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和宋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略似宋诗和唐诗的关系。或与之对应、生发,或与之激荡、碰撞,在实践上,构成一个富有意味的创作系统和诠释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大到流派的建构,小到具体作品的阐释,都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朱彝尊创建浙西词派,提倡南宋,推崇姜张,和当时宋词文献不断被重新发现有密切关系。他所建构的宋代词学谱系,对浙西词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朱彝尊之后,虽然词的创作和理论各有新的发展,浙西词派也在不同层面面临挑战,但朱彝尊所提供的词学资源仍然是开拓创新的重要助力。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宋四家词选》,都有针对浙西词派,希望正本清源的意图,但其选源,基本上来自《词综》(《宋四家词选》稍有出入,如谭献《复堂日记》所说:“检阅止庵《宋四家词选》,皆取之竹垞《词综》,出其外仅二三篇。”),只是做了新的阐释而已。即如姜夔《暗香》《疏影》二调,当时即得范成大激赏,至宋末张炎,更是得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崇高评价,然在明代影响力最大的词选《草堂诗余》中,竟全不见踪影。《词综》选此二调,未作评论,但许昂霄作《词综偶评》,就发挥张炎“清空”之说,对朱彝尊的思路有所诠释。至张惠言选《词选》,仍选此二调,却又作出了完全符合常州词派理论的解说。姜夔的另一创调《扬州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作品对战争、城市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记忆模式,在清代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回响,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有着很大的影响。唐五代词的价值当然非常大,明清之际的云间词派为纠明词之弊,曾提出“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之说,意在从根本做起,恢复词体之尊。这个流派虽然很受清人的尊敬,但在清代词学建构的过程中,却并不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总体上说,清代词学的发展,还是以宋代词学为参照系的。
对于宋代词学在清代词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曹明升君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以清代的宋词学为研究对象,历时多年,撰成这部《清代宋词学研究》,全面系统地对清代宋词学进行讨论,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宋词学的著作,不仅明确提出了清代“宋词学”的观念,而且回到清代词学的具体语境,作出了富有现代意义的阐发。作者不是面面俱到式地进行通论,而是具有问题意识,能在宏观的视野下,抓住最具代表性的现象予以剖析,比如经典化、统序观等,使得这部著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另外,这部著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结合创作来谈理论,即从清词的创作实践来探讨其中的理论追求。例如讨论清代中期的集句词,归纳出被集频率最高的10位宋代词人,不仅说明了清代中期的集句词对两宋词人的接受情况,而且挖掘了其中的词史信息,包括南北宋之争、周邦彦和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等,因而不同于一般的从理论到理论的操作方式,在方法论上值得关注。
这样,作者就“从基础的文献整理到上层的理论阐述,从内部的结构分析到外部的风格评论,从微观的词人考证到宏观的词史把握”,建构起了清代宋词学这座大厦。这个建构,包括词史、词体、词人、风格、作法、文献、批评方法几大板块,意在“通过清人研究宋词的不同视角来考察他们对‘词’的文体特性与文学精神的不同诠释,进而剖析宋词传统与清代词风变化、宋词研究与清代词学建构、宋词经典与清代词坛风会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词学史的认识。
明升博士毕业于扬州大学,师从李昌集教授,研治词曲,颇有所得。2008年,南大举办清词研讨会,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会后组织与会学者游览扬州,明升帮助作在地的安排,对活动的圆满进行,助力甚大。后来他到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特别是参加了《全清词》的编纂,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
《全清词》的编纂是一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现在的具体参加者多为年轻一代学人,因此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参加这个工程,在比较全面掌握文献的基础上,不仅在古籍整理上做出成绩,而且能够促进相关的学术研究。明升认同这个理念,在从事琐细的文献整合、标点断句、校勘辑佚等工作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对所处理的文本作多方面的思考。这样,在编纂《雍乾卷》和《嘉道卷》的过程中,他不仅校点了一批词集,而且触类旁通,发现了若干有意义的课题。这部书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对此,我感到格外高兴。
明升在学术上有着持续不断的追求,平时相与论学,是非常愉快的过程。我近些年对清词的研究,非常希望在这一领域提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话题。对我的一些思路,明升都能有及时的反馈,而且往往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一些研究计划与成果都和我有所讨论,显示了开阔的视野和多元的层面,不少论题站在学术前沿,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清初文坛大家尤侗曾将扬州定位为“诗余之地”。明升在扬州求学,在扬州工作,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又是词学。地灵人杰,山水清音,悠游其间,不亦乐乎。明升勉乎哉!
2019年6月12日于片翠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