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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倡议与沿线各国共同搭建的一个开放平台，是一个放眼更大区域合作、携手更多国家合作、创造更高层次合作的整体布局，但又各有侧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是我国向西开放布局连接中亚、西亚、蒙古国、俄罗斯直至欧盟陆地，我国中南、西南开放布局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合作之“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是加强我国由海路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的开放合作之“路”。“一带一路”中“带”和“路”的关系，实质上是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在统筹黄色国土发展与蓝色国土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与融合，创造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果、共建合作发展经济走廊和经济带，共赢未来美好愿景的重大“中国创意”和“中国方案”，是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带”的重点是黄色国土连接的西向开放，“路”的重点是蓝色国土面向的东向开放，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外交“两翼”。这“两翼”就是中国阔步走向世界的“两个翅膀”，一边西进，一边东拓，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和这些国家结成同盟国，而是诠释中国要与更多的国家结伴前行，和这些沿线国家建立更加紧密、更加友好、更加包容、更加持久的经济、外交、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崭新关系。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加快自身改革，建立与更多国家、更高标准贸易与投资规则顺畅对接的体制机制。中国只有在规则上向高标准看齐，才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更加积极的带动作用。加快改革，抓好试点，是我们在“一带一路”新一轮开放发展布局中的关键一招。为了适应国际上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先行一步，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试点各有侧重。这些试点和以前的改革方法不同，以前的试点可以慢慢地试，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过不去再回来。现在我们的试点，有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路线图，有倒逼机制，搞这些试点是为了更大范围应用，必须可复制、可推广。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试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适应面向沿线国家乃至全球对外开放发展的需求。中国正在加快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启动与欧盟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这对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全球有77个国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其中有不少是沿线国家。目前，上海自贸区试点的“负面清单”已下调到122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应该看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不仅仅是保护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对方国家也将用同样的管理办法对待中国企业的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额已经排名世界第3，随着更多企业“走出去”成为跨国公司和国际化企业，中国企业在外投资也亟须得到保护。中国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一体化和自由流动，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双向的，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在“引进来”，主动打开国门，是单向的；现在我们一方面继续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搭载的各种要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到了非洲、欧洲、美国和很多沿线国家，这就需要中国在新一轮开放中，不能是跟班者、应对者、被动接受者，而是要从跟班者到引领者，到新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要打开面上的局面，就必须试点先行，试点快行，使试点成为推动中国加快变革的示范。中国抓紧进行试点的目的、试点的路径和试点的作用都是为了“面”，都是为了使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世界经济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内”和“外”的关系，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中国有1.8万千米的海岸线，2.2万千米的边境线，过去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下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和前沿除了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沿海全岸线的开放带和产业带，更为重要的是，将产生中国最大的开放前沿，这就是以2.2万千米边境线为主的“沿边”开放对接“一带一路”，将成为最大的亮点。如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区新疆，边境线长5680千米，与哈萨克斯坦等几个“斯坦国”接壤，这几个国家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地位，中亚一直到南亚到欧洲，新疆作为与中国接壤的这些国家的最前沿，在全国的地位从过去的腹地变成现在的前沿，新疆的区域定位就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经济走廊或战略通道。过去我们可能注重“内”，忽视“外”，将来在“一带一路”新的布局下，很多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需要改变。例如，对我们的产能问题就要重新看，应把我们的产能放在“一带一路”甚至更大的范围内来看，有些产能可能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和优势，如果仅仅放在国内用不完就认为过剩了，然后就将其消灭掉了，那可能就是损失。中国制造业产值2011年占到世界的19.8%，跃升为世界第1位，这是来之不易的优势。美国、欧盟和日本向制造业回归，实质上就是要重新取得制造业发展的优势，重振制造业，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再平衡。把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复制和发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使中国及更多国家共同获得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经济走廊建设特别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和重要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常重要，那些具有综合优势或集成优势的地方尤为重要。例如，国内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像重庆、成都、泸州、宜宾等地，组合起来既是战略腹地，又是战略通道、战略节点、战略载体，组成了长江的枢纽港。现在的铁路“蓉新欧”“渝新欧”“郑新欧”“兰新欧”或者“义新欧”，都是通过乌鲁木齐到达中亚、南亚，最后到达欧洲，如果形成一个一体化的规划，则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立体交通枢纽中心，与各条支线联通，就不至于出现国内自身的恶性竞争和无序对接沿线国家的问题。中国沿海港口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形成枢纽港、支线港和喂给港分工合理的港口群，则产生的组合力量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中，也应特别重视这些具有国际大通道、沿线中心城市、重点经贸产业园区综合优势的地方，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撑。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4月访问巴基斯坦，确立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抓手，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的共同发展路径。这就为中国推进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塑造集成发展优势，提供了新的示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构建新的发展领域、发展空间和发展理念，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要历练，是中国力争实现“奋发有为”抱负的外交主旋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崛起的标志性战略，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大周边环境的创造性思考和贡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开辟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