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事维艰

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新教伦理的强大势力。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基于从小接受的相关教育，这些人也曾经逐渐相信：你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成功。现在却无论表现如何一律失败，民众的士气逐渐低落。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士气低落的人都孤立起来，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不相信自己。”17年后，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解释了这种在危机下，性格内向的人陷入困境时的痛苦：“如果屡次失败毁了他对未来成就的希望，那么他内心的力量可能再也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他会感到极度内疚，因失败和不足鄙视自己。”那个时期的报纸都在报道，人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靠救济苟且偷生。爱米尔·涂尔干创造了一个特殊分类，“利他的自杀”指的是这些人选择自杀，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一切应该归罪于柯立芝到胡佛时期繁荣“新时代”的基础不稳固。从某个角度看，“大萧条”似乎是工业革命最后的挣扎，也为技术革命的到来留出一个间隙。“一战”后，多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结合，将每工时效率提高了40%以上。大量的货物产出明确需要消费者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也就是说，需要涨工资。但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在1929年这个黄金年，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计算，一个家庭年收入要达到2 000美元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超过60%的美国家庭在这一水平线下挣扎）。总之，购买力完全赶不上商品的产量增长。当时人们认为产量激增毫无问题，“一个优秀的销售员什么都可以卖掉”，这体现出当时的愚钝，这意味着当有钱人（其中许多人并不富裕）在炒股时，热心的推销员就鼓励其大规模炒股。并不算富裕的人被说服，无论如何先买下产品，再通过信贷过渡。

信贷经纪人四处贷款，股市终于不堪重负而崩盘，推销员经手的百万宗小商业交易款就此打了水漂，因为这些推销员敢卖任何东西给那些无偿债能力的人。这也结束了“新时代”的繁荣，国家完全应付不了随之而来的恐慌。上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那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使得回归农场已不可能。胡佛恰好在灾难前夕当上总统，这本身就是自讨苦吃。时任商务部长的他一心只关注生产力，却毫不关心缺乏购买力的危险。他卸任总统以后很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边只有几千人……却享受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果；另一边超过20%的人，却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

从股市大崩盘到1932年（“大萧条”最惨的一年），大家都坚信，对于经济螺旋式的加速下滑，应该采取使之复苏的措施。然而，事实上所采取的措施反而使之下滑得更快。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得不维持价格，于是销量下滑，因此只好用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这些失业者也丧失了购买力，使销售进一步下滑，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裁员，引起购买力的全面收缩。结果，工人的贫困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农民的贫困又加剧了工人的贫困。“任何一方都没有钱购买另一方的产品。”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证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证实，并解释了此恶性循环，“因此，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1932年6月，常春藤盟校应届毕业生加入21 974名其他学校毕业生的队伍，开始找工作。那时，纽约百货公司的电梯操作员都要求拥有学士学位。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这份工作已很不错。但也有特例，比如从亨特学院毕业的20岁毕业生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她从英语专业转到经济学专业，原因是她后来所说的“想知道为什么我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人们会失去工作”。她凭借出色的口才进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同时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金融市场，希望有一天能开一个相关的专栏。（她于1935年起为《纽约邮报》撰稿。）不久，她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格兰南海公司破产，“南海泡沫”一词一直被用来形容注定的商业风险。泡沫肯定会破裂，南海股票已经下跌到峰值的13.5%。但随后反弹，该公司又得以存活了80年。波特入行之时，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已下降到其崩溃前价格的8%。总体而言，主板上市的股票价值相当于1929年的11%。投资者已经损失了740亿美元，相当于“一战”费用的三倍。5 000多家美国银行倒闭（从胡佛老家西布兰奇跨越州际线便可到的艾奥瓦市有5家银行，全部倒闭），86 000家企业暂停营业。国民生产总值从1 040亿美元下降至410亿美元（1973年，该数值约为21 770亿美元）。1932年，有273 000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有工作的人平均周薪也只有16.21美元。

部分行业得以蓬勃发展。避孕药行业一年赚取了2.5亿美元（事实上那时的青年为人父母之后，很自然地就遗忘了这个事实）。超过一半的人每星期去看一次电影（成人25美分，小孩10美分）。吸烟者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家荣华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收音机迅速普及。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蓬勃发展起来。阿尔弗雷德·C·富勒与他带领的上门推销团队合作得非常出色，即使在经济形势严峻的1932年8月，他的销售业绩也从15 000美元跃升到了50 000美元，此后每年都以1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一个名叫保罗·格蒂的神童悄悄注意到了低价石油井的商机，那年2月，太平洋石油总公司100万股份中，他获得了52万股。各地都有那么一两个幸运的企业：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一家有着橘黄色明亮屋顶、仿殖民地建筑的餐馆正濒临破产，此时餐馆对面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开业，请来了表演团，第一个节目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天晚上8点30分中场休息时，来吃夜宵的观众络绎不绝，餐馆老板霍华德·约翰逊以此得以保住他的餐馆。

但这些都是例外。美国钢铁公司是重工业的龙头企业，当年只卖出了产能的19.1%。因为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太多的钢材。20世纪20年代，美国机车公司已达到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的水平，但在1932年只售出了1台。曾经是钢铁产业大客户的汽车产业，如今也风光不再。那些曾经大名鼎鼎的公司逐渐消失：斯图兹汽车公司、奥本公司、柯德公司、爱德华·皮亚利斯公司、皮尔斯–箭公司、杜森堡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和洛克莫比公司。一个鲁莽的男子自创了一种名叫“洛克尼”的廉价车型，试图挑战福特，却最终因损失了2 100万美元而自杀身亡。1932年1月，一位很有创造天赋的细菌学家阿瑟·G·舍曼因为他的第一辆简陋的手工木拖车，成为底特律车展的黑马。但这一整年内，他仅售出80辆。航空运输也遇冷，那时的客机只有12个座位，商务部的报告称，平均每次航班空余7个。除了有声电影，大多数娱乐场所即将销声匿迹。4年里，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只录了4张唱片。唱片业已经从年收入5 000万美元萎缩至年收入25万美元。脱衣舞皇后萨莉·兰德全靠她著名的扇子舞勉强维持生计，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职业，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哪里会有钱赚。”

因为贫穷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人们常常向邻居隐瞒真实情况，而且总能瞒过去。人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街对面的家庭。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穿着整洁离开家的年轻律师可能已经不再是律师，而是在一个偏僻的街区上门推销廉价领带、杂志、吸尘器、电压力锅或二合一鞋油等。他可能换掉他的衣服，去城市的另一边乞讨，或者已成为数以百万计的求职大军中的一员，看着他的孩子食不果腹，只能在夜里与失望抗争。长期在大街上晃荡的人也学会了一些生存的窍门。例如，用5美分买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费热水，在热水里混入放在柜台上的番茄酱，就做成了番茄汤。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衬衫下塞满报纸，以抵御寒冷。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职业介绍所外排很长时间的队，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双腿。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纸板可以用来补鞋里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脚后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脚，但如果鞋破损得太厉害，什么方法也没用。路面会磨损纸板，然后就会露出打着补丁的袜子，雪浸入鞋里，在脚趾周围聚积，鞋钉会刺伤你的脚后跟，直到你学会用一种特殊的步态走路，才不至于太难受。

穷人家为节俭度日而想出的妙计实在是了不起。男士刮胡子的刀片反复打磨可以长时间使用，自己动手卷烟或抽翅膀牌香烟（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只用25瓦的灯泡。孩子们捡拾回收可抵两美分一个的饮料瓶，或站在面包店前排队买前一天剩下的特价面包。女人们则把床单纵向从中间裁开，再重新缝合使中间破损处成为两边；把她们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们穿；和邻居家的女主人一样，装出一副一切游刃有余的样子（其实她们可能也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做着同样的事情）。家人们整理出圣诞贺卡，这样就可以来年送给不同的朋友。有时男人会消失几个星期，所有邻居只知道，他“出差”去了。一个体贴的丈夫会向他的妻子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经历的磨难，妻子往往难以想象。

当然，“出差”的丈夫是在找工作。到1932年，求职的传奇故事已经在民间传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确实存在。人们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外过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阿肯色人步行了900英里找工作。人们简直是在“买”工作。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一个招聘机构里，5 000名求职者争抢300个岗位。根据第72届国会劳动小组委员会证词记录，有人在华盛顿州的森林放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受雇帮助扑灭大火。《商业周刊》证实了一个事实：很多不再热爱美国的人要么已经离开，要么企图离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向外移民的数量超过入境移民量。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350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有个最令人难忘的情景，苏美贸易公司贴出广告要招募6 000名技术工人，却有10万人前来应聘，包括管道工、油漆工、技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匠、电工、推销员、印刷工、药剂师、鞋匠、图书管理员、教师、牙医以及一个清洁染色工、一名飞行员和一个殡仪工。

纽约从周边各州吸引了无数求职者，虽然纽约本身就有100万失业人口。少量外来者加入曼哈顿的7 000个擦鞋“男孩”的队伍（擦一次鞋得5美分），或做起了偷运煤炭的勾当（全市10%的煤炭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来的），但大多数外来人口只是排进了纽约82个救济队伍中。如果有10美分，就可以住在散发着汗水和消毒水味的廉价旅馆里。但如果身无分文，就只能带着捡回来的报纸走向中央公园，或是地铁入口处，或市政焚烧炉旁。焚烧炉的温度吸引了数百名男子在这里度过冬夜，即使他们不得不睡在垃圾堆上。

丈夫钻进空货车里或吊在空货运车下从这样一次远征中返回后，开始和妻子一起盘算还可以坚持多久。卖掉结婚戒指，把家具拿去典当，凭人寿保险借钱，央求亲戚借钱，通常下一步就是尝试搞一个家庭作坊，此前的一切伪装，至此在邻居面前都露馅儿了。可能院子会变成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丈夫可能会开一个“客厅杂货店”，妻子可能会为其他主妇洗衣服、整理房间、修指甲，每次收取1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失业的纺织工会摆一台纺织机在客厅；在康涅狄格州，许多人家在电线上穿安全别针，全家人辛苦工作很长时间，一星期才能挣得5美元。

这些垂死挣扎鲜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有钱的潜在客户，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父亲们跑到市政府，说自己身无分文，请求成为贫困人口中的一例。这些具体数据因为没有得到妥善保存而无人知晓。失业者大概有1 500万 ~1 700万，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有3 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这已将近总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样，该统计尚未包括美国1 100万在农村地区忍受饥饿的农户。

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数的5.2%，考虑到这个比例在40年前还是25.1%，这一情况令人震惊。他们没有共享“新时代”的繁荣，经济危机也只使得他们所处的这一全国公认的困境进一步加剧。1932年，一位记者由美国的农民想到了在报纸画刊上看到的蒙古农民，以及平原地区遭遇饥荒带来的阴影。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没这样低过。1蒲式耳 小麦的价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麦10美分，1磅 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猪肉或牛肉2.5美分，200个一箱的苹果（假设它们都是毫无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农民充满了苦难和汗水的劳作折现，这意味着一马车的燕麦买不到一双4美元的托姆·麦克安低质鞋。一马车的小麦可能刚好够，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亩3.6美元，加上其他税1.9美元，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英亩亏损1.5美元。以棉花活来说，最强壮、手脚最麻利的人从太阳升起一直辛苦劳作到太阳下山，一共14个小时，采300磅棉花只赚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卖掉玉米买煤烧更划算。肉类的价格也跌到了谷底，一个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场，最终得到的回报还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主通过借贷买了子弹，花了两个小时宰杀了一群牲畜，却只把它们丢在峡谷里任其腐烂。喂养牲畜花费的钱是赚不回来的。转身离开时，他对一名记者喃喃道：“这是打击‘大萧条’的一种方式，对吧？”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数以万计的抵押拍卖通知贴在了住户门柱上和州法院门口。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卖。共和党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曾经恳求胡佛总统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他写道：“每个农民，无论他的农场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农产品的价格，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农场主破产了，甚至买不起麻绳，付不起工具维修费，买不起种子，放贷的银行会收回这片土地，而世代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沦为银行的佃农。与此同时，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城里人连这足以击垮农民的低价都难以承受（每磅黄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两打鸡蛋41美分），因为城市里有诸多闲杂人等，所以那些在职人员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在“饿不死人”的水平。

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削减工资，但他也反对小时工资制，因此，在1932年春，当美国钢铁公司第二次削减工资时，工人们深感无助。工人运动几乎绝迹，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成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少到220万，约占劳动力的6%。1932年爆发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罢工，全部以失败告终。矿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还要受检量员的摆布，被迫以高价在公司的商店购物，一旦他们反抗，国民警卫队带领的资方武装队伍就会实行血腥镇压。矿工联合会势单力薄，除了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尔这样的新英格兰工厂小镇，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农奴一般被使唤。其中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让他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大量求职者使得雇主们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公司职员的周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时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还不到10美分。1932年，伐木工的时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务业7.5美分，砖瓦制造业6美分，锯木厂5美分。“大萧条”之前，马萨诸塞州纺织厂很少需要熟练的操作人员，每天工作8个小时，负责20多台织机。现在工厂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亚当米克看到十几岁的女童工操作着30台宽式纺织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歇。

在布鲁克林的血汗工厂里，15岁童工的周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时，只有2.39美元。1932年夏，康涅狄格州劳工部专员报告说，超过100家商店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时的店员60美分。纽约市是纽约州压榨劳动力最严重的地方，其服装行业雇用的5万名妇女受剥削程度最深。《时代周刊》报道“无良雇主”将“工资削减到中国的水平了”。织帽子的工人工资是40美分一打，一个工人每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是2.5美分一条，一个女孩一天只挣到20美分；做拖鞋衬垫的人做72双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只，一天工作9个小时也才1.05美元；制裤厂的女清洁工缝合熨烫一条裤子可以挣0.5美分，通常5分钟可以完成一条，所以时薪是6美分。厚道的雇主在这种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总统还是不肯给予他们联邦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正如《财富》杂志解释说，当时的理论与过去一致，认为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可以照顾老人、病人和穷人。

现在这些机构完全不起作用。“大萧条”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重，已经耗尽了它们所有捐款。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至救济资金的6%，剩下的约3 000万人只能依赖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负担不起。1930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都得照常纳税。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但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最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萨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只要有失业者牵涉其中的，几乎都暂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区欠税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这项收入的城市则削减公共服务：道路没法铺砌，人行道损毁，冬天被积雪覆盖的街道无人清扫。在芝加哥，因为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政府两年无此项收入，只好向银行借贷，进一步加深了60万失业人口的苦难。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接受救济的人通常会被平白无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投票通过了一项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法案。从马萨诸塞到俄勒冈，10个州的宪法中对选民有明确的财产要求，所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须再立法案。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1 000美元后再进行。在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名医生把以下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请注意：如果你妻子怀孕，打算来罗伊斯城医院，请你一定备好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区，纳税人协会竟然阻止福利资助的儿童上学，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许进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能够得到福利申请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数。《财富》杂志报道，在工厂区、矿区和佃农农场，“救济仅仅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1932年，托莱多市市长说：“我见过成千上万受到打击、灰心绝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们总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谀奉承的模样。这也是国家倒退的显著特点。”况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也不代表失败、沮丧和绝望都结束了。费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济金，反对发放救济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样可以防止穷人腐化堕落。费城少得可怜的救济金相比纽约（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优厚的了。最好的情况下，救济金最多够买食物和燃料。经济危机前，被救济家庭已经过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过了三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随处可见一家之主穿得像玩杂耍的流浪汉：上衣掉了扣子，手肘处和膝盖处都被磨破，头顶的旧凉帽就像已经在锅炉房挂了很多年似的，网球鞋打满了橡胶补丁，帆布手套两只不一样，身上披着一张肮脏的老羊皮。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大萧条”初期，他们微薄的薪酬还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补贴流动救济点。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多万人，学校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节约措施。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到1932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在学生家里。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学校停课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堪萨斯州，一蒲式耳小麦25美分，而农村教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个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在艾奥瓦州，教师月薪40美元，只是华盛顿设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阿克伦市欠教师工资多达30万美元，扬斯敦拖欠50万美元，底特律拖欠80万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 000多万美元。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佳话。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也坚持上课（到1932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1933年世界博览会。萨莉·兰德当时每星期有6 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却对教育委员会的处境不闻不问。1 00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 400名教师中，759名居无定所。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112.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教师、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穷困潦倒。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 1930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

但教师们还是再一次见证了最凄惨的情况，因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萧条”的牺牲者就在教室里。在可怕的1932年10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里超过2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秘书长上报国会，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有时超过90%，这些贫困儿童的症状为“困倦、嗜睡、懒惰”和“智力发育迟缓”。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一个小男孩向访客展示他的宠物兔，男孩的姐姐低声说：“他认为我们不会吃掉兔子，但我们会。”社工莉莲·沃尔德痛苦地问：“你有没有见过父母自己饿了几个星期，饿到控制不住打战，只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节省一点儿食物？”可怜的父亲说：“工人没有权利有孩子。”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说：“我知道一个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为生，他们买不起面包。我们的孩子还会遭受什么？”

胡佛总统却对记者说：“其实没有人挨饿，这些流浪汉吃得比以前还好。在纽约，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1932年9月，《财富》杂志直呼总统是个骗子，并表示“2 500万人需要帮助”才是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更贴切的描述。饥饿事件被《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报道，也被国会证词记录在案。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29人被活活饿死和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胡佛从来没见过人们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领教一下了：他在洛矶山脉区钓鱼时，一个本地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屋里有一个死于饥饿的孩子和7个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许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样才勉强存活下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他们吃的是野生杂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们嚼的是紫罗兰的花蕾、野葱、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里的母亲们则在码头晃悠，等待被丢弃的废品，还得和流浪狗抢夺。她们会一路跟随装载着蔬菜的卡车，等待着争抢掉下来的东西。中西部一所宾馆的厨师把一桶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几人从黑暗里窜出来争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一位66岁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医生刮胡子时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偻着身体在垃圾桶里翻找”。还有全家都一头栽进垃圾场，啃着骨头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会先摘掉眼镜。晚上的纽约街头，托马斯·沃尔夫看见“无家可归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馆，掀起垃圾桶盖，仔细搜寻里面腐烂的食物”，他发现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并且在1932年艰难和绝望的日子里，人数与日俱增”。

1932年，富裕的美国人把垃圾施舍给极度饥饿的农村同胞，就认为是行善。纽约基斯科山的慈善团体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饮食俱乐部命令他们的服务员把剩菜送给有需要的人。《布鲁克林之鹰》报提议建一个中转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饭送到这里，穷人也可以来这里领取。俄克拉何马市的约翰·B·尼克尔斯是一家燃气公司的高管，他制订了一份计划，呼吁餐厅、公民俱乐部和酒店的厨师：“可以把剩饭菜用5加仑 的干净容器打包好，标上‘肉、豆类、土豆、面包或其他食物’。”救世军们把这些打包的剩饭菜搜集起来，再分发给失业者。农民捐赠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燃气商写信告诉战争部长赫尔利：“我们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顾的人可能会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为了照顾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与这种情况斗争。”赫尔利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并敦促当局采纳。但这一计划被胡佛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会长否决了，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误解。

似乎尼克尔斯、《布鲁克林之鹰》报、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饮食俱乐部会员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戏剧性的解决方案随之而来。已经有人在思考吃饱喝足的富人和忍饥挨饿的众人之间的对比，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黑暗的来临。托马斯·沃尔夫常在纽约公共厕所和那些可怜的人交流，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听他们讲述痛苦的遭遇。然后，他沿台阶走上20英尺，眺望着“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顿灯火辉煌。伍尔沃思大楼就在不足50码 处，再远点儿的地方往下就是华尔街银色的尖顶，钢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银行。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个经历中最残酷的篇章，因为在那里，寒冷的月光下，几个街区开外就远离了这人间的不幸和苦难的深渊，照亮了权力的巅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深锁在那里”。

身处逆境，美国人向来要寻找替罪羊，1932年年初，像沃尔夫这样的“猎人”直击曼哈顿下城。这里的替罪羊肥美又易攻击。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已经成为国家的英雄。哈佛大学的威廉·Z·里普利对柯立芝总统的警醒也是徒劳，他说“变戏法、耍手段、嘴上抹蜜、坑蒙拐骗”等行为都会威胁经济。柯立芝总统不相信预言末日的预言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写道：9年来，政府处理业务就像它已经“发现了点金术，可以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变成永久的繁荣”。梅隆誉满天下，被称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国家商业》报道，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但现在，股市大崩盘三年之后，孩子们这样唱道：

梅隆吹响哨声，

胡佛敲响钟声，

华尔街发出指示，

美国就去下地狱。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完全不听的，他们的世界仍然充斥着狭隘、自大和脱离实际。在《文学文摘》杂志上，他们读到的都是对“大萧条”的赞扬：“人们在生意场上变得更有礼貌，在家中也更通情达理，尤其是考虑欠周的女人。过去不识大体的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漠不关心、不做家务，现在变得温顺而谨慎。”一名参选新泽西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带来了好消息：“过度的繁荣将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行。”报道称，有人请杜邦家族的成员赞助一个星期日下午的广播节目，却遭到拒绝，因为“星期日下午3点，人们都在打马球”。摩根指出：“如果你破坏了有闲阶级，那么你就摧毁了文明。有闲阶级指的是雇用一个仆人的家庭，全国约有2 500万或3 000万个这样的家庭。”当被告知，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全国只有不到200万个仆人时，他似乎吓了一跳。人们对他的不谙世事并不感到惊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工业和金融领袖的“影响力和权力已经从历史峰值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1932年，美国65%的工业产值由600家企业创造，全国1%的人口拥有全国59%的财富。芝加哥男子塞缪尔·英萨尔担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共事业“帝国”有150家公司，拥有5万名员工，为325万名客户服务。1932年元旦，他的证券价值超过30亿美元。失业者们在威克大道地势较低处点燃柴火取暖，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英萨尔办公楼，向记者感叹道为什么英萨尔不能帮他们。

英萨尔不能帮忙，因为他自己也遇到了难题。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许多教师）惊恐地得知，英萨尔股票已下跌到1931年价值的4%。英萨尔慌忙地试图挽救，用36个保镖日夜保护自己，但在4月，他的两笔投资信托基金申请破产管理，到6月，他欠下6 000万美元的债务逃往欧洲。库克县大陪审团对他提起公诉。为瞒天过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自己却从后门溜出，搭午夜快车前往罗马，然后再飞到雅典。他的律师告诉他那里很安全，因为当时希腊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那时确实没有，但11月初，美希两国外交官便签署了引渡条约。英萨尔男扮女装，包船逃往土耳其。土耳其人把他交给美国当局，他被押解回国审讯，但最终罪名不成立，因为控股的公司没有相关法律监管。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冷冰冰地说，控股公司就是警察调查你时，你把罪证交给同伴，就可以安全脱身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油滑老练的商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它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又如此接近违规行为，与诉讼只差毫厘。”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寻找证据时，几乎将华尔街翻了个底朝天，某些大人物才被挖出来。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做空自己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然后向部门谎报。由于经济低迷，国民城市银行（后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撕毁了与纽约粮业银行的合并协议。同一时间，他强迫他的文员和出纳员继续分期贷款购买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并且以经济危机前的价格为准（每股200美元，现在下降到每股40美元）。同时，不要抵押品和利息，他将股东资金中的240万美元贷款给银行职员做投机交易。米切尔曾亏本把债券卖给家人，后来再买回来，这样就可以逃避联邦所得税。摩根也被抓住有类似的问题，在1929~1931年都没有缴纳所得税。《芝加哥论坛报》的发行人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每年只上缴给政府区区1 500美元税费，却总是发表长篇大论，敦促他的订户悉数缴纳税款。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税务责任的人，对自己则用另一套标准。梅隆要求美国税务局总局局长为他编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12种逃税方式，国人对此深感震惊。财政部指派了一位税务专家查办梅隆的个人所得税，发现梅隆采用了专员的5条建议，包括虚报礼物和将损失入账等，从而达到偷税的目的。1932年1月25日，这些事情的揭露引起了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的关注，他要求众议院以“严重犯罪、行为不端”为由弹劾财政部长梅隆，但梅隆的崇拜者众多，对他们来说，这些奇怪证据的披露是对上级的冒犯。其中一个崇拜者是梅隆的律师，他强硬地斥责《纽约时报》记者，因为他们“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弹药”。

英萨尔的阴谋和避税都是合法的。尽管当时税法有疏漏之处，但是一些人也已跨入了犯罪领域。“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是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获得者，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欧洲问题的顾问。克鲁格为人正直廉洁，1928年波士顿事务所的李和希金森准备以克鲁格的名义发行几百万美元债券，其人员同意了火柴大王的建议，却没有审查他的账目。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把大型手枪，锁上了自己巴黎豪宅的大门，自杀身亡。所有感人的悼词念完后，人们才发现这个火柴大王是盗窃惯犯，犯有诈骗、欺诈和伪造意大利国债等罪行。此外，他还从信任他的投资者那里偷了3亿多美元。

每星期都会有新的爆炸性新闻出现。银行家（或像《纽约时报》一样称为“银行匪”）约瑟夫·莱特·哈里曼是美国外交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表弟，他离开了他所拥有的快要破产的银行，逃到曼哈顿的敬老院避难。警察步步紧逼，他又逃到长岛的小旅馆，化名登记入住，结果拿骚县警方还是发现了他。哈里曼试图用一把屠夫的刀插入自己肋部，自杀未遂，他被控伪造银行账目和滥用资金，被判刑两年。美国银行（美国破产了的最大的银行）执行副总裁索尔·辛格也因同样的罪名获刑，后来联邦燃气与电力公司总裁霍华德·霍普森作为188 576名投资者的负责人，在华盛顿乘坐黑出租出逃后被警察抓获，被控17项邮件诈骗罪。乔治·索克思写道：“这个国家的昔日领导者已逐渐让人丧失了信心。”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谈到股票操纵案时说：“和这些事实一样，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后都是一样肮脏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一个大染缸。”市场大亨约瑟夫·P·肯尼迪总结：“人们本以为领导美国各大企业的人个个诚实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这一信念已经彻底破灭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取的经济措施只能被称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授权复兴金融公司推进国家3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行动。然而到年底，实际只有3 000万美元发放到各州，这仅等同于道斯借给自己的共和国中央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金额的1/3。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当时波默林口袋里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职的路上，十几个乞丐向他乞讨。作为公共政策，复兴金融公司失败了。数百万人把它称为“大企业救济所”，它也的确如此。

但这样批判复兴金融公司就像批判梅隆一样，会激起麦克阿瑟将军之流的粗暴反应，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富人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害怕饥民，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民主党领袖会在1932年春遭到旧友的突然抨击。阿尔·E·史密斯出生在城东出租房内，15岁时已成为福顿街鱼市场检查员，后来不断晋升，通过坦慕尼协会活动，成为纽约州州长。1928年，史密斯与胡佛竞选失败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当选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说：“离开在奥尔巴尼居住了6年的官邸，我无法心平气和地看第一大道，所以我去了第五大道，我签了租约，每年1万美元租金。”股市大崩盘以来，史密斯始终坐着豪华轿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在曼哈顿穿梭。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大亨的密友和帝国大厦的总裁。他来到了新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因此他欣喜不已。

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全国人民听到全国联播里传来了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热情、活力和自信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救济大银行和企业，他嘲笑“肤浅的思想家”没有办法帮助农民。他说：“这些不愉快的时候，需要制订建设计划，对被遗忘的经济金字塔的底部的人们重拾信心。”

史密斯在杰斐逊纪念日（4月13日）晚餐时大发雷霆。他声音沙哑、满脸通红地说：“总有政治竞选老手危言耸听，说国家出了问题，这种话已经让人恶心、厌倦了。现在可别想再挑唆了。我不惜脱了外套，与那些挑拨离间、教唆美国劳动人民自寻死路、搞阶级对立、鼓动有钱人斗穷人的人拼到底。”

回想起来，史密斯的爆发不可思议，引起这一抨击的话语十分温和。毕竟，罗斯福仅仅是建议为挨饿的穷人做点儿实事。

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征程是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开启的，并不顺利。自从成为了不起的罗斯福州长，他就成为民主党的领军人物，但随着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迅速失势。他最忠实的下属是61岁的路易·麦克亨利·豪——一个长相难看的前记者，他喜欢一接电话就说“我是中世纪矮人”。美国其他州的许多政治家都对他避而远之。但批评家发现，罗斯福的竞选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叫他“没有希望”的州长，泽西市老大弗兰克·黑格说他“完全没有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机会”，支持阿尔·E·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另一个胡佛”。

罗斯福是当时两党人士中唯一一个提出以改革的方式帮助国家走出困境的领导者，但自由派针对他的谩骂尤为严重。记者海伍德·布鲁恩、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很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没有超群的智力，也没有过人的耐力”。5月11日，在一封写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写道：“你已经深深打击了美国人的信心，他们不再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非凡的领导者出现，使我们的体制得以幸存。”通过《国家》杂志会前筛选过的议题，可以发现反对罗斯福的评论：“……他的竞选没有什么希望”、“他的竞选激发不出人们的热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会把他当领导”、“只有软弱和妥协”、“此时又有另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代替了赫伯特·胡佛加入总统竞选，这会是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都误以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国家》杂志还模仿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的腔调写道：“胡佛换了个名字，但仍然是胡佛。”

1932年，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则，要想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需要2/3的选票。史密斯迅速成为反对罗斯福联盟的领导者。两人都在4月下旬进入马萨诸塞州初选，史密斯给了罗斯福重重的一击，拿下了本州全部36票，获胜的比率为3∶1。随后的一个月，爱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众议院议长约翰·南斯·加纳得到赫斯特报系的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以60 000票获胜，罗斯福居第二，史密斯以微弱劣势居第三。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罗斯福能够赢得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支持，那就是与各州民主党领导打交道。6月下旬，民主党人聚集在芝加哥（两个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此重新提名胡佛，此前，一位提名柯立芝的代表已经被芝加哥警察从大厅逐出），麦克亨利·豪开始在国会大酒店1502室筹谋他的计划。“你有什么要求？”他问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哈里·伯德。伯德说他想成为美国参议员。“这是你开的条件？”麦克亨利·豪反问道。伯德说就是这样。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 ，但麦克亨利·豪说：“很好，我们可以让格拉斯或斯旺森进入富兰克林的内阁。”那时的政治家非常直接。

芝加哥体育场的主席台下，约翰·E·麦克法官准备发表一个毫无新意的演讲以提名罗斯福。民主党已经通过了一项骇人听闻的党纲，保证联邦削减25%的支出、平衡预算、遵守金本位制、经济自由化，以及唯一可取之处——废除禁酒令。罗斯福的支持者们甚至连一首主题曲都没有。史密斯已经抢占了《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反正州长的家乡海德公园也没有人行道。为了颂扬罗斯福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的贡献，麦克亨利·豪决定使用海军军歌《起锚》。麦克亨利·豪的秘书突然出现并告诉他：不能用《起锚》，因为它被用在了香烟公司的广播电台广告中。相反，她建议选用米高梅电影《追逐彩虹》中有关股市大崩盘的歌曲。她在1502套房的卧室里又蹦又跳，边打拍子边唱歌。豪无奈地同意了，拿起电话说：“告诉他们播《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样就诞生了新一代民主党党歌。麦克法官讲完话，游行开始，声音从廉价的管风琴传出：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天空晴朗澄澈！

让我们唱起快乐的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这首歌曲虽然活泼欢快，但效果还是不明显，经过三次投票，民主党代表大会仍在僵持。有些罗斯福支持者开始动摇。在全州统一投票规则下，密西西比州阵营损失一票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州。罗斯福的竞选团队采取了长岛政客吉姆·法利的建议，承诺竞选成功后加纳可出任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罗斯福势力的解体会导致支持国际联盟的候选人当选，在他的建议下，加纳同意了这个方案。加纳从华盛顿给他竞选团队经理人萨姆·雷本打电话，于是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罗斯福阵营中的一员。挤满看台的史密斯的支持者，听闻此事不禁暴怒。史密斯的代表们拒绝民主党一致支持罗斯福，四处撕毁罗斯福的海报。威尔·罗杰斯评论：“啊！今天他们是民主党人，他们在混乱纷争中对战，据理力争，不断分裂与言和，这就是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其他评论家说的还没有这么委婉。海伍德·布鲁恩嘲笑罗斯福是“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中见缝就钻的候选人”。H·L·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推选出了他们最软弱的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也对此表示赞同。胡佛总统第二天早上与朋友掷重力球锻炼时，也点头同意门肯的说法。有人向胡佛保证，美国人仍然保守，也有人说难以想象选民会选出一位毫无希望的跛子做领袖。那时，计划中的诽谤性造谣活动已经拉开序幕。

罗斯福乘坐福特三引擎飞机从奥尔巴尼飞抵芝加哥，因为天气原因经停了两地，9小时的颠簸飞行中，他写下了接受提名演讲稿。从来没有人这样愉快地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罗斯福认为“大萧条”就是在召唤史无前例的举措。他站到民主党代表前，放好拐杖，说他希望民主党能够打破“荒谬的传统”。他大声说：“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政，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一些代表认为，这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道治政”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的巧妙结合。然而，记者发现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借用者。“被遗忘的人”来自1883年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讲话，而斯图尔特·蔡斯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新政”。罗斯福并不太在意一个字、一个想法或一个计划的来源。他的治国之道总结在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演讲中：“除非我曲解了美国人的意图，国家需要也必须要大胆且坚持不懈地探索……总之，尝试新事物。”他已经开始招揽大学教授，搜集建议。《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称他们为“智囊团队”，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借用时将其缩写为“智囊团”。

如果对天才的定义是一个有超凡能力、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和事物的人，那么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合格的。他使约翰·甘瑟想起“万向接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配电盘，一个变压器”，其他人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借此传播。一年之内，他会因此变得充满传奇色彩。但作为一名候选人，他仍然被视为凡人——年过半百，有宽厚肩膀的人。他的长臂和那大而厚实、满是雀斑的双手，也弥补了一些双腿残疾的不便，他有稀疏的灰发、微隆的啤酒肚，深蓝色的眼珠嵌在棕色阴影中，嘴边有两条括号曲线形的皱纹。毫无疑问，在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葛·皮博迪的传统道德引导下，罗斯福被培养成一名绅士，成就了他坚强的内心。他也许是全国唯一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的人。罗斯福的自信让人震惊，有人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记忆力如有神助”。他还记得童年时代看过一次的意大利的街道和建筑物，当说起战争中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海域沉没，被鱼雷击中或是触礁时，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滔滔不绝地讲那个季节海浪高度以及礁石水下位置。他最喜欢的表演之一（他一直是一位演员）是让参观者在没有文字的美国地图草图上任意画一条线，他就能说出这条线贯穿的几个县的名称。他总是不断追求进步，他一看到撒哈拉沙漠，就会想引水灌溉。在当时停滞不前的世界上，他已经全球闻名。布鲁塞尔的《明天报》占星师发现他过度的理想主义，对快速改革有着极大的热情以及“眼光精准”，还说1941年后，他可能会遭遇意外。

罗斯福告诉国民：“必须达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才能有所成就。”这完全不是理论家想要听到的话。英国工党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冷笑道，罗斯福“企图用一颗小药丸弥补地震损失”。李普曼称他太软弱，太急于讨好，对每个人都面面俱到。欧内斯特·K·林德利报道，美国渴望的是救世主，但是罗斯福先生“看起来或听起来都不像一个救世主”。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关于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纯属“自我毁灭”。劳工组织日落西山，拒绝支持任何候选人。

美国人对于两大政党高度不满。威尔·罗杰斯总结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有可能，他们想给所有人投反对票。”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因为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竞争者“山羊腺医生”约翰·布林克利博士的加入，地位受到威胁。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地区检察官厄尔·沃伦竞选连任时，竟有6个莫名其妙的候选人与他竞争。在党内，罗斯福能否得到路易斯安那州官员休伊·朗的支持，成为让他心存疑虑的问题。这位官员总是带着枪，在罗斯福看来，他是美国两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位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在罗斯福和胡佛之间没有看到“基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叛变的迹象尤为明显。刘易斯·芒福德说：“如果我投票，就会投给共产党人。这是立志拯救文明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教授保罗·H·道格拉斯（后来成为民主党要员）宣称民主党的毁灭将是“我们政治生涯中非常好的事情之一”。9月，约翰·张伯伦写道：进步主义“要么是指诺曼·托马斯（社会党领袖），要么是指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虽然这两个人都难有作为”。托马斯的支持者包括诗人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莫里斯·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国家》杂志的编辑们。维拉德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他提到‘被遗忘的人’，但从来没有真实地、充满激情地、明白地告诉我们‘被遗忘的人’被剥夺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我们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领袖气质，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可以满足这个非常时期的需求。”

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周刊上写到“罗斯福竞选抱骑墙态度”，《时代周刊》说罗斯福“出现在竞选的浪潮中，精力充沛、善良、出身名门、彬彬有礼，但怯于改革”，都是对他最准确的描述。9月23日，候选人只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成员做了一场非常激进的演讲，后来再也没有过。当时他自己的观念还很保守，赞成金本位制、平衡预算和商业自由竞争。此外，他必须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对于民主党“左”翼分子来说，他们有一个休伊·朗，右翼就有10个像阿尔·史密斯和加纳这样的人，他说“我们应该停止谈论‘被遗忘的人’和阶级差别”，加纳传话给罗斯福，如果他再进一步推进这些“激进的思想”，他们会将我们“狠狠地踢出去”。罗斯福没有再进一步。他的演讲被指充满含糊和矛盾之处，许多段落似乎反映出粗浅的乐观主义，在匹兹堡发表的一次演讲更犯下了可怕的错误。“铁裤汉”休·S·约翰逊将军成为罗斯福智囊团中的一员，他是巴鲁克的朋友，也曾经是麦克阿瑟将军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墨西哥边境曾与乔治·巴顿共住一个帐篷。他年幼时常高呼 :“除了休·约翰逊，每个人都圆滑世故到令人生厌，只有他很好。”这仍然是约翰逊将军的做人态度，他认为其他智囊团成员都是令人讨厌的人，他跟随罗斯福乘火车到处竞选，趁智囊团其他成员离开列车时，他说服了罗斯福将要求联邦预算减少25%写进民主党竞选纲领。4年后，罗斯福还将听到这样的意见。

罗斯福的支持者对他的关税立场和电力工业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采取措施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有力地昂着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烟嘴斜指天空，他的海军大氅优雅地从厚实的肩膀上垂下。他是热情、温暖和尊严的写照。他总是面带微笑，总是称呼人们“我的朋友”。即便他的演讲没有充分阐明公共政策，仍然很吸引人。编辑们读到罗斯福的话“一个国家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资本就是其自然资源和人民”也忍不住叹息。选民被州长表现出的诚意打动。对他们来说，他传递的信息清晰而具体，比喻通俗。他关心人民，人民也能感觉到。竞选对于他和人民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罗斯福向西穿过平原，他第一次意识到国家的经济情况已变得多么让人绝望。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看着成千上万美国人的面孔……他们脸上都浮现出走失的孩子般惊恐的神色。”

同时，回到白宫的胡佛已经重整旗鼓，罗斯福的演讲并没有对其产生影响。《文学文摘》对罗斯福胜利的预测可能会对投票产生影响，所以人们对总统选举下注，罗斯福对胡佛的比率是7∶1。然而，真正的冲击来自缅因州。缅因州9月还在投票，统计选票时发现，该州选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这是共和党自内战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挫败。1928年胡佛参加总统大选，在40个州的选举中获胜，他却一脸茫然。他告诉秘书，这意味着“我们要力拼到底”。此前他曾表示，4个月的竞选活动后，罗斯福会失去商界对他的信心，他认为这可能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决定选举结果。像福特汽车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已通知其员工“为了防止时局进一步恶化，也为了使之变得更好，胡佛总统必须当选”。但很显然，员工没有听从老板的指示。此外，还曾有一些来自共和党的“逃兵”，最著名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

所以胡佛穿上他的高脚鞋和赛璐珞领，走到了他的人民之中。他很幸运，还能活着回来。他特意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向他的内阁成员透露说，国民对他怀有“仇恨”，唯一获胜的办法是引发人们“对罗斯福接下来的行为的恐惧”。在德梅因市，他谈到关税：“如果关税取消，成百上千条城镇街道都会成为荒芜的草地，大片农田会长满杂草。”听众们却嘲笑胡佛还推着“胡佛车”，上面写有标语“无论胡佛说什么，我们都会做到，这不是信口开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胡佛告诉听众，罗斯福说的都是“废话、错话、空话、假话、污蔑的话、愚蠢的话和诽谤”，听众们嘘声一片。在克利夫兰，他承诺没有一位“有功劳的”市民会饿死，却遭到了人们的一阵嘲骂。在圣保罗，提及补偿金远征军的暴动时，他说“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有一个地处华盛顿的政府，知道如何处治暴徒”，人群回以巨大的咒骂声。底特律是最糟糕的，全市有25万人需要救助。在车站，迎接胡佛的是嘘声和骂声。骑警挥舞着警棍，驱散人群，他的豪车所过之处，数万群众挥舞着拳头高喊“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残杀退伍军人的凶手，弄垮银行家的罪魁祸首，枪杀老兵的子弹”。后来一个特工告诉记者：“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我一直跟随历任总统四处巡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人对总统发出这样的嘘声，也没有见过有人冲到街上对总统嗤之以鼻。这可不光彩。”警察局局长看着胡佛倒霉透顶的样子，胡佛当时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现在，当他乘坐的列车开过这片凄惨的土地时，人们愤怒地朝他扔鸡蛋和西红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只好打电话给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说他的喉咙不舒服，而且“真的很难再说些什么”。他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他自己的银行要破产了。最后，他同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讲话。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的名号一打出，花园定会人山人海。然而，上座率不到1/3，引座员不得不跑到外面乞求路人听一听这位唯一在世的前总统的演说。广场上，共和党的忠实信徒们给了他长达两分钟的掌声以示欢迎，他指了指手表，示意停止，意在说明欢呼声已经浪费了价值340美元的时间。“这就是卡尔文啊！”有人喊道。但他不是曾经的卡尔文，观众也不是原来的观众。他说：“共和党相信振兴工商业带来的收益会为普通人的生活造福。”他顿了顿，等待观众的掌声，却只有一片寂静。他又说了一句“当我在华盛顿时”——观众们哄堂大笑。他百思不得其解地摇了摇头，以前从来没有人嘲笑过柯立芝讲话。他断断续续地念完稿子，回到家宣布自己已“精疲力竭”，15个星期之后就去世了。

现在，执政党是真的快绝望了。农业部长诬蔑罗斯福为“花样百出的骗子”，海军部长预测：“如果罗斯福当选，1亿美国人的家庭和生活可能遭遇危险。”胡佛哭喊着：“我的同胞们！决定国家百年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忠实于美国传统，还是乱搞新花样。”他耷拉着肩膀，眼角的鱼尾纹又深了，嘴边的纹路更明显了。在胡佛最后一次通过广播向选民发出的呼吁中，他提出预警“要小心各式各样假惺惺的承诺”。威廉·艾伦·怀特指出，他的声音是“多么疲惫”，他的话已经变得“多么空洞，只是悲伤的幻灭”。

胡佛与州长罗斯福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罗斯福说：“可能你们不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条最坚实的纽带，才有助于摆脱萧条。”他是坦荡自信的，从来没有一个参加总统大选的人可以像他一样信心十足。大选之夜，设在比尔特莫酒店的民主党纽约总部里，他的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章在他深蓝色的背心上闪闪发光。他接到不断传来的好消息，直到次日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已经攻下48个州中的42个，除了康涅狄格州、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得了472张选举人票。《时代周刊》讽刺胡佛这位“遭拒的总统”只得到59张选票。自林肯以212∶12击败麦克莱伦之后，这是两党总统竞选中以最大优势取得的胜利，不过有人指出，诺曼·托马斯的民众选举得票已从267 240票跃升至728 860票。为了庆祝胜利，麦克亨利·豪打开了一瓶珍藏了20年的雪利酒。那天晚上，三个出生在布鲁克林的贝思–艾尔医院的新生儿，分别取名为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鲁姆、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斯坦和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结束竞选回到位于东65街49号的宅子里，母亲拥抱着他幸福地说：“这是我生命中最棒的时刻。”然而罗斯福似乎已经失去竞选时的信心。楼上，他25岁的儿子把他扶到床上，靠在床边亲吻道晚安。罗斯福抬头说：“你知道吗吉米，我的一生中一直只害怕火，今晚我好像开始担心别的东西了。”儿子问：“担心什么，爸爸？”罗斯福回答：“我担心我可能当不好总统。”

第二天早晨，罗斯福倚在床头，看着报纸上全国的社论评论，备受鼓舞。甚至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他的“性格和主张让人民满意，他美好的愿望和信念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特质本来就在那里，并不是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他没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别人隐藏的动机，就无法赢得竞选，那天早晨他正需要这样的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给予回复。起初，他在背面写他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你合作”，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把它删去。随后，他潦草地写道，他“准备在各方面进一步努力，共同建设祖国”。直到1932年3月4日，新一任总统才宣誓就职。面对即将到来的4个月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他有一种预感，胡佛会竭力将他套在上届政府那些名誉扫地的政策上。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

12月5日，“跛脚鸭”第72届国会成员回到了国会山，成员们对华盛顿的印象还停留在远征军的暴动吓得很多失业家庭惊魂未定地离开了华盛顿，但此时换成他们大惊失色了。2 500多人在国会山的台阶上迎接他们，呼吁：“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新警察局长下令不许如此纵容这些搞破坏的人，命手下毫不松懈地监视他们。手拿催泪弹和防暴枪的警察将他们赶出了国会山，然后将其围捕，沿新泽西大道赶到梅格斯营地——位于纽约大道的暂时驻扎营地。局长告诉记者，他已经把这些示威者关到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嘲笑他们，不给他们水、食物、医疗照顾，甚至剥夺了他们上厕所的权利。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向他的选民报告说，他看到警察故意激怒那些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之后，他们才被释放。离开时，他们唱起了刚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尤其是在第72届国会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饥民游行的声音从东海岸传到西海岸。在纽约联合广场，35 000人挤在一起聆听共和党人的演说。在俄克拉何马、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人群闯进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抢夺货架上的商品。大多数人的内心仍然有无法消除的绝望（那年冬天自杀率增加了两倍），但越来越多的暴动爆发。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4 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另有5 000人占领了西雅图10层楼高的市政大厦，5 000名芝加哥教师忍无可忍，冲进了城市里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旋律。42岁的激进主义者路易斯·布登兹带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在哥伦布市议会大厦前游行，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

制度、权威和私有财产的观念（这是不言而喻的原则，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将其称为“将社会团结到一起的黏合剂”）显示出了瓦解的迹象。拒绝缴税和对公司私有煤层的违法开采都是不祥的征兆。未经主人同意就开垦空地种菜。底特律停发救济金后，爆发了分散且毫无目的的暴乱。有些地区的居民全都搬走了。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宣布破产，没有钱支付给环卫部门，整个街道都是废弃物品和生活垃圾。饥民叫嚣着要采取暴力行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市长看着2 000名无业游民在市政大厅周围游荡，写道：“一个诱因就可能使他们变成暴徒。”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发出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警告”。听说伊利诺伊州不愿意拨款救济全市60万失业者，芝加哥市市长安东·瑟马克告诉州议会：“关闭救助站之前请先派军队驻守。”

富人们心急火燎。招聘部门的员工变得粗暴，银行柜员异常紧张，官员们一点儿小事就找警察，警察动不动就抽出警棍。亨利·福特一直是和平主义者，现在他也随身携带枪支。在弗吉尼亚里士满，感恩节过后的几天，来自当地失业委员会的代表团前来拜访市长J·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告诉警察局长：“抓住这些人的脖子和裤子，给我扔出去。”在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警卫开枪打死了4名矿工。纽约下令禁止苹果小贩在人行道上摆摊，入住瑰西园（纽约市市长官邸）的约翰·P·奥布莱恩向人民承诺“你们的新市长一定会保持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允许远征军踏进纽约市界内一步”。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闯入了纽约联合广场的集会，《纽约时报》报道“妇女的惊呼惨叫和男人们血肉模糊的头和脸”。俄克拉何马城警方用催泪弹破坏集会，驱散了人群。西雅图警方用消防水龙将他们从西雅图市政大厦逐出。芝加哥执法人员用警棍驱赶申请补发工资的教师，其中两名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第三个警察劈头打过去，打烂了她的脸。

劳联发言人在参议院委员会前做证：“我们许多工业城市发生暴动，大部分参与者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他们想要的只是面包。”然而，对于有产阶级来说，两者并无区别。正如罗伯特·舍伍德写道：未来的路似乎被“不明的怀疑”蒙上了阴影，“忽闪的凶光刺破安宁，照亮的只是令人恐惧的情形”。既然政府无法维持秩序，那么人们只能力求自保。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铁路和电话线被切断、周边公路受阻的情况，许多城市的商人们自发组织起自卫委员会。很多人储存蜡烛和罐头食品，有个好莱坞导演随身带着一套旧衣服，这样他可以一有情况就“混进人群中”。纽约的酒店发现，通常一入冬就来租套房过冬的有钱客人，现在都躲在他们乡下的别墅里，有些人甚至在屋顶上安装了机枪。

他们不是过度紧张、胡思乱想。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罗斯福真的是另一个胡佛，美国将紧随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步伐，面临政府被“大萧条”难民推翻的境况。查尔斯·M·施瓦布是认为改革指日可待的富豪之一，这位哈佛商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接受审判，而这次审判的结果可能决定整个西方文明的未来。”有关暴动迫切性的文章出现在《耶鲁评论》、《哈泼斯》、《斯克里布纳》、《美国信使》和《大西洋月刊》上。诺曼·托马斯后来说，“从总统竞选到新总统就职”的这段时间，“之前从来没有，或者说从那时候才开始听说这么多对民主政体和美国体制的批评”。

关于美国应采取哪种形式的政体的问题，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偏向“左”派，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前进道路的中间段。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蔑地将社会主义比喻为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包括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欧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蒂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费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和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那儿把共产主义拿过来”，并随后补充道，苏联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威廉·艾伦·怀特称苏联为“星球上最有趣的地方”。连每月一读俱乐部都选择《新苏联初级读本》与读者分享，其中有美国混乱与苏联井然有序构成的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苏联的流氓……都有极好的点子……只需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工作，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埃尔默·戴维斯说，追求利润已经失效。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写道：“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中问道：“为什么苏联人可以获得重塑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部门里不止一个人受到“左”派思想的诱惑。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G·比尔伯坦言，“我已经快被共产主义染红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直率，他命令一位华盛顿官员“回去告诉他们，奥尔森正在进行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的新兵招募，他不接纳任何非共产主义人士”。为了让大家都清楚明白，他说得很明确，又补充道：“明尼苏达州处于‘左’翼状态。”

但更大的危险在于政治频谱上的右派。知识分子缺乏权力，比尔伯和奥尔森都是政治怪人。有钱又有影响力的人以及战争部长赫尔利都是右派。早在1931年政府就抵制裁军，因为裁军会“削弱我们维护国内和平与秩序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声称“现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及时和有效地解除经济危机”。“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衫党”已在亚特兰大成立，虽然它的名声并不好。（当被问到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出现在美国时，休伊·朗回答说：“当然会，但在这里，它会被称为反法西斯主义。”）黑衫党之后，又有了银衫党、白衫党、褐衫党和美国民族主义党等。如果新总统无能，那么某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准备采取行动。史沫特莱·D·巴特勒将军做证说，纽约某债券推销员曾试图支付给他1.8万美元现金，劝他加入右派。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告诉他的学生，极权主义政权培养的人“在才智、坚强和勇气等方面都远胜于选举制度培养的”。如果有人可以代表美国的统治阶层，那一定是巴特勒博士，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仅拥有34个荣誉学位，还连续担任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

还有谁愿意为了培养出在才智、性格和男子气概上都更胜一筹的人，牺牲立宪政府呢？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鼓动巴特勒将军的债券推销员，很少有人如此公开地极力支持极权主义，但很多人支持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宣布：“即使接受一个国家独裁者的铁腕治理，也比使国家瘫痪中风好得多。”1932年，纽约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给现行制度独裁权，那么人们就会改变制度。”1933年2月，他写信给罗斯福，他和共和党成员们已经准备好“赋予你一切需要的权力”。阿尔·史密斯认为应该将宪法束之高阁，直到危机结束。《名利场》杂志的副主编们，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后来的卢斯夫人）要求：“让独裁者掌权！”沃尔特·李普曼想削减国会权力，赋予总统一切权力。他说：“危险不是我们将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将无法快速和全面地行动。”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这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独裁者，那么就是现在。”

在《纽约客》的一幅漫画上，格林尼治村舞会上，一个女孩告诉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哦，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我们的小团体只需要控制住发电站和广播电台。”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在于城市可能发生暴动。战争部长赫尔利正在城市区域附近集结军队，但反抗总有办法战胜权威，总是在让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暴动。农民一直被认为是最保守的美国人，但就是在共和党的艾奥瓦州（胡佛的家乡），皮肤黝黑的当地农民首先拿起了干草叉和猎枪冲向前线。他们终于拿起武器与剥削他们的体制斗争，经销商以两美分从他们手里买来的1夸脱 牛奶，在苏城可以卖到8美分。

在艾奥瓦州，在农民联盟的前主席、64岁的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封锁了所有通往苏城的10条公路，把削尖的电线杆和圆木材横在马路上。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可以通过，其他卡车开不过去，牛奶桶里的牛奶只得倒入水沟，或者带到城镇上免费分发。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提前一小时就向农民报信：国民警卫队要来了。警员们被迫解除武装，把手枪和徽章扔进玉米田。20号公路因而被称为“邦克山 20号公路”。看着《哈泼斯》杂志编辑玛丽·希顿·沃思，一位戴着一顶10美分草帽的老人慢悠悠地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违法的，我说‘在我看来，波士顿人把茶倒进海里也不是合法的’。”

运动蔓延，致使德梅因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都被封锁。在威斯康星州，陷入困境的农民每天闯入乳品厂三次，把3.4万磅牛奶掀翻在地，再把汽油倒进牛奶桶。国会小组委员会听取了来自俄克拉何马城的奥斯卡·阿梅林杰的描述，是他与一位保守的农场主的谈话。农场主说：“我们也要开始像苏联一样革命。”阿梅林杰问他打算怎么做，该男子回答：“我们将有400挺机枪……众多大炮、拖拉机、弹药、步枪和其他装备，这就差不多了……如果国家有足够多像我们这样有勇气的人，我们就能向东进军，切断东西部。我们已经有粮仓、牲畜和粮食，而东部除了有我们土地的债权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告诉他们，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敢。”阿梅林杰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我已经从很多以前思想保守的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和此次谈话内容一样的想法。”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瑞威尔 只唤醒了康科德的人，这些家伙却唤醒了美国。”艾奥瓦州人在20号公路上高唱：

让我们过个农民的假期吧，

假期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着小麦、火腿和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吧。

在苏城城东48英里处的切诺基小镇附近，米洛·雷诺的追随者阵营遭遇了一次神秘的猎枪袭击，不久之后苏城围困解除。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跟随他撤出。但雷诺说：“你们阻止不了这场运动，就像你们阻止不了1776年的革命一样。”无论是暴力行动还是起义，农民们都一直坚持着美国传统，他们也就一直免受惩罚。在康瑟尔布拉夫斯市，60人被逮捕，但是当1 000名农民围攻监狱时，他们被匆匆释放。农民们尝到了直接行动带来的甜头，于是决定想方设法要回那些丧失了赎回权的土地。

在堪萨斯州的郊区，村里的警察发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律师，他刚刚才宣布取消了500英亩农场的赎回权。在内布拉斯加州夏延县，20万农民债务缠身，他们的领导者宣布：如果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帮助，他们会聚集起来，毫不留情地将州议会大厦夷为平地。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天，艾奥瓦州四处都是因取消止赎权而起的骚乱，波及范围之广，包括风暴湖、普里姆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发生在勒马斯的事件尤其恐怖。黑衫党闯入法官查尔·C·布拉德利的审判室，将他从高座上拖下来，蒙上他的眼睛，并开车把他丢到了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这伙暴徒的领头人要求：“你赶紧发誓，你不会再签署取消农场赎回权的命令？”法官说我绝不答应。暴徒一遍又一遍地要挟他，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他被掴倒在地，被拳打脚踢。他的脖子被绳子勒起来，另一头被绑在路标上，油腻的轮毂帽挂在他的头上。“他的王冠！”其中一个人喊道。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尽管他被折磨和殴打，却并没有起诉他们。

取消赎回权的文件一签署，数百名农民就会出现在拍卖会上，大喊：“不准卖！”有意投标者会被吓回去，这时被扣押土地的农民的邻居就出面花几美元买下土地，再以原价卖回给原来的主人。有一次，县警长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了5美分，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5美分，三头猪5美分，两头牛犊4美分，依此类推，直到所有财产全部才卖了1.18美元。土地终于被转手回到了主人手中，官方地契证明他有99年的所有权。代表美国东部各州保险公司的律师常常被绑架，受到绞刑威胁，直到保险公司让步，并同意暂停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联盟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你们会马上看到最大、最好的革命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美国农场事务联合会会长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补充道：“除非对美国农民采取行动，否则12个月内，农村将爆发革命。”

在那个多事之冬，心思细腻的男孩们逐渐懂事，他们会成为美国下一代领导人。虽然他们对待周围世界有着不同的反应，但没有人会忘记“大萧条”。美国历史在他们的一生中将意味着一连串的危机，但对他们来说，这第一次危机对他们的成长影响最大。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些名字：1932年，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海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杨和约翰·格里恩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达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葛培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小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娄、沃尔特·海勒和白修德17岁，威廉·威斯特摩兰、田纳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18岁，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已在惠蒂尔学院读大三，主修历史，经营着家里的新鲜蔬菜摊。每天早晨天亮前，他开车到洛杉矶公共市场与菜农砍价，进货。尼克松家里并未受苦，所以尼克松是无怨言的8 000万美国人（“大萧条”时期有8 000万人既不挨饿又不靠救济）之一。然而，他受到的教育将他与这些人区分开，在18~22岁的孩子中，只有不到1/8的人上过大学、1/2的人上过中学。对于很多人来说，正规的教育仍局限于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这样的小学全国有143 391所。

如果回到1932年，典型的中产阶级大多住在城市里，郊区住宅区已开始形成，但只有18%的人生活在那里。男人可以和家人们舒适地生活，每天步行去上班，工作地点就在附近。如果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人回到那时，会首先注意到明显的差异：黄色的停车标识、绿色的邮箱、厚重的牛奶瓶，以及破旧的房屋。1929年以来，这些房屋几乎没有重新粉刷过，还没有完工的房屋也被遗忘在那里。例如，在底特律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高的大楼已停工，大梁裸露着竖立了34年。

20世纪70年代的电器、小工具和物质享受还十分罕见。那时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调、自动洗碗机、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保湿窗、尼龙袜、速干衣、冷冻食品、自动咖啡机、无线电动剃须刀、过滤嘴卷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地板、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录音笔、复印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高保真立体音响、透明胶带、家用冰箱、录音机、彩色或宝丽莱胶卷、玻璃纤维钓鱼竿、垃圾处理器、收录机、扫雪机、电动手术刀、家用电吹风、电动开罐器和店铺背景音乐，虽然吉尔伯特·塞尔兹当时在《哈泼斯》杂志上预测，很快“我们可能就会有价格相对低廉又简便的机器，这些现在正在完善。我们将会在家里的收音机旁边摆上一个屏幕，上面有中心广播电台发送的影像”。那时没有彩电，甚至黑白电视也没有。无论如何，在没有这些电器的情况下，中产阶级还是从“大萧条”中幸存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的整整10年）。这是一群多么伟大的拓荒者啊！

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是用手工加煤的火炉取暖，每天必须清理两次。整个冬天，全国需要近4亿吨煤。送煤的人是全身黑黢黢的男子，他们把车停到地窖的窗口，将车里的煤倒在炉子旁边的箱槽里。当时的“冰箱”并不是电冰箱，而是一个装冰的箱子。主妇想要多少磅，在厨房窗口放上数字卡片100、75、50或25，卖冰人一看便知，就会送冰到家。只有富有的丈夫才买得起可以同时双面烤面包的烤面包机给妻子。（“我们的万能烤面包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当年的商品目录里记载。）因为在大多数家庭，烤面包都是用煤气炉或以煤炭、木材为燃料的灶。炉子也可以用来加热烙铁，熨烫从洗衣房取回的皱巴巴的衣服，在没有热水器的家里，可以用炉子烧一大桶水拿去洗澡。

留声机是通过手动上发条，它们可能被称为Victrolas或者Gramo phones（均为留声机品牌名），但从来没有人叫它电唱机。家庭主妇戴上防尘帽，开始了她大量烦琐的清洁工作，而且她唯一可以用的电器就是地毯清扫机。1932年12月，亚拉巴马电力公司供电的所有住户，共拥有185个吸尘器。大多数农场都依靠煤油灯照明，全国只有1/10的农场能用上电（在密西西比州这个比例是1/100），90%的农村家庭没有浴缸和淋浴设备，75%没有自来水，50%需要从水井或小溪里挑水，洗衣服和给孩子洗澡都要在外面。（这一问题上，许多城镇家庭主妇也只有一个搓衣板洗全家人的衣服，通常都是星期一晾出去。）夏天昆虫多，总是一大困扰。那时没有杀虫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唯一的防虫措施就是喷枪（“快，亨利，快拿Flit喷枪来！”）和捕蝇纸。如果一位母亲想喂孩子喝橘子汁，只能自己动手做。母亲买回新奇士橙，在铝制榨汁盘上一个接一个费力地挤压。

一个女孩学会如何用发卡之前（大约在同样的年纪，男孩会穿上第一条长裤），她的母亲会跟她解释，（有教养的）女士和女人之间的差异。成为女士有一定的好处，因为男子会为她开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会有人站起身给她们让座；当她进入电梯时，男人们会脱帽以示敬意；肉店老板会按她的要求给她切肉；杂货商会按照电话里的要求送货上门；当她有了孩子以后，按惯例要在床上休养10天（总费用为25美元，包括医生的费用）。另外，她也应该遵从她的丈夫，因为在婚礼上，她曾发誓“会爱他，以他为荣，服从他”。她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应该合乎规矩。中产阶级的女士既不能在大街上抽烟，也不能顶着满头烫卷发的夹子就见客。她手包里装着化妆品的小圆盒称为粉盒，也只能在私人房间或女卫生间才能拿出来用。她绝不能骂人或说脏话。（有时她想知道，女同性恋是什么意思，但她可以问谁呢？）广告创意人想尽办法徒增女人们的烦恼，让她们产生各种担忧：口臭、狐臭、内衣臭、大屁股、粗毛孔、牙龈出血、烟臭、结肠问题、乳房下垂和脚癣。她的裙子最短只能到小腿肚。（任何裙子没有遮住膝盖的女人会被假定为妓女。）女士不会不戴帽子就出去，而她的丈夫也不能不戴折边毡帽出门，她可能会在她的韦思脱大医生牌牙刷上面抹上邦纳牌牙膏（绽放美丽笑容），涂上丹琪牌口红，但指甲油和染发剂不太可靠。理发师不知道如何使用染发剂，这样的事情优雅的女士甚至不会提及。一个纽约大学化学专业的聪明年轻人，上门推销他自制的“伊卡璐”染发剂，他发现要想把染发剂卖出去，只能说头发“上色”而不是“染发”。

作为一个母亲，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还有照顾病人的责任。疾病的治疗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即使是看牙医，也意味着要遭受一个小时的痛苦。普鲁卡因（奴佛卡因的初级形式）作为一种最原始的麻醉药被广泛使用，但它必须当场调制并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许多病人仍不得不使用大圆头锉钻孔，因为当时快速钻孔器还没有面世，看一次牙医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在许多医院，麻醉师只能用氯仿麻醉，乙醚会很快见效，尽管也没看出有多少改进。那时没有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95%的脑膜炎患者会死亡，肺炎也常要人命。即使是病毒感染（后来称为“流行性感冒”），也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虽然看病的花销并不大，但实际上没有人有医疗保险（直到1933年，美国医学会才批准了蓝十字医疗保险）。因此，大多数患者都选择待在家由母亲照顾，她几乎不会借助药物。处方药仅限于少数的巴比妥类，尤其是苯巴比妥。因此，医药界的噩梦发生在1932~1934年，当时有3 512家制药公司倒闭，留下超过5 900万美元的债务。

过去做母亲比现在困难得多，但母亲所能起的作用却比现在大家长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青少年亚文化群并不存在。正如《韦氏大词典》所定义的“青少年”：“用于做栅栏、树篱的灌木”。年轻人被称为青少年，青少年都忠于自己的家庭。由于还没有出现现在这种普遍的青少年团伙，所以孩子很少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之间产生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与同龄人讨论自己与父母间的冲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会在星期日下午开车出去兜风，孩子们会放弃棒球或跳房子游戏，跳上汽车后座，与家人出行。因为“大萧条”的到来，家庭活动反而有所增加。根据匹兹堡针对百余名白领和专业人员家庭的研究发现，多数家庭增加了家庭娱乐活动，例如乒乓球、拼图、跳棋、室内游戏、桥牌，特别是大多数人会听收音机。

收音机往往是客厅里最显眼的物件。无论阿特沃特·肯特、飞歌、银欣，还是根德，都很可能是现在已经过时的大急流风格。广播电台的节目安排会考虑到家庭成员的生活时间，所以白天会播放母亲听的连续剧，晚上播放新闻、喜剧和综艺节目。在这之间空余的时间就播少儿节目。

当地报纸列出的部分节目单如下：

5∶15	福克斯WTIC广播电台	1040	汤姆·米克斯
	WEAF纽约广播电台	660	故事制作人
5∶30	福克斯WTIC广播电台	1040	杰克·阿姆斯特朗
	西屋电子WJe电视台	760	歌女
5∶45	西屋电子WJe电视台	760	小孤儿安妮
6∶00	纽约Wor电视台	710	唐叔叔

1932~1933年冬，中产阶级男孩的着装几乎都是如此：羊皮内衬棕褐色的布外套、针织的帽子、灯芯绒短裤以及高帮系带靴，靴子的一侧还带有小口袋，其中一只用来放弹簧刀（夏季男孩会穿短裤和Keds牌凉鞋）。如果幸运，男孩还会拥有一辆ranger牌二八自行车，自带过山车刹车和防漏的垫式轮胎。不用车时，可以花1.5美元买一个防滑型卸扣挂锁，就能全部锁住。在那个时代，男孩的金钱和购买意识非常强。5美分可以买一块三种口味的冰激凌蛋糕、一个霍顿牌冰激凌、一块冰糖、一个面包、一杯咖啡、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或《矿工》报或《自由》报，打一通本地电话。如果是1美分，可以买到一块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个纸垫、一个玻璃弹珠或你最好朋友的想法。

如果你有零用钱（或是节假日补贴），或帮人铲雪、修剪草坪（一次25美分）挣到了一些钱，最快的花钱方式就是跑到街口拐角处的杂货店，买一瓶可乐坐在大理石桌旁悠闲地喝。不同的是，在俄亥俄州扬斯敦，一位自称“快乐自在的人”开着白色卡车缓缓地穿过郊区，摇铃叫卖，孩子们喜欢在那儿买冰棍。一个男孩如果凑到50美分，就可以买到最新一期《汤姆·斯威夫特》。正如戴维·里斯曼指出，男孩喜欢的故事英雄一定是“雄心勃勃、有目标、读者认同他们并试图效仿他们的人……他们赢得胜利的品质往往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例如，要足够勇敢”。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中最广泛阅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的《我们》。

孩子内心的志向（或保罗·艾尔默摩尔称它为“内在审视”），让他们产生实现目标的渴望，尽管“大萧条”遏制了他们很多无法企及的理想。1931年，《文学文摘》杂志进行了儿童理想职业的调查： 8岁男孩长大后想成为牛仔、飞行员或军官，女孩想成为电影明星；18岁的男孩希望成为律师、电气工程师或建筑师，女孩则希望成为速记员或秘书。青春期是一段发人深省的经历，让人成长，但是它不会带来太大的乐趣。“童年是如此短暂，而生命的长河又那么长。”多萝西·迪克斯解释，“最好的情况下，母亲可以让孩子多过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之后他们也必然要面对现实。如果母亲没有培养孩子们坚强的品格，反而任由他们懦弱，无法应对艰难，那他们将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学到的第一课是个人形象的重要性（这将是他未来找工作时的一笔财富）。“坐直！”有人告诉他，“给，15美分，快去理发。”尽管孩子可能更喜欢Flexible Flyer牌雪橇或一个Simplex牌打字机，他第一次得到的礼物却是一套价值8.95美元的蓝色毛哔叽套装，包括大衣、背心、灯笼裤和一双黑色的2.98美元的黄金债券牌皮鞋。每逢星期日和新学期第一天，孩子们都得这样穿，因为每一个母亲都像军士长带着白手套检阅他的士兵一样打量她的儿子（不知为何，孩子总是会忘了带白手帕）。母亲想让孩子给新教师留下一个好印象，但孩子从不会关心这个。

孩子会带着杰作牌写字本去上学，封面上印着一幅模糊的油画。他们费力地使用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字体抄写作业。教室里的座位经常按学生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学校至少有一个房间的墙壁要用庞贝古城遗址或恺撒半身像装饰，里斯曼指出，版画和雕塑“意味着学校的装饰与孩子的心理需要无关”。课本中的课文在今天看来倒有趣了。少年时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书上读到过：

法属中南半岛无论是气候还是人的性格都类似于暹罗。其森林覆盖的山丘上满是珍贵的柚木和硬木，山谷里是大片的大米和小米的种植田。这里盛产丝绸、棉花、茶叶和香料等产品，煤炭资源丰富。

公民教科书这样解释：

学不会顺从的孩子，一生都会吃亏。如果在家不服从，即使他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也不可能遵守国家的法律。了解我国政体的男女很快就会发现，服从政府的必要性和在君主制国家一样。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被广泛使用的《美国历史》（于1930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这样一段话：

奴隶，虽然他身处一个奴隶制国家，但黑人的种植园生活总是很幸福的。他喜欢和别人共处，喜欢唱歌、舞蹈、讲笑话、捧腹大笑，他很喜欢鲜艳的色彩，骄傲地戴上红色或黄色的头巾。他想得到称赞，他对仁慈的主人或工头忠心耿耿。他从不着急，总是想把事情留到第二天。大多数种植园主明白，要得到最好的回报，靠的不是鞭子，而是重视、善待、奖励奴隶，赢得他们的一片忠心。

脱离实际的事远不只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好多年，连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也如此），被禁止提及苏联。在地图上，苏联所在的区域是空白的，像非洲大片的“未探明地区”。每天上学，学生们都是以宣誓效忠祖国和基督教祈祷开始的，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们也被要求参加。1932年，很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似乎他是一个假正经。当年10月，《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横挑鼻子竖挑眼，抨击厄尔·卡罗尔的电影《虚度此生》内容有伤风化。与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卡罗尔也在挑战卢斯的忍耐力：“卡罗尔先生的表演一直在触碰幽默的底线。丑角米尔顿·伯利将歇斯底里的粗俗发挥到了极致，有的观众看得脸红，有的哄堂大笑，喜剧演员伯利继续模仿一个不男不女的人，讽刺舞女的屁股，用扬声器喊出下流至极的话。他似乎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最让伯利兴奋，也最让《时代周刊》愤怒的是，一些合唱团女郎的胸罩清晰可见。

那一年，梅·韦斯特和乔治·拉夫特在《夜夜夜夜》中亮相，那时美国中产阶级稍有了喘息的机会，一个朋友叫道：“我的上帝，多么美丽的钻石。”梅回答说：“亲爱的，上帝跟它毫无关系。”掌权者，包括威尔·H·海斯 有时都忽视了这类低俗。在巴斯比·伯克利创作的第一部音乐剧《第42大街》中，一个合唱团的女孩说：“恐怕我得走了。”第二个人说：“第一个门在你的左边。”第一个人又说：“在我的长筒袜里。”但这种出格的淫荡一般很难逃过审查。对于青少年，性是所有事情中最忌讳的。但就像关于妖魔鬼怪的传说和玩忽职守的官员一样，每年1月1日，他们信誓旦旦痛改前非，定会在一星期之内故态复萌。对性知识报道的处理，实际上是使无尽的罪恶感得到解脱。每一个成长中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导致脑损伤，最终导致“头发长在双手上”。

女孩子们都很担心谁在学校背负“骚货”或者“下贱”的名声。青春期的世界主要以男子为中心，这样就导致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女孩很少被邀请去骑自行车、交换钢弹珠或泡泡糖卡片、讨论克利夫兰全国航空比赛、玩掷刀、登山或夺旗，抓逃学等游戏（除非她们是姐妹或假小子）。男孩和女孩可能紧张地交谈，内容都是关于伊帕纳民间歌唱团、科里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和a ＆ P吉普赛人广播音乐节目的好坏。7月4日，当男孩们放爆竹、往人行道上扔摔炮、用爆竹把锡铁罐炸上天以庆祝独立日周年时，女孩们只会在一旁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因为每年脊髓灰质炎引发的恐惧，经济条件尚可的中产阶级父母（每星期8美元的花费不算高）至少会在夏天将孩子送出去一段时间。小儿麻痹疫情来袭时，人们待在家里，不去电影院，不参加集会，有的人甚至不戴纱布口罩就不敢出门。因此，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童子军或YMCA（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开始喜欢金银花的香味和围绕篝火横冲直撞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明白了蝈蝈儿在8月叫，意味着之后的6个星期会有霜冻。

有时，全家人会带着行李，开着崭新的雪佛兰汽车（底特律离岸价445美元）出游。旅行是一种冒险，路上确实要面对真实的危险。安装在敞篷车或轿车背面的备用轮胎通常能派上用场，那个时代爆胎就是真正的爆炸。汽车没有那么舒服，汽车旅馆的伙食质量也不可靠，很难安心地休息一整夜，房间也很紧俏。据美国汽车协会报道，旅行者平均花一星期到达目的地，再花一星期返回。听上去似乎游览了很多地方，其实在路上的那些天可能平均每天只行驶了234英里。通过1号公路可以恰好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中心，还要去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大桥仍在建设中）上坐渡轮。在缅因州，“大萧条”的冬天使得道路中间高，两旁土松，稍开快些，就容易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开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只能走30号公路（林肯高速公路）到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前行。两者都是双车道道路，部分是未铺砌好的泥路，而66号公路穿越了落基山脉，急转弯处极陡。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原始生活，那必须补充一下，卡罗琳·伯德指出，那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也很令人满意。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那也得有钱，但不用很多。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甚至更少，就可以享受今天意想不到的舒适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更加宁静，没有轰鸣声、高冲力碎石机声、高压凿岩机声、链锯声、高保真音响设备声、录音机声或125分贝摇滚乐团的声音，甚至几乎没有铆钉机。他们的生活私人空间很大，联邦调查局只有不到300万人的指纹，包括社会保险安全码、邮政编码、长途直拨号和信用卡记录储存银行在内的数字社区都还未发明出来。那时上大学相对容易，1932年只有35 000人申请入学。如果乘坐飞机，乘客享受到的都是一流的服务，因为航班很少。由于劳动力过剩，航空公司可能要求持有护士执照的空姐服务再周到些。

你无须预订酒店、高级餐厅、美容美发店和医院。没有人担心污染，看不到工厂的烟囱冒出浓烟。教师、理发师、裁缝，甚至医生，都会上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来上班，他们不会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消失，不会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会抵触加班。塞缪尔·英萨尔会认为“效率的最佳保证就是工厂门口应聘的人排成长龙”，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得更含蓄：经济越倒退，服务越得以改善。

从20世纪70年代起，除了生活设施的便利，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外交事务。正如绝大多数美国人关心的那样，美国不仅不为外国危机担忧，也没有任何外交事务。日本侵略中国的粗暴行径，谁有时间去关注呢？同样，德国总统选举中，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美国人对这两个人都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斯亲王与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有染，当时两人已经在王宫里出双入对，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她已经有丈夫了。西贡（今胡志明市）很偏僻，所以好莱坞用它作为《红尘》的背景拍摄地，这是由克拉克·盖博主演的逃避现实的电影。中东部比中西部更安静，如《时代周刊》4月4日的报道，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少数民族（16.9%），没有政治权力，只是10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治理该地时，授予犹太代办处咨询权罢了”。

这才是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年，后来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标志性的人物还没有多大名气。温斯顿·丘吉尔见诸报端，作为《面对这些风暴》的作者出现（1932年的其他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阿道司·赫胥黎、约翰·多斯·帕索斯、罗宾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萧伯纳、吉卜林、乔治·M·科汉和约翰·高尔斯华绥属于较早的时代，这些人的生日是公众关注的。在娱乐圈尤其如此，前5名的票房明星是玛丽·杜丝勒、珍妮·盖诺、琼·克劳馥、查尔斯·法雷尔和葛丽泰·嘉宝。艾琳·邓恩刚刚完成了她的电影处女作，克劳黛·考尔白（与莫里斯·切瓦力亚合作）也刚初出茅庐。金格尔·罗杰斯只是一个在巴斯比·伯克利合唱团的踢踏舞者。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再过一年才进入好莱坞。4岁的秀兰·邓波儿出现在国家标准的屏幕（18英尺高，24英尺宽）上，出演一系列名为“宝贝秀”的系列短片。本尼·古德曼与汤米·道尔西住在一起，在纽约各乐队工作，在《霍夫曼姜汁啤酒时间》广播电台节目中演奏单簧管华彩乐段。在得克萨斯州博蒙特镇，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行进乐队的领导者劳伦斯·卫尔克问道：“你不正要寻找一个小号手吗？”卫尔克让他做一个展示，詹姆斯尽情表演，卫尔克摇摇头，他说：“孩子，你的表演太吵了，不适合我们乐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美国似乎对未来发展异常盲目。当奥古斯特·皮卡尔德教授坐着热气球进入平流层时，他在日志中写道：“我们已经到达了海拔54 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所有的纪录！”那时的人们不知道，时间会瞬间淹没这些创举。威廉·贝比博士利用球形潜水装置下潜至百慕大群岛水下2 200英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不会相信，30年后的潜水员可以在同样的深处待一个月。1932年，海军举行演习，美国航母滑到欧胡岛东北部，从几艘担任警备任务的驱逐舰旁溜过，在黎明“突袭”了珍珠港并“击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没有人注意到警惕的日本人当时在檀香山窥探，也没有人知道东京还收到了关于此次“突袭胜利”的长篇密报。

最引人注目的是，报纸读者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它的重大意义未得到认可。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具有极大穿透力的弹丸才能分裂原子核。这种分裂的概念不过是理论，当然无法由中子实现，因为它不带电荷。卢瑟福勋爵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些预言大量原子能将可释放的人只是在“做白日梦”。那时，爱因斯坦在从德国到加州理工学院避难的途中，认为这个想法简直“异想天开”。值得一提的是，铀唯一的实际用途就是用来漆夜光数字时钟表盘，作为镭的替代品。1932年春，铀开始投入使用，因为新泽西州钟表厂的业主发现，他们的涂镭工人已经得了绝症。他们震惊地获悉，吸入的镭在骨骼内不断积累，会导致人类死亡。时钟制造商立即改用铀，它非常安全，没有危害，没有一个人想到它也可能导致死亡，甚至都没有想到它会致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