若不赋予这些活动一种“生命”或“灵魂”，它们便无法持久。

古代宗教依赖于人们所称的永恒哲学，因为它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大部分前现代文化之中。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体或每一种体验都是复制品——是神圣世界在现实中一个暗淡的影像。因此，神圣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原型。因为它比地球上的任何事物都更加丰富、强大和持久，人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参与进去。在一些土著部族的生活中，永恒哲学至今仍是一个关键要素。例如，相对于物质世界，澳大利亚原住民更为真切地体验到其神圣的黄金时代王国。他们在睡眠或瞬间闪现的幻象中隐约感受着黄金时代，它是永恒并“时时”存在的。它构成了常常被死亡、动迁和无休止的变化所折磨的人们日常生活的永久背景。一个澳大利亚人去打猎时，会极力模仿“原初狩猎者”的行为，以至于感到完全与他融为一体，能够企及他那更为强有力的本体。之后，当这个澳大利亚人脱离那种原始而深沉的精神体验时，他害怕死亡命运的势力会将自己吞没，使他和他所做的一切归于虚无。这也是古人的体验。只有当他们在宗教仪式中效法神灵而抛弃世俗生活中孤独脆弱的个性时，他们才真正存在着。当他们不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是再现他人的姿态时，其人性便达到圆满。

人类是极具模仿能力的。我们常常努力对自身的天性加以改进，使其接近于一种理想状态。即便是在当下，我们已然遗弃了永恒哲学，一些人仍盲目地追随时尚的指引，甚至粗暴地对待他们的面容和身形，以迎合对于美丽的流行评判标准。对名人的狂热崇拜说明，我们仍然敬畏那些“超人”形象。有时候，人们竭尽全力观察他们的偶像，在偶像面前体验到一种心醉神迷的提升感。他们模仿偶像的衣着和行为举止。似乎人类天生即趋向于原型和典范。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将这种灵性发展成更为可信的形式，教导人们探寻内心深处理想的、原型的自我。

轴心时代并非完美。其主要缺点是对女性漠不关心。轴心精神大多在城市环境中产生，由军事力量和富于掠夺性的商业活动所支配，妇女在此则逐渐失去了其在乡村经济中曾经享有的地位。轴心时代的贤哲中没有女性。即使当妇女被允许在新的宗教信仰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她们也通常是被边缘化的。并非轴心时代的贤哲们憎恶女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她们。当贤哲们论及“伟大的或觉醒的人类”时，他们并非意指“男人和女人”——虽然如若受到责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会承认，女性同样有资格获得解脱。

由于女性问题并不涉及轴心时代的本质，我认为继续讨论这一话题有些离题。每当我试图陈述这个问题，似乎都显得很生硬。我觉得应当对它进行专门研究。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并非像教会中某些神父那样，彻头彻尾地厌恶女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全神贯注于男人们富有挑衅性的行为，以致很少认真考虑有关女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刻板地遵从轴心时代的改革家；的确，这样做会从根本上违背轴心时代的精神要旨——它强调，盲目遵从会将人们限制在一种自卑和不成熟的自我当中。我们所能做的是，将轴心时代普遍关切的理念延展到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尝试对轴心时代的见解进行再创造时，必须应用现代社会中的最佳理念。

各个轴心民族并非遵循了同样的道路，而是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他们有时获得了在轴心时代完全值得称道的洞见，而后却又放弃了。印度人始终引领着轴心时代前进的步伐。以色列的先知、祭司和历史学家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接近理想，直到公元前6世纪被放逐巴比伦，其非凡创造力得到了短暂而激烈地发挥。中国缓慢渐进地发展着，直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孔子首先发扬了完满的轴心精神。希腊人从一开始便走向与其他民族全然不同的道路。

雅斯贝尔斯以为轴心时代在各个地区发生的时间十分接近，例如他以为佛陀、老子、孔子、墨子和琐罗亚斯德（Zoroaster），都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现代的学术成果修正了这种年代测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琐罗亚斯德并非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而是早得多。要想确切知道这些社会运动发生的时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印度，由于历史不受重视，很少有确切的年代资料被保存下来。现在，多数印度学研究者一致认为，佛陀生活的年代比人们从前料想的晚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与雅斯贝尔斯所假设的不同，道家的圣人老子并非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不是与孔子和墨子同时代的人，而几乎被确认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我试图追踪最新的学术争论，但目前这类时间大多都是推测，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确定无疑地为人们所知。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我们仍能从轴心时代的总体发展状况中洞察到这一重要典范时期精神演进的历程。我们将按时间顺序追寻这四个轴心民族的发展进程，以及新见解的生根、发展直至高潮，并最终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慢慢逝去。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轴心时代的先行者们已经为后人奠定了发展基础。每一代人都设法改造这些原初的洞见，使之适用于他们自身的特殊境况，而这也应是我们当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