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传》

写完《玻尔传》以后，我立即开始写《居里夫人传》，1999年1月出版了第一版。这本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再版4次，印刷数量在3万册左右。我家的书架上除了有1999年1月初版的书以外，还有2002年8月和2008年8月的版本，之后我在书店还见过更新的版本，但是没有得到出版社赠送的样本。可能是出版社太忙了，而彼此间的联系又因为忙于写别的书而慢慢疏远。但我还是很感谢长春出版社对这本书的爱护和经营。要说我写的书印刷数量最多的应该是这一本书。这也反映出居里夫人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远高于其他科学家。

我之所以在写完《玻尔传》以后，立即把《居里夫人传》作为我写的第三本科学家传记，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讲得十分清楚。我在序言里写道：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Roerich）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Marie Sklodowska-Curie，1867—1934）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爱因斯坦激动而又满怀尊敬之情地说：

“在像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在这段近600字的悼词中，爱因斯坦只用了30多个字谈到居里夫人的科学功绩，其他都用来赞扬她的品德力量。由此可见，居里夫人不仅以她卓越的科学贡献荣获两次诺贝尔奖，为世界留下彪炳的功勋，而且，她那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浩然正气，归真返璞、贫贱不移的一片丹心，更为后世留下了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高风亮节，激励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在科学探索的荆棘之途中，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今天的世界上，不知道居里夫人的恐怕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提几个问题，可能还有许多人回答不出来，例如，居里夫人的科学发现（放射性和放射性元素）到底在现代科学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恐怕许多人不一定能够回答得很准确。我们且听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怎么说的。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赛格雷（E．G．Segrè，1905—1989）曾指出：

“1895年前后那几年是物理学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因为发现了X射线、电子和塞曼效应，而且也因为发现了 更具有革命性的放射性现象 。”（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下同）

我们知道，X射线的发现曾引起了全世界的大轰动，电子的发现是阴极射线长达20多年争论的结晶，……它们的发现，大大地改变了物理学的进程，但赛格雷教授却说放射性现象 “更具有革命性”， 这就是说，放射性的发现比X射线和电子的发现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不了解这中间的原因，我们就无法了解居里夫人的贡献伟大在什么地方，也因此不明白她为什么在仅8年的时间里，两度荣获科学界最高的奖——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问一个现今很时髦的问题：居里夫人可以获得多少吉尼斯世界之最的称号？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全面，但随便列举一下恐怕都会使人大吃一惊呢！

居里夫人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她是第一个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奖人；还是两次获奖间隔最短（8年）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美国的化学家鲍林（L．C．Pauling，1901—1994），1954年获化学奖，8年后的1962年获和平奖；

她是法国索尔本大学第一位女性教授；

她是法国医学科学院第一位女性院士；

她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头衔，恐怕也数世界第一，至少在法国是第一；

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类似这样的第一，如她是第一个提出“放射性”“放射性元素”等普遍概念的人；她是第一个提炼出钋、镭元素的人……，但就已经提出的这些破纪录的事例，恐怕已经够使读者吃一惊的了。当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想必还会知道更多的这类信息，并对它们包含的意义、价值会有更动人的理解。

我们还要问：为什么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品格那样赞不绝口，而且评价之高也让人瞠目。听听：“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这是多么高级的赞扬和钦慕啊！还不只这些，爱因斯坦还说过：

“在所有的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

这种高度的赞誉必定有非同一般的品格上的闪光，那么，这些闪光点在什么地方呢？

还有，居里夫人一生所遭遇的磨难，有许多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为了求学，她在18岁就离开华沙温暖的家到偏僻的农村担任家庭教师，在那远离文明和科学的地方，她要独自承受孤寂和一些人间的屈辱；而且在7年漫长的日子里，她竟然没有涣散自己的意志、忘却自己的追求，这是何等坚强的意志！在巴黎，她几乎是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取得了连男学生也难以取得的优秀成绩！任何一位知道她生活艰难程度的人，都无不为之震惊和难受，但这个年轻的姑娘却以愉快的心情承受了下来，并从求知中获得了无尚的幸福，以致她成名之后，仍然以无限的温情回忆这段难忘的日子。还有，为了提炼那十分之一克的镭，她和她的丈夫彼埃尔在即使强壮工人都忍受不了的艰苦劳作中，奋斗、拼搏了4年！还有，正当事业有成之时，彼埃尔又惨死于车轮之下……

啊，这是怎样艰难而辉煌的人生历程啊！这不仅是一场人类灵与肉向大自然的挑战，而且也是向人类的愚昧、偏见和残酷的环境的一场挑战！只要我们想一想，这位挑战者竟是一位身体并不健壮的女性学者，我们就禁不住会为她悲壮的行动流泪、呼啸，会为她担心，为她打抱不平。最后，她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是什么样的代价呀！难怪一位日本女性学者仰天高呼说：

“要想成为科学家，不论男女，只要有居里夫妇的精神，并非难事。但要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不论男女都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像居里夫人那样，罕见的人格，全人类一个世纪只能出现一个……”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居里夫人想到的总是为人类贡献自己的一切，几乎很少想到自己的委屈、困难、痛苦、牺牲；即使到了生命垂危，备受由于放射性侵害肉体而引起的病痛折磨，她也从没有任何抱怨和遗憾。

她把她的一切奉献给了她无限热爱的科学事业和我们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我们也坚信：人类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女性。

“在所有的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但要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不论男女都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像居里夫人那样，罕见的人格，全人类一个世纪只能出现一个。”这样的称赞高度，简直是无人能达到的。是什么样的行为或者表现，能使居里夫人达到如此的高度呢？这正是我希望在《居里夫人传》里表达的，如果连这些都弄不明白，就干脆不要写了！我想说的是： 居里夫人热爱科学胜过一切。

美国作者雪莱·艾默林（Shelley Emling）在她写的《玛丽·居里和她的女儿们》（ Mary Curie and her Daughters ）一书的“致谢”里写道，当她采访居里夫人的外孙女海伦·郎之万-约里奥（Hélène Langevin-Joliot）的时候，海伦展现出很大的亲和力、乐于助人和优雅的风度，但是她一再强调：雪莱必须确切地了解她的外婆“从来没有试图在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寻求成功；相反，她只是爱科学胜过一切”。

我想这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居里夫人英勇无畏、不畏艰难、不为名利所累和一直努力向前的高贵品格的最重要一步，否则很多被我们认识到的居里夫人的高尚品格就无法得到真正的了解。下面我引用书中写出的几个例子作为印证。

第一个例子：在大学学习期间，曾被亲人认为是居里夫人“英勇无畏的”时期。由于姐姐布罗妮娅的关心，玛丽到巴黎读书的时候，开始住在姐姐家中，但是她很快发现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我写道：

住在布罗妮娅家里，的确可以品尝到家庭的温暖，对玛丽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巴黎，大有好处。但半年过去后，玛丽对环境逐渐熟悉和适应了，她开始觉得应该自己去找一间房子租下来，一人独住。这其间原因完全是玛丽从有利于学习的角度出发而考虑的。首先，布罗妮娅的家离索尔本太远，乘公共马车得一个小时，来去就在路上花费了两个小时，这样既使身体疲劳，又无端地浪费许多钱。其次布罗妮娅的家虽很温馨，但也有难以忍受的时刻，对玛丽来说，所谓“难以忍受”是指妨碍她学习的事情。姐夫是一位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喜欢音乐、广结人缘的人，白天看完病人后，晚上就会有许多波兰的侨民到他们家来，大声争论当前的国际形势，激动时高唱波兰歌曲，姐夫兴致一来就大弹一阵肖邦的乐曲。而晚上正好是玛丽最看重的学习时间，但争论声、歌声和琴声往往使她心烦、焦躁，无法安心学习。最后，半夜三更常有病人来叫门，有病人需出门夜诊，结果扰得玛丽不能很好入睡。

到1892年初，玛丽在向布罗妮娅和姐夫作了许多解释之后，终于在离学校不远的拉丁区找到一间4楼顶的小阁楼，她把自己的一点东西乘着假日搬了进去。

……玛丽独自一人居住，开始了她传奇般的、“斯巴达式不近人情”的艰苦生活。她每月只能用100法郎，其中15法郎租下这间顶层阁楼，剩下的钱每天还不到3法郎。如果她像其他同学一样精打细算，例如几个人合住一间屋，每天用几小时来自办饭食……她也许可以生活得舒适一点，但这种“小聪明”却使玛丽百思不得其解：到索尔本是来求知的，不是来显示小聪明和让自己舒适的。几个人住在一起会相互干扰；自办伙食会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利用这些时间读几页书，或在实验室里多观察一下、多作一些分析，那是多么好呀！为了节约时间，她几乎每天只吃涂黄油的面包和定量的胡萝卜、樱桃之类的生菜果实，尽量不生火做饭；更何况她住在4楼顶层，没有火，没有水，没有灯，如果要做饭，她得把煤、水从一楼经过6段长长的、狭窄的楼梯，弄到顶层阁楼，那样太累、太麻烦。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她几乎绝不把时间“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而又由于每天只能把食品控制在3法郎以下，所以她几乎很少有机会吃点肉食。

高强度的学习，极贫乏的食物，使她刚到巴黎时那胖胖的脸眼看着瘦下去，瘦下去……浅灰色的眼珠也逐渐失去了神采。她把自己的生命力用到了极限。玛丽并不在意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她十分清楚，要让能利用的钱用到取得学位的那一天，这些困苦是不能不忍受的。

到床边时，她竟晕倒在地上。幸亏那天晚上有位大学的同学来找她，不然谁也不会知道她晕倒过去。布罗妮娅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玛丽的阁楼上。德卢斯基大夫稍事诊断后，对布罗妮娅说：

“虚脱了，完全虚脱了！”

布罗妮娅在玛丽苏醒过来后，哽咽不成声地问：“你怎么啦，玛丽……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父亲交代啊？……也怪我，没有关照你……”

德卢斯基大夫对布罗妮娅说：“当务之急是把她带到我们家中去，她这是饿的！我检查了一下，她这儿什么吃的都没有。如果你要问她，她准保说‘吃了，吃了’，可是她这儿根本没有吃的！真是不可思议！”

玛丽在姐姐家中，也没有经过什么特殊治疗，只是他们监督她必须吃足一些富有营养的食物，再严格让她休息。过了不久，玛丽就恢复了健康。布罗妮娅不让玛丽再回到那可怕的小阁楼上去，但玛丽却着实留恋那只有一个天窗的小小天地，在那儿她可以心无二致地读书、思考，抬头仰望天窗外的那一片夜空；有几个调皮的星星，总在那儿偷偷地窥视她的秘密，还愉快、调皮地向她眨眼。玛丽每次抬头看到它们时，心情总会感到温暖、愉快和轻松。

布罗妮娅知道拗不过倔强的妹妹，只好答应以后一定多去看望妹妹，并要求妹妹一定要注意身体。德卢斯基大夫还郑重地对玛丽说：“取得学士学位当然重要，但你不能太性急。你那非凡的头脑会让你通过的，用不着玩命。”

玛丽也郑重地答应以后一定“要吃有营养的食品，要注意休息”，但她和布罗妮娅都缺乏保证做到这一点的经济力量。不过，布罗妮娅此后还是尽可能多地去看望玛丽，并尽力帮助她改善饮食条件；而玛丽作为信约，也不时地抽出时间到郊外去散步。

第二个例子：在居里夫妇经过无数几乎要了他们命的艰苦奋斗，终于得到珍贵的镭的时候，他们的高兴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法国科学院却非常令人惊讶地不愿意给他们任何支持，使得他们二人实验的条件极其恶劣。外国科学家参观他们的实验室的时候，几乎以为他们所谓的“实验室”简直就是马厩！他们炼出来的是剧毒元素，但是他们的实验室连通风机都没有，两人的身体几乎被完全摧毁，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而无数次的申请都被官僚老爷置之高阁，没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在这种可悲和危险的条件下……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彼埃尔告诉玛丽，说美国有一家公司来信谈到他们将创立一家炼制镭的工厂。彼埃尔说完后，玛丽似乎对这种事不感兴趣，说：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得在两种决定中采取一种：要么毫无保留地把提炼镭的专门技术公之于众，谁愿意生产镭尽管去生产；要么我们申请生产镭的专利，这方法毕竟是我们发明的。”

“彼埃尔，我想你一定不会采取后一种决定。我们不能申请专利，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彼埃尔想让玛丽把利害关系搞清楚，因此又冷静而客观地分析说：

“我们要慎重。有了专利，我们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不必去干那太辛苦、损害我们身体健康的活，而且关键的是，我们将会有一个好的实验室……”

玛丽想了一下，平静地说：“科学家无权把他们的发现当作摇钱树，镭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且，它可以用来治疗癌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以此牟利。是吧？”

……彼埃尔听了她的意见后，说：

“是的，我们不能从我们的发现中谋取私利，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在答复美国的要求之前，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是否与我一致。好啦，今晚我给美国写回信……现在，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第三个例子：当美国女作家麦隆内夫人（Mrs．Meloney）得知，发现镭的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居然没有足够的镭供她实验，而美国工业家却无偿利用他们的发明发大财、敛聚大量金钱时，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公。于是她设法在美国妇女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运动，想为居里夫人筹集足够的金钱用来购买实验必需的镭。经过一番努力，购买到足够的镭以后，麦隆内夫人又请居里夫人在大女儿伊伦娜的陪同下，利用到美国讲学的机会接受美国妇女界的赠品——镭。在接受镭典礼的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麦隆内夫人没有想到的事，让她几乎下不了台。书中这样写这一件事：

（1921年）5月19日，是总统接见的前一天。在招待会后，麦隆内夫人到居里夫人住的客房里，把镭的赠送文本交给居里夫人审阅。居里夫人戴上眼镜看完以后，说：“密西，”她们之间称呼已毫无拘束，“文件还得作点修改。”

“哪儿要修改？”

“是这样的，密西，美国赠送给我的1克镭，应该是赠给我的实验室，而不能说赠送给我个人。按文件现在的写法，那在我去世后，就成了我们家的私人财产，成了我女儿们的私有物，这是绝对不行的。这1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无论我生前死后都只能如此。”

麦隆内夫人感到有点为难，说：

“修改没问题，但是必须要有律师在场……”

“密西，那就请你去找一个律师来。”

“可是，玛丽，还得捐赠人同意。”

居里夫人毫不通融：“那就请你去找到捐赠人。麻烦你了，但是请你务必理解我的请求。”

“明天不行吗？”

“最好马上修改……”

麦隆内夫人深知居里夫人的秉性，只好立即找来律师和两位捐赠人的代表（其中一位是副总统柯立芝的夫人），当天夜晚修改妥当。这件事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如果知道了，报纸杂志上又要作轰动的宣传。

第四个例子：居里夫人由于长期受到放射性元素的伤害，最终倒下了。我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写了居里夫人的病重和最终去世，人们看到后不会不感动——居里夫人为科学事业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坚强的居里夫人由于长期忘我地工作，以及受到镭射线的辐射，身体越来越糟糕。在早年研究放射性元素时，她和彼埃尔开始并不知道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性，因此经年屡日受到辐射的伤害。后来虽然也逐渐认识到这种辐射的危害性，但居里夫人对保护自己的措施却总是漫不经心。她严厉要求学生们一定要用铅服保护自己，但她本人却总是违反规定操作。

F．吉鲁说的也许很有道理：“直到她生命结束前，玛丽一直对镭持这种态度：正如一位母亲，当别人告诉她，她的光荣的宝贝儿子杀了人，尽管铁证如山，她却一概不信。”

但这个“儿子”却真正地伤害了它的“母亲”。居里夫人几次从险恶的疾患中逃脱出来，这与她坚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意志不可能法力无边、战无不胜。1933年底，居里夫人再次病倒。当时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由X光检查的结果得知，她患有严重的胆囊结石，她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开刀去世的。她害怕走她父亲的老路，因此决定不开刀，想靠调养来减轻病状。

以前她经常低烧，也没有注意检查其中的原因，只要稍微好一点她就宽心地到实验室去，把疾病抛到九霄云外。但这一次她经常高烧，直烧得她头晕、恶心、颤抖、无法站立……她还想像以前对付疾病的方法那样，不把它们当回事。但艾芙却看出妈妈病情有变，与往日的病大不相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拖下去。在她的坚持下，居里夫人终于同意找医生来进行检查。医生见到毫无血色的居里夫人后，立即坚决地说：“你应该立即躺下休息！”

居里夫人听惯了这样的话，所以仍然不放在心上，照常往实验室跑。

1934年5月的一个下午约3点半，居里夫人感到自己实在不行了，她预感自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来不了实验室，因此恋恋不舍地抚摸着桌上的仪器。最后，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旁边的助手们说：

“我要回家……我在发烧……”

她走出实验室，在外面的花园转了一下，还嘱咐了花工一些小事。然后上汽车回家。上汽车后，她恋恋不舍地、深情地看了实验室一眼。这是她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实验室；她那一瞥也是她向实验室永远告别的一瞥。

这次，她一反常态，非常顺从，毫不反对地进了医院。想必是从身体内部传来的信息，使她知道这一次的病来势不善。她的体温总在40℃左右，医生们一时也弄不清她为什么高烧不退。是胆囊结石引起的？不是。是肺结核引起的？不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后从日内瓦请来一位医生才下了结论：是爆发性恶性贫血。血液里的红、白细胞数量减少得非常快，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和治疗的绝症。但居里夫人却因此而放了心：不必为胆囊结石开刀了。她也知道自己只能听天由命，因此根本不再为病情去操闲心。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用颤抖的手拿起温度计——体温突然下降！她微微笑了一下，艾芙连忙安慰妈妈说：

“这是病好的征兆，你一定快复原了……”

艾芙坐在妈妈床边，心中祈祷上帝保佑妈妈平安度过这一关。过了一会儿，居里夫人看了一眼茶杯，想用茶匙搅动一下，忽然她像梦幻般地低声说：“用镭，还是用钍制作……”

接着是一些吐音不清的低语。艾芙惊恐地请来医生，医生想进行抢救，但居里夫人突然用微弱但还清晰的声音说了她一生最后的一句话：“不用了……让我安静点吧……”

她一生喜欢安静，讨厌闹哄哄地做一些无用的事。

1934年7月4日凌晨，居里夫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位伟大的学者终于走完了她一生贡献给科学的生命之路。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里，我们写的是居里夫人的后代像居里夫人一样，各自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伦娜·约里奥-居里（Irene Joliot-Curie，1897—1956）也是一位物理化学学家，她与丈夫约里奥（Frédééric Joliot，1900—1958）共同因为“研究和合成人工放射性元素”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的二女儿伊芙（Eve Curie，1904—2007）不喜欢科学研究，喜欢音乐，因此一辈子没有像她的父母、姐姐和姐夫那样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因此也不像他们那样很早就去世，她活到了103岁。伊芙曾颇有一些歉意地说：“因为全家只有我逃过了生活在辐射中所带来的后果。”伊芙还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她常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家有五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我父母，我姐姐和姐夫，还有我的丈夫。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我是我们家唯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伊芙的丈夫亨利·拉波伊斯（Henry Labouisse，1904—1987）是美国律师兼外交家。拉波伊斯在“二战”以后曾经是“马歇尔计划”驻法国代表团主任，为联合国工作。在此期间他们相识了，并于1954年结婚。此前拉波伊斯结过婚，但是妻子去世，留下了一个女儿。1962年到1965年期间，拉波伊斯任美国驻希腊大使，此后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UNICEF）的执行主任。拉波伊斯在任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为“实现了诺贝尔促进各国之间的兄弟关系这一遗愿的要求”而获得1965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于1965年在奥斯陆作为代表接受了该奖项。

伊芙本人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她赫赫有名。“二战”期间，她横越美国，代表法国女性呼吁和敦促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2004年12月，伊芙百岁生日时在美国曼哈顿公寓接到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祝贺，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也给她寄来了祝贺信。2005年，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她获得了法国最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2007年10月22日，享年103岁的伊芙在睡梦中去世。在她去世后的一场纪念会议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维尼曼（Ann M．Veneman）特别强调说：

“拉波伊斯夫人是一位有才华的职业女性，她想方设法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当她的丈夫主管基金会的时候，她在这个组织中担任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和拉波伊斯一起旅行，替儿童争取权益，为在偏远及艰难地区的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提供支持和鼓励。”

伊芙去世后，如今只剩下居里夫妇的外孙女海伦娜·郎之万-约里奥（Hélène Langevin-Joliot，1927—） ，她杰出地继承了外公、外婆的衣钵，成为一位杰出的核物理学家。约里奥退休时担任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主管。 utJR45Z9+38CvnvwjYx7laiA2jnqntaODODJhegxe/9H65EswN1c7T7KnEaz9P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