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这本书中，我们主要向读者介绍南朝中后期两位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谢朓和庾信。以介绍他们的诗歌为主，也略略涉及其他体裁的作品，即赋和骈文。谢朓和庾信的作品，体现了南朝诗歌发展新的趋向，新的审美趣味，其中包含着向诗史中的高峰——唐代诗歌——转变的某些因素。

谢朓是南朝齐代诗人，是所谓永明新体的代表作家。庾信则由梁朝入北朝，在北周度过了将近三十年之久，当他六十九岁逝世的那一年，已经是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了。他们都生活在政治形势动荡不安的时代，这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甚至成为影响其作品内容、风格变化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这里先将南北朝后期的政治背景作一个大略的叙述。

公元479年四月，南朝刘宋的大将、重臣萧道成效法汉末以来野心家们改朝换代的故技，威逼宋顺帝，演出了一场禅让的活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齐朝，史称南齐。齐的前期约十三四年内，局势比较稳定，经济也较繁荣，在文学史上常常被人们提起的永明时期，就在这一阶段。（永明为齐武帝萧赜年号，凡十一年，483—493。）但永明之后，齐的皇族内部、官僚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杀戮，频繁废立，弄得人心惶惶。颇具天才的诗人谢朓，便成为政治残杀中的牺牲品，左右失据，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南齐的国祚仅仅延续了二十三年。公元502年，同样是初夏四月，同样的禅让剧再次上演，南齐皇帝的玺绂被迫献给了又一个执掌军政大权的野心家萧衍，他建立了梁朝。

梁的国祚稍长，但也不过五十五、六年。萧衍做皇帝的前期，形势比较安定。萧衍晚年却昏庸疲弱，信用反复无常的降将侯景，酿成了一场大动乱，他本人被侯景围困于建康（今南京）的台城之内，忧愤而死。其子萧纲在侯景的控制下即位，就是梁简文帝，不久也被侯景杀害。萧纲之弟萧绎在战乱中称帝于江陵，是为梁元帝。这位皇帝在政治上也颇为无能昏庸，除了忙于对付萧氏皇族中的割据势力、自相杀戮之外，便是在清谈老庄玄虚之学中消磨时光。而北方的西魏便乘南朝战乱之际大举南侵，萧绎做了俘虏，随即被杀。庾信便是在这大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早年曾在太子萧纲宫中任学士，生活安适；侯景乱起，他逃奔到江陵。萧绎败亡之后，他在北周生活了二十七年，诗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西魏摧毁了江陵萧绎的政权，但在中国大地上，分裂局面还没有就此结束。梁的重臣陈霸先拥立萧绎之子萧方智为帝。公元557年，陈霸先仍然导演禅让闹剧，登上帝座，国号为陈，是为陈武帝。公元589年，已经统一了北方的隋文帝杨坚，派遣大将贺若弼、韩擒虎率雄兵分两路越过长江天堑，直趋建康，将陈后主叔宝生擒活捉。于是自东汉末年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其间西晋有过三四十年的短暂统一）始告结束。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中国大地上终究又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我们今日临风怀古，脑际不禁浮起宋代大诗人陆游《楚城》中的这两句诗。滚滚的长江逝水，早已将那些野心家的老谋深算，那些将相权臣的富贵功名，连同着厚腻的六朝金粉，都荡涤得干干净净。真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可是，六朝的学术文化，却自有其不可磨灭者在。经过历史的淘洗，它们之中的优秀部分，已经积淀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处。其中自然也包括齐、梁、陈时期诗歌中的佳品。这一百年来的诗坛，有它自身的特点，对于诗歌史有独特的贡献。如若诗歌史缺少了这一环，也就断断不可能有李白、杜甫，不可能有永远为人所艳称的唐诗的辉煌。

这百余年的诗坛是贵族们的世界。诗人们，特别是其中开创风气的作者，多出身贵族王公，甚至是皇家人物。他们生活优裕，圈子狭窄，眼光绝不会投向社会的下层；他们大多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就一般而言，他们的审美爱好偏于柔美、精致和小巧。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缺少壮阔的画面、深沉的情感，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本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因此，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别想从中聆听黄钟大吕的镗鞳铿訇之声。但那些贵族文人毕竟具有细腻的美感和很不错的文辞修养，因而在表现事物精细柔和之美方面也自有其成绩。当然，如上文已经提到的，诗人们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其内心的矛盾也还是在诗中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其作品也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情感的波澜。而最大的政治变动，是梁末的侯景之乱和西魏的入侵。惨烈的丧乱反倒玉成了诗人。最典型的便是庾信。庾信本是梁朝的宫体诗人，被羁留北方之后，虽以其文学才能受到礼遇，但内心不能没有痛苦和矛盾。于是，强烈的乡国之思，挥之不去的忧愤和愧悔，使他的作品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在齐梁诗坛显露出迥然独出的风貌。

为了了解谢朓、庾信的创作在南朝后期文坛上的地位，了解他们的作品与文坛风气之间的联系，这里对齐梁诗文、对当时人的文学审美趋向作一大概的分析。

齐梁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萧子显，在他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曾这样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意思是凡把玩欣赏之事，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兴趣；尤其是诗文（所谓“文章”，包括诗歌在内），更怕陈旧平庸，如果不求新求变，就不能称雄于文坛。短短的二十来个字，说出了当时人们文学观念中某些重要的东西：一、视文学为玩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将文学当作欣赏、审美的对象。这与汉代儒生要求文学成为有益于政治教化的工具的观点截然不同。二、文学必须不断地追求新变，不然就没有生命力，就会失去读者，就会被抛弃。这两点实在是我们看待、理解齐梁文学（其实也是整个六朝文学）的关键。文学当然应该是美的，应该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快；也当然应该不断创新、发展，任何一位有出息的作者都希望自己能提供新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文学的“公理”吧。只是南朝时期人们特别强调这些。而如果过分、片面地追求这些，却又是可能出现偏差的。

齐梁诗歌的一些特点，便鲜明地体现出追求美、追求新变的倾向。这既表现于内容方面，也表现于艺术形式方面。

从内容方面来说，这一时期诗歌的表现范围比前代有所扩大，咏物诗和宫体诗的写作，曾经成为一时之风气。

刘宋时期的大诗人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写作之风。齐梁时仍有不少作者心摹手追。山水诗的特色在于以清新明丽的笔触描写自然风景，不加雕琢，“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作者须对于自然风物之美非常敏感，有淋漓的兴会，又具备高强的驾驭文字的本领，才能写得出色。谢朓在这方面便表现出很高的天分。他在继承谢灵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因而在当时、在后世，都得到很高的评价。

但要描绘山水，先决条件是要有行旅跋涉、登山临水的经历，而那些生活在城市、供职于朝廷的贵族文人，生活圈子比较狭小，庭园游赏远多于对江山之美的领略。于是他们的目光便往往关注于日常游历的庭园。目光内敛，当然也就更趋于细微，就像近视眼凑近了观物反倒如放大镜似的能明察秋毫一般。于是一棵树、一株草花、一只蝉、一阵轻风都成为歌咏的对象。咏物诗就此兴起。这与文人集团的活动又有很大的关系。齐梁时有些皇室成员很喜欢招徕文人学者。这里面自有政治上扩大势力、招徕谋士和提高声望的考虑，被招徕者则企图夤缘进身。（当时还少有今日这样纯粹以治学、写作为职业的，依附于那些皇室成员的文人实际上多热衷于政治，企望在政治上发展。）但不可否认与他们对学问、对诗文写作的浓厚兴趣也有密切关系。萧齐时最重要的文人集团是武帝萧赜永明年间（483—493）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文人集团。萧子良是萧赜的次子，据史书记载，他“礼才好士”，“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本传）。许多著名作家都曾聚集在他门下，最有名的是所谓“竟陵八友”，即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和后来夺取了萧齐政权的梁武帝萧衍。这个集团的日常活动是多方面的，游赏宴会、吟诗作赋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作诗赋中便有不少是咏物之作。据学者统计，今日所存竟陵八友的咏物诗中，所歌咏的植物有梅、竹、桃、柳、蔬、梨花、梧桐、女萝、栀子、蔷薇、兔丝、浮萍、水竹、紫兰、桂树、寒松、园橘、麦李、青苔、荷花、山榴、芙蓉、杜若、鹿葱、甘蕉等，鱼虫禽兽有、鸡、大雁、蝉等。由歌咏自然物，又扩大至笛、琴、笙、琵琶等乐器，帐、席、帘、灯、烛、镜台等日常器用等等。当然这些诗并不都作于萧子良门下聚会之时，但至少表明，这些门下士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写作趋向。

咏物的作品当然以描绘事物形象为重要的表现手法，从这个角度说，它与山水风景之作有相通之处。在赋这种体裁中，咏物题材是早已具有的，因为“赋体物”是人们早就有的观念。至于诗歌，传统的观念是“言志”、“缘情”，也就是表达诗人的主观世界。刘宋山水诗兴起以后，“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写作蔚然成风了，在创作实践的推动下，人们才渐渐地把“形似”引进了诗的观念之中。萧齐时咏物诗的大量涌现，无疑与此种追求“形似”的趋向是一致的。诚然，咏物诗的兴起，具有扩大诗歌题材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此种注重观察体会、细致描摹事物形象的做法在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将此放到整个诗史之上，前瞻后顾，与唐宋以后许多写景细致、表现诗人对自然美的独特感受的名篇佳句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与后世许多优秀的咏物诗词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其意义就比较显然了。

以上是说咏物诗，下面再说宫体诗。所谓宫体诗，就是描绘女性和男女情事的诗，也就是艳诗。为什么称为宫体？“宫”是“东宫”之宫，太子所居称为东宫。因为这种诗是由于梁武帝萧衍的太子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大量写作、为其周围的文人所模仿而形成风气的，所以被当时人称为宫体。宫体格调的诗歌，在南朝时并不始于萧纲，比如沈约、谢朓、何逊以至于萧纲的父亲萧衍就已写过此类作品。但写得集中，蔚为风气，则起于萧纲为太子时。此体兴起之后，被认为是一种新变的作品，引起了热烈的模仿。到了陈代，后主陈叔宝贪图享乐，整日与一帮所谓“狎客”沉迷于轻歌曼舞之中，也写了许多此类作品。

描写女性和男女情事，在诗歌中本也古已有之。《诗经》中已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那样比较细致的描写；汉乐府《陌上桑》写罗敷之美，也是人们熟悉的名篇。到了东晋、南朝，南方的民歌吴声、西曲，更几乎全是歌唱女性的美丽和男女欢爱，宫体诗的兴起原与贵族们对这些民歌的喜好有关。那么宫体诗的特点何在呢？为什么被认为是诗坛新变呢？原来宫体诗与以前那些歌咏女性和男女之情的诗歌、与吴声、西曲是有区别的。以前的诗歌在描绘女性时大多比较简括，写到男女之情时多以夫妇室家为主题，且少有直接说床笫衽席之事的。宫体诗则多以宫姬、倡女为对象，细致地描写其容貌、服饰、神态、动作和梳妆、歌舞、游乐等生活场景，写男女情事则多直露，有时涉于狎亵。吴声、西曲歌辞，多产生于城市居民的下层，语言通俗，描绘远不如宫体诗精细，却有宫体诗所缺乏的炽烈的情感、活泼的想象和天真的意趣。当然这些都是就大体而言，不能说每一首都那样区别显然、泾渭分明。总之，以前的作品以抒情为主，宫体诗则以体物为工。宫体诗人是将女性当作“物”那样加以观赏、体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宫体诗简直可说是咏物诗的延伸和发展，只是诗人的目光从草木禽鱼器物转移到了女性身上罢了。事实上，宫体诗中有些就是写女性的用具的，如咏女性手中的乐器、女性的衣服、枕头、灯烛等等。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宫体与咏物的关系。

其实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此种题材与格调的作品，应该说也是早已有之，但多见于辞赋，少见于诗。其原因也正如上文论咏物之作时已说过的那样，赋向来被认为适于“体物”，诗则被认为该“言志”、“缘情”。现在以诗歌体裁为之，便叫人感到新鲜了。

在历史上，宫体诗常常遭人诟病。从卫道的立场出发看来，津津有味地欣赏女性，叙说男女情事，当然不成体统。传统的诗学观点，诗应该有益于风教和政治才是。宫体诗却与此背道而驰。何况萧纲以帝子之尊，带头写作，更不成话。以至于后来有许多人将萧梁的覆灭与萧纲的写作宫体诗联系起来。其实如果就诗论诗，宫体诗所反映的固然是当时贵族的审美情趣，在那些作者眼中，女性不过是供玩赏的对象而已。在他们笔下，女性的形象总是那样娇弱艳冶，内心世界总是那样单调苍白；更有一些作品，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作者的“眼角里是淫荡”（《宫体诗的自赎》），或者至少是轻佻。但是，其中也颇有一些清新美丽的作品。其描写人物形象之细致，表现人物神态、心理之富有韵味，确给读者以别开生面之感。那都是得自诗人的细心体察，决非搬弄前人的现成词语所能创作出来的。其语言风格之清丽圆转，也充分反映了齐梁时期诗歌的审美要求。

咏物和宫体，算是齐梁诗坛的两种新鲜题材，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内容方面的“新变”倾向。下面介绍诗歌艺术方面的新鲜因素。

首先应该谈到南齐永明年间人们对于诗歌声律的讲求。后世所谓永明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声律而言。其代表人物是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王融等人。

汉语本是极富音乐美的语言。每个音节（其书面形式一般是一个字）的声母、韵母拼合紧密，音色明亮。每个音节都有声调的区别，读起来高下抑扬，十分悦耳。而人们很早就注重诵读诗文、辩论讲说甚至日常谈吐时的声音之美，典籍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佛教传入中土，佛徒诵读佛经、讲说佛法时，对其声音之动听悦耳也极为讲究。竟陵王萧子良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沈约也崇信佛教。而自刘宋至南齐永明年间，正是建康诸寺高僧诵经兴盛之时。萧子良还曾专门招聚那些善于诵读的僧人，制作诵经所用的曲调。沈约等文士与诸僧接触既密，不可能不受影响，故对于诵读诗文声音之美的讲求，必定更加自觉。于是当时的文人学士在我国早已有所发展的声韵之学的基础上，发现了汉语音节固有的平上去入四声。这是汉语音韵学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不止一人有这方面的著作，沈约便著有《四声谱》。他们企图在诗文写作中调和配置四声和声母、韵母，以便读起来声音既有变化、不单调，又和谐而不乱，于是制定了规则，要求写作时避免种种病患，有所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八病之说。这就是所谓永明声律论。其实古人做诗早已注意到声音和谐的问题。西晋时陆机《文赋》说“暨音声之迭代，如五色之相宣”，已是要求诗文用字声音有所变化、相互配合。而沈约等人则更加自觉、细致、具体地制定了声律规则。

永明声律论的提出，是我国诗史上的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唐宋以后，讲究平仄规则的格律诗成为一种非常重要、普遍的诗体，行用于诗坛达千余年之久；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一些作者喜欢运用这种体裁。而其滥觞，就在于永明声律之论。虽然当时八病的具体规定还不完善，过于繁琐，但毕竟提出了用人工的规则调声的理念；虽然那些规则在实际创作中难于完全遵循，但经过诗人们的实践，仍然使得诗文声音比以前和谐悦耳，显示出新的面貌。因此所谓“永明体”便成为诗歌由古体走向近体（即律体）的关键。人们在说到“永明体”时，首先突出的就是这声律的讲求。

除了讲究声律和谐之外，齐梁诗歌艺术上的又一明显特征是追求语言的明朗、工稳、流美以及诗歌结构的逐步趋于紧凑。谢朓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此语可谓道出了齐梁诗坛的新的美学追求。刘宋和萧齐前期诸大家，如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等，其诗歌语言都有滞重或生涩的一面，诗也写得比较长，有时显得繁冗而不紧凑。“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要求则与那样的情况相反。要做到“圆美流转如弹丸”，该包括种种因素：声律和谐是一个方面，语言的明朗流畅、结构的紧凑也很重要。沈约很赞赏谢朓这句话，他自己也说过，“文章（包括诗歌）”应当做到三易：一是所用典故应容易了解，不应生僻；二是所用的字应容易认识；三是应该容易诵读（见《颜氏家训·文章》）。这与圆美流转的要求是相通的。此外萧子显也说过“言尚易了”的话（《南齐书·文学传论》）。可知那样的审美趣味是齐梁人所共有的。当时人的创作，也确与此种趣味相符合，呈现出与刘宋诗歌不同的艺术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齐梁也是古典诗歌从六朝向唐音转变的关键时期。

说到这里，已经从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对齐梁诗风作了概括的介绍。下面我们就依次介绍谢朓和庾信的生平与创作，然后附带介绍齐、梁、陈诗坛的其他一些诗人、诗作，希望能让读者对南朝后期的诗歌面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