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史前艺术品中，有一些刻绘图像特别引人注目，有的图形不易认读，有的含义一时很难解说。在龙山文化玉器上见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旋目”图像，让人难得其解。所谓“旋目”，是指史前玉器上见到的一种附带旋线的眼目图像，它同样还出现在彩陶和后来的铜器装饰纹样中。本文要在这里认读并论证其源流的“旋目”图像，并非是新出土的资料，实际是旧题新作，是对中国玉器、彩陶及铜器纹饰旧资料的一点新认识。
这个新认识的形成纯属偶然。1998年清明时节，我有幸前往陕西参加公祭黄帝陵的盛大典礼，同时参与黄帝陵基金会在西安举行的一个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除有不少大陆考古学家外，还有一些来自台湾的同行，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有很多属于考古学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古代玉器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女士，这次在大会上发表的是一篇讨论中国“玉器时代”的论文。
她在论文提要中有这样一段话：
虽然东夷集团的玉器，在器类上呈现较独特的面貌，但在花纹上，却与苗蛮集团玉器颇有相似之处。例如：围绕多层圆圈纹的大眼、具象与抽象的鹰鸟、戴介形冠帽的神祖像等。
她在会上放映了许多幻灯片，其中有几张良渚和龙山文化刻有“神祖”图像的玉器。由于银幕上的画面很大，我注意到那些神祖像的眼睛并不全是“围绕多层圆圈的大眼”，也有梭形凤眼，更有旋形眼。旋目神面的圆形眼目外，伸展出一两条弧形旋线，构成旋式眼形。印象中刻有旋目神面图像的几件标本，既有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出土品，也有归属并不十分明确的传世品。
这些资料，过去虽然都比较熟悉，许多学者在论著中都曾引用，但是因为没有放大到这么大，所以现在看起来又觉得非常陌生。特别是看到玉器上的旋目神面图像时，让人觉得有些惊讶，这样奇怪的眼目，不会是普通的眼形。过去已有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论著中，对这些可能属于神灵的图像进行过研究，但都没有涉及眼形异常问题。这种旋目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神面的组成部分，如果为这神灵取一个临时的名字，可以称之为“旋目神”。邓淑苹女士以“神祖”笼统指称这图像，所以也可以附和她的说法名之为“旋目神祖”。当时我为考证“旋目”的来历写下了一个提纲，准备在进一步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旧资料作出新的论证。最近本文即将定稿时，又读到几篇相关论文，获得了一些新的启示，知道很多研究者对这些资料都非常关注，认识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
翻检相关资料，发现刻绘着旋目神面图像的标本，以属于龙山文化的几件玉圭和玉饰最为典型，它们上面刻镂的纹饰都比较接近。其他新石器文化中带有旋目神面的标本也有一些，但多少有些区别。以下先对这些典型标本作一初步观察。
1963年由当地农民在遗址上采集所得，最初报道称为石锛，实为玉质，后来定名为玉圭。报道仅十分简单地提到，在玉圭的“正反两面均刻有类似兽面的纹饰，两面彼此不相同”，同时发表了线图和兽面纹的原大拓本。
玉圭上的兽面后来被认作饕餮纹或神面，采用阴线刻成，正背神面有一定区别，但双眼皆为旋目，圆形眼球外面是一上一下向两个方向伸展的旋形眼线。正背神面旋目的不同，表现为旋形眼线一为双线，一为单线；双线者的上旋向下收缩，单线者的上旋向上翘起；前者眼瞳较大，后者眼瞳较小（图1，1）。从整体风格观察，两个神面属于同一类型，这是龙山文化中发现的最典型的一件旋目神面图像标本。
在1989年发掘的202号大墓中出土1件精美的玉笄，笄首嵌一块雕玉牌饰，牌饰上以椭圆形和卷云形等形状的镂孔镂出眼、眉、鼻、口齐全的兽面。
细细一看，兽面的眼形正是旋形，而且兽面的整个外轮廓形状与两城镇玉圭完全相同。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区别，朱封牌饰上的旋目不是双旋而为单旋，环绕眼目的旋臂只有一条，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眼眶（图1，2）。对这一件玉饰上的神面眼形，注意的人并不多，因为从线图上不易辨识清楚。不过邵望平女士在一篇论文中已有明识，而且她认为朱封雕玉牌饰还与下面要提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圭上的兽面图案相似，应属同一时代。
据近来一些研究者的复原研究，朱封雕玉牌饰上的图像确为旋目无疑。
资料最初公布时称为人面纹圭，正面主体纹饰为神面形象，神面有獠牙，梭形眼，耳部有坠饰。背面也刻有神面，“有两只大圆圈眼睛，下面是一个大鼻子，仿佛没有嘴，面上配着用云纹组成的纹饰”（图2，1）。背面神面与两城镇玉圭完全相同，都是标准的旋目，圆眼外有一上一下两条旋线。
此圭虽为传世品，时代确定为龙山文化时期，当不会有太大问题。
资料公布时称为鸟纹圭，正面刻有抬首展翅利趾的鹰纹，鹰为梭形眼。背面刻的是一只鸟的正面形象，眼为圆形，眼外环有两条一上一下的旋线（图2，2）。那志良先生特别注意到这一件的鸟纹和上一件的神面纹，“眼纹都是当中一个圆圈，由这个圈抛出一些弧线条”，
这正是旋眼的特征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许多学者都指出，这件玉圭上所刻鸟纹的腹部，还有一个人面图形，而且这人面的眼形也是旋式，不同之处是它表现为单旋的特征。
刀身有三孔，两面均刻神面。正面一端有半边脸神面，靠近另一端有完整神面。背面也有一整一半的神面，只是完整神面的位置靠近刀的中部。正背两个完整神面的双目均具双旋特征，与两城镇玉圭相同，但神面上下都刻有介字形冠，似乎可以正视，也可以倒视。
图1 山东日照两城镇、临朐朱封村出土
1.山东日照县两城镇遗址出土玉圭2. 山东临朐朱封村墓葬出土玉饰
图2 传世龙山文化玉圭上的旋目图像
1、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圭3.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饰
玉饰为透雕作品，上面是一只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玉圭相同的立鸟图形，也是昂首展翅，圆目利趾。下面是一富于装饰意味的台座形，中间部位是一神面，神面双目为旋形，作单旋式（图2，3）。与台北那件鸟纹玉圭相比，神面一在鹰腹，一在鹰尾之下，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件少见的透雕旋目神面玉饰，是一件珍贵的龙山文化艺术品。
在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和私家收藏中还有类似旋目图像刻划的玉圭等玉器多件，特征与龙山玉圭大体相同，不再细述。
良渚文化许多玉器上都刻有兽形神面，所见神眼多刻划为圆形，有一部分神眼有单旋特征，也发现了一些双旋眼目，不过整体风格与龙山文化旋目图像有一些差别。良渚旋目神面玉器出土数量较多，这里仅列举双旋目和单旋目神面图像各一例略作对比。
1986年在12号墓中发现，编号为M12∶85。玉饰一面刻有巨目神面，兽面以夸张的目、鼻、嘴为主要结构单元，双目为圆圈形，目下各自在同一起点刻出两条旋线，一条环眼一周至鼻根处会合，另一条环内旋线半周至额头会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神面的双目之间另外还刻有一条单旋线。
这是良渚文化玉器上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双旋目图像，它与龙山文化的双旋目并不完全相同，不容易辨别出来，可称为假性双旋目（图3，1）。
1987年在10号墓中发现，编号为M10∶20。牌饰上部刻有带冠的人面，下部刻巨目阔鼻宽嘴的兽面，为一简化的人兽复合图像。图像中的兽目最为显眼，为重圆圈形，外面环以椭圆形眼眶，眼眶并未封闭，为一条完整的旋线构成，始自两目下面靠鼻梁的部位，绕眼约一周，在鼻梁处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例典型的单旋目神面图像，我们同样注意到在双目之间也另外刻有一条旋线（图3，2）。
图3 良渚文化玉饰上的旋目图像
1. 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半圆形玉饰 2. 浙江余杭瑶山墓地出土玉牌饰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良渚神像进行了研究，从收集的全部图像看，并无龙山文化那样标准的双旋目。牟永抗先生曾撰文详细描述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面图形，
虽然有少数神面的眼眶表现有单旋的特点，但是并不能确定是标准的旋目。郑振香先生亦曾注意到两城镇龙山玉圭上的神面在构图上与良渚文化“有所不同”，以为良渚玉器上神面双目上不见眉毛，而两城镇玉圭神面双目上的纹饰近似眉毛，两者风格不同。
孙机先生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龙山与良渚神面“旋涡眼”的异同。他说形成良渚旋涡眼的沟槽是从外眼角向内卷绕的，而龙山神眼的线条却是从内眼角向外卷绕的，方向明显不同。
不论是单旋目还是双旋目神面图形，良渚文化都不同于龙山文化。良渚神面左右旋目的旋线在绕过圆目后，最终都能在神面的鼻梁和额头会合为一体，而龙山文化神面左右旋目的旋线却是互不连接的。从现有材料进行的整体考察表明，山东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旋目神面图像，并不属于一个体系，但是又似乎表现有一定的联系，说两者之间毫无干系，还不能遽下结论。从现有的资料判断，龙山与良渚文化的这类神祇可能不是一个系统。
我们注意到，旋目神面标准图像只见于山东龙山文化。为了考察它的起源，可以将龙山时期假设为旋目神面形象的定型期。同样也发现有旋目神面图像的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有一段在年代上的重合发展时期，我们可以再作一个假设，即这两个文化中的旋目神面图像在年代上大体同时。这样，我们就可以由这两个文化向前追溯，寻找旋目神面图像的最初来源。
在良渚文化分布区更早时代的新石器文化中，还没有见到与旋目神面图像相关的材料，目前还无法判断良渚玉器上的旋目神面图像是否承自当地更早的传统。
在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内的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山东兖州王因墓地
和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
都发现有一种纹饰相当繁复的旋纹彩陶。王因遗址发现一件彩陶，图案是向相反方向旋转的两两相对的双旋纹，构成兽面模样（图4，1）。大墩子的发现也与此相类似，一件彩陶壶上有由八对正背相向错落有致排列的双旋纹图案（图4，2）。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彩纹“似为正倒相间的人面或兽面”，
其实它们正是旋目神面彩陶。让人感兴趣的是，大汶口文化有的彩陶上所绘的旋目神面多到四个或八个，而且彼此互相勾连，以双旋纹为基本构图，绘成了繁复的神面图像。这与龙山文化的玉圭双旋目神像，有明显的一脉相承的传统，发展演变关系非常清楚。
图4 大汶口文化彩陶上的旋目图像
1. 山东兖州王因墓地出土2. 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出土
如果再将视野放宽一些，我们发现在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中就已经有了典型的旋目神面图像。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一件旋纹彩陶罐，
上腹绘一周由四个双旋纹组成的图案，如果只观察其中的一个图形单元，那就是一个双旋纹，两个对称的背向旋纹就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神面图形，四个旋纹正好构成两个神面（图5）。
图5 庙底沟文化旋目纹彩陶罐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
不仅在大汶口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上出现了旋目神面，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上也有旋目神面。众说纷纭的“勾云形玉佩”，其实就是旋目神面繁简不一的造型。勾云形玉佩发掘品和传世品都不少，有各种不同的样式，已有学者进行了系统分类研究，
它们作为红山文化的特征性器物，还将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我们这里选择几件勾云形玉器，来看看它的旋目特征。首先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勾云形玉佩，
外形为T形，下方有三齿，中心有简略的神面，只刻出双眼，眼外以一单旋线构成眼形（图6，1），表现的是单旋目神面。另一件勾云形玉佩属于标准的长圆形，
下方有五齿，中心神面亦仅刻双目（图6，2），是与前件标本相似的单旋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勾云形玉佩，
略为方形，下方有七齿，中心双目几乎占据整个佩饰表面，双目外既有下旋线，又有上旋线，表现出双旋特征，为同类玉器上不多见的双旋目（图6，3），是与龙山玉圭神面最为接近的一例。红山文化中还见到大量无睛式旋目玉佩，
只见旋线而无眼目，是一种简略形式，有时双目旋线的方向并不一致。这种玉佩最简略的形式是单目单旋式，整体为一旋转的涡形，通常无睛，为独目式旋眼神面（图6，4—6）。
图6 红山文化旋目神面玉器
1、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佩 3.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佩 4—6. 红山文化出土玉佩
尤仁德先生在讨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时，提及它与龙山玉圭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他只注意到两者都具有的“勾”状外形，并未解说旋形眼目的相似。
在此之前，李缙云先生曾将红山双目勾云玉饰与后来铜器上的饕餮相提并论，而且以为单体的勾云玉饰有可能是双目勾云玉饰的简化形式，
认识是可取的，应作如是观。前引孙机先生一文论及龙山文化神面旋目与良渚文化不同，却与红山文化玉器神面上的眼型一致，他指的正是勾云形玉佩，说两者的眼型如出一辙：
其旋涡眼系由两颊下部琢出的沟槽沿抛物线向额前延伸，再从内眼角向外卷绕，围住镂成圆孔的目睛。
孙先生并由此认定龙山玉圭旋目神面同时兼有红山和良渚文化玉器的传统。现在看来，所谓勾云形玉佩应当就是各种样式的旋目神面，它卷云式的构图其实就是旋式眼目的象征。
红山文化各类带双眼的勾云形玉佩，是非常明白的旋目神面造像。那种发现数量很多的半体勾云形玉佩，实际可能是旋目神面的一只眼。这种单眼的勾云形玉佩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还能见到，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中就出土过两件。
郭大顺先生有一种解释，认为勾云形玉佩只作为红山文化大型墓葬中的随葬品，并非为通常理解的佩饰，而是一种类似斧钺或权杖的神器，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一种体现。
现在我们进一步指明它是一种以旋目为特征表现的神面，对于理解这种神器的意义应当会更有帮助。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早于龙山时期的若干新石器文化中，已经出现了标准的旋目神面。旋目神面图像最早可追溯到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及红山文化时期，在龙山文化以前它已经出现在彩陶和玉器的装饰纹样上了，这表明对这类神灵的崇拜不仅很早就有了，而且传播的范围也很广。
不久前，我曾就新石器时代一种圆点弧边三角的“花卉纹”彩陶进行了新的解读，以反观阴纹（地纹）的视角认定它们是一种很有规律的旋纹图案。
当时结论性的认识是：由庙底沟文化的“花卉纹”彩陶入手判读确认，中国史前彩陶中存在一个主流题材——旋纹。旋纹广泛见于庙底沟、大河村、大汶口、红山、大溪、马家窑、凤鼻头等文化的彩陶上（图7）。旋纹结构非常严谨，是史前陶工最富韵味的创作。这种图案结构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艺术生活，还在继续影响着现代人的艺术生活。旋纹不是普通的装饰纹样，也不是某一个文化独有的纹样，它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形成之后，迅速向周围传播，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 000年前后拥有了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
图7 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旋纹图案
1. 庙底沟文化（河南陕县庙底沟） 2. 大河村文化（河南郑州大河村）3. 大汶口文化（江苏邳县大墩子）
虽然这个说法对很多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来说，可能不易接受，但我相信学术界最终一定会根据这个解读修订传统认识的。现在有了旋目神面图像的重新认读，我更加坚定了对旋纹彩陶的新解说，相信两者之间存在互证关系，它们内在的联系非常紧密。彩陶上所见的旋目与旋纹，时代一致，特点相似，旋纹可能就是旋目神面的图案化或最初形式，它有时以圆点为目，有时又省略了目形。庙底沟、大河村、大汶口文化的双旋纹彩陶特征相同，都与旋目神面接近，或许它就是旋目神面的一种变体。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广布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旋纹，本身已经具有了神格。
旋形是表现力很强且极具魅力的一种图案形式。我们看到现代的广告画，将太阳画成了一个带有光芒的螺旋形，而这样的螺旋形太阳图案早在史前陶器上就能见到，台湾台南六甲顶大湖文化遗址就发现了螺旋式太阳纹陶片。
我们也看到魏晋时代彩绘画像砖上女娲手举的月亮中绘一蟾蜍，绘有四足双眼的蟾蜍身体为一非常简略的螺旋形。
我们还发现大量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都以各式旋线（回纹）为地纹……彩陶之旋，神面之旋，日月之旋，在这些旋动的节律中，我们对古今一脉相传的认知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庙底沟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的旋目神面像，似乎经过龙山时代的精雕细刻，之后就失去了踪迹。至少在大量见于商周铜器上的饕餮纹中，基本未见旋目特征，饕餮的双眼一般都是固定的“臣”形眼或梭形眼，很难发现确定的旋目形状，似乎可以判定，这种神面在龙山文化之后已经消失了。
不过在进一步翻检商周铜器纹饰时，我们注意到一种常见的“目雷纹”，它从图形结构上看，完全是仰韶文化彩陶旋纹的翻版，耐人寻味。其实商代铜器上和一些玉器上习见的“目雷纹”，可能就是史前旋纹图案的变体。围绕圆形目纹的雷纹，由上下向左右伸展出两条长臂，明显呈现出彩陶旋纹旋臂的特点。目雷纹的目形，就是旋纹旋心的圆点。铜器上的这种纹饰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因为在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上就出现同类的“目雷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花纹陶片上就见有结构雷同的纹饰，目形上下的旋臂左右勾连，又被称作“云目纹”，属二里头文化时期。
这种目雷纹，其实可能就是旋目图像的进一步图案化的结果。这种明确的源流关系，既体现了悠久深厚的商周文化传统，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很值得探究。
更进一步说，铜器上的饕餮纹也并非全然不见旋目图形。如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商代建筑构件上的饕餮纹观察，虽为臣形眼目，但眉却为旋形，颊部也有比眼目还大的旋形，这都与史前的旋目相似，区别是旋形并不在眼睛的位置上，
类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实，旋目神面在三代铜器上并非毫无踪影。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件嵌绿松石铜牌饰，一般都有以兽面为主体的图案，兽面的眼目有的为梭形，有的为“臣”形，有的就是旋形。1981年出自一座墓葬的牌饰，所饰兽面即是旋目，而且具有双旋特点（图8），年代上在二里头文化中也是属于最早的。
李学勤先生曾著文对这些牌饰进行讨论，他注意到了兽面眼形的不同，认为两种兽面都属于饕餮，而且明确指出铜牌上的旋目与两城镇龙山玉圭属同一类型。
图8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旋目图像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铜器上不仅见有目雷纹，在一件合瓦式铜铙上还发现了典型旋目装饰。铙体铸有大小两组旋目兽面，大兽面的双目为“螺旋式的椭圆形巨目”。鼓部以弧旋线条构成一简略的小兽面，双眼纯由旋线组成，不见明确的双睛（图9）。同墓另一件铜铙的鼓部，也铸有相同的旋目小兽面。
这种情形并不仅仅只见于新干大墓，1963年在浙江余杭县徐家畈出土的铜铙上也有饕餮纹，“饕餮的两目作旋涡纹”。
1974年在江苏江宁县塘东村出土一件大铜铙，也铸有大小兽面各一，小兽面亦在鼓部，纹样构成与新干铙相同。这件铙上的大兽面亦与新干铙类同，只是突出的双目上铸有正背相对的双旋纹。
湖南宁乡县老粮仓出土一批铜铙，有几件钲部饰变形兽面，双目以两条粗壮的螺旋线构成，不见明确的双睛。这样的旋目兽面铙在宁乡月山铺也出土一件，器形较大，为同类器之最。
由这些发现看，商周铜铙所铸兽面多以旋目为特征，这也许有助于我们将来进一步诠释旋目神面。据高至喜先生对古代铜铙的专门研究，以“云纹”构成兽面装饰的商周铜铙在江南出土不少，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图9 商代青铜器上的旋目图像拓本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年代更晚的东周铜器上也发现有旋目雕塑，如曾侯乙墓的若干铜器上就有旋目龙和旋目兽附饰，有的眼眶外的旋线明显是上下两条，这种双旋目与史前玉器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的眼形为立体雕塑，旋转内收为尖尾螺壳状，这又与商周铜铙上的兽面雷同，特点非常突出。
秦汉时代以后，器物装饰纹样中常见的旋式图案，应当与史前旋目图案和铜器上的目雷纹有渊源关系，但这些纹样多重在体现旋形结构而省却了目形，所以就不能笼统归入旋目之列了。
通过本文这样的认读，大体可以确定以旋目为特征的神灵，在史前时代已由陶工在彩陶上描绘出来，继而又被雕刻在玉器上，在夏商周三代又铸刻在铜器上，这是一方占据先民心灵不下3 000年之久的神灵。旋目神似乎已为历史所忘却，考古学家们将它混同于一般的饕餮，还没有来得及辨认清楚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自人类开始塑造神灵偶像开始，在表现神灵的眼睛时，可能有过许多方面的考虑。一般的神面都有如同人类一样的双眼，有的还被表现成多眼的模样。神眼的形状，有大有小，也有圆有方，有梭形眼，有圜眼，其原型大体来自动物和人本身。但赋予某神为旋形眼，却不知是何用意，让人一时也不大清楚这种神眼的由来。我们不大容易说清旋目图形取自动物界中的哪一属，由直观印象很难获得确定的答案。
前引孙机先生《龙山玉鸷》一文，将旋目神理解为东夷祖神，而鸷则为始祖神，“二者共同组成复合神徽”，这种解释可备一说。在玉器上见到的旋目神面与鸷鸟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玉圭图案上有鸟则必有旋目神面，或是二者合而为一。但是更早时代的情形，却并不明确，而且旋目神崇拜的人群也大大超出了东夷人的范围。史前时代这种旋目神的真正神格，我们还不能说了解得十分清楚。现在能够确定的是，远古时代崇拜旋目神的人们分布范围很广，遍及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方地区。早期旋目神形象的造作，可能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庙底沟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完成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神灵形象的模特是什么，也就一时无法对它的神化背景有更准确的把握。
史前中国可能会有许多人所不知的神灵，现在我们又由彩陶和玉器图案得知还存在一种旋目神。由夏商时代的零星考古资料考察，旋目神崇拜延续到了历史时期。这以旋形眼为特征的陌生的神灵，与其他神灵形象明显不同。“旋目神”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形象的代称，它本来应当具有自己的神名，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而已。至于它所具有的神格，它在神界的具体职掌为何，究竟是日月星辰之主，还是风云雷电之象，要作出明确的判断还有待来日。
（1998年9月初稿，1999年4月改定）
本文原名“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发表于《文物》200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