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和朝廷”的建立和倭的初步统一

日本又称“大和”，日本民族又称“大和民族”。然而，“大和”原本只是奈良盆地东南部一带的地名，其大体区域范围是：自大和国城下郡大和乡（现天理市海知町）及大和神社所在地天理市南部（天理市新泉町），经箸墓古坟（现樱井市箸中），至古代被称为磐余天之香具山东麓（现樱井市池之内村附近）。公元3世纪左右，大和地方豪族争雄，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最后统一各路豪族并占有“盟主之座”的“大王”，就是“皇族”（天皇）的祖先。也就是说“大王”即“天皇”的祖先。

关于日本天皇何时诞生、大和政权如何建立，长期以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原居于日向，后率领军队进入大和的磐余彦，就是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但是现经考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即《记纪》中的内容，多系后人杜撰，不可作为信史。如上述“神武东征传说”出现于公元6世纪前后，显然不足为信。事实上，从第二代天皇绥靖天皇至第九代天皇开化天皇，《记纪》均只提其名，未记其事，因此日本史学界称之为“欠史八代”。换言之，那八代天皇是否真实存在，或曰子虚乌有，难免令人生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记纪》持批判性态度的津田左右吉已通过令人信服的比较分析后指出，首先，从第一代神武天皇至第14代仲衰天皇，仅记有天皇尊号。这是因为在被用作《记纪》之材料的《帝纪》中，未记有实名即讳名。其次，前14代天皇的所谓“尊号”，其实仅是一些称号，同6世纪后自第27代天皇至第44代天皇各有实在的、与之对应的尊号（如第27代天皇的尊号是“安闲”，第44代天皇的尊号是“元正”）相比，缺乏固有性。再次，自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至第26代天皇继体天皇，均将其皇子时的名字用作天皇的名字并表记，这显然更接近于《帝纪》的原型、在6世纪中叶已经成书的“原帝纪”中的记述。最后，考察天皇系谱，在第14代天皇仲衰之前，王位的继承是子承父位。这和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身后屡有兄终弟及的情况相比，缺乏现实性。因为，父子相承的原则在7世纪后半叶之前尚未形成。父子直系传承王位，萌芽于继体天皇时的“大兄制”，实现于天智天皇制定的“不改常典”。

津田左右吉对《记纪》中不符史实之记载的批驳，倡导了一种关于大和政权起源的理论——“应神王朝论”。“应神王朝论”主张大和王权由应神天皇创始，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历代天皇中，唯第1代神武天皇、第10代崇武天皇、第15代应神天皇在谥号中附有神名，体现了皇主神天照大神（日神）的神格。其中虽神武天皇和崇神天皇被视为国家的创立者，但应神的事迹具有理想化和人格化色彩，以此观之，属于现实社会的大和王权当始于应神。所谓应神，意为天照大神的“应身”。窥斑见豹，可知应神天皇是在世俗社会现实、具体地实现日神神格的最初的天皇。

第二，磐余、矶城等遗址规模庞大的前方后圆形古坟的存在，表明在应神之前，大和地区亦曾存在王朝。而颠覆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就是以难波为根据地的应神天皇。

也有学者从社会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大和政权究竟何时形成作了分析。例如，井上光贞指出：“纪元前3、2世纪至纪元后3世纪的日本，阶级尚未正式分化，是初期农耕社会，按照《魏志·倭人传》的记述，在我们邪马台国九州论者看来，当时日本尚未出现统一国家。即使退一步采取大和论者的立场，在2世纪末倭国大乱之前，也绝不可能已经由大和朝廷建立了统一国家，而使用汉字纪录更是在4世纪末即应神天皇以后。所以，《记纪》的有关记述，即在此1000多年前的公元前7世纪第1代天皇神武天皇东征并即位建立大和，显然不可能是信史。” 也有学者认为，4世纪初的崇神天皇当是真正的大和政权的缔造者，在他之前的神武天皇和“欠史八代”，均属子虚乌有。近年更有学者认为，《记纪》中对作为大和统治者、第10代天皇崇神天皇政迹的记述，比较可信。例如，对男女分别课以不同额度的租税；向北陆、东海、西海、丹波派遣四道将军以扩充统治范围，均属信史。此外，大和朝廷先已崇奉的大神神社及大倭神社（现称大和神社）中明确表记的祭祀，也始自崇神天皇。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广受关注的论说，其中主要有：

一、“九州王朝东迁说”。该论说的主要倡导者水野祐在《增订日本古代王朝史论序说》（小宫山书店，1954年）中提出，应神很可能是当时在九州和邪马台国对立的“狗奴国”的后代，东迁后在畿内的大和建立了新的政权。

二、“河内王朝入侵说”。和上述论说类似，即认为大和政权是由于河内地区豪强势力的侵入畿内，建立起了大和政权。

三、“骑马民族征服说”。由日本著名史学家江上波夫竭力主张的这一论说提出，大和政权是由亚洲北方的骑马民族南下，在征服了高句丽、百济和任那之后，以之为据点越过大海，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使倭臣服，并在日本列岛上建立起了史无前例的征服王朝。也就是说，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建立王朝的模式，对倭也同样适用。

不难发现，上述论说均认为，大和政权系由外来者通过征服而建立，并曾获得不少拥趸。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这些论说开始受到有力反驳。例如，平野邦雄指出：“首先，如果九州王朝东迁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当属征服王朝。然而事实是邪马台国东迁说、狗奴国东迁说、应神九州诞生说，以及骑马民族征服说，不仅完全没有统一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记纪》批判而一度被否定的神武东征传说和应神九州诞生说，在未获得任何新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得以复活。这无疑意味着学术的倒退。其次，就河内王朝侵入说而言，大和同河内、摄津原本是一个地方，大和政治势力如果不能抑制作为其门户的河内、摄津，那么大和政权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这两个地区在以后的‘大和朝廷’时期，即使在作为天皇、贵族之根基的畿内也是最重要的枢纽性地区。由是观之，来自河内的外来势力侵入并征服大和，似不太可能。”

近年的考古发现，不仅为探究大和政权形成的时间，而且为探究大和政权发祥的空间，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一些专家根据考古发现提出，公元200年左右，大和朝廷在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隅的缠向新建了古代都市。那时的当朝者约在公元220年去世，葬于缠向石塚古坟。由于缠向遗址和冈山县内吉备遗址类似的遗物很多，因此大和朝廷很有可能是从吉备迁入的集团建立的。公元260年代至270年代左右，大和朝廷的势力急剧扩大，箸墓古坟就是为创建这一伟业的大和朝廷的领袖建造的。安葬王族成员的黑塚古坟、安葬朝廷属下物部氏的西殿塚古坟，也基本上在同时期建造。凡此事实，为大和朝廷究竟起于何时，提供了重要思路。尤其是最近在缠向遗址中的发现，更具有启发性。

1971年，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开始着手发掘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隅三轮山西南方一个高坡上的缠向遗址。经过几十年的发掘，终于获得了许多重要发现。缠向遗址虽没有吉野里遗址和代表弥生时代的静冈市登吕遗址引人注目，但却足以和藤原京遗址和平城京遗址媲美。《记纪》所述的第10代天皇崇神天皇的瑞垣宫、第11代天皇垂仁天皇的珠城宫、第12代天皇景行天皇的日代宫遗址，均在其周围。诸多现象显示，缠向遗址是大和朝廷的发祥地，是天皇的摇篮。

缠向遗址规模庞大，有约1平方公里。在遗址中有许多高床式住房。和掘地建造的坚穴式住房相比，高床式住房显然进了一步。同时考古学家还在遗址中发现了连接河流、被称为“缠向大壕”的运河、水田遗迹和耕作不可或缺的锹。1987年，在遗址中发现了由木制水槽和樋（送水的管子）构成的净水道设施。这一约建于4世纪的设施在日本仅见于缠向遗址。据推测，可能用以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提供清凉甘甜的三轮山的泉水。自此，该遗址开始广受关注。1989年，对缠向石塚古墓的调查，更使之闻名全国。缠向石塚古坟位于遗址的西北部，规模不大，全长约93米，当建于3世纪中叶。石墓前低后高，以涂有赤色的建筑材料建成，是迄今发现的日本最早的古坟。有人声称“终于发现了卑弥呼的墓！”“是不是（卑弥呼的后代）台与的墓？”最初，不少专家综合各种因素提出：“缠向遗址是大和朝廷在形成期构建的古代都市。那里的居民是不从事农业的、居住在高床住所里的统治阶层。”但是在1991年3月，即对缠向遗址进行发掘的第20个年头，首次发现了1个坚穴住所，经鉴定当属3世纪后半叶所建。这一重要发现，证实了前此一些专家的判断：“缠向未必仅是上流阶层的居住场所。在遗址的某处肯定存在从事劳役的下层民众的竖穴住所。”同年9月，在缠向遗址又发现了宽约6米、深约1.2米、已探明的长度为7米的运河遗址，其方向和前此发现的、被称为“缠向大壕”的运河交汇，当属“缠向大壕”的支流。1992年1月，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较小的绢制小袋，似挂在腰间用以放香料。经鉴定当属3世纪末的物品。前几年在北九州曾出土了几件绢制物品，当时考古学家认为是通过交易传自大陆的物品。但是，当出土的北九州时代的绢制品达到十多例时，学界始有人认为，那时日本当已有养蚕业。

1991年10月，在缠向北面的西殿塚古坟内，属于3世纪后半叶的特殊器台的残片和特殊器台型埴轮的残片被起出。据推断，该古坟当建于缠向石塚古坟问世前后。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缠向发现的与之同时代（公元270年代至280年代）的古坟，均不足百米，而西殿塚古坟全长达220米。这一考古发现使学界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大和朝廷成立之经纬。

1992年1月，在位于奈良县矶城郡田原本町的唐古·键遗址，考古学者发现了经推断为弥生时代中期，即公元1世纪左右的环壕。环壕有四重，间隔距离为5米至9米，最深的宽数十米、深2米。另外，在东海地区的爱知县清州町照日遗址的集落群外，有宽5米、深2米的壕沟，其外侧还有两排栅栏和木桩围绕。外层高出地面1.5米的栅栏有尖头，用于防御外敌，据推断同样建于弥生时代中期。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弥生时代中期的动乱波及全国。 吉野里遗址有用于瞭望敌情的高层“楼阁”。据出土文物推测，在唐古·键遗址，当年应同样有这种楼阁。因为从那里出土的属1世纪前半叶的陶器表面，绘有楼阁。随着唐古·键遗址发掘的深入，在弥生时代大和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日益显明。自1991年11月至1992年1月，在该遗址发掘出了大量铜铎、铜剑、铜镞的铸型片。铜剑文化以北九州为中心传播，铜铎文化以近畿地方为中心形成。但是，唐古·键遗址兼具铜剑文化和铜铎文化。北九州发现的属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的总量约1吨，而近畿地区同时代的铜器总量约2.5吨，远远超出北九州地区。据此判断，当年近畿地区通过和北九州的交流，吸收了大量大陆文化。同时青铜器的数量显示，当年近畿地区的文化当不逊色于北九州地区，而唐古·键遗址则曾是近畿地区青铜器文化的中心。虽然仅就规模而言，唐古·键遗址和吉野里遗址类似，只是一个小国的遗址，但在当年这一地区却曾是通过青铜器的生产、交易，对周边的集落群具有引领作用的重要地区。

考古资料显示，唐古·键遗址上的集落群持续至公元3世纪末。至大和朝廷时代，原有的权势豪族开始衰退，东北的物部氏、东南的大王家（皇室的祖先）、西边的葛城氏取而代之，中小豪族则处于分裂状态。掌握较发达文化的大王家统一奈良盆地的时候，原先统治唐古·键的权势豪族成了无名的、遵从朝廷的中等豪族。按照“神武东征传说”，物部氏的先祖饶速日命降临河内，闻知此事后，和兄弟们一起筹划东征。磐余彦统一大和的时候，饶速日命归附了磐余彦。以后磐余彦登基，成为第一代天皇。这一传说，似物部氏归附大王家这一史实的反映。

以大王家为中心建立的政权，最初和北九州、出云、吉备等地的政权一样，也是地方政权。在统一了全国之后，其统治区域西起九州、东至关东，成为“中央政权”。

“大和朝廷”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过程，大致可概括如下：

公元4世纪初，即弥生时代之后，日本列岛开始进入“古坟时代”。以大和地区为根据地、以大王氏为中心的豪族集团，不断扩张，遂成为凌驾于北九州势力、出云势力、濑户内海地区势力的一大势力。

4世纪中叶，与百济缔结了军事同盟的“大和国家联军”入侵朝鲜，击败了“新罗国”，占领了半岛南部的“任那”。公元391年，“大和国家联军”继征服百济国、新罗国后，与高句丽进行了战争。结果，“高句丽军大胜、大和国联军败退”。约在这一世纪，日本古代国家的轮廓开始显现。这一史实被镌刻于广开土王碑（按：广开土王碑又称好太王碑，因高句丽广开土王的正式谥号为“国冈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又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于永乐元年即公元392年即位——王陵碑上永乐元年为391年。该王采取了阻止百济的南下政策并不断扩张领土。其后任长寿王于丁卯年即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并自冠“永乐大王”。长寿王即位后，在甲寅即公元414年为了歌颂先王业绩，树立该碑。现经诸多史家考证，认为其中不乏不实之处，具体内容可参阅井上光贞、永原庆二、儿玉幸多、大久保利谦编：《日本历史大系》第1卷《原始·古代》第284—286页“广开土王陵碑”一节）。

“广开土王碑”立于高句丽旧都丸都的一个山丘上（现为鸭绿江北岸中国吉林省集安市太王乡境内），高6.34米。在角砾凝灰岩梯形四角柱石碑的四面碑文上，共刻有18000多字（一说17000多字）。其中被称为“辛丑年条”一节尤受日本关注：“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丑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

公元5世纪是实现全国性政治统治、确立倭王权的所谓“倭五王”时期。这一时期从大陆吸取了被称为“部”的新的国家组织管理生产的方式，在全国配置了屯仓。如前面所述，象征大王权力的前方后圆古坟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倭五王系谱在中国史籍《宋书》、《梁书》中均有记述：

中国史籍《宋书》记载：珍、讃、济、武、兴

中国史籍《梁书》记载：赞、弥、济、兴、武

日本史籍《记纪》中，有关“倭五王”亦有记载，但因不用上述名讳而用天皇年号，故“倭五王”究竟和哪几位天皇对应迄今未明，主要争议点是：

讃＝应神天皇、仁德天皇或履中天皇

珍＝仁德天皇或反正天皇

济＝允恭天皇

兴＝安康天皇

武＝武略天皇

诸多中国史籍，如《晋书》、《梁书》、《宋书》，均有关于倭五王和中国朝廷交往的记载，其中尤以《宋书·夷蛮传·倭国条》的记载最为详尽。按其所记，421年、425年、443年、462年、478年，历代倭王先后遣使中国朝廷：

“倭国在高丽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421年），诏曰，倭讃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425年），讃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讃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443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451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462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顺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

对《宋书》中的上述记载，熊谷公男有一段值得关注的评论：“倭五王执拗要求承认其在半岛南部的军政权，是希望通过获取中国王朝的官爵，显示其是这一小世界的统治者。但是，对自认为是‘天下’唯一统治者的中国皇帝来说，承认倭王为‘天下’中的小世界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可能。因此自倭王武开始，列岛统治者终于意识到其以往外交政策的矛盾。于是，倭王决意脱离册封体制，与中国王朝诀别，开始踏上作为独自的‘天下’的世界王者的道路。使之决意踏上这条道路的根本原因，是倭王维持作为列岛统治者的地位，已不需要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因此自7世纪至9世纪，虽则列岛持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前往中国，但那仅是倭王、天皇派出的进行朝贡贸易的使节，并没有受到册封。在这一时期，如以后也将看到的，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已成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 熊谷公男的评论不无道理，对列岛的君主而言，中国王朝的册封并非不可或缺。诉诸历史，列岛和大陆之间确曾多次“断交”。例如，在倭五王向宋朝派遣使臣之前、以4世纪为中心的1个半世纪，以及倭五王不再遣使至遣隋使出现的120多年间，列岛和大陆不存在官方外交。因此，以“册封体制”这一概念概括东亚国际关系，显然与史实不符。

5世纪至6世纪，大和朝廷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建立起了全国政权——大和政权。大和政权的政治结构如金字塔：位处塔尖的是“大王”，塔尖以下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均由臣姓豪族和连姓豪族担任，其中臣姓地位更高，任“大臣”，连姓次之，任“大连”；地方官职伴造、国造、县主、稻置由臣、连、君、早、直、首“六姓”豪族担任，再后依次是部民、奴隶。公元5世纪左右，使各豪族获得新的身份、作为大和政治体制核心的氏姓制度，以及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部民制最终确定，基本构成如下：

处于上述金字塔形政治结构塔尖的，是大王。但是大王并不直接掌握“绝对权力”，而是通过由官员组成的“合议制”处理和解决问题。因此，负责“合议制”的人物是“实权人物”。此实权人物一般和大王有姻亲关系，并必然出自“大臣”或“大连”。大臣或大连在其“姓”，即“臣”和“连”前面冠有“大”，意为此人有政治实绩。“氏”表明出身地区（如葛城氏、石川氏）、职业（如忌部氏、服部氏）、门第（如久米氏），“姓”则是朝廷给予的尊称（称号）和“氏”的身份的表示。由于大和·河内·摄津地区是支撑“大和朝廷”的地区，因此任职于中央政府的官吏豪族较多，其中最有权势的是大伴氏、物部氏、和珥氏、巨势氏、平群氏、苏我氏。获得“大臣”荣誉的，最初是自5世纪初任职70年的“葛城氏”，其次是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平群氏”；再次是6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任职约长达140—150年的后发势力“苏我氏”，而担任大连的“氏”，最初是5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初的“大伴氏”。从氏和姓同职务的连贯、一致性判断，可知“氏姓制”是世袭制。大和政治体制这种对权力的垄断，往往成为权力争夺的重要原因。同时，世袭制往往在政治中孕育怠惰和满足现状，因此为支撑和推动大和朝廷提供原动力的，是大和地方的中心豪族集团。这些中小豪族集团统称“伴造”，即生产集团的首领，具体的职能是管理、支配为朝廷提供必要的技术、劳力、物资的“部民”。

应该强调的是，公元4世纪至5世纪，由于“大和朝廷”积极推动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交流，因此诸多从大陆和半岛有大量人登陆列岛，并因此传入了灌溉等“农业技术”、打制铁制品等“工作技术”，为日本列岛的生产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进而传入了汉字和学问、宗教、思想。为了留住人才，大和朝廷给予了他们“氏”的身份，并赠与土地。据9世纪的《新撰姓氏录》记载，在1182个氏中，有373个氏（30%）是“渡来人”的氏。

“子代”系大和朝廷时代（5—6世纪）的“皇室私有民”。为了使皇子和皇女的花费（如养育费）由民众负担，将一部分部民划为直属皇室的“私有民”。

“名代”是相对于为“养育”皇子和皇女而设置的生产集团“子代”、冠以大王和皇族之名的生产集团，其性质和“子代”无甚差别。“名代”主要存在于关东。

“品部”又称“部曲”，是隶属于中央和地方豪族的“私有民”、享有受庇佑的权利和提供“租税和劳力”的义务。部民的身份高于奴隶，作为下层民众从事各项生产活动。

“奴隶”又称“奴卑”，处在社会最底层。除了侍奉权贵外，奴隶中有一部分是隶属神社的“神奴”。此外还有从事“马饲”、“墓守”等职业的奴隶。

综上所述，诚如林屋辰三郎所言：“5世纪的古代王权，最初通过政治的统一而获得了最大规模，其权力结构是，拥有臣的氏姓者多半是皇亲国戚，从中产生大臣（如葛城氏、平群氏），从拥有连的氏姓、大多沿袭伴造系谱的军事、技术职业者（如大伴氏、物部氏）中产生大连，料理政务，通过天皇口头颁布的敕、宣的传达贯彻统治意志。因此支撑大臣、大连等权力阶层的豪族之间，始终围绕天皇的统治地位反复展开争斗，并多次引发内乱。” eui8nK5vnHqD/1IrZ1x0jbACUpQBnPg19pUVKcXXf2YA6rlUM9x/WXGXRPUIV8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