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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合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亚洲各国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必须要推动机制创新，找到可以真正推进各项短板解决的实实在在的抓手。推动沿线国家基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设立的初衷和实施的重要主攻方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及主导成立的亚投行，一些国家特别西方大国从怀疑、观望到终于伸出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环境复杂，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较差，因此产生了巨量的融资需求，这是单个国家所无法承担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等一批机制性安排应运而生。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等是为沿线国家提供的重要公共品，目的是希望以此带有区域公共产品性质的新机制，能够带动、促成更多周边国家与中国共享发展长期利益，培育出“扩散型互惠
”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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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成立的倡议一经提出，就在国际、国内引起了热烈讨论，中国发起亚投行的目的或意图、亚投行等新机制可能带来的影响或冲击，成为讨论的热点。现在看这场关于亚投行的讨论具有明显的内外差别，国外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大多强调亚投行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威胁和冲击，有些人认为亚投行将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的风险。甚至有人直接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亚投行带来的挑战，以遏制中国过大的战略目标。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发起倡议筹建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当月，包括中国、新加坡、印度在内的21个国家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在不长时间内全球有57个国家成为首批成员国。2015年3月，英国成为欧洲第1个申请成为亚投行成员的国家，2015年6月，亚投行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2015年11月底，亚投行57个成员方全部得到国内立法机构的批准。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2016年6月25日，亚投行批准首批4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不同于现有的国际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将在现有APEC互联互通、东盟互联互通、泛亚铁路网、大湄公河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参与方的比较优势和各自特有的资源配置能力，特别是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中国、德国、韩国等制造能力和工程建设能力，澳大利亚和巴西等的资源供给能力，集中全球优势资源和优势力量，打通亚洲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推进原来相对孤立的网络联合，并连接到更为广阔的欧洲交通网络中，最终形成欧亚海陆交通大网络。
其实在初始阶段对亚投行存在不解、误解和猜忌再正常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等这些新举措的落地，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更具透明性、可操作性和多方参与性的机制化平台，将大大地推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实施进程。特别是，通过亚投行的实质化运营，人们的疑虑和戒意会逐渐淡化，一些学者已经认为，亚投行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全球性公共产品，亚投行不仅不是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挑战，而且将创造非常可观的市场需求，加快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迟滞国家的工业化步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新动力。
丝路基金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是由中国出资成立的依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成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注册资本金615.25亿元人民币，重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融资服务，截至2016年6月30日，已有丝路基金宣布支持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投资建设水电站等清洁能源、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力轮胎等3单投资。
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内商业银行全力跟进，截至2016年6月30日，国家开发银行已建立超过60个国家总量超过900个项目的“一带一路”项目库。中国进出口银行有贷款余额的“一带一路”项目1000多个，涉及沿线49个国家公路、铁路、港口、工业园区等十几个领域。国内工、农、中、建、交5大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布局初具规模，截至2016年6月30日，包括5大商业银行在内的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设立了56家一级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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