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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面临挑战的关键之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经济结构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困难，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也在累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深度调整的现实，如何更好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既是未来几年经济实践需要破解的课题，也是理论工作者致力攻关的难题。基于上述宏观经济发展背景，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欧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2018年6月30日—7月1日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40多家媒体以及近百位中外学生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大会致辞并发言的学者包括（按发言顺序）：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付志峰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教授，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连城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杨春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建伟研究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乐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研究员等。
与会专家围绕“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在进行大会发言的同时，还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等议题举办了3个分论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改革的路径和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017年的39年间，中国GDP增长了33.5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3%。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实施了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改革之路，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行的。张卓元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提出了中期改革的两条主线：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即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要双线推进。这两条主线不仅对1988—1995年中期改革有效，而且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有效。中国40年经济改革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第一条主线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1980年12月允许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发展个体经济的必然逻辑是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发展，因为有些经营好的个体工商户需要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经营项目，雇工不可避免。1988年开始，各个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就开始办理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私营经济开始发展，并通过引进和利用外资，非公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公有制的改革，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放开了经营权，解放了生产力。而国有企业的改革比较曲折。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经过利改税，承包制，到1993年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整整走了15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继续坚持和巩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条主线表现为经济运行机制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展开的，即逐步放开价格，搞活市场，从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工业品的价格，转向资源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用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价格改革的大幅推进为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更好地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实现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张卓元认为30年前“两条主线论”也是符合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经济改革精神的，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要强化产权激励机制，尤其是要保护好知识产权，保护非公经济的财产权，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环境，搞好社会管理，维护市场秩序等。
中国经济的实践表明，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能保持经济平稳更快增长。因为计划经济的核心是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由政府在全社会配置资源，这是高度集权的制度，它剥夺了消费者、生产者的权益，个人和企业不能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经济利益，生产者既没有内在动力，也没有外部竞争的压力，从而不能形成制度激励。张连城认为，我国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实证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制度变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弹性最大，为0.45，技术进步为0.3，其余是人力资本等的贡献，而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也与制度相关。因此，制度变迁对TFP增速的弹性甚至会超过50%。目前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通过TFP的提高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但2000年以后TFP并没有趋势性的增长。显然，TF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构建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环境，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近年政府似乎更加主导经济运行，并且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大，集权程度越来越高，行政垄断、行业垄断，排斥竞争的趋势不断增强。对非公经济从金融信贷、市场准入、去产能等各方面的挤压和歧视并未减少，当前中国经济的风险是由于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加快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
改革背后是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支撑，反映着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张平以《经济研究》刊发文章的图谱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1978—1982年刊发的文章主要是对改革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的继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建立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体系，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理论开始系统化，宏观经济研究引入了新的范式，“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研究》的栏目，理论的探讨超前于中国经济实践。宏观范式的引入对中国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在实践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在经济运行上进行了三大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轨”和汇率并轨，分税制和银行商业化改革（1995年的银行法和负债比例管理），全面对外开放。在宏观运行框架改革的基础上，1995年后开始了一系列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等。中国的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中提出的，是克服种种困难完成的。
1999年后《经济研究》学术分类上开始与国际当代经济学的分类接轨，理论研究也使用了当代经济学通用的方法，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问题为研究的主线。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研究方法越来越规范，但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需要在理性的框架下加强学科建设，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沈越从马克思的基础理论层面反思改革，认为中国至今一定程度上仍奉行着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阻碍了进一步深化改革。马克思从古典学者那里批判继承来的“市民经济”（bürgerliche Ökonomie）、“市民经济制度”（bürgerliches Ökonomiesystem）、“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等在马恩著作中文译本中被大量地误译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走的弯路，在基础理论上都与误读马克思市民经济社会理论有直接关系，其错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将市民混同甚至等同于资产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来源；把市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画等号，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产物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选择性地把德语中的“Bürger”一词两译为“市民”和“资产阶级”，把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搞得支离破碎。
市民经济是从人们之间经济社会关系的深层视角概括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后者则是从物、从经济运行机制角度表达的市民经济，虽然商品经济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民经济（社会），但却抹去了市民经济所反映的最重要信息，即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有“见物不见人”的拜物教之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开始了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在最初的1个多世纪中，中国的这一进程十分缓慢，直到4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这个进程才步入了快车道。其要旨在于赋予中国人独立自由、平等的市民地位，解放最有活力的劳动生产要素：一方面，将人们从各种各样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上独立自由的个体，中国从此告别了数千年来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前市民（vorbürgerlich）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目标迈出关键的一大步，表现为四大自由：交易自由、择业自由、经营自由、迁徙和居留自由；另一方面，把原来计划体制不切实际的追求结果平等，转变为追求前提、机会平等，进而形成了奖勤罚懒、天道酬勤的激励机制，给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所有制改革留下了一些理论问题需要破解。杨春学认为，公有制在理论上有两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基本形态：“积极的形态”和“消极的形态”。在前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以成员的资格对生产资料拥有一个明确的份额，实为“联合的共同所有制”。在后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但没有一个人拥有其中任何一部分。在改革初期，农村家庭承包制焕发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是因为它把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改造成了一种“积极的形态”，虽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属于集体，但每个农户可以长久地获得其他的产权。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于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原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这是因为主要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放弃从农村土地获得利益的渠道。国有企业属于后一种公有制形态，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困境中，原因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为什么我们要采取国有制这种公有制形态？一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理论，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二是基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三是基于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所有制理论。此外，私有制一直名不正言不顺，主要是把所有制看作社会性质的最根本因素，实际上，所有制的核心就是产权。有的专家也认为，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不仅仅要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的所有制问题、政府过度干预问题，也要改革当前固有的利益机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题，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方面的变革，也是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之一。
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张晓晶把高质量发展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包括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第二个层面包括以人民为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第三个层面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加上高质量政府。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着高质量发展问题，但其所面临的挑战和中国今天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会有较大的不同。因此，高质量发展指标的设定需要符合当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度的“高”。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保障；要由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来支撑，发展是硬道理仍要坚持。没有发展（包括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味地追求“高大上”，而是强调“全面”“协调”（包括妥协），不能有短板。不同指标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果各方面发展是协调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发展转型，是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所呈现的重要变化。高培勇认为，体制、政策和措施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即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发展脉络的把握。第一是主要矛盾的变化，现在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总量性问题；矛盾的方面在供给侧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在需求侧；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而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第二是发展理念的变化。以前强调的是高速度发展，现在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指导下的发展。第三，过去的政策主线强调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现在政策的重点是结构调整；原来追求短期稳定，现在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第四，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和实施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把宏观政策当作一种政策变量，不涉制度调整；现在是政策安排和制度变革，且以制度变革为主，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技术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条件下，应该强调投资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而不是拉动需求的作用。当前的三大攻坚战中摆在首位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重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而地方债风险是重中之重。减税降费不是扩大需求的一个手段，而是和降低成本对接的。
张晓晶认为，没有高质量政府的保障，高质量发展是难以实现的。经济快速赶超阶段对于政府的要求就是一方面放手让市场“野蛮”生长，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高质量发展对于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足够能力实现新发展，又要能够对能力进行约束，“检点”自身，减少扭曲，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已不在于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经济建设，而应转向建构有利于市场公平有效运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并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助力市场制度、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善，其行为又应在法治、制度等约束之下，避免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和攫取式资源配置扭曲。政府质量的不同维度构成了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一方面，没有适度的国家能力，即使发展目标设定得当也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目标不当或缺乏必要的约束，则国家能力越强，造成的恶果也越严重。
中国经济下行，或者L型走势可能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中长期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应坚持“一条主线，两个抓手”，一条主线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抓手，即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杨瑞龙认为，在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转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一个增速放缓的过程，这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但增速放缓有两种情况，一是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从而使一些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二是有些国家经济下降以后，人均增长率在0附近徘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进入增长陷阱。因此，实现增长模式转换，新旧增长动能转换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解决。
如何激发新动能？与会专家都认为需要通过改革与创新驱动。中国现在仍然以政府主导来搞创新，是非常困难的，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改革，经济结构背后是利益结构，利益结构背后是体制结构，体制结构背后是发展模式，不引入市场很难调结构。杨瑞龙认为需要重塑改革动力机制，通过改革为动力机制转换创造条件。改革的动力机制就是让改革者受到保护，不能让改革者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判断改革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产权有没有变化；二是看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作用还是政府起作用。
张连城认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具体形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属于“经济调整”的内容，与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性变革没有直接的联系；供给侧改革必须深入体制层面，其核心是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充满活力。
沈坤荣认为，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构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一个重点是推进创新，培育新一轮竞争中的产业制高点，使得中国的创新不是追随性的。构筑新动力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以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为此需要创新发展理念、思路和方法，由行政区经济向功能区经济转变，打破行政壁垒，发挥区域协同效应。第二个重点是从同质竞争向协同发展转变，形成一个开放融合、协同发展的大生态系统。为确保城市群战略的顺利落地，需要妥善解决地域分割严重、城市职能定位不清晰、协同发展制度成本比较高等问题。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引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要素的价格扭曲，加剧了资源错配，抑制了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的动力。行政边界固化进一步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经济边界的拓展，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种过度竞争掩盖了很多真实的问题，通过低价的工业用地、税收优惠、信贷补贴、放松环境管制或者实际上的转移使得整个经济陷入了困境，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了临近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这些问题需要协同治理。沈坤荣建议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打破地理边界；以有效合作的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以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为核心，使得把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作为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略，通过城市集群发展来影响高质量发展。
张曙光认为，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因此，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单位之间的人才竞争如火如荼。引进人才有两个决定性因素。第一，产业和事业的发展为引进人才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第二，尊重人才，给人才以充分的自由。作为一个生态的城市，其人才结构，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还有一般的劳动者，人才的流动有其自然的平衡机制。人为的控制和限制，不利于良性的人才流动。
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表现在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改变，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严峻，在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解决经济面临的困境，需要有大的格局、长远视角及国际视野，找到经济社会长远良性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因素。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高培勇认为，原来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第一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上了层次；第二是在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类需要，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这是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来的需要。与这一需要相对应的载体要么是制度产品，要么就是政策产品，用物质产品、文化产品满足不了这一需要。如果物质文化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市场供给，那么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就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系统。因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依靠市场系统，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统。
田国强认为，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体现在经济、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是低质量的发展，且不具有可持续性；社会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民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失衡失序严重，各级政府更多是发展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政府的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服务性的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目标还远未达到。政府对经济介入过多，一些项目一拥而上，导致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巨大。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很多专家认为，这次中美经贸摩擦，中兴不仅无法抵挡，华为、阿里、联想等都同样严重依赖美国技术。中国不只是“缺芯”，真正缺的是有利于提高效率，勃发创新力，让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制度。从大国到强国是资源的竞争、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和制度的竞争，但关键是能让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国家能长治久安的基本制度的竞争，制度才是最关键、根本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可替代。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是提供制度基础的综合性改革。田国强提出，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国家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从提高经济包容性角度来看，要进行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金融市场放开一体化、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才能加快建设和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从加强社会自治的角度来看，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可以作为平衡和控制政府与市场之间张力的关键要素，社会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资源、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可以对政府形成很好的补充和替代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从具体的、微观的社会管理环节中抽身出来，将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领域交给社会组织来自我管理。
张晓晶提出，如果说40年前改革的起点和重点是市场，那么40年后改革的起点和重点就是政府。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能否崛起，主要取决于内政，取决于国家实力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只要内部不发生颠覆性的战略失误，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长短问题。因此，面对当前的复杂国际环境，练好内功，深化改革才是正途。不能秉持“敌人坚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顺势而为，可以更好地推进改革。
回顾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从国内来看，有两大关键词或者两大风险值得关注，一个是下行风险，一个是信用风险；而从国际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是左右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2018年上半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出现了下行压力，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在去杠杆背景下所出现的信用风险需要特别关注，常欣认为，这与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从紧货币到紧信用的变化有关。2016年中开始紧货币阶段，通过提高政策利率、缩短放长等政策操作，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端，广义货币增速M2下降，金融体系内部资金的压缩，但没有作用到实体部门。2017年末紧信用阶段，通过一系列高密度监管措施，尤其是2018年4月资管新规的出台，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资产端，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滑。随着信用收缩的出现，二元融资结构固化，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或者资金的可获得性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对等的融资条件，并有加剧的趋势。根据月度数据，民营企业在信用收缩期面临被动加杠杆的局面，造成主体错配，劣币驱逐良币或者“国进民退”。要避免去杠杆的主体错位必须围绕国有企业去杠杆这一核心环节加以实质性推动，因为从不同所有制的资产负债率来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仍然远远高于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化解国有企业高杠杆需要关闭“僵尸企业”，重新配置资产，通过效率改进和整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降低企业高资产负债率。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贸易关系不仅影响两国经济发展，对全世界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美方多次以贸易失衡为由挑起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和不合理制裁，直接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互惠的贸易关系提出了挑战。许宪春从统计的角度对中美贸易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梳理。
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美方统计的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始终高于中方统计的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为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为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多出近1000亿美元。造成这种差异有多种因素，包括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
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角度看，广大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贡献了巨大的贸易逆差。2007—2013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差额占中国全部货物进出口差额的比例超过50%，占到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半壁江山”，并一度占到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80%以上。
从跨国利润转移的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在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同时，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外方在华投资收益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经营实体企业所得。而中方在外投资收益往往来自美国国债等相对安全的证券资产，收益相对偏低。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为5097亿美元，其中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同期外方在华投资收益达到了2634亿美元。
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角度看，中美货物贸易差额大幅度缩小。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均实现了互利共赢。如果相关参数保持不变，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每1000美元货物所拉动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为646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每1000美元货物所拉动的美国增加值为814美元。
因此，许宪春认为，我国适应新环境的重点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尤其是全球价值链收缩、管控分歧的背景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张曙光认为，中美贸易争端，美国首先拿中国的中兴、华为开刀，说明这场争端绝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以人才为后盾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问题，背后隐藏的是人才问题。
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之一。李建伟通过智商的正态分布，讨论了居民人力资本收入的分布特征及其差距的演变规律。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所能提供的教育学习资源有限，即使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也只有部分高智商群体获得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必然会加大居民人力资本分布差距，但受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制约，居民人力资本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会存在极大值。
在工业化后期，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社会教育资源供给大量增加，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也大幅度提升，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会逐步弱化，居民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收入的差距也会逐步缩小。在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教育时，居民人力资本收入差距将回归到智商分布差距，进入适度差距状态。由此，居民人力资本收入差距形成完整的“倒U”型演变过程。与人力资本收入差距存在极大值不同，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差距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呈几何级数扩大。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下，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收入挂钩，受工资性收入差距影响，经过转移支付之后高收入阶层的转移性净收入仍会高于低收入阶层，但与初次收入相比，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后，高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会下降，低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会提高，高收入阶层转移性净收入与低收入阶层转移性净收入的差距并非意味着转移支付制度出现了逆向转移支付问题。
因此，李建伟提出，需要正确认识不同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特点，高度重视居民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未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8年继续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跟踪调查，得出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
主观满意度指数是通过对35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主观感受进行随机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得到的。为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对主观指标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新的主观满意度指数由消费者信息、教育质量、健康水平、医疗服务四个分指数构成，以更好地反映当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及获得感。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是采用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计算方法获得，分数越高反映消费者信心越强。
本次调查产生有效随机样本12878个，其中，电话调查获取样本6823个；网络调查获取样本6055个。
调查显示，2018年3—4月，全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加权平均值为115.48，35个城市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全部超过100。美国2018年4月底和5月初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8.8，低于中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加权平均值。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122.84）、济南（122.56）、沈阳（121.14）、长沙（120.53）、南昌（120.52）、贵阳（119.73）、南宁（118.88）、合肥（118.60）、青岛（118.09）、广州（117.99）。排名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天津（112.76）、石家庄（112.73）、重庆（112.33）、长春（112.19）、杭州（112.13）、成都（111.12）、银川（110.81）、海口（109.75）、南京（108.71）、西安（104.44）。
全国35个城市居民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9.37，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济南（74.58）、乌鲁木齐（74.14）、兰州（72.94）、天津（72.91）、南宁（72.65）、呼和浩特（71.94）、厦门（71.58）、贵阳（71.56）、太原（71.47）、昆明（71.24）；排在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哈尔滨（67.91）、上海（67.59）、郑州（67.30）、北京（67.02）、西安（66.81）、青岛（66.76）、合肥（66.50）、海口（65.41）、广州（64.54）、杭州（64.22）。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广州等集中优质资源的城市得分并不高，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城市的受访者认为优质教育的供给和受访者对教育的需求还是不匹配的，即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失衡的。
全国35个城市居民健康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4.48，介于好（50）和很好（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青岛（70.58）、昆明（69.34）、合肥（69.33）、贵阳（69.20）、深圳（69.11）、太原（68.09）、哈尔滨（67.88）、北京（67.70）、西安（67.58）、济南（67.45）；排在后10位的城市是：沈阳（62.58）、重庆（61.97）、武汉（61.95）、西宁（61.67）、兰州（61.56）、海口（60.83）、石家庄（60.10）、广州（59.32）、银川（56.64）、杭州（53.91）。美国最新的一项调查结果是61.6分。中国35个受访城市，28个城市的得分高于美国数值，有7个城市的得分低于美国数值。
全国35个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5.31，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70.58）、南宁（69.85）、宁波（69.49）、济南（69.43）、厦门（68.90）、郑州（68.57）、成都（67.80）、青岛（67.52）、沈阳（66.65）、呼和浩特（66.55）；排在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兰州（63.54）、深圳（63.32）、太原（63.24）、哈尔滨（62.83）、昆明（62.52）、上海（62.33）、西宁（61.22）、南京（60.20）、贵阳（59.43）、海口（57.36）。
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即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是根据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35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计算得出的，从而保证了该指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保持与主观指数的一致性，客观指数也包括5个分指数，即生活水平指数、生活成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社会保障指数、生活感受指数。5个客观社会经济数据分指数涵盖了20个社会经济数据指标，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显示，2018年，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平均值为54.85，略低于2017年的54.98，近三年总体保持稳定。得分50分以上的城市有31个，西宁、重庆、福州、郑州4个城市得分低于50分。东部城市生活质量整体上依然高于中西部城市，但同时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观指数的反差。5个客观分指数的平均值分别是：生活水平54.30分、生活成本52.53分、人力资本57.03分、社会保障52.62分、生活感受57.77分。与2017年相比，生活水平继续上升，但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基本持平。客观总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北京（67.05）、杭州（61.79）、南京（60.28）、深圳（59.50）、昆明（58.99）、广州（58.54）、西安（58.34）、武汉（58.25）、上海（57.79）、贵阳（57.54）；排名后10位的城市是：太原（51.53）、兰州（51.03）、哈尔滨（50.74）、南昌（50.57）、合肥（50.49）、南宁（50.34）、西宁（49.19）、重庆（48.92）、福州（48.26）、郑州（46.5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初步显现：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生活质量指数基本保持平稳，居民获得感强。但是，地区和城市间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为最终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中国经济质量前沿课题组发布了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蓝皮书——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报告由五部分内容构成：2018年中国宏观经验事实、效率转型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前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效率提升。
报告认为，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5%左右，就业、价格和汇率处于平稳区间，需求趋弱，生产仍强，债务周期的压力逐步显现。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始终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增长，资本要素使用效率和边际效益持续下降。因此，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
课题组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参考国际相关的五大指标体系，以OECD发达国家为参照样本，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创新效力、政府效率、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等5个一级指标、若干个二级指标、67个具体指标，其中50个指标可以进行国际比较，17个指标不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结果显示，中国近1/6的指标排名全球30%以内，与发达国家差距小于50%的指标比例超过了1/3。
课题组连续8年对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跟踪评价。该评价将以GDP为核心的评价标准转向以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基准的创新和效率的评估方式，强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增长。主要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增长潜力、政府效率、人民生活和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