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按照西方观点，日本先土器时代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
科学家根据器具的材质将迄今为止人类进步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事实上，这种通过器具的进步划分历史的方式，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萌芽。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铁和恐怖时代共5个阶段，以显示具有宿命论色彩的末世观。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提出，人类经历了3个时代：使用木器和铁器的时代、使用青铜的时代、使用铁器的时代。虽然这种考察是哲学而非自然科学的考察，但是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考察却成了唤起人类关注自身历史的动因，并使考古学最终得以确立：18世纪，被誉为“考古学之父”的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奠定了以古典古代世界研究为中心的考古学基础。在这一考古学确立期，北欧各国，特别是瑞典和丹麦的学术界，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展开研究。19世纪中叶，瑞典史学家尼尔森（S. Nilsson）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特殊资料为依据，出版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土著居民》一书，并在书中首次使用了“史前史”这一概念，提出当地居民最初使用石器、之后使用铜器、再后使用铁器。
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sen，Christian Jürgensen）积极吸取了尼尔森等人的学说，在1836年发表了《关于北欧远古纪念物和古代遗物的简单展望》一文，明确提出了“三时代划分法”，即根据器具的材质，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仅如此，汤姆森还在担任丹麦皇家文物保存委员会负责人、整理各大学图书馆陈列室的资料时，将出土文物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他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三时代区分法”最初的具体运用。汤姆森的“三时代划分法”很快在欧洲获得接受并得以普及。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E. Lartet对将石器时代细分为属于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以及属于完新世的新石器时代进行了探讨，但是三时代区分法作为人类发展史最基本和普遍的时代划分，迄今仍保持着生命力。
继汤姆森之后，英国考古学家罗德·埃维布雷（Load Avebury，1834—1913年）在1865年出版了《先史时代》（Prehistoric Times）一书，引起极大关注。埃维布雷在书中将“石器时代”前半期，称为“漂流的时代”（That of the drift），其时段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即洪积世）。按照埃维布雷在书中的叙述，当时人类和长毛象或獾等现今已经灭绝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他将这一时代称为Palaeolithic，意为“旧石器时代”。今天人们普遍采用的“旧石器时代”这一概念，就是在他的书中首次出现的。与之相对，埃维布雷将石器时代的后半期称为“石器时代之后的磨制石器时代”（The later of polished stone）。同年，另一位英国考古学者鲁博克（J. Lubbock）将石器时代的前半期命名为“旧石器时代”，将石器时代的后半期命名为“新石器时代”。
然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事实上这种划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对旧石器时代的认定，依据的是当时存在现已灭绝的动物属于更新世的观点，即依据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观点，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定，依据的是当时存在磨制石器，即依据考古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对石器时代两分法，并非依据同一基准。因此，对石器时代的研究，还存在广阔发展空间。
那么，日本是否也存在与其他地区类似的旧石器时代呢？长期以来，这始终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疑问。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疑问因“岩宿遗迹”的发现而获得了解答。
1946年，24岁的年轻考古学者香泽忠洋在群马县笠悬村发现了疑属旧石器时代的遗迹。1949年9月11日至9月13日，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以杉原庄介教授为首的考古队对这一发现进行了预备性调查。10月1日至10日，该研究室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调查，之后于1950年4月11日至4月20日，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调查。通过三次调查，取得了巨大收获：从被认为属5万年即更新世第四冰川期的地层（堆积着火山灰的赤土层），发掘出了无疑由人类打造的、形状如斧子的石器，即通过考古发掘首次证明了在日本列岛也曾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存在。这一遗迹，现根据地名被命名为“岩宿遗迹”。此后，在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约2000多处同属旧石器时代的遗迹，从这些遗迹出土的石器，全都是2万年以前的石器，其形状大都呈刀状或矛状，按照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编年，属新人阶段旧石器时代的器物，或紧随旧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器物。
自岩宿遗迹发现后，日本学术界指称这一普遍采用石器的原始时代的术语，随研究的进展几经变迁。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将这一时代称为“先绳文时代”或“前绳文时代”。所以采用这一术语，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对这些新发现的石器是否属于旧石器的器物，仍持审慎态度。例如，八幡一郎1955年发表于《日本考古学年报》第三号的论文，即开宗明义地将标题定为《先绳文式文化遗迹》。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更普遍采用的，是“无土器时代”这一术语。采用这一术语的代表人物是芹泽长介。芹泽长介不仅早在1954年发表于《骏台史学》第四号上的论文即定名为《预察关东及中部地区无土器文化的终末和绳文文化发生的关系》，而且在1957年由日本评论新社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无土器文化——考古学笔记先史时代（1）》。以芹泽长介为代表的考古学者采用这一术语的理由是：所有新发现的这些器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均不是以土器制成，同有土器存在的绳文时代形成了对比。他们同时认为，很难断定石器一定存在于绳文时代之前。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迄今仍有学者将相应于旧石器时代的这一时代，称为“无土器时代”。
1960年后，又有学者将这一时代称为“先土器时代”，采用这一术语的代表人物，是明治大学“岩宿遗迹”考古队的领导者杉原庄介。他1965年编纂并由河出书房出版的《日本的考古学》第一卷，更使这一术语得以普及。这些学者采用这一术语的理由是：“无土器文化”（Non-ceramic Culture）这一术语，虽然是用以指称日本仍处在尚未拥有土器的特殊文化阶段，但是以“无”，即“没有”的东西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指称一个时代，是不合适的。他们认为，应该将这一先于绳文、弥生两个时代，即先于陶土器制作之前的时代，定名为“先土器时代”（Pre-ceramic），使之作为考古学意义上的日本史的一个时代。可能由于和“旧石器时代”相比，“先土器时代”这一术语更能显示日本原始时期的特征，因此由诸日本历史学权威主编或撰写的论著，如井上光贞、永原庆二、儿玉幸多、大久保利谦主编、山川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日本历史大系》，以及林屋辰三郎撰写、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的论著《日本文化史》等，均采用这一术语。
之后，由于日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考古学家探明“先土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更新世（洪积世），按照世界史的观点，那个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因此，许多学者开始采用“旧石器时代”这一术语。而强烈主张采用这一新术语的代表人物，就是当年以“无土器文化”指称这一时代的芹泽长介。他刊载于1962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的《日本旧石器时代的诸问题》，在标题中即显示了采用新术语的主张。在当今日本学术界，“先土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两个术语均被采用。
但是，也有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先土器时代”的器物基本上属“新石器时代”器物。持这种观点的核心人物，是在绳文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显著业绩的日本石器时代研究代表性人物山内清男，其理由是：第一，以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年代的数值并不可信；第二，从先土器时代的遗迹中有磨制圆凿和磨制石斧出土；第三，同日本周边特别是西伯利亚出土的新石器比较，绳文早期的夏岛遗迹的年代约距今4000年前，先土器时代是从约7500年前开始的，历时5000年，而旧石器时代距今至少1万年。第四，地质学者的研究具有明确目的性，难以信任。当然，山内清男等并非认为日本根本不存在旧石器时代。但他们认为“旧石器仅在大分县的丹生遗迹、群马县不二山遗迹、群马县权现山遗迹等遗迹中有极少发现”。
山内清男的观点自然遭到反驳。特别是他认为碳14同位素测定法不可信的理由，被认为是对科学的否定。
虽然“先土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的特征是采用石质器物。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属于这一时代的石质器物的形态，经历了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狩猎器具产生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刃器技法作为石器制作技术之基础的剥片石器，特别是刀形石器还不发达，大多是砾器、握槌之类的敲打器。属于这一阶段的考古资料不多，迄今为止发现的仅有上述群马县岩宿遗迹、武藏野的立川最底层的ローム层两三处遗迹，以及尚未完全确定的群马县权现山遗迹和同样在群马县出土的不二山遗迹。这些遗迹出土的石器，均属于这一阶段。这些被统称为“敲打器”的石器，自最初作为人类工具的粗陋的砾器的出现至握槌问世，经历了漫长的、约100万年时间。那些敲打器有一个短柄，可以直接用手握住，可以击打和杀死动物，可以分割猎获物，可以砍树，堪称“万能器具”。因此，按照器具发展史的观点，这种器具尚属于形态同用途不对应，即功能未分化阶段的石器。另外，那些狩猎器具在捕杀行动相对迟缓的体形高大的野兽时，只能发挥主要依赖人的肉体和腕力进行攻击的辅助性作用。
第二阶段是刀形石器出现并用作狩猎工具阶段。日本旧石器时代遗迹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石刀。具有尖头和利刃的石刀，不仅可以瞬时切开猎物的皮肤并拉大伤口，而且可以刺入猎物的身体将其捕获，使猎物的伤口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如果装上长长的木柄，不仅可以在猛兽反击时有效地护卫自己，还可以追捕小动物。因此，刀形石器作为较进步的狩猎工具得以问世后，不仅被用作刺杀工具，而且催生了有尖锐的刀刃因此可切开动物的皮肉，以及针对不同用途，能便捷地用以切削木头和骨头的、形态各异的刀形石器。刀形石器的问世，使旧石器时代制作狩猎工具的水平，达到了顶峰。考察上述在武藏野的立川ローム层下部出土的最古老时期的刀形石器，可以发现那些石器已经属于针对功能、用途的不同而具有相应形态的石器，即已经经历了石器的形态分化阶段。更重要的是，不仅刀形石器，那些用以切削、剥皮、凿孔的各种各样的石器，如雕器、削器、搔器、揉锥器等，在刀形石器出现以后亦一起亮相，构成了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后期”多姿多彩的石器群，进而推动了以这些石器制作、加工的器物的发展。据科学考察，刀形石器所以唯独在日本列岛取得显著变化和进步，可能主要是因为在被称为冰川时代的更新世的自然变化中，随着象的灭绝以及取而代之的鹿、野猪和其他中小动物的增加，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狩猎方法的改进方面作出努力的结果。
第三阶段的特征是矛形锐器的发展，特别是投掷锐器的出现。虽然在关东南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中，矛形器具的发达不甚显著，但是在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在关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在日本西部，发现了许多矛形锐器在石器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石器群。虽然在将矛形锐器安装在长长的木柄上作为突刺用狩猎工具这一点上，矛形锐器承袭了刀形石器的传统，但是从石器的两侧被仔细调整加工，整个横断面被尽量均匀打造的目的判断，似不能仅仅以技术改良加以评价，而是应有其他原因。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都是矛形锐器，形状及大小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在重量方面均超出较薄的刀形石器。究其原因，可能不仅是为了装上长柄后能用作强力有效的突刺器，而且可以提高其作为投枪的远投力和命中率。在这一时期继续得以制造的刀形石器，则整体上朝小型化的方向发展，有的似用作箭镞。虽然这种锐器当时是否已被用作石镞目前仍难以证实，但不管怎么说矛形锐器特别是投枪的出现，使当时人类能在相对较远的距离猎杀动物，因而在狩猎器具发达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第四阶段的特征是细石器从周边地域流入日本、从而使日本组合形石器得以发展阶段。那些能够藏于指间的非常细小的刃器，乍一看形如石屑，极不起眼，但是在人类工具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认为，理由是这种细小的刃器，是组合形器具的零部件。即当时的人类将很多这种细刃器排列在木质或骨质的主体器物上，制成一种“大型武器”。如果刃器经多次使用后不再锋利，则可以如我们今天更换剃须刀一样，更换新的刃器。同时，当时的人类似还能够改变其主体器物的形态，随心所欲地制成各种形状的狩猎工具。夸张一点说，这种以细石器为零部件的组合形石器的问世，是现代具有复杂结构的机械的出发点。
总之，日本列岛上的原始人类在先土器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如在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的遗迹——鹿儿岛县上场遗迹和北海道中本遗迹的坚穴；长野县茶臼山遗迹、静冈县休场遗迹、北海道吉田遗迹的炉灶等所显示的，过着群居的生活；
采用与上述各阶段相应的工具从事采集、狩猎和尚未发达的捕捞，创造出了日本列岛上先土器时代的原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