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96—201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已为实现小康目标勾勒出清晰的轮廓，今后15年如果我们能保持快速而持续的增长，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我们就能跨上现代化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台阶，为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奠定基础；如果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顺利，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就会陷于被动，国内一些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也会表面化，我们有可能再一次失去赶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机会。因此，1996—2010年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具有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1978—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值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9%，经济增长率居同期世界各国之首；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工业消费品、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基本满足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工业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明显提高，长期困扰我国的消费品短缺现象已经消除；外贸总额的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6%，工业制成品对农矿产品的出口替代基本完成，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水平有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6.7%，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一倍，人均热量和蛋白质消费量、人均寿命等生活质量指标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十余年的成功发展使中国经济跨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阶，中国通过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我国所取得的上述经济成就，来源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的机制变化。
其一，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得到改造，市场主体的发展动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旺盛的活力。 我国在市场环境中成长的非国有经济已占有国民生产总值的60%，国有企业由于多种企业改革形式的推行，绝大部分也成为有独立经济利益和利润动机的、有相当决策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提高，利益机制的驱动使经济主体具备了发展的强烈动机。市场竞争造就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投资主体，一些大企业集团的经营和资金实力已可以进入一些高门槛的产业，加上各种联合投资形式的广泛采用，使企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投资主体。上述变化意味着，作为我国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总体上已不是传统体制下被动的计划执行者，而是具有强烈发展欲望的、面向市场、接受市场调节的市场主体。
其二，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取代，大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目前我国的指令性计划产品、统配物资的品种和数量、国家直接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国家能够控制投向的投资资金均已不占有主导地位，我国经济运行中资源总量的大部分已经是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在指令性计划范围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我国商品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价格扭曲的问题基本解决；资金、技术、房地产、劳动力、证券等市场已开始发育。市场的扩展和市场短缺现象的消除，使竞争趋于激烈、市场机制的作用大为增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在市场机制调节下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积极变化，市场竞争成为优化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其三，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国民经济发展更有效地利用了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 到199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38%，分别有近1/5的国内商品需求和产品实现需要通过国际交换来完成。我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和地区——内地的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外商直接投资在1992年已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左右。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际市场成为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进口设备和技术是国内产业提高技术水平、改善产品结构的重要动力，国外资源产品进口弥补了国内的短缺，国外资金成为国内建设资金的重要补充。十余年的开放使中国经济向国际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对外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积累形成机制，为我国确立了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摆脱了前30年抑制消费、强制积累，集中国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自我循环的模式。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为经济发展目标，使居民消费需求和出口的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而使经济发展更牢固地确立在最终需求导向的基础之上，在国民收入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居民的自愿储蓄已取代政府的强制积累成为国内积累的主要来源，使我国国内总储蓄率逐年上升，并在近5年中达到平均近35%的高水平。经济发展模式和积累形成机制的改变，同时实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国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保持高投资率的多重目标，使消费、生产和投资相互促进、同步增长。
概括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活力的激发，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国外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的利用，最终需求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高储蓄率为基础的高投资率。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比，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中国经济总体上已不再是短缺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总体上已不再是僵化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总体上已不再是隔绝的。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繁荣、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奠基，中国经济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不可逆转的再造。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尚在过程之中，各方面的机制和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潜伏着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中央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降低，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制尚未确立。 目前政府掌握的财税杠杆由于各种包干体制和税收征管薄弱，已基本失去弹性；金融手段由于金融改革滞后和微观反应不敏感，调控效能也在弱化。宏观调控由于缺乏有效的间接手段，为稳定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反复使用行政办法，但效果越来越不理想。利益调整受制于中央财力的拮据和财政再分配功能的缺陷，难以进行有效的利益调节和补偿，个人收入差距、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工农业的分配差距都处于难以调节的状态。地方政府经济作用的强化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加快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中央政令不通、地区间相互封锁等经济地方主义现象。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地位的削弱，降低了国民经济发展整体的协调性，造成了经济波动和社会矛盾。
——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链条中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 我国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农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农村中积累了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严重压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由于要素市场不够发育和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不足，我国基础部门的“瓶颈”约束长期未得到缓解。工业内部技术结构不均衡，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和设备实现，国内装备工业和科研力量参与不足，其水平也不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国内的技术基础，企业新产品开发能力薄弱，新主导产业群成长缓慢。结构存量调整仍存在较大障碍，在短缺消除、竞争加剧、结构调整加快的形势下，大量低素质的亏损企业无法退出生产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社会生产全过程各个环节的经济效益都有待提高。 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自负盈亏的约束机制，企业分配行为扭曲，积累能力不足，生产经营效益不高，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在市场竞争中处境日益艰难。国有单位投资缺乏明确的责任约束，投资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流动资产投资也超出了合理的水平。外贸出口基于多头对外、自相压价竞销，造成出口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各地区为利用外资竞相滥施优惠，加之对三资企业在财务上监督管理不严，使一些低技术素质的三资企业仅靠政策优惠就能挤掉国内企业，导致国民财富向境外流失。国有企业多集中于资本品生产和基础工业领域，这部分企业活力不足影响到整个经济系统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能力，同时也对社会安定造成隐患；经济效益不高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有损于国民经济长期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法制建设进展不理想，经济秩序不佳，腐败现象蔓延。 我国经济法制化建设远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的问题表现在政府整顿经济秩序、打击违法行为的能力不足，偷税、抗税、行贿索贿、不正当竞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也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表现为教育落后、治安不佳、社会风气不振、腐败现象蔓延。我国目前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发展已开始危及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运行：内外勾结的走私活动打击了国内产业，金融系统的腐败现象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对农民、对企业的摊派损害着生产者的利益，监督、执法部门的腐败问题更增加了我们反腐败的难度。腐败、无序和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毒化了社会风气，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损害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无疑属于前进中的问题，但也是十分深刻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有些问题源于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均衡，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将会逐步自行缓解；有些问题则超出了经济体制的范畴，甚至超出了经济的范畴，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因为推进改革也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无论从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判断，我国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这一轮工业化以重工业自我循环为内涵，缺乏最终需求作为产业发展的终端基础，其结果是建成了庞大的工业体系，也形成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重新确立在国内消费市场和国际市场最终需求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产业发展既利用着原有的工业基础，又对原有的产业按满足最终需求的要求进行筛选和改造，不断校正着扭曲的产业结构。这实际上是新一轮工业化过程。
我国新一轮工业化过程在1985年前后已跨越了第一个阶段，即轻纺工业充分发展的阶段，其标志是轻纺工业全面转入买方市场。接续而来的是耐用消费品工业和相应的投资品工业超前发展的阶段，重工业的主导地位将逐步突出。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够解决温饱、初步工业化能够消除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之后，经济发展便进入了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因此，如果排除掉种种不均衡因素就总体而言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从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判断，我国目前正处于初步工业化之后的工业化加速时期。
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这一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有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飞跃。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表明，这一经济起飞的时期可以持续20年左右。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其外在特征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工农业初步发展、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国内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新一个层次的耐用消费品需求及相应的投资品需求的出现，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远比轻纺产品广阔的、层次不断升高的国内市场。满足国内档次不断上升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的过程，也就是工业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必然表现为产业结构大幅度地调整和升级。第二，后起的低收入国家在国内传统产业市场的短缺消除之后，有条件使已成熟的传统产业走向国际市场，利用本国劳动力价格低、产品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一方面利用国际市场延续本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取得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装备，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奠定基础。因此，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往往表现为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化。第三，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居民消费结余的增加，低收入国家的储蓄率会随同经济发展而逐步上升。如果存在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并保证投资的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会得到持久的动力。因此，成功的经济起飞都伴随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高的投资率。
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能否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能否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而调整，保持高储蓄率并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以及成功的经济外向发展三大因素。从这一经济高速增长的机制出发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既是改革解放生产力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所必然表现出的特征。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阶段性转折的特征。当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主体的行政性束缚、对资源的指令性计划分配、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均已不是主导性的问题；而经济主体尤其是国有企业机制不健全、行为不合理，市场功能不强尤其是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间接调控手段欠缺、效力不足等，日益成为突出的矛盾。这意味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侧重于如何冲破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通过放权取得体制效益的话，那么今后的改革将依靠建设新体制、通过新体制的高效率运转来取得体制效益。我国前十余年的对外开放基本处于一个突破封闭状态、以扩大开放规模为主的阶段。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迅速上升和吸引外资规模的迅速增加。这种粗放型开放的负面效应，尤其是效益流失问题越来越明显，迫使我们必须走集约型开放的道路，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新层次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将是，把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高对外开放经济效益，全面建设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法规和程序，促进国民经济的国际化。
总之，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1996—2010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将出现一些阶段性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无疑具有一些本质性的有利条件：十余年的深刻探索，已基本明晰了我们要走的道路，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十余年取得的成就，为今后的发展确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较好的体制条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面对的课题的难度也在增加：在短缺的环境中满足市场需求是相对容易的，在饱和的、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依靠科技进步开拓市场则较难；冲破一个旧体制是相对容易的，建设一个全新的、运转有序的新体制则较难；突破自我封闭、打开国门是相对容易的，真正实现国内外经济在体制和结构上的对接则较难。在挑战面前，需要我们振奋精神、发挥优势、克服困难。
第一，世界科技进步及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 从现在到20世纪末，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为核心的世界科技进步高潮尚在酝酿过程中。除信息技术外，绝大部分高新技术尚处于研究开发阶段，不具备大规模形成产业的条件。在2001—2010年期间，发达国家目前已着手研究的某些高新技术将开始形成产业，但大规模的产业化还将在2010年之后。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尚未推出足以取代原有支柱产业的新产业群，世界经济以中低速度增长的态势一时难以改变。预计1996—2000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为3%左右，2001—2010年的年增长率不超过4%～5%。国际贸易的增长虽然会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但超出的幅度也将有限。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将导致经济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的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竞争和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加剧。
在今后十余年中，美国、日本及西欧国家在知识、技术密集的机电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结构层面上的竞争将趋于激化；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问题严重，主要发达国家仍可能维持以较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彻底向外转移，其内部产业结构将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转化，以便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在更高的层次上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俄罗斯具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其比较优势在于资源、市场和重工业，与我国经济基本是互补的。东盟国家将通过吸收国外投资和技术转移加快制造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另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并与我国形成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态势。
综合起来看，1996—2010年世界科技进步趋势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有利的。机遇主要在于：世界缓和的趋势，将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我国较成熟的一般制造业外向发展和引进成熟的先进技术；世界经济中低速度增长和发达国家的较低的利率政策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不利的一面主要在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使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更多的困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制造业产品出口上，我们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除此之外，由于恢复行使港澳主权和两岸经贸关系密切化，大陆的资源、市场、劳动力和工业基础，香港的金融、通信及贸易服务，台湾的资本、技术和营销能力，有可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也是有利条件。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和资源条件。 在计划生育政策能够得到较好贯彻的前提下，到2000年我国人口总量约为12.9亿，2010年将达到14亿；劳动适龄人口在2000年约为8.6亿，2010年将达到9.6亿。我国的人口状况将给我国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4.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22亩，耕地后备资源仅有2亿亩左右。即使现有耕地面积不再减少，到200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也将减少到1.11亩，到201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02亩。
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今后十余年主要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将进一步降低。据对主要矿产的保证程度分析，到2010年缺口较大的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矿、锰矿、铬铁矿等。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80年代末我国各类水利设施总供水能力为5000亿立方米，预计到2000年全国需水总量约为6700亿立方米，到2010年约为8500亿立方米，需要较大幅度增加供水能力。由于我国大部分矿产、耕地和人口集中于缺水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工农业争水矛盾突出、能源基地水源不足，增加了解决供需矛盾的难度。
综上所述，1996—2010后我国人口和资源条件与七八十年代相比更加严峻。突出的矛盾主要在于：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趋于尖锐，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将造成巨大压力；劳动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将趋于表面化；水资源紧缺将进一步制约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当一部分矿产资源尤其是长期出口的石油将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将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三，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市场条件。 1996—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主导趋势是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结构层次上升、消费内容多样化。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2000年预计为2650元，2010年约为4500元。住和行的消费比重将会增加，电话、住房、轿车将依次成为消费热点，优质农产品和轻纺产品、各种服务性需求将增加。在各项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下，我国农村居民今后十余年的消费构成，有可能接续城镇居民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消费轨迹。
我国投资需求今后十余年的结构特点将是：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保持高增长的态势；受投资拉动、应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要求，对机械电子投资类产品特别是其中的高新技术投资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在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基础的原材料工业中，乙烯、钢材、新型建材等产品的需求将增加，其相应的投资品需求也会增加。
我国纺织品、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今后十余年中在国际市场仍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竞争加剧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强硬约束，对此类产品的出口增长幅度只能寄予合理的期望。机电产品是世界贸易中比重最大的商品类别，而且具有需求多层次的特点，我国今后十余年扩大出口的主攻市场应是机电产品，在这一领域我国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动态的比较优势。机电类产品中具有出口潜力的主要是：成套设备、电机及电工器材、机床工具、家用电器、船舶、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
综合起来看，1996—2010年我国市场需求与前十余年相比结构升高，层次更加丰富，市场规模和容量更加巨大，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建筑业等新一代主导产业发展的市场条件基本形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消费品市场、投资品市场还是出口市场，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都将明显上升，而一般技术档次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将会相对下降。这意味着，市场需求将出现高层次化的趋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条件。 在“九五”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尚在积蓄、酝酿的阶段，绝大部分城镇居民的消费还难以进入住房、轿车等万元级商品领域，农村居民的消费还将受制于乡镇企业集约发展、农业物质消耗上升过快等制约因素，总的消费倾向不会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我国可以保持33%～36%的国内储蓄率，比1978—1992年我国的平均国内储蓄率高两个百分点以上；2001—2010年期间，随着住房、轿车陆续进入居民家庭和居民消费领域的扩大，我国的储蓄率水平可能略有降低，国内储蓄率大约在30%～32%左右。
1996—2010年期间，国际资金供求关系将趋于紧张，世界性的资金短缺将逐渐显现出来。中东地区的重建，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恢复，都将向世界资金市场提出巨额资金需求；而发达国家扩大内需、充实社会资本将减少资金剩余，在总的世界资金短缺的背景下，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仍会有相当一部分货币资本受有增值能力需求的限制，无法转化为商业资本或工业资本，成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求机会的游资，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对这部分资金是有吸引力的。
综上所述，1996—2010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条件要好于80年代，主要是国内较高的储蓄率能够提供较充实的投资资金，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绩表明，我国“九五”时期的储蓄率可以支持32%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2001—2010年期间的储蓄率也可以支持30%左右的投资率和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换句话说，如果确定“九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为年均8%～9%，那么国内的资金供给是可以满足需要的。
第五，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和社会条件。 1996—2010期间，改革的深化仍是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这一时期的改革将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有效运转贡献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体的方面在于：随着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金的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主导产业和优势企业吸收资源；国有企业改革将大大改善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步伐，提高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尤其有利于国有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重化工业的发展；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将使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得到改善，减少由于经济发展不稳定、大起大落造成的浪费，国家资源调动能力的提高也将有利于基础产业的基础设施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阶段上，以往改革未曾触及的一些高风险的改革领域已无法回避，企业产权制度、职工就业和福利制度、户籍制度等项改革已提上日程。难度最大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不涉及目前大量的亏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1000余万富余人员的出路问题；而且，由于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并不是基于机会均等和个人选择，企业富余人员的处置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失衡。这意味着，现阶段推进改革已不能不触及各种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一部分社会成员会因改革的深化而损失其既得利益，这与前十年支撑改革的利益格局是不同的。
除改革的因素之外，从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本身也将带来一些固有的社会矛盾，这一发展阶段是产业结构变动剧烈的时期，结构调整加快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企业淘汰、破产增加；这一发展阶段是城市化过程扩展的时期，城乡格局迅速变化会引发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一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市场化过程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化和腐败现象的滋生，也蕴含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综合起来看，1996—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要优于前十余年，而社会条件则趋于复杂，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主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能会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部分国有企业破产、职工失业造成的社会冲击；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无序现象；市场化过程中两极分化、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造成的社会不满。
1996—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十余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档次上升、容量巨大、层次丰富的市场条件；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可以为投资的增长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国外资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体制条件。不利条件主要在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更加尖锐，农业稳定与发展的任务艰巨，一些重要资源需要进口补充；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更为紧迫；我国扩大出口会面临更强竞争和更多的贸易摩擦，重返关贸总协定后国内产业将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社会矛盾将趋于增加，社会管理的任务加重。对上述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进行综合判断，应该说1996—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总体上是有利的。我们面对着一个经过努力可以抓住并利用的发展机遇。因为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市场容量是否够大、资金是否充裕、国际环境是否有利，对发展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前十余年相比，1996—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条件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是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发展也无法利用。大容量国内市场的利用要以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为前提；资金优势的发挥要以资金的有效使用为前提；国外资金、技术和资源的利用要以成功的外向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为前提。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条件和改革的阶段性特点还带来了一些特殊的、涉及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今后十余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难点和挑战可能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否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如果维持目前的城乡格局不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到2000年将达到1.8亿，到2010年将上升到3亿左右。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找不到出路，农业的经营规模非但难以扩大而且将继续缩小，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都将受制于狭小的经营规模而难以提高。由此产生的问题将是：农业由于比较劳动生产率低越来越难以稳定，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扩展，大量农村人口的无序流动使农村和城市生活都难以安定。由于市场短缺的消除使乡镇企业进入了集约发展的阶段，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已经大大降低，因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途径。
二是能否实现产业的技术进步。 我国国内市场需求高层次化的趋势为新一代主导产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但前提是国内产业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追踪需求结构的变化实现本身的高层次化，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应，而这种追踪能力恰恰是我国产业技术结构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关键的问题是我国的工业本体尤其是机电工业的技术素质与主导产业发展的要求相差太远。在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重返关贸总协定又将降低贸易壁垒的形势下，国内需求结构层次上升、市场容量扩大有可能拉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可能拉动进口的增长。如果国内产业技术进步迟缓，国内需求很可能越过国内产业直接与进口挂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将十分不利。
三是能否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今后十余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将逐渐加大。从静态的角度看，资源进口用汇将大量增加，仅石油进口年用汇到2000年即将接近100亿美元；为形成新主导产业而进口技术、设备和零部件的用汇将增加，其用汇量要远大于上一代家电产业成长的用汇量；而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难以稳定地支持较大的外汇需求。这种局面提出的问题是：我国出口结构能否进一步实现机电产品对轻纺产品的出口替代，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创汇能力；我国国内工业和科研能否有效参与主导产业的成长过程，而不仅仅是再从国外购进一个主导产业群。这两个问题都可归结为我国工业整体的技术素质问题。如果我国工业整体的技术素质没有一个大的提高，就很难避免一代接一代引进的被动依赖局面。这种产业结构升级方式尽管也可以形成主导产业，但运行到某一时点，就会因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而停顿，并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的停滞。
四是能否有效提高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效能。 在今后十余年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要求有更好、更有效的收入调节、利益补偿、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以提高整个社会系统的抗冲击能力。这种抗冲击能力的基础则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效能。现在十分令人担心的是，由于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素质和效率不高，行政纪律松弛、法制观念淡薄，加上腐败现象的侵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管理能力已被大大削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普遍。如果在今后十余年中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和执法能力不能有一个实质性提高，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都难以维护，人口控制、资源保护、税收管理、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管理、进出口管理都难以有效实施，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这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现实的威胁。
如果从1985年算起，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持续了10年。从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制出发，考虑到我国具有一个超级规模的、层次丰富的、尚未完全开发的国内市场，有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价格低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华民族固有的节俭、储蓄的传统，我国有可能实现比其他国家更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此，1996—2010年期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有可能逐渐降低，但2010年还不会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终结。
从影响1996—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具体因素分析：资金条件相对充裕。1978—1992年我国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28.2%，支持了9%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变化，今后十余年支持同样的增长速度需要30%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我国“九五”时期的国内储蓄率可以保证资金供给，下个世纪前十年储蓄率可能略有降低。资源条件总的趋势相对紧张，但考虑到资源节约和附加价值提高会使资源消耗系数进一步降低，加上开放条件下进口的补充，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不过高，资源和能源条件不致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重大约束。基础设施条件尤其是运输条件是目前经济增长的瓶颈，需要进行一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任务应尽可能提前实施。市场条件潜力很大。考虑到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市场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在“九五”时期我国还需要利用投资尤其是对基础部门的投资扩大需求规模。
综合上述因素，1996—2010年我国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条件是具备的。“九五”期间合理的增长速度约为9%，2001—2010年约为7%～8%。这就是说，到2000年我们可以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到2010年可以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三番。追求更高的速度目标在我国的条件下是可以做到的，但需求过旺不利于资金、资源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外延发展的成分过多也不利于产业素质的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率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尽管目前通过财政渠道进行外延发展的条件已经消失，但通过金融渠道进行外延发展的条件是存在的。有高储蓄率为后盾，只要扩张金融，投资规模必然上升，经济增长率也会随之提高。即使在金融体制改革全面完成之后，由于存在政策性金融渠道，同样可以通过金融扩张实现外延发展。这就是说，由于存在高储蓄率的资金条件和金融扩张的体制条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今后一段时间并不困难，如果调控得当在一定时期内实现持续也是可以做到的。
在今后十余年中，由于基础部门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我国还存在一定规模的外延发展余地。但在国内需求结构已经出现高层次化趋势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如何推进内涵发展，即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竞争力，提高加工层次向高附加价值的生产领域推进，以满足新的需求、开拓新的市场，从而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素质。因此，在考虑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指标时，我们要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质量。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将不断减弱；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之本。由于我国人均耕地不足，农业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即使我国耕地面积不再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能够稳定，仅人口增长的因素，要保持1992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到2000年我国粮食作物的亩产也要从目前的267公斤提高到295公斤，到2010年则需要上升到320公斤左右。考虑到我国大部分优质耕地已是精耕细作，而且出现了明显的物质投入效益递减的趋势，进一步提高单产的难度是很大的。
巩固我国的农业基础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如增加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好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通过各种保护政策优化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等。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因为我国狭小的农业经营规模已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失去了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收益低的产业很难保持稳定和发展。
前十余年我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已容纳了1.1亿农村劳动力，另有约0.4亿农村劳动力常年在城市务工。但相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进展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分散发展乡镇企业、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办法很难使农民放弃土地，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存在种种不稳定感。今后十余年我国乡镇企业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市场短缺的消除使乡镇企业粗放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集约发展将使农村第二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农村第三产业受制于农民大量的自给性消费也难于有大的发展。因此如继续沿用前十余年的办法，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目标都难以实现。
1996—2010年期间，我们可能需要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城乡分隔的传统体制作重大调整，把农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过程结合起来。通过开发小城镇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开放城市让农民有组织地进城定居，使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脱离土地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根本改变我国11亿人口，9亿农民的城乡格局，实现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直接转移。这种政策调整将有多方面的意义：乡镇企业集中发展有利于减少耕地占用、控制污染、节约运输和基础设施成本；进城农民的自给性消费减少，将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市场；有利于在农村形成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农民进城有利于全民族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
农村城镇化尤其是让农民进城落户确有一定风险，组织工作的难度也很大。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这一步迟早要走，早走比晚走有利、有组织地进行比无序流动有利。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必然表现为城市化扩展的过程，这一大趋势不可漠视只能因势利导。我们估计，如果措施得力、组织得当，到2010年我们至少可能使3亿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使我国城镇和农村人口的比例由1992年的1∶2.65转变为1∶1左右。
1996—2010年我国社会需求结构为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准备了不低于合理规模的市场条件：交通通信等基础部门需要加快建设；汽车、程控交换机等交通通信工具需求将大量增加；机械电子类高技术投资品有广阔的市场；住宅建设和城镇建设仍需大力发展；所有第三产业都有加快发展的余地；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基础条件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要相应跟进；一般加工工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也有继续发展以满足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前景。这种层次丰富的市场结构，预示着今后十余年我国将是一个多产业全面发展的图景。从三次产业的结构看，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会上升但还难以超过第二产业。
在考虑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重点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基本国情是，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已有相当工业基础的大国。后发展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国际环境提供的机会，越过或缩短某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阶段，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用于自身发展。大国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像一些中小国家那样，集中发展几个主导产业成为世界经济中高度专业化的成员；大国经济必然要以内需为主导，大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只能建基于自我发展能力和在国际经济中的自立能力上，大国的优势在于有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可以用国内市场哺育产业成长，也可以用国内市场换取先进技术。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不应仅仅是若干主导产业的成长，而应更多地着眼于如何发挥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的素质和竞争力。
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可具体化为许多方面：经济体制的活力、经济系统的开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适应经济发展的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人力资源的素质等等。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未来经济发展的要求，今后十余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似应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以交通和信息产业为重点，利用后发优势使信息化与工业化并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提高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把主导产业的成长与国内相关产业的改造结合起来，全面进行进口替代，利用大国优势以市场换技术，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防止主导产业与工业本体进一步脱节，改善长期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提高经济系统本身的开发创新能力；为适应大规模进口替代对外汇的需求，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机电产业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提高附加价值、增强创汇能力，提高对外经济活动能力并改善短期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的任务可以依托市场完成，即使是结构调整的重点国家也没有必要一概参与。相反，我们可能倒需要有一套支持夕阳产业和落后企业退役的政策办法，因为在经济发展很快、结构变动很大的时期，这些产业和企业的退出会比新产业和新企业的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认为，除农业外，今后十余年国家应重点介入的发展领域是：
——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部门建设。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前期都经历过一个交通部门特别是铁路建设高投资、大发展的特殊时期，我国没有这样的准备阶段。铁路建设应是“九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原因是“九五”时期城乡居民消费还没有较大增长的条件，国内储蓄率会保持高水平，建设资金相对充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地价还不会很高，铁路建设的成本会相对较低。国家对基础部门建设的参与主要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渠道筹集资金，规划、组织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力争使“九五”成为铁路大发展时期，并建设一批重大能源、水利项目，到本世纪末初步缓解“瓶颈”制约。
——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装备工业为重点，组织大规模的进口替代。 机械电子复合的装备工业是重化工业的核心，其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技术素质的标志。这一领域恰恰是我国产业技术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其结果是降低了国民经济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我国产业结构每一步升级都要带来一轮设备和零部件进口，而且难以消化吸收和实现国产化。机电工业的改造升级要以市场实现为前提，今后十余年我国主导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他产业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提供了这样的市场机会。如果我国机电工业错过了这一轮机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与国内主导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脱节，一旦开发能力萎缩再想赶超就更困难了。因此，我们应下大决心，下大力气组织大规模的进口替代，把需要发展的主导产业和信息产业、需要改造的机电工业和原材料工业、需要参与的科研部门结合起来，以市场换技术，围绕重点产品组织联合攻关、消化吸收、推进国产化，使我国主导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同时成为国内装备工业和科学技术上水平的过程。这种大规模的进口替代需要国家统一组织，并需要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和外汇支持。
——以教育为重点全面扩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是我国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畸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交通通信、商业流通、金融保险、文教卫生、生活和科技服务、广告和房地产业都是长盛不衰的部门，永远不会成为夕阳产业。第三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在市场环境中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国家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教育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特殊意义。人口过多是我们无可改变的国情。充裕、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可以是我国的一大竞争优势，过量的、低素质的人口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包袱和社会安定的隐患。知识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已是一个重要资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强调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是偶然的。无论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还是从国情出发，我国都必须成为一个教育大国。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呼吁和论述已经很多，1996—2010年我们需要做的是采取切实措施圆了中国的教育梦。
我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是国内储蓄率较高，国内资金供给比较充裕。按国际可比口径计算，我国近五年来的总储蓄率仅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东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水平，而且这种高储蓄率还将继续保持下去。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产业结构调整又对进口技术和设备存在巨大的需求，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今后十余年我国总的资金形势很可能是人民币资金相对宽裕而外汇资金相对短缺。从宏观发展的角度分析，一般来说只要投资率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率也会相对稳定，因而实现快速、稳定增长的前提是保持较高的、稳定的投资率。从上述几个方面出发，在1996—2010年期间我国储蓄与投资方面的政策指导似应体现以下几个原则：保持高储蓄率的原则，为经济发展积累更多的资金；保持较高的、稳定的投资率的原则，以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原则，以减少资金浪费；优先使用内资的原则，节约外汇、缓解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在具体的资金筹集、使用及管理上，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继续保持高储蓄率，防止资金过早外流，在此基础上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我国有高储蓄倾向的传统基础，除此之外还应采取诸如扩展居民长期消费领域、加快金融机构和金融商品发展、推广各类保险服务等有利于提高储蓄率的措施。一些高储蓄率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期往往出现大规模的资金外流，原因在于资金过剩而内部投资机会不足，我国近两年来在大量利用外资的同时出现资金净流出现象是不正常的，需要完善有关资金管理的制度，控制一些不合理的资金外流渠道。保持较高而稳定的投资率是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实施赶超战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条重要原则。在不完善的经济体制下，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防止投资率过高引起经济过热。经济体制理顺后就会出现相反的问题，为此需要加强政府的资金动员能力。
其二，理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最根本的一点，是提高生产经营、投资、外贸等社会生产全过程各环节的微观经济效益，这有待于一系列改革的深化。从宏观上讲，如何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使需要发展的产业和优势企业能够在资金配置中处于优先位置，对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化改革我们应实现这样一种资金配置格局：建立政策性金融渠道，为基础部门和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提供稳定的建设资金来源；通过金融的市场化和银行的企业化改造，逐步取消利率限制，有选择、有限度地扩大直接融资的范围，促使资金向效益好的企业流动；健全外汇管理体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通过增加外汇的流动性促成外汇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三，控制资金的宏观流向，防止形成泡沫经济。 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实业的发展，但随着金融剩余的增加，形成泡沫经济的危险性也增大了。泡沫经济由于具有很大的高利投机成分，一旦形成气候便会诱导资金价格上升，使一切实业投资无法与之竞争，不但会窒息实业的发展而且会严重削弱我国产业的低成本优势。因此，防止资金流入泡沫经济、保障实业领域的资金流量，是我们应十分重视的问题。为此需要完善管理制度，如规范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公开投标等办法，打击投机行为；同时制定严格的税费征收制度，抑制暴利，把地产、股票等易于形成泡沫经济领域的收益压到合理的水平。
其四，规范对外资的政策，更合理地利用外资。 引进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外资进入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超出本国储蓄能力进行投资，并带入外汇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高储蓄率国家，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只要我们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的国内资金总体上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一判断可以从近两年我国在高增长的同时出现资金净流出的现象中得到验证。至于弥补外汇短缺的作用，也是以一段时间后更大规模的外汇流出为代价的。因此，我国应把优先、充分利用内资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原则，而把利用外资第一位的目的放在引进先进技术上，技术结构的合理性比外资所能带来的产出更为重要。据此，那种不加区别、滥施优惠、如饥似渴地吸引外资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从另一个角度讲，真正能带入先进技术的大公司，其来华投资的目的也不在于优惠政策，而在于利用我国的市场。因此我国今后利用外资的政策应调整到这样的基点上：继续促进外商来华投资，把创造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环境作为吸引外资的手段；对资金进入采取中性政策，与内资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对先进技术采取优惠政策，体现用市场换技术的原则。
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有效干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积极参与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尚未理顺、发展任务艰巨、人口众多且生存环境并不宽松的大国，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参与、指导和管理是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除了稳定宏观经济、制定产业政策、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进行公共投资等常规职能和任务外，在今后十余年中我国政府部门面临的主要任务还包括：主导产业和机电工业大规模进口替代的组织和协调；城市化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控制人口增长及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规范经济行为，确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打击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一系列任务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必须有一个高水平、高效率、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中央政府的素质和效能能够承担好上述任务，实现1996—201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就有一半以上的把握了。
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威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这不但是因为进行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社会利益调节、发展义务教育和基础科研、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都需要一定的财力为基础，而且是因为要形成一个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群体，要造就执法严明的司法、税务、审计、海关、工商管理队伍，不大幅度提高待遇是不行的。为此我们需要把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系统建设放在十分紧迫的位置上，尽快恢复税收杠杆的弹性，以实质性地提高政府取得收入的能力。
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威来自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水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水平需要推进政府内部的改革。中央政府是我国改革的推动者，推进改革的部门理应率先垂范，使自身的改革先行一步。政府机构的改革、重组和人员的精简是必要的，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经济体制尚未理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面临许多复杂问题的大国，中央政府应保持合理的规模。政府的内部改革主要应以职能转变、提高人员素质和办事效率、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为重点。为此应结合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以利于选拔高素质人才；理顺内部关系和运行机制，减少掣肘和内耗，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工作效率。
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威有赖于政府的廉政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有着一定的复杂性，除高层的表率作用和宣传教育外，我们可能需要借鉴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立法、执法的方法和制度，加上我国传统的群众监督，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体制，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使反腐倡廉日常化、制度化。如果我们在廉政建设上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系统就有了足以应付经济起飞时期大量利益调整和冲突的承受力。
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威要依靠严明的行政纪律。在以往以冲破旧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上，“闯红灯”的方式对于加快改革步伐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付出的代价是行政纪律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一些不该突破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在改革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阶段后，“闯红灯”已不再具有积极意义，相反会造成政纪废弛的无政府状态。为此，中央政府应在加快自身改革、提高工作质量的基础上，对已有政策规定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或废止，或重申。并以此为契机，强化行政纪律对各级官员的约束，以根本扭转目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局面。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1996—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应是：
在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善和强化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和资金优势，巩固农业、推进城镇化，扩展基础部门、发展教育事业，通过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的结合和主导产业的成长全面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使国民经济以较快的、稳定的速度增长，使人民生活达到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上述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于：
确立两个保障： 经济体制的保障和政府效能的保障。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激发经济系统的整体活力，提高社会生产全过程各个环节的经济效益和总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中央政府职能的改善和强化，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指导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的公平，推进法制化建设，确保社会的安定。
发挥两个优势： 市场的优势和资金的优势。我国高储蓄率提供的资金条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这使我们有可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水平，关键在于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国容量巨大、层次丰富的国内市场是一般国家所没有的，重要的是利用好这一特殊的资源、打好市场牌，以促进国内产业的成长和技术素质的提高。
巩固三个基础： 农业、基础部门和教育事业。农业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立国之本，需要采取多方面的保障措施维护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基础部门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下个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突出三项政策： 城镇化、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本质要求，也是发展现代农业、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因而有可能在不同的结构层面上同时推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套政策，通过成熟产业的出口导向和新兴产业的进口替代，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使我国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上一个实质性的台阶。
实现一个目标： 全面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在上述战略重点有效实施的基础上，再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人力资源的素质、经济外向发展的能力、主导产业和工业整体的技术水平都将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这期间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明显改善就会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我们将为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确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根据上述经济发展战略，1996—201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可概括为：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为中心，促进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使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奠定基础。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主要是：
一是经济总量目标： 实现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到2010年比1980年翻三番。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到2000年应达到45000亿元，到2010年应达到92500亿元；“九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9%，2001—2010年期间为7.5%。为支持这样的经济增长率，“九五”期间我国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应为32%左右，2001—2010年期间应为30%左右。在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前提下，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到2000年应达到360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应达到8500亿美元左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特别注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保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资源的永续利用。
二是经济结构目标： 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国民经济结构以较大的步伐转向现代经济结构。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1992年为24∶48∶28，2000年应为19∶50∶31，到2010年应为12∶53∶35。我国外贸出口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到2000年应从目前的80%上升到85%，到2010年应上升到90%，其中机电产品的比重到2000年应为30%、到2010年应上升到40%。我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结构在1992年为58∶22∶20，到2000年应为45∶29∶26，到2010年应为28∶35∶37。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92年为28%，到2000年应提高到38%，到2010年应达到50%以上。这期间我国的主导产业和信息产业应全面形成规模，基本实现国产化，并可部分进入国际市场；机械电子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的技术水平上一个大的台阶，生产水平接近当时的国际水平；到2010年建成发达的交通、通信体系，基本消除基础部门的“瓶颈”制约。
三是人民生活质量目标：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到2010年使我国人民生活达到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1996—2010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约7%。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0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约为1440元，到2010年约为2850元，排除价格体系的差异，大致相当于同期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人民的营养状况、平均寿命、健康水平等生活质量指标，将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到2000年应到10平方米，到2010年达到14平方米；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将提高并稳定在20平方米左右，主要是提高居住的质量。到2010年电话将在城镇居民中普及，轿车将进入一部分居民的家庭；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在农村地区将基本普及。
四是社会发展目标：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规正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2000年我国应全面普及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在占全国人口50%以上的地区普及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到2001年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也要有大的发展。通过发展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和医疗保健事业，使人民享受到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并以此为基础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法制化建设要有大的进展，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有大的改善，使人民生活有安全感，提倡文明、礼貌、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使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有一个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