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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的人文精神，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与友好往来，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2100多年前，中国人开启的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路各国人民受益匪浅。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古老的丝绸之路，曾是经济共赢、文明互鉴的合作范本。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在开放、发展、和平、共赢、安全、交融的世界新格局下，赋予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努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共同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共享发展的权益和利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一贯遵循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原则，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沿线各国和地区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也是共享发挥成果的兄弟。这一倡议构想如能变成现实，将共同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初步预计将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44亿人口，生产总值（GDP）规模将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沿线地区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都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国不但需要与大国强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且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进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关照他国利益，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主张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推进和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走出去”的中国力量为一个古老文明注入了开拓进取的基因。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第1大贸易体、第1大制造业国家、第1大外汇储备国、第3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企业也进入全球通商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实施，将给中国海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带来历史性机遇。近两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截至2014年9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6184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区域也不断扩展，从投资的国别（地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已经从传统区域逐步拓展，多元化区域投资特征明显。2014年，中国内地对亚洲增长了48.9%，对东盟投资增长了27.6%，对非洲投资增长了将近22%，对中国香港投资增长了50.8%，对俄罗斯增长了35%。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深入，随着沿线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战略构想和倡议的响应，围绕这一地域的贸易和投资将会大幅增加，这将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沿线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还有9个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有关专家预测，亚洲地区除中、日、韩三国外，未来10年基础设施每年投资需82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总投资金额分别为16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相关国家自身仅能提供约4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过去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9%，高出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仅中国企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就从1.8亿美元扩大到86亿美元，年均增加54%，这充分表明共同投资潜力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快紧密合作与深度融合。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发展理念、思路和策略原则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必要调整。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20世纪80年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今天的中国不同于60年前全球冷战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迫切需要重新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合作，体现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应有的胸襟和气魄。“一带一路”沿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古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各国商人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形成商品贸易走廊，推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古丝绸之路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一种文明交流、交往和交互的文化符号，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其所展现出的互利共赢合作理念以及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将再一次唤醒沿线各国对经贸文化交流的认同。丝绸之路不仅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以这种柔性的、美好的、和平的价值符号，以“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共同塑造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新秩序的理念，共同塑造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新的重大贡献。
“一带一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通过强劲的、更有效的、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格局，借此打破一些国家以霸权主义为主导的所谓“战略再平衡”，有利于构建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新平衡，对冲国际战争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有利于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争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战略主动和回旋空间；有利于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发展周期。环顾全球，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公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处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轴心地位，国家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创造和平环境是大家的共同愿望。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第1大贸易体和产值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我国市场规模已稳居全球第2，具备技术优势和可输出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未来5年，我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入境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将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规模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动力机制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红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制度红利”将替代曾经发挥重大作用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实现动力机制、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管理方式的重大转换，将使中国继续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发展韧性、发展空间的经济体。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分享市场、投资、贸易、环境发展中的收益，可以搭“顺风车”，也可以共同创造快速车，还可以“搭便车”，满足世界特别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展成为新型大国的新期待。
多年来，我国区域布局基本上是在国内规划各区域发展，这种规划思路和方法已经严重滞后于今天中国发展的实际，滞后于世界和区域发展的实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我国长期管总的区域布局，将对不适应这一布局的区域规划作出适度、适当和适时的调整，形成国内布局与对外开放布局互为表里、链接一体、相互支撑的新布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由于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沿海地区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15%。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与东部地区平均167公里出海距离相比，西部地区平均出海距离长达2052公里，是东部地区的12.3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间开放程度的不平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将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来谋划我国产业布局，改变长期以来产业布局仅限于国内现有区域和资源条件的状况，打破长期以来区域、产业和开放领域思维、视野和边界的局限，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在此框架下，内陆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回旋空间和增长动力源。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将逐步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的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我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弥补传统欧亚大陆桥辐射力的缺失，将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一起，以跨境大贸易大合作大通关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我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这有利于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化“三个1亿人”问题，特别是将加快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的发展壮大，由此可以构建中国新一轮区域发展的“中三角”“西三角（乌鲁木齐、哈密、阿勒泰）”，在更高的水平上优化中国新型城镇化布局。改变目前以东部沿海城市为重点的“一家独大”的对外贸易格局，提升我国对外开放回旋空间。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的合作，推进我国形成跨区域、跨市场、跨国境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在更高水平上整合或运用不同国家、区域的生产要素，加快各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形成更多领域的、更深度融合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