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作众神

宗教与信仰的诞生，也许与人类具有意识的历史一样古老。有的人甚至这样说：宗教是原始文化的精神大全。宗教起源于古远的时代，几乎和人类的生成同步，故而宗教现象在人类最原始的文化中就已经出现。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自从特有反映意识炽烈地燃烧于人的头脑中以来，神话与宗教就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赋予非人的自然物与自然力以似人的动机与情感，这与早期的宗教明显是相通的。

宗教也许并没有这样古老。有人认为，人类的意识自产生以后，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极低下的状态，不会进行复杂的思维，不会幻想，所以不会有宗教信仰。恩格斯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宗教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逐渐开始了解自身而无法认识自身的许多奥秘，开始认识自然而无法解释它的千变万化。低下的生产水平使人类在生存搏斗中显得软弱无力，于是在神秘与恐惧中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超自然力的存在，还幻想着借助这超自然力摆脱苦痛。那些不能解释的自然力，甚至还有许多平平常常的自然物，被人们逐渐神化了，当作了崇拜的对象，最初的宗教就这样产生了。

在史前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宗教信仰者，宗教是他们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的产生，主要渊源于万物有灵观念，这实质是原始人的宇宙观。在古社会里，人们感觉到的是一种二重世界，以为现实世界不仅是人的世界，同时也是神灵的世界，神灵具有无限的力量，统御着天地与人间。其实，神灵是人类自己从大脑中臆造出来的，人类在创造自己的世界时，也创造了一个鬼魂的世界，人类是众多神灵的造作者。神的世界，就是人的精神世界，至高的神界与平凡的人界是相通的。

在崇拜神灵的过程中，人们神化了自然力与自然物，对高山大川、日月星辰等万事万物都有神秘的理解，宗教崇拜因之产生，这便是最先出现的自然崇拜。史前人类在能力有限的艰难跋涉中，感受到自然力的强大和一些自然物超人的力量，以为它们都是有生命有意志的，它们像人一样也有魂灵主宰，由此生发出自然崇拜，自然力被人格化了，这就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先民们认为，人不能为所欲为，还有神在主宰他们，众多的神灵与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灵既可赐福人类，也会降祸人类，只有顶礼膜拜，才能求得神灵的护佑。

人类学家认为，宗教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的进化、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不能低估它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人类的童年时代，早期的各种文化形式与宗教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是生活、生产方面的物质文化，还是语言、艺术方面的精神文化，都有依附于宗教的内容。有学者说：“宗教就是与超自然力量有关的信仰、态度和行为，而不管这超自然力量是什么——是神灵，是祖先，还是上帝——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能理解，也在于对人类社会感到险恶莫测。宗教便是人们以虚幻的形式来解释和控制这些他们不能控制领域的尝试。”

原始宗教的发展，是经灵魂崇拜和自然崇拜演变而成的，诸神的谱系逐渐系统化、观念化和人格化，进而由偶像崇拜向人格神崇拜过渡。

人类在创造神的世界时，可能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过最先出现的自然神的崇拜，我们想象不出它们是逐一造成的，还是一群群造成的。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一切自然力与自然物，上自天体，下到大地，所有与人类相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人们认为它们各自都有神灵主宰，都具有人类无法超越的力量。根据崇拜对象的不同，自然崇拜可以分为山石崇拜、水火崇拜、动植物崇拜、天体崇拜、大地崇拜等几大类，在史前考古中大体都能找到它们存在过的证据。

山石和水火崇拜的形成，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普普通通的石块，一经制作成器，就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增加了力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山石崇拜乃至石器崇拜。在齐家文化的墓葬中，有随葬小白石的习俗，有时在一座墓葬中发现的小白石多达300多块，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就是白石崇拜的遗迹。这些白石作为随葬品的用意我们已不能完全弄清楚，也许同后来的羌人那样以白石为一切神灵的代表，对此我们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考古学家们还发现有的史前居民在埋葬死者时，将墓葬的方向朝向山顶，或者朝向远方的高丘，这也可能与山石崇拜有关。

火给史前人类带来了温暖和熟食，也带来了威慑，人们对它总怀有敬畏之心，进而引发出崇拜心理，产生了一些特别的崇拜仪式。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上的火焰纹样，是当时对火崇敬的具体表现。仰韶居民的居址都建有火塘，火塘一侧有火种罐，对用火的管理已有了相当的经验，可见火崇拜的仪轨一定有了很严格的内容。

天体崇拜包括了对日、月、星辰、风云和雷电的崇拜，当然也包括了对上天的整体崇拜。天体崇拜对农业部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候气象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它关系到人的生存。耕作播种需要降雨，人们要祈求掌管降雨的雨神；作物的生长需要足够的光照，又得求日神护佑。新石器时代陶工在彩陶上描绘的种种纹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的信仰与崇拜。如仰韶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常见的蛙纹、鸟纹及其变体，可能就表现了马家窑人对蛙、鸟的崇拜心理。我们知道，华夏民族在文明初期极其崇拜蛙与鸟，在我们的神话中，鸟为太阳神，而蛙（蟾蜍）为月亮神，这表明日月崇拜出现的时代是很早的，它可能起源于黄河上游地区，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产物。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陶工，将日月山的复合图像刻划在陶缸上，虽然对它的解释说法不一，至少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以天体崇拜为主的综合性自然崇拜。

其实在游牧部落中，也并非不流行天体崇拜。我们在内蒙古阴山地区的古代岩画中，看到许多有关天体星座的画面，甚至还有对太阳双手合十的跪拜图像，生动地体现了游牧人拜天的事实。

农业部落不仅重视天体崇拜，而且还十分重视大地崇拜。大地崇拜在农耕文化中表现为地母崇拜，地母即后世所说的土地神。人们生存在大地上，收获在大地上播种的果实，非常自然地视大地为养育了自己的母亲，由此萌发了大地崇拜。大地崇拜的仪式常与农事活动相关联，通常表现为播种前的祈求丰产的仪式，还有获得丰收后的谢神仪式，中国历史时期隆重的“春秋二社”，可能起源于远古时代春秋两季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大地养育了人类，所以人类要举行献祭仪式，以此作为报答。史前时代出现的妇女雕像，通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象征，它是将地母人格化的神灵。红山文化发现了崇拜地母的祭坛，大地崇拜已有了固定的程式化的仪式。

女神崇拜应当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不少表现女神崇拜的“维纳斯”雕像。在中国，迄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女神崇拜的证据，相信以后会有的。我们只是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用陶土抟制的女性塑像，还见到大型的形如真人的女神塑像，研究者认为那应当是红山居民心中的始祖神。红山人为此盖神庙、砌祭坛，经常举行隆重的祭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始祖神，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女娲，她用黄土造人的故事代代相传，伟大的女娲永远是黄土子孙心中的始祖神。

中国古代以“社”为地神，以“稷”为谷神，习惯上将“社稷”的合称作为国家的代名词，我们从中看到了原始宗教打下的深深印记。

我们还注意到，由自然崇拜派生出来的灵物崇拜，在史前时代也极为流行。灵物崇拜的对象比较广泛，包括许许多多的人工制品，大到房屋，小到一般的器具。许多当代原始部落中有佩戴护身符的习俗，这种被认为具有特别神力的小小物件，常常是一种很平常的稍作加工的自然物品，如兽牙、贝壳等，都能堪作此用。当然有的部落对某些物品可能特别推崇，认为它具有明显的护卫神力，所以用它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灵物崇拜。在山东和江苏的几处大汶口文化墓地中，都曾发现一些以龟甲随葬的例子，可能是灵物崇拜的遗迹。如山东泰安大汶口的11座墓葬中共出土龟甲20个，江苏邳县刘林9座墓出土龟甲13个，大墩子15座墓出土龟甲16个。另外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墓地，也发现4座墓随葬有龟甲。龟甲在随葬时一般放置在死者腰部，显然是墓主人随身携带的一件灵物，可能起到驱邪的护身符作用，这被研究者认定为是一种龟灵崇拜。后来商代盛行的龟甲占卜，可能与史前时代的这种龟灵崇拜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我们在主要分布在安徽一带的薛家岗文化中，还见到在一些石器上用红色进行彩绘的现象，这类器具很可能是被当作神器看待的，也是灵物崇拜的表现之一。我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时，发现了大量涂有红色的石器，应当具有同样的用意。

自然崇拜是史前人类对自然力无能为力的一种思维方式。虽然人类在事实上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取得了进步，可打心底却认定一切都是各方神灵赐予的，于是礼拜愈加虔诚。人类就是在对各路神灵这样的膜拜中，获得一部分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和力量的。先民们便由此生活在自己营造的神界里，采用崇拜自然的方式来改造自然。

用心造出了那样多的神灵，人们并没有认为就此万事大吉了。神还需要礼拜，人们要通过各种礼仪活动使众神心满意足，以此求得神的护佑。礼拜神灵的最高形式是献祭，神的威严可以在各种献祭活动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只有在这个时刻，人们感觉到与神之间的距离被缩短到了最低限度。对于那些直接主持祭仪的祭师们而言，他们是通神的崇高使者，他们简直成了神的代言人，借助神的灵光享有极高的地位。

人们对神举行的献祭活动，目的非常明确，是一种对神的贿赂行为。《诗经》有“神嗜饮食，卜尔百福”、“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之类的句子，表明古人这样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只有多多献给神灵好吃的东西，神才会保佑人的平安，使人能够多福长寿。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样的信念最早是史前人确立起来的，向神灵献祭饮食与其他物品的仪式在史前时代就已是非常规范化了。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构筑专用的大型祭坛和神庙，作为日常礼拜神灵的固定场所。有研究者认为，大地湾901号房址规模宏大，建筑质量考究，应是一处召开头人会议或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公共设施。室内的大灶台并非用于烹饪，可能是燃烧宗教圣火的处所；室外的12根立柱可能是氏族部落的图腾柱，这样的建筑应是原始殿堂。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发现有祭坛遗迹，祭坛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在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处大型石砌建筑遗迹，经研究，学者们认定属于原始宗教建筑。这是一组相关的建筑，有卵石圆形石台，也有巨石长方形石坛。在圆石台周围发现了女性陶质塑像，表明那是供奉女神的祭坛。方形石坛的附近，出土有玉龙和一些非实用的彩陶器。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一处重要的祭祀地母、农神的宗教场所，它的主人是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在特定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来到这里，通过隆重的祭典，献上认为神一定会喜爱的祭品，向神灵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

就在发现东山嘴的祭坛建筑群不久，又在距离它不远的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规模更大的祭坛与神庙遗址。牛河梁是一处有严谨布局的建筑群，以山梁顶端的女神庙为中心，周围环绕着积石冢。女神庙是以南北方向布置的多室殿堂，北边为一石筑的大型山台，南边有3 处大冢和祭坛。女神庙结构复杂，有主室、左右室、前后室等，供奉有女神群像。多数神像比例如真人大小，根据出土塑像残片推测，当时还塑有超过真人3倍之大的女神塑像。研究者们由此推测出这里应当是一处以祭祀女性先祖为主的多神礼拜场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宗教中心。

女神庙附近的积石冢，就是用石块砌成的大型墓葬，墓内随葬有许多精美的玉器。这些积石冢的周围，还分布着一些小型墓葬，墓葬与墓葬之间建有圆形石祭坛，墓前还有石块铺成的台面和烧土面，这些都是举行祭祖仪式的处所，附近发现了一些当时用于祭祀的猪骨与鹿骨。由这些发现可以清楚地看出，祭祖对于红山文化居民来说，已经成为传统与制度，祖先崇拜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发展阶段。有的研究者认为，遗址上所见墓祭遗迹的主祭对象是近祖，即真实的祖先；而坛庙主祭的则应是远祖，也即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始祖神。

这种采用坛庙方式祭奠祖先的例子，不仅见于红山文化，在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也有重要发现。浙江余杭的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遗址，都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坛遗迹。良渚人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建起三色祭坛，还修筑有大型墓穴。瑶山发现的祭坛为方形，面积有400平方米，中间为一南北方向的红土方台，台上筑有大型墓葬。墓葬中的主人有木棺、木椁，随葬有成堆成组的玉器。多数玉器既不是生产工具，也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纯粹的礼仪用器，不少是专用的祭器。后来在余杭的汇观山也发掘到与瑶山相似的祭坛，祭坛为长方形三色土台，面积达1 600平方米。

根据最新的报道，长江三角洲在崧泽文化时期就开始构筑祭坛了，它表明良渚文化居民的祭统是从崧泽文化居民那里承袭来的。浙江嘉兴崧泽文化时期的南河浜遗址，发现了用不同颜色的泥土分块筑成的祭祀土台，结构为方形覆斗状，高90厘米，面积约100平方米。这样的祭坛，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北京中山公园里清代的五色土祭坛，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非常明了。

礼器的出现，应当是祭祀活动频繁举行的必然产物。中国古代盛行以玉制作礼器，以为玉能通神，这传统显然起源于史前时代。红山和良渚文化居民就已经拥有了这种玉琢礼器的传统，如良渚文化所见的琮、璧、钺，就是专用的祭器。江浙一带20多处良渚文化墓地的50多座大型墓葬中，出土用于随葬的各类玉器6 000余件，有时一座墓中就发现玉器100多件，玉器数量最多的是琮、璧、钺三种器形。这些玉器到了青铜时代仍然法力无边：钺成了权力的象征，琮和璧仍是祭天礼地的神器。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也发现有礼器，包括具有权杖意义的钺和鼓等。山东地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也有琮、钺和鼓，在一些大型墓葬中都随葬有这样的礼器，也许死者生前就是专门的神职人员。

史前传统的祭仪，作为献祭的重要内容还包括杀牲活动。杀牲既杀兽，也杀人。考古学家们在红山文化祭坛边发现的兽骨，当为祭祀杀牲的证据。杀人进行祭祀，称为“人牲”，是将人作为献给神灵的牺牲。农业文明中的史前居民，流行地母崇拜，他们认为对地母最大的敬意就是祭献人牲，取人血灌地，为的是祈求农作物能有好收成。在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不少非正常死亡的埋葬，不规则的土坑中埋着非常规葬式的死者，有的还与牲畜共埋一处，我们对此可以作出杀祭人牲的推测。类似遗迹在龙山文化时代发现更多，表明杀祭人牲更加普遍了，许多无头死者与多人不规则的丛葬，残缺不全的肢体，都是杀祭现象普遍存在的证据。

在河南地区的一些龙山文化遗址里，相继发现不少奠基牲的遗存，它也是一种相当典型的人牲现象，不同的是献祭的对象不是地母，而是房屋神。在有的遗址，一些较大的房屋居住面下或墙基下，发现有特意埋入的儿童或成人，他们显然是建房过程中处死的人牲，都是奠基用的牺牲品。如在汤阴白营遗址，发现在2 座房屋内埋有童牲；在安阳后冈遗址，15座房址内埋有幼童27人；在永城王油坊遗址，发现在1座房基下埋有人骨架3具；在登封王城岗遗址，1座夯土建筑下的奠基坑中见到7具人骨架，有幼童，也有成人。人们相信，献出自己的亲人为牺牲，神灵会保佑居所平安无恙。

在对神灵的虔诚献祭中，史前先民表现得十分慷慨，他们可以毫不吝啬地献出认为是神灵所需要的一切，包括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甚至是亲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除了各类崇拜祭典以外，重要的还有巫术、禁忌、卜卦等。巫术作为重要的宗教形式，与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殖密切关联，有用于生产、战争、宗教活动的交感巫术与接触巫术，还有以善恶为目的的白巫术与黑巫术。巫术常常成为人们各种活动的先导，人们以一种固定的方式强制超自然力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禁忌又被称为“反巫术”，其实也是广义巫术的一种。巫术是为达到某个目的而施行的积极行为方式，而禁忌则是为回避不幸而施行的消极行为方式。卜卦也是巫术的一种普遍的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同的各种自然物的兆示预卜行为的未来结果，或者说是通过认可的仪式主动向神灵请教，其结果称为神示或神断。

宗教被认为是人类文化中一种消极的因素，但它对人类早期文化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却是不可低估的。如巫术之于原始艺术的产生，对于语言的完善，对于引导人们对天文学、地理学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关注，原始宗教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宗教对人类早期神话与传说体系的构筑，对人类思维的发展，对人类哲学、艺术、伦理等文化领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更有学者如弗雷泽说，人类智力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即巫术、宗教与科学阶段，三个阶段有着非常一致的目的性和心理机制，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进步，这是从屈服于自然，向掌握自然规律到征服自然的进步。

（节选自知原[王仁湘]： 《人之初——华夏远古文化寻踪》，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n4mgXkE/hGxDuCqMGsB8Dr9QPusWH1yxLDe8QPT/CSOBWwSsNZfTiHKiZvyAKU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