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斯福

总统大选后不久，一群共产党人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纽约东65街49号前。罗斯福接待了他们，一个人突然吼道：“我们希望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没等他说完，罗斯福就急切地打断：“我无权告诉总统该做什么。在联邦政府里，我只是一名普通公民。”这是实话。没有那样的大权之前，他不会插手。之后，他坐上纽约地产巨鳄文森特·阿斯特的游艇出海钓鱼，组织了一个不显眼的内阁，他自己也时刻保持随和。休伊·朗当时正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罗滨逊打口水战，提起这位总统候选人时，他如此描述：“我和他说话时，他总是说‘好！好！好！’。约瑟夫·罗滨逊第二天去见他时，他也说‘好！好！好！’。他对谁都说‘好’。”这时，美国社会分崩离析，速度之快令人担忧（就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都在想有没有人能“拯救美国”）。因此，罗斯福温和、模棱两可、置身事外的态度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人们觉得他应该有所作为，没有人比即将离任的总统更急切了。

11月，胡佛总统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说有要事相商。于是，在去佐治亚州的路上，罗斯福顺道去了白宫。两人商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成效甚微。早在此次会面前，罗斯福就听闻胡佛的一名内阁人员说“现在，我们让他掉坑里，他没办法跳出去了”。但想让罗斯福无法脱身，还得先挖好坑。胡佛花费了几个小时游说罗斯福登上“沉船”，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这次白宫会面后，罗斯福更加坚信不蹚这趟浑水是明智之举，如同他在沃姆斯普林斯读全国报纸所感悟到的一样。这时，胡佛总统最后一次向国会呈递了国情咨文，内容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无非就是提高税收、要求欧洲偿清战争赔款等，他还继续强调“美国崇尚个人主义，要注重发挥各种社会和经济力量”，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但国民心急如焚，国库日渐空乏。1933年情人节当晚10点，胡佛总统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临别演说，全国的银行系统最终崩盘了。当天下午，密歇根州州长威廉·A·科姆斯托克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应要求，他迅速赶到底特律市中心参加银行家会议，然后就没再回去。底特律联合监护信托公司资金匮乏，面临倒闭。这样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市里所有银行都要关门。于是，金融家们恳求科姆斯托克立即下令暂停州内银行业务。午夜时，科姆斯托克答应了，并立即赶往首府兰辛市，颁布公告称全州550家银行停业8天，权作“银行放假”。

白宫里，胡佛草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他心烦意乱，把继任者的名字都写错了，还浑然不觉。近来，罗斯福也受到不少惊吓，已习惯了（上星期，一个待业石匠开枪暗杀罗斯福，误中芝加哥市市长切尔马克，并致其重伤身亡）。但他没想到这封信的内容这么荒谬，仔细读完后，罗斯福怒骂胡佛“厚颜无耻”。这并不算冤枉，胡佛居然在信中恬不知耻地说，人民惶恐，担心新政府使出什么新花招。胡佛以爱国（或者“重树信心”）为名，要罗斯福在公众面前保证不会改变现任政府的方针政策。胡佛即将卸任，他这么说的意图很明显。在写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他提到：“如果罗斯福同意做出承诺，就意味着共和党政府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能得以保留。这样，所谓的新政十有八九都无法实行。”之前和朋友聊起罗斯福时，胡佛面露鄙夷，说罗斯福唯唯诺诺、无足轻重，现在更拿罗斯福当傻子。眼看罗斯福迟迟不肯发表声明，胡佛才恍然大悟，对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说罗斯福是个“疯子”。

但当时美国已走向破产，胡佛的政策已被证明不是救国良药。因此，要是罗斯福和胡佛的政策扯上关系，人们就要怀疑他的神智了。

随着房价暴跌，密歇根州的情况更加危急，全国都如此。自从股市大崩盘后，5 500多家银行倒闭，民众惶惶度日，开始疯狂囤积物资。每天，银库里价值2 000万美元的黄金流出，储户拿不到黄金，就取走纸币。财政部不得不增发货币，但作为纸币保证的黄金反而在减少。

银行挤兑具有自杀性。这样的危机随着三年财政紧缩变得更加复杂。即使最稳定的机构，持有的抵押贷款和证券也大幅缩水。美国有18 569家银行，现金大约60亿美元，需要支付的存款金额却高达410亿美元。为了获得现金，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贷款和证券，损失惨重。

随着密歇根州银行破产，全国各地的黄金每日流出量猛增至3 700万美元，现金提取量增至1.22亿美元。各地的银行都挤满了储户，心急如焚地提取现金。布朗克斯区曾出现一个出租婴儿的母亲，她把婴儿租给排队取钱的人，每次25美分，因为抱孩子排队享有优先权。2月20日这星期，正值禁酒令废除，国会两院一片欢呼。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却付出1 300万美元现金，近半都是储户在星期五一天之内取走的。星期五晚，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该州200家银行全部放假，标志着第二个州沦陷。

为了“保持信心”，有责任心的人都竭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评论道：“待日后回顾目前的经历，必将引人发笑。”《巴尔的摩太阳报》更为乐观：“一如往常，生活……总是充满好事与坏事。人们不过多了一些谈资。”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觉得生意应该照做，没理由停下来。美国税务总局发布通告说，两星期内要收取所得税。

但罗斯福没有表态，不现实的幻想就此打破。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知道他的优势是“有机会好好展示”。罗斯福擅长把握时机，他明白胡佛越是留下一个烂摊子，他上台越能力挽狂澜。如果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在当时是不负责任（也很难看出他的打算），这种做法倒也符合美国政坛的一贯传统。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若不是骑虎难下，林肯也“绝不会全面废奴，他明白此举意义重大，却不想行动”。话虽这么说，罗斯福挑选财政部长时看似漫不经心，竟选了一个铁路设备制造商。威廉·H·伍丁个子矮小，平日戴着假发，爱说双关语耍聪明，喜欢收集5美元的金币，闲暇时还会弹吉他。这个人乍一看其貌不扬，但一星期后，新政府走马上任时，人们发现这个财政部长其实雷厉风行、聪明非凡。但上任前夜，人们只知道他创作了一首儿歌：

让我们像蓝色知更鸟般，

整天无忧无虑，

把忧愁抛诸脑后，

欢歌一曲。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的银行宣布储户最多只能取5%的存款。当晚，俄亥俄州十多个城市相继采取这样的政策。犹如德国纳粹党策划焚烧了柏林的国会大厦、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时的气势，星期一全美已有100家银行采取了这一措施。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卡温顿市共有5家银行，全都采取了相同措施。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私营机构自行决定关闭与否。摩根财团的托马斯·W·拉蒙特给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捎信说，据J·P·摩根看，事态已“火烧眉毛”。

其实并没有那么危急，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3月1日星期三，17个州的州长宣布“银行放假”。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行动迅速，但过于仓促。5天后，他去参加总统就职仪式时身上只剩95美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先取出旅费，后乘火车前往华盛顿，离去前才口头颁令关闭州内所有银行。星期三，罗斯福乘车前往东65街的市政府和伍丁商议。（据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所写，当时好些大人物要求罗斯福立即接管政府。）两人在星期四下午才露面，由20辆摩托车鸣笛开道，经过第五大道，又向西开往哈得孙河码头。清晨，整个城市小雪纷飞。纽约市民默默立在雪地中看着队伍经过。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个龇牙咧嘴、翻着白眼的名叫“金刚”的巨型猩猩纸板，原来是为同名电影造势。哈得孙河上，法国轮船公司“巴黎”号蒸汽船静静地停靠在岸边，货舱已被预订。对此，罗斯福团队却无人知晓，这可是价值900万美元的黄金。在码头的另一边，一辆巴尔的摩－俄亥俄火车专列即将启程。那天下午，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火车上，一会儿和伍丁谈论银行业的情况，一会儿和法利谈论宗教。随着隆隆声响和股股浓烟，火车驶向华盛顿。

他们到达联合车站时，雨雪霏霏。五月花酒店的总统套房里，罗斯福的桌上放着一叠电报：2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银行，或倒闭，或快倒闭。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当周金库存量减少了2.26亿美元。国库空虚，无力支付联邦政府人员的工资，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即将到期的7亿美元短期公债了。罗斯福还没来得及收拾行李，伍丁就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尤金·迈耶打电话请求颁布命令关闭全国的银行。胡佛总统觉得不该采取这样激进的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了摇头，并不想对此指手画脚。天气预报显示，星期六就职典礼时，天气晴朗，但目前气温正在降低。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最后一版上登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约翰·多伊”和“简·多伊”夫妇称赞鲍里储蓄银行“管理有方”。也许这则广告的目的是安抚储户，但事与愿违。中央火车站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储蓄银行，当天中午，纽约市民在门前排起了长队，要求取现金。下午3点，鲍里储蓄银行关门了，很多人都没取到钱。同时，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里焦急地捻着胡须，看着芝加哥众银行在两星期内共支出3.5亿美元的报表。风暴席卷内地17天后，国内两家重量级银行也摇摇欲坠了。

那天早晨，财政部专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了赫伯特·胡佛他的最后一张500美元工资支票，他接过支票时似乎心情不差。正午之前，他收到报告说恐慌情绪正在减轻。午饭过后事态发展证明那只是一种幻象。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已深陷泥潭，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日显颓势。胡佛劳累过度，满腹牢骚，不想参加就职典礼晚宴，就邀请罗斯福一家在下午4点喝下午茶。站在他的角度看，他有权力发脾气。用他的话说，国家“处于金融恐慌和社会动乱的边缘”，而这一切都是罗斯福这个纽约人缺乏信心所致。喝茶时，胡佛看着数据，要求罗斯福与他一起联合两党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毕竟明天他就是总统了。准备离开时，罗斯福调整了一下腿上的矫正器，对胡佛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一般来说你应该回访我们，但如果你不方便，也没有关系。”

胡佛大步流星地穿过房间，居高临下地站在罗斯福面前，露出几分威胁的意味。他冷冰冰地回答道：“罗斯福先生，你若像我一样在白宫待了这么久，就会知道美国总统从来就不会拜访别人。”说完，转身离开。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看了父亲一眼，从没见他这么恼火过。但没等罗斯福开口，罗斯福夫人站了起来，说道：“谈得挺好的，但我们现在该走了。”

不过，两人完全决裂倒也不可能。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危如累卵，伊利诺伊州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觉得实在无法脱身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回到五月花酒店后，罗斯福和胡佛通电话到深夜1点。看时间晚了，还是罗斯福说应该睡一会儿。在他们去休息时，他们的幕僚马不停蹄地赶往财政部大楼，全权为他们决断。幕僚们看着面前惨淡的美联储最新报告。过去两日，从银行系统取走的资金高达5亿美元。他们坚信纽约的银行家并不知道形势有多严峻，所以应该设法保护他们。米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应该劝说雷曼关闭全州的银行，霍纳也应该宣布伊利诺伊州的银行从凌晨2点起停业。雷曼在凌晨4点20分宣布了决定。早上6点，胡佛得知消息，无奈地叹气：“我们山穷水尽，无力回天了。”

国家金融中心心脏停搏。全国各州银行完全或部分停止营业。华尔街上旗帜飘扬，庆祝着就职典礼的举行。证券交易所已正式关闭，85年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次关闭。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著名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正在草拟第二天上午的布道词，劝诫银行家和公司负责人在上帝面前屈膝认罪。堪萨斯州州长兰登轻蔑地将实业家称为“奸商”。天空灰蒙蒙的，看到华盛顿的气氛，阿瑟·克罗克描述其为“如同战火里的一座围城”，十几万人聚集在国会东面的公园里、人行道上，黑压压一大片，等待就职典礼开始。负责阅兵式的麦克阿瑟将军在阅兵队伍前列，隐约感觉到危机四伏。（即将卸任的邮政部长沃尔特·F·布朗申请了一辆豪华轿车，只因为旧车太矮，戴着高顶礼帽无法在车里坐直。可见胡佛时期的排场。）在各处战略据点，军队架着机关枪。典礼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敷衍了事。当天，狂风凛冽，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借了一条围巾御寒。人群拥挤，新任财政部长伍丁无法入座，只能和一名摄影师一起站在栏杆边。

正午12点，国会钟声准时响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他没有戴帽，也没披外套，昂首挺胸，跟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拿着家传的具有300年历史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念道：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他走向讲台，不为掌声所扰，从口袋里摸出上个星期日于海德公园住所书房写下的笔记。这些话源自罗斯福的内心，没有半句借鉴：

首先，让我们坚定信念，相信我们唯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无以名状、未加思索、没有理由的恐惧会麻木我们的思想，阻碍我们进步。

通过广播，罗斯福的演讲在受苦的美国各处响起，传到血汗工厂和破败旅馆，传到“胡佛村”收容所和流浪汉栖息地，传到耕耘贫瘠土地的农户耳中，传到寒风中瑟缩在工厂门口的工人耳中。

我会让国会拿出仅有的一件应对危机的武器，那就是广泛的行政权。这一授权要强大得如同我们正面对外敌入侵。

赫伯特·胡佛瘫倒在座位上，凝视着自己的脚。听着广播，在隔出的三层房屋里，饥饿的孩子抬起了头；在地方政府大楼前，准备斗争的农民抬起了头；缝补破衣的主妇抬起了头。空气里有种神奇的力量。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打出这样一句话：“就算罗斯福把国会大楼烧了，我们也会大声欢呼‘好啊，我们终于把火点着啦’。”

美国人民并未气馁。危急时刻，他们的要求是，希望政府采取直截了当、迅猛有力的行动。他们愿意接受领导并遵守纪律、听从调配。他们让我领受了这一使命，为他们实现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了任命。

借用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话，新任总统“出场很有威慑力”。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神情‘冷峻’，熟识他的人都颇感惊讶。”亨利·L·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被吓住了。”新任总统夫人觉得就职典礼“非常严肃，令人生畏”，因“当富兰克林念到他要行使总统在战时才可支配的权力时，下面居然掌声雷动”。《新共和》周刊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将这段演讲斥为“油嘴滑舌，空洞浮夸”。他还写道：“独裁的迹象显而易见。”这些知识分子依然看不懂罗斯福，一些人永远也看不懂。确实，罗斯福是个神秘的人，即便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未必真正了解他。说来奇怪，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他也没有告诉夫人，她还是从路易斯·豪那里知道的。在他上任初期，很多人都质疑国家的前途，罗斯福夫人也不例外，她说：“我们好像在一条宽阔的河中漂流，应该前往何方，是个谜团，最终会到达哪里，也说不清楚。”但大部分人并没有这样的疑虑。对他们来说，这次演讲十分成功。那个周末，45万人写信致贺罗斯福。

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而罗斯福总统则和路易斯·豪一同在白宫工作。星期日上午吃过早餐后，总统坐着轮椅，沿着新修的斜坡进入空无一人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他一个人打量着这个房间，桌上空无一物。能够搬走的东西，胡佛都搬走了，只剩下旗帜和印章，连便签本、铅笔、电话、按铃都没有。他逐渐认识到单枪匹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便大声把秘书和助手叫了过来。这事值得一提，因为从此以后，罗斯福再没有感到如此无助的时候。晚上，他就决定有所行动。“一战”时美国制定了《与敌贸易法》，但人们已经忘了。他叼着烟斗，决定引用这个法案让银行放假4天。星期四，第73届国会奉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出一套紧急法案。同时，在银行暂停营业的情况下，国家的正常运转还要维持下去。

现在是国民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刻。美元不能用，人们就使用临时凭证、奖券、有轨电车代用币、加拿大元、墨西哥比索等，或是赊购、物物交换。陶氏化学公司用镁制成“陶氏金属货币”，一个硬币相当于20美分。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摔跤选手签订演出合同时，获得的报酬是一罐西红柿和一堆土豆。在俄亥俄州的阿什塔比拉，当地报纸愿意接受农产品为广告费。纽约州的一名参议员到奥尔巴尼时，靠带来的12个鸡蛋和半扇猪度过了一个星期。最引人注目的交易活动由《纽约每日新闻》创造。当时，报社赞助举办了麦迪逊广场花园“金手套”拳击比赛半决赛，票价为50美分。但除5美分的娱乐税必须付钱外，价值相当的东西可以抵票价。报社还请来了一个估价官，负责在当晚处理各种物品的估价。法兰克福香肠、床垫、鞋帽、大衣、鱼、面、睡衣、牛排、火花塞、盒式照相机、拼图游戏、毛衣、罐头食品、一袋袋的土豆、高尔夫球短裤、各种工具、擦脚油、各种版本的《新约》，甚至女式内衣都可用来交换。

大家都猜想银行重新营业后，由各州、城市和公司发布的各种临时凭证将正式大行其道。亚特兰大、里士满、马提塔客和诺克斯维尔已经实施。3月6日之前的一个星期，纳什维尔流通中的临时凭证价值近百万美元，费城流通中的临时凭证则将近800万美元。新泽西州努特利的一家纸厂从前一星期只工作三天，现在一天要换三班，忙着为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的客户生产6吨临时凭证。在财政部长伍丁看来，各州、城市和公司的各种临时凭证在全国流行的程度骇人听闻。3月7日星期二，伍丁告诉雷·莫利是时候停用这些临时凭证了。他说：“我们可以依靠银行的资产发行货币，这样人们不会恐慌。这些钱看起来不会像舞台上的道具，就像真正的钞票。”办不好也没损失。伍丁公开说：“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不可能再坏了。”

在卡尔顿酒店的套房里，伍丁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夜以继日地工作，要赶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前草拟出法案。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议员们已鱼贯而入，伍丁刚好赶上把拟出的法案交给秘书，由秘书宣读。伍丁嘀咕着：“法案由我提出。它亡我亡。”由于会场内人声嘈杂，没几个人听到秘书的话。法案不是人手一册，根本来不及印制。交给秘书的那份提议上，还有最后时刻用铅笔改动的痕迹。只用了38分钟，在一片哄嚷声中，法案顺利通过。罗斯福夫人在旁听席上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票数，像《双城记》里的德法奇太太一样。计票结束后，议员们挤进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解释刚才的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格拉斯对法案里的部分内容颇感吃惊，但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小个子还是支持伍丁的法案。实际上，根据这项法案，议会必须批准任何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及今后将采取”的措施，这一点实在骇人。法案禁止民众囤积物品，违法者会面临牢狱之灾。管理不善的银行设有“管理员”（破产接管人）。法案还宣布以银行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美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签署了这一法案。当时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包裹，都是从海德公园住所运来的书和相框，还没来得及拆开。他不停地忙碌，衣服都乱了。那一晚，国家雕版和印刷管理局急招了375名工人，美国政府的印钞机高速运转。

当天及第二天夜里，雕版和印刷管理局一直灯火通明，照耀河滩。来不及制造新模板，人们就沿用了1929年的版本。时间紧迫，一时无法取得12家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影本签字，工人只能从政府文件里找到他们的签名，再派人到泽西市美国字体公司赶制。星期六一早，载着大包现钞的飞机先后从华盛顿起飞。正午过后，第一架飞机就把钞票送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又从那里往各会员银行分送。

不过，如何把钱从囤积户攥紧的手里拿出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短短一星期内，部分人就将流通中15%的货币囤积起来。国会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条文给这些人定罪。于是，政府想到了舆论这一利器。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如果市民在2月1日后提取过黄金，而下星期一没有按约定将其退回，那么银行将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这一措施立竿见影，各大报刊刚登载公告，市民就打爆了银行电话交换台。银行在电话里告诉市民，如果他们想把黄金送回，银行会为他们办理，并且不会告诉记者。几小时内，人们掀开床垫，撬开铁罐和秘藏的盒子，取出里面的黄金，在银行前排起长队。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星期前也是同样的场景，但今时不同往日。这次，人们带着装满黄金的行李箱和公文包。看到这样的好光景，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乘胜追击，在星期五宣布扩大范围，要求银行统计出过去两年内的取款情况。范围越大，涉及的人越多。星期六晚，联邦储备银行收回了3亿黄金和黄金券，储备足以再印7.5亿美元新钞。在运载这批钞票的飞机还未在胡佛机场起飞时，伍丁就授意一些私营储蓄银行每个储户的提取限额为10美元。商业重新焕发生机。短短一星期内，13 500家银行（占全国3/4）恢复营业，证券交易所的铜锣也再度敲响，纽约股价陡增15%。道琼斯指数无疑传递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个好消息。

幸福的日子还未真正到来。但恐慌已经过去，币制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被迫实行银行国有化。政府下的这服药确实够猛，遏制了通胀的势头，避免了无穷后患。但是，罗斯福选择无多。一个朋友给他分析，如果成功了，他会名垂青史，被人们尊为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失败了，则会沦为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淡然地表示：“如果失败了，我就变成末代总统了。”但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开始了“百日新政”。

3月9日，在一片欢呼声中，《紧急银行法》开始实行。6月16日，《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新任总统不负众望，总是精力旺盛，点子源源不断。国会议员疲惫不堪，他们要求休会之前，罗斯福已发表了10次重要演讲，制定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每星期召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废除了金本位制，向国会提交了15份国情咨文，指导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所有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发放新的房屋抵押贷款、改革华尔街、划拨40亿美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啤酒交易、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有时，他自己也会说：“偶尔，我觉得自己像得了战斗疲劳症。”

但这些都只是临时应急的招数。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个办法试试吧。如果不行，再试别的。总要有所尝试才行。”他认为选举中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因为人们支持他变革。怎么变都行，只要短期内发生改变就好。起初，他打算在伍丁拯救银行的法案通过后就打发国会议员回家，以方便行使他的总统权力。该举措也会得到全国的支持。保守派的《波士顿晚报》在社论中写道：“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独裁政权。独裁从来不算一件好事，人们这样期待绝无仅有。但人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愿意放手一搏。”参议员伯顿·K·惠勒说，为了新任总统，议员们甚至敢于“跳火圈”。而按查尔斯·米切尔森的话说，美国的选民甚至相信罗斯福能够“在黑暗中辨明一切”。之后，约翰·甘瑟表示，罗斯福当年若想独裁，可是轻而易举。“在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国会心甘情愿地为罗斯福服务，授予总统权力之巨大前所未有，凌驾一切！德国国会给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仅止于此。”

但是，罗斯福一直以来都遵循宪法行事。他说，他以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榜样，希望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总统。他翻阅了民众寄往白宫的诸多信件，觉得在进行立法革命（的确是场革命）的同时，需要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那时，没有美国新闻署或者美国之音代为宣传，也不必要。由他担任教师，全国民众耳听心受。

他的第一堂课在上任的第5天。那是一次成功的记者会，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都围在他的办公桌前。此后，他举办了无数场记者会（998场）。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可以将银行业务中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深入浅出，每个人都能明白，也包括银行家。就连平时对罗斯福不以为然的查尔斯·比尔德都写道：罗斯福谈论“美国生活和社会的种种根本性问题比其他总统都多”。记者会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一下子，罗斯福将美国新闻之都从纽约迁到了华盛顿。合众社驻华盛顿的员工增加了两倍，从此美联社1/4的新闻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社专门派驻了记者报道白宫的消息，规模较小的报社则引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后来，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开始给全国人民上第二堂课。白宫一楼外事接待室的壁炉前摆着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话筒。总统说他希望随性些，像在起居室和邻居聊天一样亲切自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C·布彻说，如此一来，不如就叫作“炉边谈话”好了。自此，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罗斯福叼着象牙长烟嘴，慢慢抽着，谈论起全国银行停业的问题。“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几天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下一步要做什么。首先，让我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家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并不是把钱放在保险柜里，而是用来投资各种信用债券和房屋抵押贷款。换言之，银行会把钱拿来投资，使一切运转起来……”

罗斯福态度温和，没有居高临下，用人人都能明白的句子和表达方式将复杂的工业经济表述得很清楚。他的语言质朴平实。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白宫的装饰上，前任政府留下的铺张排场都被去除。这里没有跑腿的仆人，没有号兵，没有军旗敬礼分列式，没有士兵换岗仪式，7道菜的用餐习惯也省去了。在华盛顿的众多官员中，罗斯福的饮食是最简单的，时间不允许他成为美食家。在白宫用过餐的客人说，这里单调乏味的饮食好像出自寄宿所。一位女士连续三晚都吃到同样的甜点：一片菠萝、两颗樱桃和稀奶油里的一个核桃。即便如此，她也算是得到了款待。总统的午餐只有一个水煮荷包蛋，才19美分。

在饮食上，罗斯福或许小气，但这只是表象。他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不在意这些花哨的点缀。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天生就是当总统的料。”他能决定自己所处时代的命运，历史上少有人如此。他独揽大局管理着国家，爱发号施令。他开玩笑地对一个访客说：“如果可以，难道你不想当总统？有谁不想。”和罗斯福会面后，心理学家荣格回忆说：“毫无疑问，他是个坚强有力的人。他才智超群，坚不可摧，又果断决绝，灵活多变，你永远猜不到他会做什么。”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任何总统“像罗斯福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埃霍·弗林发现罗斯福身边的助手和内阁成员不过是跑腿的，“罗斯福总是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说道：“他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发条。”亨利·摩根索也写道：“罗斯福就是一个统治者。”摩根索爱和罗斯福辩论，罗斯福也乐于奉陪，但争论到一定程度，罗斯福便将布满斑点的大拳往桌上一锤，不再说“我认为”而使用“总统认为”。到此，辩论告一段落，胜负显而易见。

罗斯福一般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一早，他会在床上用餐，边吃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一堆报纸。他的卧室墙上挂满了船舰的图片，壁炉架上放着家庭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早晨起床后，他一般不会见客，但在“百日新政”时期，他的亲信顾问会聚在床前和他开会。有时，9点过后，男仆欧文·麦克达菲会为他刮胡须，整好衣装，再用无扶手轮椅推他到办公室去。上午10点，一天的忙碌正式开始。如果那天国会开会，他会花上1/4的时间讲电话。他跟别人说话时总会称呼他们的名字，而非姓氏。上任第一个星期，他打了个电话给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那时，华盛顿政界对这位爱戴棕色船形帽的女士并不了解，她对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也不熟悉。当珀金斯的助手拿起电话时，只听对方说：“我是弗兰克，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在吗？”助手转告珀金斯，她诧异地问道：“弗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弗兰克。问他为谁工作。”这么一问，电话那头响起了笑声：“我为美国工作，我是总统。”

罗斯福随时都会接电话，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想和他通话太容易了，大概有100人可以不通过秘书转接直接和他通话 。他消息灵通，无所不知，因此人们常常会忘记他双腿不便的事实。内阁会议上，他常转述别人的话，其中也包括他的夫人。他会说：“我的内人说那片区域正流行伤寒病。”他上任不久颁布了诸多法令，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当困难群众打来电话向白宫求助时，一律不准挂断，必须有人接听。罗斯福和民众沟通频繁，是历代总统中表现最好的。有封信这样写道：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现在一切都好。你派来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我家，他们陪我去银行，申请了贷款延期。你肯定还记得我之前写信说我家的家具被人搬走了。现在好了，你派来的人帮我拿回来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总统。

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会收到5 000~8 000封信，是胡佛的10倍。一名国会议员曾将他比作耶稣。一次民意测验中，纽约小学生将罗斯福排第一，上帝排第二，票数远逊于罗斯福。美国人民觉得他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就写了41首歌颂扬他的功绩。每当他系好腿上的支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热情的群众都会把手伸向他，想碰到他斗篷的边缘。在纽约，歌剧《我的粉红色》的演出现场，演员们每次谢幕时都会将歌曲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这时台下的观众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像罗斯福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人们带来希望。”就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不已。一个商界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罗斯福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他希望上帝能原谅他之前把选票投给了胡佛。沃尔特·李普曼也改变了以前的判断，写道：“我们曾万念俱灰，对周围的人和事失望。但仅仅一星期时间，我们对政府和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罗斯福的巨大魅力还吸引来了校园里和职场中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华盛顿的住宿业生意红火起来。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高大古老的褐色大楼被改造成旅馆，等待着加入新政队伍的年轻单身汉入住。华盛顿的传统主义者开始害怕起来。后来，有人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一大群讨厌的年轻律师住进了华盛顿……他们趾高气扬地进入办公室，占据办公桌，索要各种文件，忙这忙那，没完没了。我不知他们为何而来，做了什么，又为何离开。”

这些年轻人有的没有离开，有的离开后变换个身份又回来了。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司法部青年律师J·W·富布赖特（后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放弃药物学研究而从事救济工作的休伯特·H·汉弗莱（后任第38任副总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青年律师亨利·福勒（后任财政部长）都是当时聚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林登·B·约翰逊是新人中办事效率很高的一个，他是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政府让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带头清除一些棉花种植园，以支持农业调整管理局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一时获得了媒体的关注。

新政的众多政治新星中，还有一些次要角色，如萨姆·罗斯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暴躁鬼”。私底下，他还挺喜欢这个绰号的，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鸭”。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租下了一个套房，出手阔绰，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那些名气不敌他的人编了首歌讥讽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农业部士气特别高昂。新上任的总顾问杰罗姆·N·弗兰克招收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有瑟蒙德·阿诺德、艾毕·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翰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一些其他部门的人对他们赞赏有加，认为其中大部分人未来前途无量，特别是希斯。

希斯、普雷斯曼、翰威特、阿布特和韦尔都是一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音乐工作室秘密见面。他们会对新政府进行研究，却没有头绪。这不足为奇。莫利那时被看作是一个激进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强烈反对在外交场合承认苏联的合法地位。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挑起了阶级对立，口气好像阿尔·史密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还是总统先生。在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偏向经验主义，但很保守，他早期的措施得到了右派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挽救银行业的颓势后，罗斯福实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削减退伍军人的退伍金和政府人员（包括国会议员）的薪资。

然后，他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获得了保守派的好评。但共产党的一名发言人将此举称为“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则称罗斯福的这一做法具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形式的苏维埃主义的意味”。但是，罗斯福很重视民间资源保护队，在军队的支持下，此举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效。这个组织由麦克阿瑟负责组建。乔治·C·马歇尔上校负责南方17个团队的管理，成效卓著，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在分管宾夕法尼亚州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忽视了政治因素，让共和党人占据了所有重要岗位，落得个办事不力的印象。）最后，250万青年加入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穿上了草绿色的制服。他们种下了2亿棵树木，建起了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边境的防护林带，完成了罗斯福的构想。

4月19日，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制，此举却并未获得右派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因为人们对黄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严防黄金外流，把黄金视为西方文化的特征。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是强国的象征，白银则是落后国家的标志。一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策略描述为“橡皮美元项目”。阿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胡扯本位”。罗斯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则说，总统此举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但是，美元贬值11.5%，当年夏天继续贬值17%后就稳定下来。这时，欧洲已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美国再次拥有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此，普通人看不懂倒也自然，至少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得明白。查尔斯·盖茨·道斯拍手称快，共和党领导人也拍手叫好。罗素·莱芬韦尔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废除金本位制的决定把全国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份罕见的公开声明里，摩根本人也表现出对罗斯福决策的声援：“看到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很高兴……显然，想消除‘大萧条’的阴霾，就要反对并打倒主张通货紧缩的势力。”

任何决策，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在地，意指华尔街金融势力）的欢迎，就谈不上革命性或者开明。直到3月下旬，罗斯福才明确变为“左”倾。那时，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并在5月12日——“百日新政”第65天，签署了这两项法案。《农业调整法》显然是针对艾奥瓦州农民暴动事件制定的，该法案采用减少产量的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补贴农民、让他们少种地的做法，有违常理。亨利·华莱士的这段话道出了上百万人的心声：“我希望只此一次，以后再也不用这样的办法。庄稼长得正好，却要毁坏，实在有悖常理。”4个月后，他却不得不下令屠杀600万头小猪。他自己对这样的做法憎恶不已，但也只能埋怨胡佛措施不当，留下了这样的烂摊子。（罗斯福开玩笑说，要给猪实行计划生育。）

从长远影响的角度看，联邦政府主持救济引起的争议更多。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犀利地指出：“参议员们，人们天天需要吃饭，不是等到长远后才吃。”霍普金斯是个身形瘦削的高个儿，头发蓬乱，惯于冷嘲热讽。“大萧条”时，他在纽约做社工。新政期间，他一直和罗斯福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能进入政府工作，离不开贵人的引见。最初，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根本见不到总统。在纽约参加一个名流聚会时，他看到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也在场，便恳请她到楼梯间说话。当时人声嘈杂，只有那里比较安静。霍普金斯向她解释了联邦救济金的重要性，珀金斯小姐便将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将他的方案提交给了国会。见此方案，共和党人无不震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斥其为“社会主义”，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L·比第惊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的上帝不灵了，罗斯福扭转颓势的时刻已到。5月22日，罗斯福将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开始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虽然，领导人几经变更（先是霍普金斯，后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机构名称多次调整（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工程署），但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一直持续到1942年。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确保没人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说：“我花两美元到市场上买一只鹦鹉，一天时间它就能学会‘发救济，发救济，发救济’，但鹦鹉永远也不会懂其中的经济问题。”反对救济的人对这项政策不以为然，他们可不会用“发救济”这样温和的字眼。北方血汗工厂的老板和南方种植园的园主都愤恨不已，这个措施让他们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对上层中产阶级评论家来说，接受救济者总是懒洋洋地倚在铁铲或耙子上，这些评论家最大的成就是曲解了一个意义模糊的词。真相是，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做证时，一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说，他教过失业者如何制作一种叫“Boondoggle”的手工制品。1925年，“Boondoggle”这个词由北方的一个童子军团长创造，用来描述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手工，比如将绳子编成带子。谁知不久之后，全国的报纸都开始发表社论嘲讽搞救济就像“做Boondoggle”。报纸影响巨大，数百万读者直到今天都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所谓的成绩不过如此，他们只是给失业的人找点儿事做，至于这些事有没有意义倒是其次。

实际上，霍普金斯和伊克斯都很鄙视游手好闲的懒汉。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工作，有辱人的尊严。他喜欢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依靠救济，我丈夫在为政府工作。”人们确实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辛苦。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公共工程署将资金投入到3万多个新政项目中，比如支付教师薪资，修建供水系统、邮局、桥梁、铁路、机场、下水道、涵洞、公共泳池、运动场、操场、发电站和火车站等。霍普金斯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美国10%新修的道路中有他的汗水，35%新建的医院中有他添的砖加的瓦，65%新修的市政厅、法院和医疗设施离不开他的出谋划策，70%新建的学校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重视。因为他，丹佛建起了水利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谷建起了防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岛有了通往佛罗里达州内陆的公路和桥梁。

公共事业振兴署（及其前身和后继机构）率先投资那些私营企业力所不能及的项目，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明显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哈得孙河下建起了连接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的林肯隧道，曼哈顿区和长岛之间建起了三区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改用电力牵引，第一批柴油机开始研制。华盛顿有了动物园、林荫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卡马里洛精神病院在加利福尼亚州拔地而起，诺克斯堡金库在肯塔基州建成。旧金山建起大人小孩都喜爱的游乐场，达拉斯市兴建了迪利广场，圣路易斯市有了温室花卉展馆，哥伦比亚河上筑起邦纳维尔大坝，科罗拉多河上建起博尔德大坝。在建造博尔德大坝时，公共事业振兴署近200名员工因公牺牲。共和党人也对这个水坝充满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掌控国会后，立即将其更名为胡佛大坝。这些工程耗资总计不到200亿美元，仅为尼克松第一任期内国防部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之后的报道，那几年军费拨款极少，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人，许多陆军军营和海军基地都会荒废。而且，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经济在“二战”时期和战后阶段都不可能有那样蓬勃的发展。如果“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没提出那样的设想，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就不会存在，更不会有结束“二战”的那两枚原子弹。原子弹有利有弊，但无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肯定会突破研制核武器的难关。当然，田纳西河流域工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研制原子弹。一开始，田纳西河流域建起的多座大坝，向流域居民提供和销售电力。最后，这项工程避免了300万英亩土地被河水冲蚀，让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倍增，工程所耗资金也以缴纳联邦税收的方式全部偿清。田纳西河流域工程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将其变为现实的人是罗斯福。罗斯福那时才刚上任，尽管杂事繁多，但他写信告诉诺里斯：“马上拟出紧急法案，写好就开始。”他希望诺里斯可以过来和他谈谈“田纳西河流域发展”计划。有这样的总统在，人们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有些事确实不可能。银行可以挽救，农民可以补贴，饥饿的人可以喂饱，不羁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轻松解决工业问题。罗斯福不是没有尝试过。国家复兴管理局便是新政中全力以赴的一次尝试，纵然收效甚微，但并非一败涂地。它鼓舞了人心，增强了劳工组织的影响力，最终也对经济复苏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它没有达到罗斯福的期待（事实如此），但至少让全国暂时如战时一般团结起来。国家复兴管理局就像一支士气高昂的球队，上场前被寄予厚望，最后却以惨败收场。休·约翰逊将军的比喻很巧妙：“一开始是点点火光，后来却是猛烈攻击。就像有的蠢蛋，冲动地走上断头台，又期望铡刀突然坏掉，可以侥幸逃生。”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被罗斯福任命为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负责人。也许，就是他那种唯我独尊的态度限制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发展。凡是妨碍他的人，他都肆意诋毁，说那些人“血液里有耗子的破坏因子”，又说“国务院里的人打扮得油头粉面”，“全是一群谎话连篇、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生意人”。他还把商务部大厦的办公室比作联合车站的收费公厕，因此得罪了胡佛。但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首次提出这个设想时就考虑到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说，希望企业和政府间形成“计划性的合作关系”。政府“在行业中大部分从业人员的支持下，防止不公平竞争，并遵守当权者制定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标是消除殊死一搏的竞争，停止对妇女和童工的剥削，这样的做法是正派商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按行业规定，对垄断的抨击要停止，还要恢复协定物价的做法。工人不由得忧心忡忡。于是，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建议约翰逊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添加第7条第1款历史性的规定：劳方可以通过工会，集体性地与资方谈判雇用条件。从而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的工人运动。大企业主预感这一条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强烈抗议。于是，罗斯福将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召集起来，一起协商法案的具体细节，最终达成协议——第7条第1款原文不动。但这并不代表胜利的开始，企业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议员没有提出改动，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应该禁止所有自由竞争。时任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经理的拉尔夫·弗兰德斯表示，他们“完全相信限制竞争才能实现国家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完成得极其出色，所以1933年已过大半，这些棘手的问题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亨利·华莱士曾告诉约翰逊关于雷鸟的故事，并以印第安人的意符为基础画出一只蓝鹰，还在下面写下“人尽其职”。他警告媒体：“愿上帝宽恕那些触犯这只蓝鹰的人。”凡是遵守这种规定的公司都可以在建筑外面挂上蓝鹰的标志。消费者也在挡风玻璃上贴这个标志，《时代周刊》每星期的封面上也会印上这个标志。4个女孩子甚至把蓝鹰刺在了背上。在旧金山的一个棒球场里，8 000个孩子排出一只巨大的蓝鹰标志，巴斯比·伯克利也不甘人后，改写了《华清春暖》的最后一幕，让鲁比·基勒、迪克·鲍威尔、琼·布朗德尔和好莱坞全部临时演员先后排列成美国国旗、罗斯福肖像和蓝鹰的形象。蓝鹰受到热捧，风靡一时，约翰逊也忙着在全国各地签订合约，一切看起来郑重其事。

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到当年仲夏，100多万雇主执行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章程和工资规定，雇用了900多万工人，但这些雇主一般都来自小企业。6个星期的努力劝说后，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零售和建筑这十大行业里，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新政领导群体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制定的那套法规烦死了。”煤矿的保安人员并不理会蓝鹰法规，照样对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产的林肯汽车卖了，买了一辆凯迪拉克。总统宣布政府部门只能和符合国家复兴管理局规定的公司合作。一个记者问约翰逊那些不执行规定的人会受到什么惩罚，约翰逊擦掉嘴边的啤酒沫，凶巴巴地说：“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之后，将军改变了他的策略。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活动，为所有雇员争取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时间、12美元的周薪，之后还要制定正式法律。1933年7月24日，在第三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打仗时，夜袭的士兵会在肩上戴一个鲜艳的徽章，便于区分敌我，以免误伤战友。按这个标准，那些与政府合作，参与了这项运动的人也要一眼就能看出。”罗斯福的这番话意思很明确，要么尽忠职守，要么保持低调。全国复兴运动逐渐展现出一种传播福音的性质。波士顿市市长詹姆士·迈克尔·柯利将10万名儿童集结在波士顿公园，带领他们宣誓：“我宣誓，要做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成为全国复兴运动中的一分子。我只会在蓝鹰商店里购物。我会让家人在9月购物，并只购买美国产的商品。我会和罗斯福总统并肩作战，让人民再次过上好日子。”

每个有公民荣誉感的社区都举行了支持全国复兴运动的游行。这时，花车五彩缤纷，乐队唱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一路欢歌。纽约的庆祝活动尤其隆重。25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整整走了10小时，沿途观众有200万。交响乐团指挥瓦尔特·达姆罗施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带领着演员队伍，阿尔·乔森走在电影动画从业人员队伍前列。游行队伍里有1 000名理发师，10 000名银行家、经纪人、证券交易员，20 000名成衣工人。在阅兵台上，人们放飞了50只信鸽，希望将美好的祝愿带给罗斯福总统。夜幕降临，第五大道华灯初上，参加游行的人络绎不绝地从华盛顿广场走过来。这些人当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员、警察、图书管理员、药剂师、图书出版商和酒吧侍者等。纽约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纽约之外的地方，人们也能感受到同样的热情。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77岁的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方，呼吁道：“我们应该听从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指挥，因为我儿子雷厉风行，改革到哪里，谁也猜不到。”全国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充满信心与希望。海伍德·布鲁恩写道：“当人群排成长龙，摩肩接踵时，众志成城的情绪就形成了。”忽然之间，足足200万份法典草案潮水般涌进约翰逊的办公室。各大行业都加入进来，唯有汽车和采煤业迟迟不动。但最后，汽车（福特公司例外）、采煤业终于妥协。跟随全国的潮流，连胡佛总统都加入了。

但是，疾行的船终遇逆风。胡佛心思一转，认定国家复兴管理局奉行的是极权主义。商人贬其为“鬼鬼祟祟的社会主义”，工会领导认为这是“商业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说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英文简写其实是“禁止复兴”的意思。《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投稿人在4个州做完调查后发现，挂着蓝鹰标志的公司实际违背了之前签订的法规。在700条法规中，有568条是关于协定物价的，这可能是霍普金斯之前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将国家复兴管理局描述为：“极度的中央集权和独裁作风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厌恶情绪。”

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初，专栏作家和企业家还巴望总统变成独裁者。不同的是，现在罗斯福扭转了全国的局势，他的成绩显著，但人们的挑剔也不少。在罗斯福初到白宫的4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工业生产指数从59提高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创造出的市场”。3月时，人们力不从心或惶惶不安，无力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翅膀硬了，敢于说话了。《科里尔周刊》说：“我们经历了一场改革，结局很好。”《文学文摘》杂志欢呼道：“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增值了数百万美元。小麦、玉米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数百万钞票飞进了饱经贫苦折磨的农民的口袋。”美国农业调整管理局促成了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但《文学文摘》杂志并没提到它的功劳。只有《纽约时报》指出，罗斯福不但化解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危机，还取得了个人的胜利。对于美国人民来说，罗斯福能够呼风唤雨，力量无穷。全国人民蓄势待发，等待着他下达指令。罗斯福发表了一场场振奋人心的演说，取得了一个个巨大的成就。人民敬仰他，称颂他，说他是上天派来拯救这个时代的英雄。雷·莫利说，罗斯福救活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也完全改变了。罗斯福坐车到国会山时，热情的群众会鼓掌欢迎。理查德·杰维斯是名特工，担任过4年胡佛总统的警卫。见到这样的场面，他高兴地说：“这样的情景再次出现，真是让人欣慰。”8月，总统兴高采烈地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告：“我给大家带来了重大喜讯。”原来，自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了长期公债，总共5亿美元，年利息3.25%，认购总数高达公债发放规模的6倍。一年以前，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不管赫斯特报系怎样诋毁，这是工商界对新政有信心的铁证。1929年以来，商人第一次为期票贴现。为什么不呢？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罗斯福带领人民走出“大萧条”的决心。国会唯罗斯福马首是瞻。哈佛大学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表示：“依我看，在基于法理的前提下，如果最高法院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行动，宪法中有切实的条款可以赋予它这样的权力。”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吗？他都不懂，还有谁懂？那就只剩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但可惜的是，没人想到去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