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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的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进，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人性论》两书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在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陈鼓应
2015年4月21日
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时年八十
二十世纪最盛行的哲学思潮，无疑是存在主义。其他学派的哲学，或对现实人生不相闻问，或与时代精神不相关涉，而仅仅成为学院式的或学究式的专业。唯有存在主义，由于它充分地反映当前时代的精神境况，所以它能普遍而迅速地传播开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
我们处在古老价值急速崩溃的世界，时代的危机紧逼着我们，使我们感到焦虑，感到不安。存在主义思想家便在这种情景下，揭露问题，并努力寻找一些可供解答的方案；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成效没有得到定论，然而他们的用心已赢得无数人的关注。
今天，从最严肃的哲学到最流行的女帽，都有存在主义的踪影。但是要想透彻地了解这一个“学派”却也相当困难。因为它不仅揭示着当前人类的景况与存在的情态（existential moods），而且还触及到许多专门性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针对传统哲学的危机而引发出来的）。所以当大家读沙特和卡缪等人的文学作品时，内心常能产生共鸣——特别是对于时代感受与生命体验较为锐敏的人。但是当一般人面对沙特的《存有与空无》（ Being and Nothingness ）和海德格的《存有与时间》（ Being and Time ）这两部巨著时，就感到十分吃力了。尤其是后者，许多专家都感到难以克服。可见存在主义虽然流行甚久，却不容易了解。
在“存在主义”的称号下，常被提到的人物有齐克果（Kierkegaard）、尼采（Nietzsche）、雅斯培（Jaspers）、海德格（Heidegger）、沙特（Sartre）以及马色尔（Marcel）。如果把范围扩大一点，还包括这几位文学家：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和卡缪（Camus）。严格说来，存在主义并不能算是一个学派，因为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明确一致的主张；除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某些共通点（比如强调个别性与特殊性）之外，他们彼此的歧见却远甚于共同意见。他们都朝自己的独特方向发展着，有些人的思想发展之结果远超出存在主义的范围与基点，甚至于和存在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例如齐克果——这位存在主义的鼻祖，极力反对抽象的思维而重具体的生命；他抗议社会力量对于自由的摧残，而将人们从僵定无意志的危机和窘境中唤醒。同时，他精辟地分析自我割离与焦虑不安的情景，使海德格和沙特获得丰富的思想泉源。但是齐克果思想发展到最后，却成为一个“信仰的骑士”（Knight of faith）；他辛辛苦苦地把“个体”（Individual）从黑格尔的“绝对”（Absolute）中抢救出来，却诚惶诚恐地把它交给了基督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在上帝面前，人的存在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我们如果从这一个层面上来看齐克果，显然他只是个神学家、虔信者，而不复为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的“存在”，乃是指“人”的“存在”。唯有以人为本位的存在主义，才是名符其实的存在主义。凡属神本主义或任何企图以“超越”（transcendent）等观念来代替破旧信仰的，都超离了它的范围。在扫除神本主义以揭示人的主体意义并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这一方面，尼采的思想对存在主义各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以“人”为本位的观念来看，当代存在主义应以沙特为中心。而沙特的许多重要观点来自于海德格，所以海德格哲学受到更多哲学专业者的重视。
本书初版印行于1967年，如今承蒙商务选入“新人人文库”以改版重排，并感谢编审的建议：为凸显每部分涵盖各篇文字的属性与特色，将原来的目录重作调整，即将存在主义哲学和哲学家分别列为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原来的翻译文章并入“存在主义文集”，仍为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