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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在有力提升和支撑中国对自身在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原有国际体系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技术几乎同时进入深度调整新周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全新的变化，深刻地改变着数百年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新一轮国际关系调整的进程。正是在此期间，中国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第1制造业大国和第1贸易大国，这几个标志性变化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于一身，在历史上的大国崛起进程中尚无先例。
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现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20世纪80年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今天的中国不同于60年前全球冷战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迫切需要重新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对中国既寄予期望，希望中国有更多担当、积极作为，又多有猜忌和畏惧。对此，中国必须在战略上给出清晰有力的回答。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当前以全面融入既有国际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亦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中国在分享、获取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还应以自身发展为周边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破解它们发展面临的各种瓶颈和问题，建立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对此，中国须在战略上画出清晰明确的蓝图。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具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和可操作性的重要选择，是我国探索国际关系深刻变化条件下大国崛起的重大倡议，是我国外交思想和境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以经济外交为手段，承袭历史，在地域广阔、人口密集、经济活力强劲的欧亚地区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通过提高相互联系和彼此的倚重程度，全面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主力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安全和发展所需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一带一路”以其覆盖面之广、内涵之深、影响之远和策略之可行，体现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应有的胸襟和气魄。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千年文脉连绵的文明古国、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带一路”给世界一个和平、合作、和谐、共赢的宣告和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联相通，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所秉持的正确的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安全观和世界观，将架起和平、增长、改革、文明4座桥梁，必将成为全球合作发展的新契机。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发展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各国谋和平、求发展的愿望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特别是今天沿线地区还有大量民众仍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亟须摆脱贫困。沿线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还有9个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希望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分享市场、投资、贸易、环境发展中的收益，满足世界特别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展起来成为新型大国的新期待。
“一带一路”适应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促合作、谋发展”的最大利益诉求，突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时代主题，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与各国各方凝聚共识、共商共建、共襄盛举，使沿线国家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通过“一带一路”，进一步凝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力，为其创造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与其携手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使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后，一些沿线国家对此反应积极，对复兴“丝绸之路”充满了期待。目前已经得到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提出的亚投行应运而生，得到57个国家的响应。“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开始被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一带一路”必将造福沿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