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昌集

《清代宋词学研究》是曹明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高水平学术专著。明升读本科时即是我授课班上的学生，毕业后成为我的硕士生。他的兴趣在词，故硕士阶段拟写的论题确定为从清代宋词学中选择一两个专题加以研究。二年级时，扬州大学试点硕、博连读，通过考核，明升直接跨入博士生学习，其博士论文也就顺理成章地扩展为有清一代的宋词学研究。

这一选题的提出，基于这样一个学术思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运行，某种文学范式的建构、确认、拓展和深化，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所以被称为“一代之文学”，就在于其为一种历史塑造的、有别于前代的文学样态，具有不少当时和后代公认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了新的文学范式。范式，通常说来即模式和样板，文学范式的意义，首先在其是文学创作参照的样板，也是衡量文学创作是否富有新意的标尺。从文学史角度言，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文学范式，是后世文学创作继往开来的依托，也是后世认知文学史的聚焦点之一。因此，文学的“范式史”研究，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若干年来关于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即是文学范式研究的一种路径。本书所称的“宋词学”，指历代对宋词的研究，属于学术史范畴。“宋词学”发端于宋人论宋词，延及元明清而一脉不断，构成一部中国古代的“宋词学史”，本书属于这一专题学术史的断代研究，围绕的中心为清人对宋词范式构成的体认及其学术框架，阐述清代在“宋词学”牵引下对古代词体范式的终极建构。

文学范式的研究，与理解中国古代文化演进的历史路径相联系。中国古代“大文化”意义上历史演进的一大特点，是具有延绵不断的渐进性，举凡制度史、思想史、艺术史、文学史等等，莫不如此，而“延绵不断”的纽带即是“范式”，范式的建立、确认、传承和演化的运行机制，是中国文化传统得以延绵不断的重要依托。范式，既连接着传统，又活在当下，故其中“传统”的积淀日益深厚，“当下”则既包涵着传统精华，又承载着现实的新意，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史没有颠覆式的跳跃发展，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渐进的演化和突破，学术界将之表述为中国式的稳定性渐进发展机制。在这样的宏观视野中，“宋词学”只是小小的一例，但却是本书研究意义最深层的指向。

文学范式的载体是文学作品，故其首先产生于文学写作，但文学作品成为“范式”，必须经过群体确认，当某些、某类作品成为一定历史时段、一定范围群体共同参照的写作样板，并被概括和提升为某种理论化模式，“范式”方得以最终确立。因此，文学范式在写作实践和理论总结的双向互动中产生，并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是历时性与当下性、稳定性与动态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的统一。

文学范式的构成，概言之有文体形式和文学表达两个维度。韵文的文体样式，包括语体、句格、声律和篇制，范式建构的常规是从动态趋向稳定，最终形成某种规定的完型样式；文学表达则包括题材取向、思想精神、情感倾向、艺术构造、审美风格等多重内涵，范式是多元的而不是唯一的，范式的建构和确认呈现为稳态和动态的交叉叠进——“稳态”，指范式构成的某些要素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动态”，指由于“范式”的确认主体及历史语境的变迁，从而使某种范式呈现为阶段性、历史性的存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范式构成要素的拓展、深化和更新，使既成范式的意义和功能发生变化乃至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在范式生成和突破的双向交叉运行中不断发展的。例如：词学界熟悉的苏轼《与鲜于子骏书》有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从“范式”角度解读之，所谓“柳七郎风味”，乃是确认主体为市井大众的一种词体范式，所谓“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而东坡“自是一家”的“小词”，则是高雅文人突破柳永“俗词”范式的写作实践和自我确认，此后成为主张“向上一路”文人们公认的范式，柳永的“俗词”则成为一种阶段性范式而为文人们集体搁置。但情况还有另一面：柳词文学表达的“风味”被否定，而“声律谐美”却是文人们公认的词体形式典范，以声律范式衡量，东坡词恰又是词坛批评的对象；在题材取向和情感基调上，柳词的相思离别则成为后世所称婉约词范式的一个稳定要素而贯穿整个词史。由此可见，词体“范式”的建构和确认，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而这一过程，在宋代即已启动和展开，成为后世词史研究最富有意味的内容之一。

宋、清两代是古代词史上一头一尾两个兴盛期。宋代产生了一批影响整个词史的经典作家，为后世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词体文学范式，宋人论宋词则是体系化词学最初的建构期，奠定了古代“词体范式论”的基本命题和阐释框架。清词号称“中兴”，词作和词学均有集大成意义，而“集大成”的重要载体和学术展现乃是宋词学。清代“宋词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知行合一”的大传统，将创作实践与理论建构相贯通，既是前代宋词学的延伸，更是清人词体写作的一种理论支撑，一种实践和理论双向互动而推尊词体的路径，一种建构词体“范式”的理论操作。

以上所述，是明升在反复揣摩整个古代词史和词学史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清代“宋词学”的根本认知，当然也是本书研究的总体思路和阐述框架。本书与一般“文学批评史”书写的主要不同，是在词体创作和词学建构的内在关联中考察和阐释清代“宋词学”，是为本书最大的优点之一。提出清人“以取法宋词为填词之法门”，可谓点到了清代宋词学的根本要穴。这一点似乎为词学界的常识，但专加关注和深入阐述的却并不多。实际上，学术研究根本的、实质性的进展，往往体现在对既成“常识”的深化和拓展，若干细节问题的研究，最终导向的是“常识”的升级、更新和“新常识”的生成。明升是最早提出“宋词学”的年轻学人，现在“宋词学”正逐步成为词学领域一个新的常识概念，有关“宋词学”的若干研究，成为词学研究的一道新景观。当然，对“宋词学”的研究和学术内涵的充实，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词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宋词学”是否具有实质意义而成为词学研究中一个必备的“常识”，还有待时日和大量的工作。明升的这部书，可以说是一个起步，其对清代宋词学基本架构的归纳和具体阐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词学实际上是以“宋词学”为龙头展开和建构的，而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和理论建构“借古开新”的历史发展主导机制，扩展言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发展机制。对此加以深入反思，是当代认知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展开研究的重要命题。

从文学“范式”的角度看，本书对清代“宋词学”基本命题的提取和阐述——“词史论”是清代“宋词学”中的基础命题，包涵着清人宋词学的框架性思路；“词体论”说明的是清人对词体形式构成要素的把握，及其“范式”建构的思维取向和具体操作；“风格论”阐述的是清人提取宋词的不同风格范式而“借古开新”，从而建树清词自身范式的理论操作；“词人论”则是对词体范式代表作家的解析，与“风格论”密切相联，二者都紧扣清人的词体“经典意识”和“范式”建构的动态性、多元化展开；“作法论”是清人结合宋词范式和自身词作体验而对词体写作“范式化操作”的提炼总结；最后两章“文献论”和“批评方法论”，是对清代宋词学具体操作手段和多样化载体的概述。应当说，本书对清代宋词学构架的把握是较全面的、富有开创性的。

当然，作为一个年轻学者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且尚无直接可参考的同类专著，本书尚有不少可以进一步展开细化和深入思考的空间。如词体形式的范式建构，宋代和清代的历史语境是不同的，清词已从宋人的“应歌”时代彻底转向“文本”时代，虽然清人记录了一些宋词的歌曲谱，但文人作词的第一动机是“文学”的，词体格律声韵说的本位是文学的而不是音乐的。而“词、乐分离”在宋代已现端倪，基于“乐”与“词”的两条词体范式建构路线在宋代已经出现，既相交叉又分道扬镳，在宋人的词体起源论、风格论、作法论等阐述中有着直接或微妙的体现，而在清人的宋词学中，“应歌”则是一个几乎消失的话题，是为关系到古代文人“歌辞体”范式建构走向的大问题；再如词人论，本书注意到清代所论的两宋词人与前代词学话语的不同，如果进一步将前代有关的词人论案作一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可以更加凸显清代词人论的时代意涵。

当然，明升还年轻，今后的学术道路很长，在知识积累和理论深化上还将不断攀升。明升有志于并已在思考撰写一部“中国古代宋词学史”，相信在本书的基础上能够向学术界奉献更加出色的创新性高水平论著！

明升勉之！吾其待之！

201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