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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面临异常复杂的经济形势。80年代积累的经济和体制中的矛盾尚未解决，治理整顿中，经济运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今年以来，一方面企业产品积压、效益不佳的局面还未扭转，另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快速回升又引起了人们对经济重新过热的忧虑。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把握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
社会总需求膨胀是80年代我国经济过热发展的基本原因，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因此，考察目前经济环境下社会总需求的形成规律和走势特点，是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基本依据。
198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市场疲软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农村市场的疲软程度高于城镇市场，销售疲软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穿用商品。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市场商品销售增长一直高于城镇市场，近两年农村市场形势逆转的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商品购买力不足。1978—1988年期间，我国农村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长25.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18%左右，比城镇居民高7个百分点，而1989年农民实际收入下降1.6%，1990年农业特大丰收，农民实际收入也仅增长1.8%。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可能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原因之一是，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吃掉了国家提高收购价格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进一步提高收购价格又面临很多困难。近年来，我国农业越来越多地依靠物质投入来支撑增长，加之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致使农业物质消耗和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过快。1985—1989年期间，我国农业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产值仅增长18%；由于国家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69%，按现价计算的农业产值增长了1倍。但这期间农业物质消耗却上升了1.4倍，国家提价幅度赶不上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速度。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能力受到国家财力、工业消化能力、消费者承受能力的多重制约。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虽然不可避免，但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原因之二是，乡镇企业处于转型阶段，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也难以大幅度增加。80年代乡镇企业存在的粗放发展、分光吃净的倾向客观上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市场疲软出现以后，乡镇企业也面临严峻的竞争环境。出于乡镇企业预算约束较硬，难以承受过量分配，要生存只能转向内涵发展，增加投入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档次，投入的增加意味着可分配收益的减少。由于这种转型不是在一二年内可以完成的，虽然乡镇企业依靠其独特的经营机制可以实现比国营企业更高的增长速度，但要像80年代那样使农民大幅度增收也就比较困难了。
鉴于促使80年代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两大因素目前都已弱化，可以预见，至少在“八五”期间，农民收入难以有较多的增长，农村市场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速增长的状态。
我国城镇消费品市场与农村市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整体上不存在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始终高于经济增长，而且拥有巨额的结余购买力。城镇市场穿用商品结构性疲软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居民在现有消费层次上的消费已趋于稳定和饱和。
我国城镇居民对衣着类商品的人均购买高峰在1984—1986年，1988年的抢购也未能使人均购买量超过高峰时期，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对衣着类商品的消费已处于稳定阶段。耐用消费品的大普及是80年代中后期城镇消费品市场繁荣的主导性因素，但消费集中、普及过快，使得目前耐用消费品在城镇居民中的潜在市场已大为缩小。到1989年末，我国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彩电59台、冰箱48台、洗衣机80台。按照一般的普及规律，在这样的普及水平上普及速度要减缓，普及速度减缓意味着绝对购买量的下降。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更新高峰将在1997年左右出现，目前还没有新的消费层次和热点产品出现。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尽管城镇居民的结余购买力还会进一步增加，但城镇消费品市场在近几年中可能仅仅是一种中速稳定增长的态势，不会重现80年代那种程度的消费热潮。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近期我国消费需求的基本走势可能是：虽然我们并没有在体制上解决居民收入增长过快的问题，并没有消除消费需求膨胀的根源，但只要居民消费心理保持稳定，每年实现的消费需求在近期内可能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形势。社会商品零售额（不考虑价格因素）年增长约5%～7%，其中城镇市场9%～11%，农村市场2%～4%。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出现过数次投资膨胀问题，防止投资再度膨胀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199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中，出现了一些与前些年投资膨胀时期性质不同的变化，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1990年为了启动市场、增加最终需求，国家宏观政策取向总的来说是鼓励投资的，投资计划指标上调了400亿元，银行增加了对投资的信贷支持。当年投资完成情况有以下几个新特点：其一，全民投资增长而集体和个人投资下降。当年全民投资增长10.5%，集体投资下降2.8%，个人投资下降5.6%。其二，全民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高于技改投资。当年全民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2.3%，技改投资仅增长5.8%。其三，全民基建和技改资金中，预算内资金高于预算外资金。当年拨入的预算内资金增长11.6%，预算外资金仅增长8.4%，这一增长幅度还主要是由贷款增长22.6%来支持的。上述特点与80年代投资膨胀时期完全相反，它们说明的问题是，支持着前些年投资扩张的预算外资金在来源上出现了困难。
投资资金来源不足将是今后几年我国投资领域必然要出现的问题。国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预算内投资维持现有规模已很困难；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留利急剧减少，为数不少的企业少提甚至不提专项基金，搞虚盈实亏，企业自筹资金的能力也已严重削弱；外商直接投资虽可能有一定增加，但曾为国家重点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的国家借款项目，很可能由80年代的净流入变为净流出；能够增加的只有信贷资金，但已经承担了过量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银行资金能否弥补其他资金来源的亏绌还是个问题。
在今后几年，决定着我国投资需求基本走势的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是投资责任的软约束，大量投资资金实际上仍是无偿使用，争投资、争项目的投资欲望仍会推动投资需求扩张；另一方面是投资资金的硬约束，资金来源不足，投资收益预期降低也会使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约束。关键的因素是信贷资金的使用，投资贷款的规模和投向，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结构。
经济过热的必要条件是社会需求的膨胀。没有需求过热的诱导，生产不可能自行过热，国民经济也不可能处于过热状态。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中依然存在刺激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的体制因素，如：工资侵蚀利润，仍会使职工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投资责任约束不硬，仍会诱发投资扩张冲动。这些无疑都是需要警惕的。但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生活中也产生了一些抑制需求增长的经济因素，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农民的消费和投资受到限制；城镇居民在现有消费层次上的消费趋于稳定和饱和；投资资金来源明显不足；等等。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些抑制需求增长的经济因素，正是我们的市场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启动起来的原因所在。概言之，我国社会总需求膨胀的体制基础依然存在，但需求扩张的经济基础已有所削弱，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变化。
在这种新的需求增长格局下，只要我们控制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维护好居民消费心理的稳定，二是控制好信贷投资的规模，社会总需求就不易膨胀起来，国民经济也就不会重新进入过热状态。
对社会总需求实施调控的目的是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目前一些部门用来计算总量平衡的方法尚不尽完善，例如把库存积压产品计入总需求，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由于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内部结构的不均衡，判断总量平衡状态更重要的是直接考察短线产品的运行状况，因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幅度主要是由短线决定的。
1990年我国传统短线的运行状况表明，当年短线的生产能力并未开足。能源生产方面：能源生产总量增长幅度逐季下降；开发量增长5.7%，是近年来最低的；成品油库存上升，煤炭库存上升28%。铁路运输方面：当年铁路货物周转量仅增长2.1%，大大低于近年来的增长水平，铁路运输货源不足反映比较普遍。主要原材料生产方面：钢材净进口减少3/4，库存增加168万吨；铜和铜材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同时库存上升14%；铝和铝材也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同时库存上升23%。在短线增长也明显受到需求约束的情况下，计算出1990年的社会总需求仍然大于总供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短线生产能力没有开足，说明国民经济的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损失了一部分可以实现的、合理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我们并不能随生产速度的降低而降低工资的增长速度。而且，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上的缺陷，过紧的需求约束并不能自动带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结果，相反会引起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考虑到消费的增长仍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今年国家计划较大幅度增加投资是必要的，问题是能不能保证足够的资金来源，尤其是信贷投资能不能有较大的增加并及时到位。
今年一季度各项经济运行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以致一些同志担心经济重新过热。但实际上，由于去年一季度处于经济运行的低谷，因而实际的增长并没有所反映的那样强劲。我们用1983—1989年有关指标的月度分布规律对1990年的月度指标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月度指标基数基本上是均衡的。将今年一季度的有关指标与调整后的基数相比，得到以下调整后的增长数字，工业总产值增长：统计13.7%，调整后8.4%；轻工业产值增长：统计15.9%，调整后9.7%；重工业产值增长：统计11.6%，调整后7.2%；全民工业产值增长：统计9.6%，调整后5.5%；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统计13%，调整后10.6%。
投资指标也有类似的低基数问题。如今年一季度全民所有制基建和技改投资名义增长9.5%，但实际仅比1989年同期增长9.2%；技改投资名义增长9.7%，实际比1989年同期还少l亿元，下降1.9%。考虑到今年全民基建和技改投资计划比1989年完成数要高11.6%，其中技改投资要高20.4%，因此，今年一季度投资的增长还是偏低的。
用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可对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状况作出如下判断：第一，从经济循环的角度考察，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状况要好于去年，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几方面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都高于去年的增长水平；第二，目前经济发展尚看不出有过热迹象，原因是居民消费心理是稳定的，一季度城镇居民储蓄仍以较大的幅度稳定增长，投资增长还略有不足，社会总需求本身没有过热的迹象；第三，一季度确有一些指标不理想，如企业经济效益依然不高，企业亏损额和产成品资金在去年较高的基数上仍有较大幅度增长，银行工资性支出增长过猛等，这些虽不是新问题，但也需要注意。总的看起来，一季度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要好于去年，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异常动向不明显。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当经济发展和工业增长已受到需求约束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指标在判断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方面的意义已大大降低。此时工业增长速度所反映的仅仅是最终需求的增长情况，而在我们目前的经济机制下最终需求的形成并不主要取决于速度。如果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最终需求的增长，只能说明企业在生产积压产品，这样的速度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本文前面的分析基本局限于经济循环问题上。经济循环不畅造成的问题在1990年表现得比较明显。当年由于最终需求不足，生产增长缓慢，虽然大量启动资金注入生产领域，但因为没有以最终需求的增长为基础，经济循环仍然受阻，结果生产未能如预期的那样顺利恢复，还积压了大量产品。
在消费需求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疏通经济循环，主要是如何使用居民储蓄进行投资，以弥补现行体制下投资资金来源不足。实际上，目前居民储蓄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本应以国家税收和企业生产发展基金的形式由国家和企业无偿用于投资的，但由于我们的税收漏洞和企业的短期行为而流失成为个人消费基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固守国家财政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和企业投资搞一般项目、银行负责流动资金供应的原有筹资格局，建设资金必然萎缩，并会以最终需求不足的形式阻塞经济的正常循环。
以政策性金融或发行建设债券等方式，把这部分原应属于积累基金的资金从居民消费基金中分离、吸收出来，使其进入短线建设和企业技改投资领域，还其本来的资金属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当然还面临一些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障碍，但终究是不难克服的，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并不在于此。
我国经济是背负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进入90年代的。就经济体制而言，深层次矛盾主要在于“两个大锅饭”问题并没有解决；就经济运行而言，深层次矛盾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当然，经济运行矛盾的根源仍是体制。
治理整顿以来，我们还未解决深层次矛盾，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改变不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可能更趋严重。但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深层次矛盾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在80年代主要造成消费膨胀并引致通货膨胀；目前则更多地造成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流失，减少国家和企业可以支配的财力。产业结构矛盾在80年代主要表现为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矛盾，造成短线制约并引起短线产品价格剧烈上涨；目前则更多地表现为过大的加工工业规模与市场正常需求的矛盾，导致加工工业内部的过度竞争并更快地削弱企业的经济效益。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在前些年更多地通过刺激需求造成了一些外在的、表现得很尖锐的矛盾，如市场短缺、物价上涨；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则更多地造成内在的、近期后果不甚明显的隐患，主要是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深层次矛盾的作用方向的转移，意味着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在深化。
在需求约束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形成合理的需求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如果国民经济效益是高的，居民消费的增长和各方面投资的增长都有相对充裕的资金来源，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加反过来会拉动经济的增长，国民经济就有可能进入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持续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经济效益不高，意味着可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资金来源都要减少，此时要扩大投资和消费，只能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超分配”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这样，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打通经济循环，把经济增长拉动起来，但会形成一个效益加速递减的局面，运转起来难度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长期看也是难以持久的。
我国国民经济效益的高低主要决定于工业经济效益。目前工业提供的国民收入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一半左右，财政收入来自工业的比重更高。近几年我国工业实现利税指标不断下滑，今年一季度工业增长速度回升，但企业销售利税率仍在下降。虽然由于存在工业经济效益向其他产业转移、工资侵蚀利润等效益流失因素，实现利税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工业的效益状况，但实现利税的多少决定了国家和企业能够直接支配的资金的多少，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银行贷款来解决的。
工业实现利税水平降低将使财政更加困难，科学、教育、国防等发展领域都要受到影响，政府对市场物价的控制能力将被削弱，并损害企业的发展后劲。而且，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工业实现利税水平降低有可能在我国的生产领域造成不稳定因素，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第一，80年代我国工业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是企业改革及承包制的推行，企业和职工在利益导向下有了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但实践表明，承包制在对企业和职工实施利益鼓励的同时，很难把风险和责任配套地落实下去，承包制事实上成为一种必须用越来越多的好处调动积极性的单向激励机制，致使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越抬越高。在这样的机制下形成的生产发展动力机制实际上是很脆弱的。由于没有可行的办法替代企业承包，“八五”期间承包制仍将是普遍实行的企业制度。这就意味着，要稳定职工目前并不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增加职工收入是不可避免的，但目前国家财政和企业经济效益状况已很难为继续较大幅度提高职工收入提供经济条件，我国工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正面临考验。
第二，我国近两年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主要是由工农产品比价关系逆转、国家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不足以补偿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所致。1989年我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1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18.7%；1990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2.7%（其中粮食收购价格下降6.8%），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4.6%。这种价格走势是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从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业生产出发，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势在必行，但提价必须以有工业经济效益为最终基础，否则财政承受不了，工业也消化不了。农业增产不增收将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损害我国农业目前的投入机制。近几年我国农业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化肥等物质投入来支持的，1978—1990年我国每亩耕地的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9.8%，远高于农作物单产的增长幅度。如果农业连续几年增产不增收，农民增加物质投入的积极性和购买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农民由此减少了化肥、农膜等物质投入，我国农业很可能再度发生波动。
由于经济效益持续下滑，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可能由需求领域转向供给领域。相对而言，目前社会总需求比以往易于调控了，而稳定社会生产尤其是调动直接生产者积极性的难度将逐渐加大。
我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两个层次的问题：表层问题是经济循环问题，深层问题是经济效益问题，这根本上是一个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问题。总的来说，经济形势是不容乐观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社会需求有相对稳定的趋势，对需求的调控相对容易了；生产领域虽然积累了许多矛盾，但还没发生大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摆脱经济困境的一个时机。因此，我们近期经济工作总的思路应是：稳住消费需求，疏通经济循环，缓解表层矛盾；同时下大力稳定工农业生产，采取综合措施扭转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局面，并为改革迈出大的步伐做好准备。具体政策措施如下：
一是切实维护居民消费心理的稳定。 居民消费心理稳定是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为了理顺价格体系、减轻财政负担，国家将陆续出台调价措施，这种性质的物价上涨只要不诱发抢购，造成对价格的需求拉动，就是可控的，宏观上也是有益的。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有一定难度，在现有消费层次上我们的工业消费品供给规模一般都大于需求规模；客观上形成了抑制物价上涨的供给压力，企业想把成本转移到产品价格上都很困难。因此，只要居民消费心理稳定，农业不发生大的波动，近几年内尚不至于发生大的物价反弹。此外，只有居民储蓄稳定，我们才能从银行渠道得到稳定的资金来源用于投资。因此，维护居民消费心理的稳定是我们制定各项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是用好信贷资金，疏通经济循环。 近几年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以居民储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银行信贷资金越来越成为社会筹资的主渠道，管好、用好银行资金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今年的信贷政策应适当控制流动资金贷款，争取压缩、盘活一部分库存资金，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尤其要增加对重点建设的信贷支持，以疏通经济循环，使国民经济中的短线开足，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较大规模地利用信贷资金进行投资，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筹资、投资管理体制，我国目前部分企业化的专业银行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需要尽快着手进行政策性金融分离的准备工作。
三是下大力量稳定工农业生产。 农业方面重要的是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民义务工制度，以有效地增加对农田的劳动投入，缓解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过快造成的价格压力；考虑到农业增产不增收问题已持续了两年，国家似应准备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哪怕幅度小一些也好，尤其是粮食收购价格。工业方面重要的是减轻国营企业的负担。目前国家财政和国营企业已形成互挤的局面，谁让一步也难以承受。在企业改革尚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财政增收可能要更多地向均衡各产业间、各种所有制经济间的税负，以及强化征收、堵塞税收漏洞、压缩支出方面找出路。减轻国营企业负担，主要应向查处“三乱”、减少国营企业的不合理负担方向努力，这类问题主要是行政纪律和廉政建设问题，不存在经济体制方面的障碍。同时要加强工业生产的组织领导，切实为企业解决困难，提供服务，创造一个有利于厂长抓生产、严格管理的政治气氛和社会气氛。
四是强化管理、调整结构，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企业内部，应结合“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强化企业的基础管理，加强新产品开发工作，提高企业的管理素质和技术素质，尤其要注重用非经济的办法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在宏观上要加强行业管理，解决好目前存在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问题，防止自相残杀的过度竞争。前些年严重的重复建设使我国绝大部分高利税产品的生产规模都大于市场正常需求量，市场形势变化后，过剩的生产能力退不出生产领域，很容易诱发互相降价竞销或攀比推销费用等方式的过度竞争，其结果是严重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因为这些行业的企业都是以往的利税大户。在目前的形势下，当然很需要依靠市场自然淘汰一批低效企业或主动“关停并转”，但难度较大，加强行业管理十分重要。应选择一批技术力量较强、有一定出口基础的企业为核心，组建外向型的企业集团，尽可能利用国际市场需求维持国内生产能力运转，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扶持。对那些国际市场进不去、国内过剩生产能力一时又淘汰不掉的行业，应考虑实行限产保价的政策，以维护行业整体的经济效益。
五是为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迈出较大步伐创造条件。 我国的经济效益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人不尽其力、物不尽其用，损失浪费不可避免，效益状况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好转。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我们现在需要加紧推进的是一些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的改革。如在不影响居民消费心理稳定的前提下逐步理顺价格体系，尽可能甩掉一些财政补贴包袱；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稳定和分流城镇居民的结余购买力；推进医疗、养老、待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今后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奠定基础；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的建设，改变目前产权关系混乱、国有资产管理松弛的局面，减少企业利润的流失，为下一步的企业改革创造条件；加强经济监督部门及财税部门的业务建设和廉政建设，提高经济运行的透明度并增强政府对经济秩序的管理能力。这些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如能取得进展，将为今后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个有效的经济控制体系，并增强社会对改革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