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的黎明期
——绳文时代”

寺泽滋在他由近代文艺社2001年出版的《通过探讨和考察理解日本的历史》一书中，将阐述绳文时代的一章的标题，定为“我国的黎明期——绳文时代”。这一标题定得非常正确。因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绳文时代是真正为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奠定基础的时代。

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摩斯对东京大森贝塚进行了考查，将从该处发掘出的陶器称为Cord Marked Pottery，谷田部良吉将其译为“索纹陶器”，白井光太郎改为“绳纹陶器”，之后有“绳文陶器”一词，二战后，学界将此时代称为“绳文时代”。一般认为，绳文文化时间跨度约为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空间跨度南起冲绳，北至北海道，覆盖整个日本列岛。对于绳文文化的空间范围，学术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绳文文化的时间范围，特别是绳文文化究竟始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土器就是绳文文化的标志，土器的问世即标志绳文文化的来临，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将日本列岛出现的最早的土器直接称为“绳文土器”。早在1937年，山内清男就在《先史考古学》1卷1号上发表了《绳文土器形式的细别和大别》一文，将绳文时代分为5个时期，并由此开创了绳文时代的编年体式划分（吴廷璆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日本史》，也采纳了这种划分）。1969年，山内清男根据考古新发现的更早的土器，又撰写了《绳文草创期的诸问题》一文，在绳文时代设定了一个草创期，即将绳文时代分为6个时期。 1975年，冈本勇发表了《原始时代的生产和咒术》，将绳文时代分为形成、发展、成熟、终末4个阶段。 1982年，小林达雄等考古学者的论著对山内清男的观点基本表示赞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土器的出现并不直接意味着绳文文化的形成，理由是两者并非完全一致。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以考古材料为依据，认为在先土器时代和绳文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期。属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文物的特征，既有别于之前的先土器时代的石器，也有别于之后的绳文时代的土器。最先系统提出这种观点的，是镰木义昌发表于1966年《冈山理科大学纪要》第2号上的论文《关于绳文式土器·绳文文化的起源》。之后，不少日本考古学者对这一时期作了不同的命名，如芹泽长介在出版于1967年的《信浓》19卷第4号上发表的论文《旧石器时代的终末和土器的产生》，将这一时期称为“晚期旧石器时代”，在其他论文中有时又称之为“中石器时代”；杉原庄介同样发表于《信浓》19卷4号上的论文《试论日本先土器时代的新编年体》，将这一时期称为“原土器时代”；宫下健司发表于1980年出版的《信浓》32卷4号上的论文《土器的出现和绳文文化的起源（试论）》，则将这一时期称为“土器出现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意见虽然相左，但至少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均认为土器在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因此，尽管拙著采纳“原土器时代”说，即注重考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动植物生态及原始人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立场有所偏袒。

诸多学者已经指出，日本绳文时代属新石器时代，其时间跨度约为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代按地质年代划分，处于地质发生剧烈变动的晚冰期。晚冰期自然环境的变动，使原始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连锁反应。正是这种反应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催生了绳文文化。

晚冰期是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期，时间跨度约为2万年前至15000年前。在晚冰期最寒冷时期，日本列岛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7、8度。但是，从大约15000年前开始，覆盖于地球广袤地域上的冰川和冰床开始慢慢朝极地的高山方向退缩，气候开始显示变暖的征兆。在日本列岛，这一变化大约始于13000年前。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生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特别是耐寒的针叶树林逐渐为喜暖的落叶树林所取代。植物生态的变化，又引起了动物生态的相应变化，导致一些依赖原先的植物为生的大型动物相继灭绝，并进而对原先主要以猎杀大型兽类动物为生的人类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地层下花粉的分析，考古学家取得了相关依据。 这一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起“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变化的时期，就是先土器时代向绳文时代转变的过渡时代——原土器时代。

先土器时代的主要石器是刀形石器。继刀形石器之后流行于日本列岛的石器，是细石器。制作细石器的技术（细刃器技术），最先从中国和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亚细亚北方某地区同时传入北海道和九州地区，然后沿着各自的路线迅速传入本州中部。从西伯利亚方向传入的细石器以舟底状细石核为特征，而从中国方向传入的细石器则以圆锥状角柱状的细石核为代表。两地传入的细石器在长野县附近汇合，即以长野县为界，两种细石器形态各异，如泾水和渭水般分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变迁后，九州的细石器依然流行，但在其他地区，这些石器在日本其他地区均相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矛形尖头器和有茎尖头器。至爪形纹土器时期，贯穿以后整个绳文时代、以三角形为基本形态的精巧石镞在考古中多有发现。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狩猎器具已从先前依靠人投掷的阶段，进入了依靠弓发射的阶段。除此之外，从东北亚大陆传入的石器，赋予了原土器时代的石器重要特征。这些石器因山内清男的首倡而被称为“渡来石器”。虽然前述细石器也是“渡来石器”，但是那些细石器在传入日本后很快“土著化”，成为“日本细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然而，在日本东部地区发现的许多单刃石斧等大型磨制或打制石斧、枪头以及分布在日本海沿岸地区的植刃、断面三角形锥等，几乎在亚洲大陆北部各地区都有发现，而在日本列岛却迄今尚未发现这类石器的变迁痕迹。日本考古学家因此推测这些石器很可能属“渡来石器”。不难认为，在晚冰期或“原土器时代”这一自然环境剧烈变动的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原始人类吸纳了新的获取粮食资源的技术和生活用品，同时通过自己的创造，为下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绳文文化时代，奠定了基础。

约15000年前，在这种细石器继续存在的同时，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土器与之相伴。那些土器被称为“豆粒文土器”、“隆起线土器”、“爪形纹土器”，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土器，最初发现于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近年来，在日本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其他地区，相继发现了早期陶器，前不久，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相继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000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堪称名副其实的土器。其中隆起线土器问世后迅速向四国、东北地区中部和本州全部传播。继隆起线土器出现的爪形土器则进一步向北延伸，到达东北地区北部。这些土器在各地均具有统一特征，没有地方特色。这一现象在日本列岛以后漫长的土器变迁史上未再出现。因为，继爪形土器后出现的土器，在日本东西部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出土文物显示，日本西部一些地区的土器属“无纹土器”，比较厚实，而日本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日本海地区的土器，则在器物表面制有绳文图案（按：这些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器，制有这种图案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不使绳子在器物表面打滑）。一些研究绳文土器的专家认为，这种土器是以后绳文土器的母体。事实上，“绳文土器”就是因具有绳文状图案而得名。

1998年，日本举行了最大的“绳文遗迹发掘”并因此颠覆了“先史文化”常识：在青森市郊外的“三内丸山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在距今约6000年以前，当地已有了果树栽培技术，并已形成数百人规模的“定住集落”。这一重大发现，将前此的“考古学上的常识”彻底打破。

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年—14920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轰动。

但是，当时的土器和严格意义上的绳文土器并不相同。因为许多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虽然根据隆起线土器是从下层出土，而爪形文土器是从上层出土这一现象判断，两者似乎存在相续性，但是却难以发现两者在土器形态学上的相续性。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爪形文土器和日本东部出土的押压绳文土器和日本西部出土的无文土器，即难以发现它们具有同一传统特征的发展、演变过程。这说明，当时原始人类的生活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考古学的其他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以关东平原为中心的一些地区发现的、距今约1万年的撚系纹系统土器群，以及在日本西南部出土的、大致同一时代的押型纹系统土器群，则如名称所示，在图案、形状、制作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3个土器群在各自所处的地区至少经历了数百年、历经几个阶段的具有相关性的变化，具有土器形态学上的相续性和关联性。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本列岛已经产生具有一定地域性、自身形态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土器群。这一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已经从相对不安定的生活方式，向相对安定的生活方式演变，并顺应当地的地域特色休养生息。正是这种变化宣告了绳文文化的确立。

需要指出的是，山内清男等学者对绳文文化的编年体式划分，揭示了土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编年体式划分未必能准确反映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原始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绳文时代作为日本的“黎明期”，其主要意义或价值就是和以往相比，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基于这一理由，本书作者试以绳文土器的编年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关东地区为中心，根据土器形式群的动向，分阶段地阐述绳文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贝塚文化”，以求窥斑见豹地把握当时生活在列岛上的日本先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演变。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以关东地区为中心，是因为在整个日本，关东地区南部是发现贝塚最多的地区。日本现今出土的约1200个贝塚，约半数集中于千叶、茨城、东京、神奈川、埼玉，其中约70%筑成了属绳文时代中期至末期的“贝塚文化”的极盛期。

首先让我们认识“贝塚文化”的确立期。目前发现的、属于“贝塚文化”确立期的遗址，主要是伴有撚系纹系统土器群的两个日本最早的贝塚遗址：1．利根川沿岸的西城遗址。在这一遗址中发掘出了留有作为撚系纹系统土器群最古老形式的井草式土器的贝塚；2．神奈川县夏岛遗址。在这一遗迹含有夏岛式土器的贝壳层中，发掘出了精巧的、以鹿角磨制的钓钩，以及鲷鱼、鲈鱼等鱼类的鱼骨。这些出土文物显示，当地的渔业技术已相当发达。同时，通过对属于这一时期的茨城县花轮台遗址、东京都多摩新城第52遗址、横滨市荏田第7遗址等处居住群的考察发现，当时日本列岛的人类不仅已开始了定居生活，而且已经出现集落形成的萌芽，尽管这种集落规模尚小。20世纪80年代，日本考古学界对和撚系纹系统土器群大致属同一时期、以押型纹系统土器群为主体的静冈县若宫遗址进行考察时，发现了45处坚穴居所，59个炉穴、67个土圹。这些文物显示了较大规模集落的存在。

“贝塚文化”在经历了上述确立期后，开始进入上升期，其主要标志是贝壳条痕纹系统土器的问世。这种土器是纤维土器，烧制时在胎土（制作土器的原材料，主要是黏土）里掺入纤维，并在表面用有肋脉的贝壳的边缘刻上贝壳条痕纹。值得关注的是，贝壳条痕纹系统土器的形态虽然也经历了变化，但相对于以往土器大都是尖底和圆底，这种土器大都是平底。虽然目前尚未能完全探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但冈本勇等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显示，当时的人类已更注重于土器的功能和用途，而非外观，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同时，在关东地区发展起来的贝壳条痕纹型土器，又深入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推动了日本列岛其他地区绳文文化的发展。除了土器外，当时狩猎和渔捞工具性能的改良和数量的增加也非常显著。例如，在作为贝壳条痕纹型土器的代表性遗址之一的神奈川县吉井贝塚，发现了用于捕捞体形大小不同的鱼的鹿角制钓钩20多根，其意义，自不待言。

出现上述变化，似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约距今6500年前，气温的上升导致极地和冰川的冰雪消融并进而导致海面上升，海域沿利根川和荒川沿岸的低地向关东平原扩展，形成了广阔的古东京湾。被称为“海进”的自然环境变化——海面上升，为“贝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使“贝塚文化”进入发展期。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发现，不仅属这一时期的遗迹的数量较之以前明显增多，而且在千叶县幸田遗址、神奈川县南堀遗址、长野县阿久遗址，发现了许多定形的大规模集落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绳文土器中，这一时期的土器最富有装饰性：以羽状绳文为代表，土器表面显示出技术复杂、种类繁多的绳文图案。关东地区多绳文系统土器群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贝塚文化”随着“海进”向关东北部挺进。另外，从这些绳文的特征判断，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可能吸取了日本东北地区的土器制作手法。在“贝塚文化”发展期的后半叶，竹管纹系统的土器在关东地区显示出“对立”状态：以诸矶诸型式土器为代表的自关东向中部地区扩展的土器群，以及主要存在于关东东部，特别是以霞浦周边海域为中心分布的浮岛式土器群和兴津式土器群，前者的传统在经历了五领台式土器发展阶段后，为胜坂式土器所继承，后者的传统则在经下小野式土器发展阶段后，由阿玉台式土器继承。在“贝塚文化”进入极盛期前夕，土器群分布圈的差异更加鲜明。

“贝塚文化”的极盛期是土器制作充满原始活力的时期。当时的土器主要有以关东、中部地区为中心的胜坂式各种形态的土器，器面全部有装饰性的隆线纹，不少还有充满立体跃动感的装饰把手。值得关注的是，关东东部地区主要是阿玉台式土器，仅在连接中部地区的关东西部地区，有胜坂式诸形态的土器出土。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发达。虽然上述土器群已经显示了当时土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但真正迎来“贝塚文化”极盛期的，是在加曾利E各种形态的土器问世以后。这种土器是阿玉台式土器和胜坂式土器的“混血儿”，在东北南部地区独自发展的大木系土器群的影响下形成的泛关东型土器，它不仅体现了当时土器的制作水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和交流状态。在加曾利E各种形态的土器后相继问世的，是磨消绳文系统的土器群和带绳文系统的土器群。这些土器群不仅在形态方面明确显示了继承关系，而且传入了近畿地区和东北地区，使产生于关东的绳文土器得以扩散。

在“贝塚文化”极盛期后，分布范围以关东南部为中心、属带绳文系统土器群的安行诸形态土器，是最具有关东地方特色的土器，并有着堪称绚丽的形态和图纹。然而，这种绚丽已如“夕阳残照”或“回光返照”。耐人寻味的是，关东南部也是象征“贝塚文化”确立的撚系纹系统土器群出土的地区。带绳文系统土器问世后，曾作为“贝塚文化”繁荣之象征的马蹄形贝塚开始销声匿迹。之后，甚至贝塚本身也所剩无几。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亦可能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曾在绳文时代前期达到顶峰的“海进”，此时转为“海退”。曾享受海水抚摸、作为通往资源丰富的渔场入水口的高地，此时变成了绳文人只能望而兴叹的沼泽。至“贝塚文化”开始明显衰退的绳文时代晚期，曾是关东“土著”的带绳文系统土器，明显受到了在东北地方达到极盛的龟冈式系统土器的影响。也是在同一时期，承袭“贝塚文化”衣钵的带绳文系土器群正式寿终正寝，尽管“关东化的龟冈式土器”依然微弱地延续着它的香火。与之同时，属于这一时代的遗迹不仅数量愈益减少，而且规模也呈零星化状态，令考古学界怀疑固定的集落是否依然存在。

在以“贝塚文化”为例对绳文文化进行纵向阐述后，似有必要对绳文文化在日本各地的发展再作一番横向扫描。因为，日本列岛是自北向南长约2000公里的弧状列岛，列岛地形的复杂和气候的差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对各地绳文文化特征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必须看到的是，考古学界定的土器分布圈的演变，只是概要反映了绳文时代的文化动态。事实上，不仅绳文时代的人类生活以更小的地域为单位，而且各地的生产活动也存在明显差异。以下分别阐述各主要地区的这些差异。

在长野县八岳山麓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耕地的锹、锄，草耙、镰刀；用于农耕的打制石器；用以谷物、果实加工的石皿、石磨；疑是用于储藏和酿造的土器；以及作为农耕信仰、祈祷丰收用的土器和表现妇女妊娠和生产的土偶。藤森荣一等考古学者在对这些遗物进行研究后指出，当地在水稻栽培最终确定的弥生时代之前的绳文时代，已经存在原始农耕栽培。 另外，贺川光夫等考古学者也指出，在绳文时代晚期，受中国或朝鲜半岛新石器文化影响，以九州为中心的日本西部，已经产生相当进步的农耕，甚至有水稻种植已经开始的可能。 在“绳文农耕论”提出后，作为直接证据的10多种栽培植物的遗物，如荞麦、绿豆、桃子、紫苏等也陆续被发现，除此之外还有较难栽培的薯类等根茎植物，以及甘栗、胡桃等半栽培植物，种类相当丰富。虽然作为当今日本人主食的谷物不包含在内，但是各种迹象显示（如九州西北部出土的山寺式土器的表面，特别是底部，留有籾的压痕），当时日本列岛的人类极有可能已经开始栽培谷物。1966年，在对佐贺县宇木汲田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已处于炭化状态的稻谷颗粒，经分析属绳文时代晚期的前半期。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是，1978年在福冈县板付遗址的下层，发现了属于绳文时代晚期的水田遗迹。 1981年，在佐贺县菜畑遗址，也发现了被推定为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叶、但比板付遗址早100年的水田遗迹。 这些经过规整的耕作场所的发现，排除了稻谷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运入、偶尔撒落在那里的疑问，为绳文晚期水稻耕种已经存在的看法提供了有利证据。另外，科学家对出土花粉的分析也为此提供了证据。上述一系列证据，使日本考古学界现已无人全面否定“绳文农耕”的存在。尽管农耕在绳文时代究竟占有什么地位，还是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日本列岛最大的平原——东西、南北均约150公里的关东平原，由于西北为险峻山脉，东南面临太平洋，平原内部由冲积低地和洪积高地两大部分构成。同时，关东平原又处在日本中央，不仅地理位置、自然气候还是生态环境，都属日本列岛东北和西南的缓冲地带，而且可以“左右逢源”，吸收两边的新文化。正是这些优越条件，培育了璀璨的“贝塚文化”。同时，处在这样的位置，绳文时代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自然呈现另外一种景致。考古发现，在直径为数十米至200多米的贝塚里，留有厚达数十厘米至2米不等的贝壳。那么，通过对这些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贝壳的判断，是否能证明贝类是当时支撑人类饮食生活的主要支柱呢？根据铃木公雄等学者对东京都伊皿子贝塚的抽样资料分析，当地的人类每天从贝类获取的卡路里，约相当于成人所需卡路里的6.7%至8.9%。而且贝类的采集主要集中在春季。因此，当地的人类不可能主要靠采集贝类谋生。 他们的食品，主要是覆盖于广阔的洪积高地的暖温带落叶树林和照叶树林上的坚果类、薯类等植物性食品，其中包括经栽培的植物。同时，由于靠近海边，贝类、鱼类等海鲜，也得以大量采集、食用。这些食品为当地人类生活的安定，提供了保证。

在绳文时代相当长一个时期，东北地方一直是培育着独特文化的场所。绳文时代前期，在东北地区全部和北海道局部得以繁荣的，是具有东北地区土器显著特征的、硕大的筒形深钵形圆筒系下层式土器群；绳文时代中期，土器群虽然开始产生分化：东北北部是圆筒系上层式土器群，南部则是大木系土器群，但是两者仍具有共同的“东北”特征。至绳文时代晚期，虽然列岛其他地区的绳文文化显著衰退，但在东北，堪称“绳文文化最后的高扬期”的龟冈文化，却绽放出绚丽夺目的色彩。特别是壶和皿，土坛和高杯（一种带腿的食案或高足漆盘），不仅实用，而且以其华丽、洗练、精致，在美学意义上将原始土器推向新的高峰。其中，著名的似带着墨镜的“遮光器土偶”可谓龟冈文化的代表。同时，这种土偶的存在，说明龟冈文化兼具有咒术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绳文时代的咒术不是为了非生产性的祈祷，而是以生产力发展为背景的具有活力的表现。因为在其他地区，土偶也是地域文化高扬期的象征。

最后探讨东北地区的情况。早在1964年，山内清男就提出，为东北地区绳文文化、特别作为绳文文化最后的高扬的龟冈文化提供给养的，是鲑鱼和鳟鱼， 这一观点被称为“龟冈文化＝鲑和鳟文化论”。虽则在石器时代或未开化时代的民族中，以鲑的捕捞和保存为生产中心的例子很多，但龟冈文化时代的人类，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日本居民素有食鱼的传统，当今日本的食鱼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一传统的基础是在绳文时代奠定的，而最明确显示绳文时代渔捞技术之发达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特别是龟冈文化时期。在绳文时代早期，已经出现了精巧的用鹿角和鹿骨制成的钓钩。随着捕捞技术的进步，证明当时已经存在铦（鱼叉），甚至渔网编织的土锤、石锤也得以发现，甚至可能用于共同捕捞的木船，也在各地陆续出土。而各种当时最先进的捕捞工具，均是在龟冈文化时期产生的，并以太平洋沿岸为中心。当然，当时的人们并非仅仅依靠渔业为生。正如其他地区一样，植物采集和狩猎，也是龟冈文化时期的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不仅如此，对青森县田子町龟石遗址的花粉分析显示，荞麦等植物的栽培，在当时也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

综上所述，绳文时代的人类在同自然保持和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除生产活动外，在社会生活方面，当时的人类则在各地域内部形成了各种集团或曰共同体。现这方面的研究正不断深入。长崎元广1980年发表的《绳文集落研究的系谱和展望》，对绳文时代集落研究的学术史，作了很好的概括。 在这些研究中，以具体把握共同体概貌为目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绳文时代集落生活和殡葬的研究。事实上，生和死对人类来说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考古发现和一系列研究成果显示，绳文时代的人类一开始就居住在半地下式的、具有圆、方、多角等不同形状的坚穴里。这些坚穴的直径或边长一般为4至6米左右。一个坚穴一般住4、5人；根据其具有不同年龄和性别判断，当属类似于今天核心家庭的最小社会单位。而作为集落，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的、属绳文时代早期押型纹系统土器群遗迹的静冈县若宫遗址，在长和宽各为100和5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45个坚穴遗迹。至绳文时代中后期，一个集落群往往有100个以上坚穴，不少遗址发现的坚穴超过200个。

绳文时代的人，无论男女均寿命极短，平均寿命均仅30岁左右，且自前期至晚期基本没有变化。 死去的绳文人只要非特殊情况，均由其亲友安葬。目前绳文时代初期埋葬死者的墓穴已有发现，形式随时代变迁，但是均比较简朴，一般都是大小刚好够容纳一个成人的浅穴。所处位置一般在集落附近，但也有不少就在作为居所的坚穴的角落里。墓穴内遗体的姿势最初呈曲肢状，后呈伸肢状，并时有生前饰品和用品作为陪葬品。目前发现的绳文时代的墓穴不多，有长野县枥原岩阴遗址、爱媛县上黑岩岩阴遗址等。在绳文文化迎来发展高峰时期，各地均出现了作为墓标的石块。在绳文时代终期，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墓群。墓群的出现表明，最初祈望死者入土为安的埋葬，经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发展为对自然的信仰。宗教因素在墓穴中注入了大量能源。墓穴在绳文时代终期的显著改变，颇具象征性地宣告了绳文时代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