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因为日出东方，故称我国为日本”

“日本是神之国”，“天皇是神的后裔”，这种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观念作为由统治阶级规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曾长期支配日本人的意识。因此，认识日本和认识“天皇”存在必然联系。

“天皇”一词出自中国史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如《史记·补三皇本纪》中写道：“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天皇”称号和“日本”国号，均是在律令制形成后出现的。然而迄今为止，在很多论著，甚至在历史学、考古学和历史教科书里，诸如“绳文时代的日本”、“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以及“雄略天皇”、“继体天皇”、“崇峻天皇”、“推古天皇”等名称已屡见不鲜。虽然这已约定俗成，不必也很难更改，否则极易引起混乱，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至少在6世纪之前，“日本”和“天皇”都是不存在的。尽管这两个名词何时出现迄今尚有争议，但其出现和当时“倭”王朝内部政治局势、对外关系，以及周边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可确定无疑。

众所周知，“日本”的原初含义为“日之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关于为何取名“日本”，在平安时代发生的一场争论中曾有解释。

据《日本书纪私记》记载，承平六年（936年），在一个关于《日本书纪》的讲座上，参议纪淑光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将‘倭国’改称‘日本’？”对这一提问，讲师引用《隋书·东夷传》中“日出之国”一词，答称：“日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纪淑光再问：“‘倭国’确实在大唐东面即太阳升起的方位。但是在日本本土，太阳岂不是在国家的中间升起？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称‘日出之国’？”对此，讲师的解释是：“因为从唐（中国）的方位看，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

不难发现，这一问一答，确实为日本国号作了很好的诠释。但是通过对历史的“瞻前顾后”，我们不难发现，被喻为“日出之国”的日本，其实颇有宇宙中蒙受太阳光泽的月亮的特征。因为毫无疑问，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无不受到周边，特别是中国的强烈影响。换言之，就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而言，真正太阳升起的地方不是列岛，而是大陆。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如纪淑光和讲师在问答中显示的，如何看待“日出”——太阳升起的地方，存在立场问题。因为只有站在中国大陆而不是日本本土观察，日本才成其为“日之本”。

江户时代，学术界开始争议“日本”国号何时产生，并已形成不同看法。在战前的1943年，日本建设社出版了井乃香术撰写的《日本国号论》。该书不仅对前此的学说史进行了综述，而且从学术的角度对《记纪》的记述提出了疑问。在高仓辉的《大原玄学》等著作相继发表、皇国史观横行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国号论》的出版曾受到极大关注。

战后，对“日本＝日之本”的论述并不多见，仅有岩桥小弥太的《日本的国号》（吉川弘文馆，1970年）、坂田隆的《日本的国号》（青弓社，1993年）、吉田孝的《日本的诞生》（岩波书店，1997年）等区区数本。其中坂田隆在《日本的国号》中列举了13种关于“日本”何时出现的观点，对了解“日本”研究学术史颇有裨益。吉田孝则以个人长年研究为基础，在《日本的诞生》中追溯了“日本”国号形成之前的“倭”的动向；评述了平安时代前期盛行一时的“古典古代论”和9世纪“大和古典的国制”的各种议论。按吉田孝的观点，所以定国号为“日本”，是以太阳神信仰和明确意识到日本西面大陆存在大帝国为背景的。追溯历史背景，不难认为吉田孝的观点不无道理。7世纪初，倭遣隋使呈中国隋朝皇帝的国书中，有“日出天子至日落天子”这一名句。此句既显示了日本不愿接受隋朝册封的姿态，甚至可以认为也显示了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姿态。如纲野善彦所言：“毫无疑问，日本的国号按照字面理解，既非特定的地名，也非王朝创始者的人名，而是意指该国在东方，并且将观察的视点置于中国大陆。我们可以从日本这一国名中看到，大和统治者一方面强烈意识到中国大陆大帝国的存在，另一方面试图作为一个小帝国与之对抗。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国号是大唐帝国所采纳的国号，并非真正意义上以自己的脚进行自立。”换言之，采用这一国号并不完全是日本自觉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日本＝日之本＝太阳升起的东方”，是基于处在日本列岛西边的中国大陆立场的观察。据《释日本纪》记载，在延喜四年（904年）的一个讲座上，有人向讲师提出：“现在称为日本的我们国家的名号，是唐朝给起的，还是我国自己定的？”讲师明确回答：“是唐朝起的。”尽管查考一下《旧唐书》便不难发现，这种观点显然与史实不符。但是在平安时代中期，这种误解甚至在学者中也已经存在。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些对“日本”这一国号“非常厌恶”的国家神道家。其中水户学派代表人物藤田幽谷的书信中，有此前几年引起热议的一封信。信里有作为“提倡一种国家神道的会津人士佐藤忠满”的“一种奇谈”的主张，即对“原封不动地接受日本这一唐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国号并用于和唐朝交往，实令人非常厌恶”。这一立场也为以后的国粹主义者所承袭。直至现代，将“日本”作为国号在日本国内也曾长期遭受批判。

“日本”这一名称究竟源于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还是中国人对它的认识，确有探讨的必要，因为这一问题特别对日本外交政策有深远影响。拙作第一章第四节指出，《山海经》的《海内北经》对“日本”的描述，是中国对日本最初的认识；而《后汉书》中对“百国分治”时期的列岛的描述，即“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一句，则被认为是对当时的日本最为经典的描述。之后在《旧唐书》中，倭国、日本两者并记。而在《隋书》中，关于日本有如下记载：“日本国，倭国之别种，以其国在右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在《新唐书》中，倭国之称呼不再，仅见“日本”：“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请，故疑焉。”《隋书》中的“故中国疑焉”和《新唐书》中的“故疑焉”，说明当时中国对“日本”这一“国号”是否真实存在，不无怀疑。《宋史》则开篇即直呼“日本”：“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元史》对日本的描述几乎是《宋史》的翻版：“日本国在东海之东，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国近日所出也。”

反观日本史籍，《日本书纪》大化元年（645年）有向高丽、百济使提出的“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一句，有些学者认为，此应作为“日本”最早的出典，虽则正式对外使用，要至“改朝换代”后的近江王朝。但《日本书纪》中的记载是否能够凭信颇受质疑，并早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证伪。有些学者认为，日本首次正式定国号为“日本”，当始于天武十年（681年）开始编纂、持统朝开始实施的《飞鸟净御原（律）令》，正式对外使用“日本”作为国号，则始于大宝二年（702年）日本使者向改唐为周的则天武后递交的国书。究竟应如何认定，目前尚难得出结论。

应该认为，“日本”国号的诞生，既有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迁都近江大津、制定全国性户籍既庚午年籍、平定“壬申之乱”等一系列国内政治背景，也有佛教入传和苦尝白村江败绩后不自甘卑下欲改名更姓或曰改弦易辙以求“雄起”的国际政治因素的推动。如林屋辰三郎所言：“由飞鸟的圣德太子提出的日出之国的构想，堪称‘日本’诞生的前提。因为这一构想使人们认为‘日本’这一国号诞生于受普遍且理性的佛法，以及统一且规范的律令的支撑的‘法’的感觉。”

正因如此，所以当周（唐）官员问日本使者为何变更国名时，使者答称：“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倭国自嫌其名不雅，改名日本”；或答称：“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则天武后承认了这一国名。事实上，大和统治者因为看到了则天武后改“唐”为“周”这一“楷模”，认为这是变更国号的绝好机会亦未可知。总之，纵览史籍，此后的中国王朝正史不再有《倭人传》、《倭国传》出现，而以《日本传》取而代之。这充分说明，中国官方尊重“日本”的自我选择。在以后的中日外交文书中，多采用“日本”这一国号。在平安时代的贞元二十年（804年）9月12日颁发给入唐求法僧最澄的“过书”（通过关卡的通行证，自奈良时代后开始颁发），记有“日本国求法僧最澄”；大中七年（853年）9月给入唐求法僧圆珍的符牒（木制简札，律令制施行后无直属关系的官府之间的官方文件），记有“日本国求法僧圆珍”。在镰仓时代，《吾妻镜》安贞元年（1227年）5月14日条，引用的高丽国的符牒，记有“日本国惣官大宰府”。不仅官方外交文书，而且其他文书也屡见“日本”字样。据《东大寺文书》，建久四年（1193年）6月东大寺三纲等陈状（被告针对原告的指控提出的书面答辩），有“抑和卿，辞大宋之旧境，成日本之浪人”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涉及异国和异国人的文书中，多采用“日本”和“日本人”的提法，但有时亦称“和州”、“和国”，两者并用。如上述陈状“抑和卿，辞大宋之旧境，成日本之浪人”，就是一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或“日本人”多相对于其他国家及国民而言，如在《今昔物语集》中，“日本”系相对于“唐”、“天竺”而言。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号在“彼岸世界”的使用。《平安遗文·金石文编》中，收录了埋于土中，用以奉献佛主和流传后世的经筒，许多经筒上的铭文刻有“日本”国号。 例如，奈良县金峰神社的经筒铭宽弘四年（1007年）8月11日条，记有“南瞻部洲大日本国左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道长”；德岛县大山寺的经筒铭大治元年（1126年）10月12日条，记有“南浮提日本国阿洲于大山寺”。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国号不仅用于世俗的世界和神佛的世界表明有关人员的身份，而且书于希望获得神佛护佑的“愿文”（表达意愿的祈祷文）。例如，兵库县极乐寺的瓦经 （1144年）6月29日的“愿文”上书有“南瞻部洲大日本帝国播州极乐寺别当大法寺禅慧”；文永二年（1265年）9月4日大和国西大寺光明真言会“愿文”书有“南部洲大日本国西大寺卧云沙门叡尊”。

有趣的是，“日本”国号在一些故事和传说中的出现。例如，《今昔物语集》第十一卷有某僧死后复活，称在阴间由于曾在“阎浮提日本国”嫉妒行基（奈良时代的高僧）而遭到阎罗王严词怒叱；第十六卷有某男因拯救了一条被捉的小蛇，由蛇带入龙宫受到龙王赞誉，称：“日本人心善良，实属难得”，并将“金饼”装入一个箱子赐予该男子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日本”国号在“异界”甚至获得阎罗王和龙王的承认。

不过，“日本”国号问世后，作为“大和朝廷”历史遗产的“和州”、“和国”、“和朝”等名号依然存在。例如，《吾妻镜》建久三年十月三十日条有武者所宗亲试图从燃烧着的家里取出风筝而烧掉胡须，称“唐国大宗之须施赐药之仁，和朝宗亲之须显惜弦之志”，同书建久六年（1195年）三月十三日条记，宋人陈和卿“作为宋朝来客，应和州巧匠”；收入《高野山文书》的高野山满寺僧愿文建长五年（1253年）八月二十七日条，有弘法大师向“和国”投掷金杵的记载。另外，“和歌”、“和绘”等名词也显示了相同的意义。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当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今天日本的土地面积数倍于刚刚问世的“日本”。

在国号从“倭”变更为“日本”的同时，大和的统治者将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大王”改为“天皇”。据考证，日本正式采用“天皇”称号，亦始于《飞鸟净御原（律）令》。据前不久对唐永泰公主墓志铭等文物的判断，系基于道教的立场。

和定国号时强烈意识到大唐帝国的存在一样，采用“天皇”这一称号也显然具有和大唐帝国的“天子”平起平坐的强烈意识。由是观之，日本和天皇显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国号的“日本”沿用了约1400多年，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和象征者，日本天皇从初代神武天皇至当今125代平成天皇，其历史显然更加悠久。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则“天皇”号始见于公元7世纪，但是在日本初、高中教科书，以及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性论著中，不仅将天皇号出现之前见于信史记载的“大王”，称为“雄略天皇”、“继体天皇”、“崇峻天皇”，甚至将神话传说中的王者，即日本史学界称为“欠史八代”的八代“天皇”，亦冠以“神武天皇”、“仁德天皇”……等名号，使人们在无意识中感到天皇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日本国号通用于为中国所承认的东亚世界，虽然“天皇”称号屡见于中国正史，但是因顾忌“天子”的存在，“天皇”这一称号不用以致包括中华帝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正式外交文书。唯一的例外，是致渤海国的外交文书。按照吉田孝在《日本的诞生》中的分析，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天皇不愿接受大唐帝国的册封。同样，天皇所以无姓，也是因为不愿接受册封的天皇试图超越中国大陆“姓氏”制度。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天皇”称号在7世纪已经出现，但在以后的日本古籍中，“天皇”、“人帝”、“人王”的称呼经常并用。例如，《金刚峰寺杂文》记载，宽弘四年（1007年）10月11日的金刚峰寺解案中称“当日本卅二主钦明天皇即位十七年”，《石清水八幡宫文书》记载，永承元年（1046年）河内守源赖信告文中称“本朝大日本国人帝第十六代治武皇”；《西大寺爱染明王像胎内瑜伽瑜祇经》宝治元年（1247年）8月18日叡尊愿文称“日本国人王八十九代”。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存在向天皇进贡“贄”即山珍海味的制度。 前几年，在藤原宫遗址和平成宫遗址出土的大量木简中，发现了许多记载海味“贄”的文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制度的存在，引起了广泛关注。另外，各“国”还向天皇进贡栗、梨、柑、椎、胡桃、杨梅等。这一看似只不过让天皇尝鲜的进贡制度，实际上具有日本古已有之并始终不断地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天皇作为在中国大陆影响下形成的、以稻耕文化为基础的日本统治者的一面，和以太阳神为祖先、作为神的后代君临天下的神圣的后代的一面，即兼具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即便在名副其实的“日本”和“天皇”出现以后，当时属于天皇统辖的日本的国土面积，实际上仅限于以“倭”为中心的九州地区，和今天主要由本州、九州、北海道、四国四大列岛构成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

7世纪末正式建立的“日本国”，在原具有多种性质的列岛社会强行普及了划一的国家制度。具体措施是，不仅将作为其原有地盘的近畿、濑户内海沿海区域、九州北部纳入版图，而且将本州中部、关东、东北南部，以及九州中部也纳入统辖区域，建立起了国郡制度，在这些地区贯彻“日本国”的国家制度和律令制度。但是，北海道自不待言，即便列岛东北中部以北、九州南部至西南诸岛，当时也尚未划入“日本”的版图。但是，特别在“壬申之乱”中获胜的大海人皇子，在登基成为天武天皇后，废大津宫、迁都飞鸟净御原宫，推行各项改革，使律令制国家的结构逐渐形成。迄今仍保留着明显痕迹的律令国家结构，主要由下述几方面构成：

一、本律令国家大致的行政区划由“五畿七道”和属于“道”统辖的“国”、属于“国”统辖的“郡”组成。五畿七道是古代日本全土在律令制下的行政区域划分。“五畿”指京畿区域内的5国，又称“畿内”。京畿之外的日本全土则仿中国唐制，以“道”称之，共分为“七道”。七道中皆建有同名的官道，构成古代日本的交通路网。七道之间有大路、中路、小路的等级差别，间接代表着繁荣的程度。据说五畿七道确立于天武天皇朝。

“五畿”是指作为朝廷直辖地的畿内5国，即大和、和泉、河内、山城、摄津五国，类似于今天的日本“首都圈”。以“畿内”为基点，东面自南向北依次是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西面是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以及九州的西海道，共“七道”。“五畿七道”制不仅是将国土进行了大范围划分的行政区域划分制度，而且是通过贯通各道的“道”路，对“日本国”进行规划建设。这一规划显然影响长远，其痕迹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清晰可辨。木下良以近年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对“七道”进行了缜密研究。按照他在《道和站》（大巧社，1998年）中提出的观点，规划建设的“七道”是宽约十多米的直线道路并不时得到铺设，有测沟，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1869年即明治二年，日本政府在虾夷地新设立了“北海道”，故此后“五畿七道”成了“五畿八道”。

对“五畿七道”进一步细分的，是国郡制，即“道”由若干个“国”组成，国由若干个“郡”组成。与道和国相比，各个郡的框架虽然长期得以维持，但是流动性较大，自11世纪至12世纪，曾发生上中下、东西南北的变动。同时郡的名称和境界亦有变化。因为，郡和乡一样，同社会生活的变化具有更密切的联系。但必须强调的是，日本朝廷以律令制为基础，努力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尽管当时建立的各项制度和推行的各项举措，特别在10世纪以后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很多制度和举措几乎停止运作。但是国郡制和道制则特别对统治机构依然发挥重要影响。

二、施行“条理制”，将全国土地进行区划整理，形成“N个小方块组成中方块、N个中方块组成大方块”。

三、农民的“税”收负担。（一）实物负担。租：每1段交稻2束2把（收获量的3%）；庸：以布2丈2尺（约8米）代替劳役；调：缴纳当地特产（绢、丝、绵、布）中的1种；出举：从国家那里所借稻米，归还时须另加50%作为“利息”。（二）劳役。杂徭：每年劳动60天以下（地方）；仕丁：每50户出2人在都城劳动3年；（成人农民“正丁”中的1/3服兵役）；兵役：都城警备1年（卫士），北九州警备3年（防人）。

在国内统一基本完成、制度基本完备后，日本即开始踏上对外征服的里程。对此，纲野善彦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日本在成立之初就已具有扩张国家领土的强烈欲望。事实上，在‘日本国’成立之前的7世纪中叶，‘倭国’的统治者就已举兵征服北陆北部、东北的‘虾夷’，以及列岛北部亦被称为通古斯系民族的‘肃慎’，强使这些民族‘朝贡’。”“我们绝不可忽略的是，作为以日本为国号、天皇为王名的国家，日本从创建之初即具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一面”。 “日本国”在与大唐帝国的正式外交公文中，在论及自身的统治者时是不使用“天皇”称号的。但是在派遣遣唐使时，可能是基于大唐帝国朝贡国立场的考虑，不自称“倭”而自称“日本”，并称日本统治者为“天皇”。然而，这绝非谦恭。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国”已以使“蛮夷”服属的“中华”自居，并向周边“未开化”的“夷狄”推广其自认为“发达”的政治和法律文化。如拙作将在下一章较详细展开的，以文化璀璨闻名于世的日本奈良时代，同时也是全面对外扩张的时代。 WPDUMlEijjxTVD8R1bbNvoF3ZIigIB0VbNP2v7mEUIjO1o8YI/kOi8gvUeyNIK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