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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疲软问题已一年有余了。这期间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启动市场的措施，如增加信贷投放、适当扩大投资规模、降低存贷款利率、加强工业品下乡等等。但就消费品市场而言，上述措施的启动效果是不明显的，1990年1—9月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仍比上年同期下降0.6%。这说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消费品市场疲软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本文拟对市场状况和相关的政策效应进行一些分析。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市场的旺盛是整个国内市场繁荣的主导性因素。1978—1989年，我国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了4.64倍，年均增长17.0%，到1989年我国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已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6.4%。农村市场的动向对整个国内市场的发展趋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989年下半年市场疲软问题出现后，农村市场的疲软程度相对更为严重。同年城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9.8%，而农村只增长8.2%，1990年1—9月城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3.4%，而农村却下降了5.1%。农村市场疲软固然有产品结构问题、工业品下乡渠道问题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农民收入和商品购买力增长趋缓甚至降低。事实上我国农村商品购买力的增长幅度从1984年开始，已低于城镇商品购买力。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6%，1990年1—9月实际下降3.7%。农民实际收入降低必然导致农村市场的疲软。以1989年为例，即使当年农民一分钱也不储蓄，把当年的储蓄增加额全部用来购买商品，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扣除价格因素后依然是负增长。从市场启动的潜力看，农村市场也大大低于城镇市场。到1989年止，农户储蓄年底余额与当年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之比为0.31，而同期城镇居民储蓄年底余额与城镇社会商品零售额之比则为1.06。考虑到农民生活消费中住房、养老、医疗费等的支出均要由个人负担，要使农民动用存款购买商品从而启动市场是相当困难的。
农民收入和农村商品购买力增长趋缓甚至降低，有着深刻的宏观经济背景。改革以来，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乡镇企业大发展两大因素，而这两个农民增收因素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在近期内都难以继续发挥大的作用。1978—1989年期间，我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1.8倍，其中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2.5倍，大大高于同期零售物价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幅度。1978—1988年的十年间，我国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了2.87倍，而按不变价格计算仅增长了0.73倍，即使按总的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计算，这十年间通过价格途径向农业转移国民收入也达4877亿元。国家通过价格调整向农业转移国民收入是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改善农民生活所需要的，但转移规模受到国家财力和各方面利益格局的限制。实际上，近年来国家向农业转移收入的能力已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1978—1984年期间我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零售物价指数的比值为1.306，1985—1988年期间比值下降到1.085，而1989年这一比值已逆转为0.976。决定上述趋势的背景因素是，国家财政状况日益紧张、工业经济效益不高以及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刚性上涨。考虑到这些因素在近期内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虽然不可避免，但幅度将是有限的。由于农民的收益受到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可能性和生产成本因物质投入增加而上升的双重挤压，我们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中农民通过出售农副产品较大幅度地增加收入是不大可能的。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中农民通过乡镇企业得到收入约在5000亿元左右。但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在总需求过旺、经济过热的环境下实现的，带有不正常的成分。乡镇企业从总体上看，它的技术装备水平、产品档次都不是很高，这一弱点使它即使在供需缺口较大、产品好销的形势下经济效益也在逐步下滑。按当年价格产值计算，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利税率1985年为15.4%，1988年为12.7%，1989年为11.5%，产值利润率1985年为10.4%，1988年为7.8%，1989年为6.8%。宏观环境的变化和经济效益降低必然影响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1985—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高达26.8%，而1989年仅为7.5%，这意味着1989年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也是负增长。随着我国社会总需求的过快增长被抑制，尤其是在出现市场疲软现象之后，乡镇企业也面临严峻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乡镇企业要继续发展无非是两个办法：或是转入内涵发展，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使产品上质量、上档次，提高竞争力；或是更多地采用“灵活”的推销手段提高竞争力。但是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是要减少可分配收益的：前者需要增加投入和积累；后者要增加推销费用，相应要减少企业利润。因此，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尽管乡镇企业依靠其独特的经营机制，可能会达到比国营工业更高一些的发展速度，但要像80年代那样使农民大幅度增加收入是比较困难了。
综合上述情况，我国农村市场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容量很大，无论是基本生活用品还是耐用消费品都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因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增长趋缓甚至降低，农村消费品市场疲软是必然的。而且，由于农村商品购买力的现状和趋势是由许多近期内难以改变的宏观经济因素所决定，因此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疲软可能不是短期的。
对城镇消费品市场目前状况的基本判断：一是城镇市场整体上不存在面对居民收入和商品购买力增长趋缓甚至降低的问题。近两三年来由于通货膨胀、一些企业停工或开工不足，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确有所降低，但从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仍超过经济的增长。1989年我国当年价格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1%，职工工资总额增长13.1%，抽样调查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6.4%，商品购买力增长则高达21%；1990年1—9月，在工业增长速度仅为3.1%的情况下，职工工资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职工收入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比1989年还要高一些。从启动市场的潜力看，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年底余额与当年城镇社会商品零售额之比高达1.06，由于城镇居民消费中负担的住房、养老、医疗费等的支出极为有限，其存款的稳定性比农户储蓄要低，城镇居民动用储蓄购买商品不应有较大的障碍。上述判断的推论是，当前我国城镇消费品市场疲软的原因不在于商品购买力不足，需要通过进一步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来启动市场。二是城镇市场的疲软主要是穿、用商品的结构性疲软。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表明，1981—1988年期间向城镇居民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中，食品、衣着商品和日用品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12.4%和19.1%，而1989年这三类商品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16.4%、－2.6%和－9.9%，食品支出的增长幅度相当大。1990年上半年，商业部统计的28种主要消费品中有26种销售量下降，增销的是猪肉，增长了13.8%，水产品增长了12.5%。根据上述情况的推论是，帮助群众处理好过紧日子与适度消费之间的关系对于启动市场可能意义不大。
从城镇居民购买衣着类商品的实际情况看，高峰期是在1984—1986年期间，以后是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意味着，我国城镇居民对衣着类商品的需求已趋于稳定，当然由于商品的质料、档次的提高也会相应地增加一些销售额。
用的商品中耐用消费品是一个大类，目前用的商品销售疲软也主要是耐用消费品销售疲软。究其原因，一是1985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普及很快，洗衣机的拥有量已趋于饱和，彩电、冰箱的普及率也相当高。按照常规，普及率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其增长速度要放慢。普及速度的放慢，意味着销售量要减少。事实上我国一些大中城市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已近饱和，其销售量的下降便是必然的。二是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购置过于集中，使购置与更新相脱节。耐用消费品的设计寿命一般为10年，如以1987年为销售高峰期，那么更新高峰期应在1997年前后，这意味着我国主要耐用消费品在城镇购置量下降到更新高潮到来之间存在着三年左右的间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采用降价、有奖销售等优惠办法增加了耐用消费品当前的销售量，也只不过使今后几年的正常需求前移，从而使耐用消费品工业在今后几年中可能面对更加疲软的市场环境。
综合上述情况，我国城镇消费品市场不存在整体性的市场疲软，而是结构性的市场疲软。出现结构性的市场疲软，固然有抢购的滞后效应、储蓄保值转化了部分购买力等原因，但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供给规模与需求规模、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存在错位。在特定的产品层次上供给规模扩张得很大，而需求规模已趋于缩小；对于结余的消费需求，又没有合适的供给结构与之对应。从总体上看，我国城镇消费品市场目前的状况基本是正常的，表现出城镇居民在物价稳定的形势下正常的消费心理和合理的消费行为。在目前局限在吃、穿、用商品的消费层次上，只要居民的消费心理不发生异常波动，我国城镇消费品市场可能会保持一种低幅度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不大可能重现80年代那种程度的市场繁荣。
我国当前消费品市场出现的疲软现象，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问题。它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一系列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市场繁荣活跃。但80年代我国农业从增长实绩和增长方式上也暴露出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农村市场直接相关的是农业投入方面的变化。其具体表现是，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改革的前八年中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农民对耕地的有机肥投入大幅度降低，而化肥、农药、农膜等资金、物质的投入却大幅度增加。增加资金物质投入固然是增加农作物产量最便捷的办法，但如果没有大量劳动投入来改善灌溉条件、提高耕地自身的肥力，资金、物质投入的效益不但会加速递减，而且会形成对物质投入的过度依赖，不越来越多地增加资金、物质投入，农业产出就维持不住。而过分依赖资金、物质投入的结果，又会使农产品的成本不断上升，要求国家一轮又一轮地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因受着国家财力、工业消化能力、消费者承受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一旦国家因某种原因提价不及时或幅度不够，农民收入就要受到影响。1989年我国农业丰收而农民减收，原因主要就在这里。目前在农村有剩余劳动力1亿多人的现实条件下，为减少劳动投入而过分依靠资金、物质投入来支持农业增长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这种农业增长方式对农村市场的影响，使农民收入没有稳定增长的可靠基础，因而农村市场也难以维持长期持续的繁荣。
所谓“超前消费”，是指居民的消费水平超过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来说是居民的消费结构脱离了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供给结构。我国城镇居民“超前消费”现象产生于居民收入过快增长和消费领域过于狭窄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1979—1989年我国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9%，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也在14%以上，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均超过了经济的增长。与农民的消费相比，城镇居民很少需要或不需要负担住房、养老、医疗费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例如我国城镇居民房租支出占全部生活费支出的比重1981年为1.4%，1989年仅为0.7%，同时在服务性消费支出也很有限（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仅为9%）的情况下，过快增长的居民收入集中于实物消费领域，并使这一消费领域的消费结构迅速升级，而且升级后形成的新的消费层次又过快地被“注满”。
消费过热、消费结构升级过快，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短期看，消费结构升级扩展了国内市场，只要生产结构跟得上，必然是需求旺盛、市场繁荣、经济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可能会带来一个“过度利用国内市场”的问题。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条件所能提供的国内市场还是有限的。例如，在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一代耐用消费品在90年代前期趋于饱和之后，我们即使有条件继续大规模引进，也会发现更新一代支柱商品尚缺乏条件支持：发展家用空调将面临供电问题，发展家用小汽车会遇到道路条件和供油问题，比较现实的是商品房，但还有待于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行。
“超前消费”问题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仅就当前的消费品市场疲软而言，“超前消费”的影响在于：国内现有生产结构所对应的需求过快“退潮”，而新的、符合国情的供给结构一时难于形成，结果是市场疲软与巨额结余购买力同时出现，用现有的供给能力很难把它消化掉。
80年代的消费过热拉动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大发展。但由于经济体制不完善和宏观控制不力，我国消费品工业发展中存在相当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80年代中期我国自行车、缝纫机、电扇等行业已发生过布点过多、生产能力过大的问题，目前彩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均又超过了市场正常需求量的一倍左右。这种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是当前消费品市场疲软在供给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供给能力超常的背景下，刺激需求去适应畸形的供给规模是不合理的。
我国产业结构中另一个与消费品市场疲软有关的问题，是我国整个工业体系中各相关行业在技术结构上发展不均衡。近年来我国工业的投资是地方和企业热衷于搞消费品工业，国家则竭力保能源、交通、原材料短线，机电工业是被相对“冷落”的。1980—1988年我国轻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3.2倍，采掘工业增长了1.7倍，原材料工业增长了1.3倍，重加工工业仅增长0.9倍，其中三个主要的设备制造业仅增长0.7倍。目前我国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原值的比重是各主要工业行业中最低的，说明其设备更新程度最差。这种技术结构不协调的状况不仅是投资问题，也与我国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战略有关。由于我国耐用消费品工业生产设备是全盘引进的，对国内相关产业在技术上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换一个角度讲，国外设备的大量引进，使我国机械工业失去了通过满足耐用消费品生产设备需求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的机会。因此，在耐用消费品工业大发展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耐用消费品的工业，却没有得到一个水平相当的机电工业。机电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薄弱的后果是，国内工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和装备能力不足，难以改造、装备消费品工业实现供给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因而也难于尽快通过改善供给结构来摆脱消费品的市场疲软。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消费品市场的疲软现象，是根植于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种种矛盾之中的，这正是1990年以来一系列启动市场的措施难以得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如果我们粗略地把造成目前消费品市场疲软的内在矛盾加以描述，在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产品消费层次之后划一个界限，那么界限之内的矛盾主要在于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使已形成的供给规模难以充分实现；界限之外的矛盾主要在于如何扩展消费领域或促进供给结构升级，使结余的消费需求得以实现。
消费品市场疲软是当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不改变目前消费品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严重不相协调的局面，消费品工业的生产秩序和再生产过程就难以进入正常循环，进而会影响消费品工业的经济效益、国家财政收入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拖下去损失将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在决定当前消费品市场疲软的诸多因素中，短期性政策因素或心理因素抑制消费的作用并不很大，更多的是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积累而致的结果。因此，我们治理当前的消费品市场疲软需要标本兼治，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采取一些大的措施。
一是坚持稳定消费的原则。 前些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消费过热、过量。再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城乡居民的消费心理已趋于稳定，如果刺激消费的力度不足以动摇居民消费心理的稳定性，则不足以启动市场；如果居民的消费心理再度失常则会诱发一系列不稳定因素，治理整顿的成果将付诸东流。因此，稳定消费是我们目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应在不影响居民消费心理稳定的前提下，相机推出一些如降低存款利率、调整价格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出台的目的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减轻银行、企业和财政的负担，使我们可以筹集一些财力来解决供给方面的问题。
二是继续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当前应特别注意不能因消费品市场疲软而放松对消费基金的管理，包括对集团购买中可用于个人消费部分的管理。1989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仍是超过经济增长的，如果我们放松了对消费基金的管理，居民增加的收入只会更多地进入结余购买力，从而加大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我们今后消化结余购买力的难度。
三是疏通商品流通渠道。 稳定消费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搞活商品销售。目前我国存在着一些人为地阻碍商品正常流通的现象，如地区之间的市场封锁，使优质畅销产品难以与消费者见面；商业系统与供销社系统间的部门利益矛盾也影响着工业品下乡；等等。破除这些人为制造的流通障碍，有助于居民的正常消费得以实现。至于有些地区制定的某些强化销售的优惠政策，如增加推销费用、更多地提取销售奖励、对推销本地产品减税让利等，虽然于本地区有一时的好处，但对宏观全局无益，也消除不了市场疲软，反而会更大幅度地降低经济效益。对此国家应从财税管理、工资奖金管理等方面予以限制。
四是扩展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 。在90年代我们应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向商品房和服务性消费方向引导。因此，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发展增加居民服务性消费的第三产业是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工作。
一是要正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目前在我国不但彩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正常需求，而且不少其他日用工业消费品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问题。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不但造成并加剧了市场疲软，而且是近一两年来工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的重要原因。由于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我们的企业还不可能因利润低于合理水平而从某一生产领域退出，经营者对企业停产的担心要远远大于对亏损的顾虑。因而在供大于求的过度竞争环境下，企业的行为倾向于为保生存而不惜代价参与竞争，此时无论是降价竞销还是增加推销费用都要大幅度降低经济效益，这种局面对宏观全局的利益损害甚大。因此，我们治理消费品市场疲软必须正视并采取措施解决我国消费品工业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二是产品结构调整及其局限性。 在市场疲软的形势下，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但是我国消费品生产企业多是中小型专业工厂，缺乏多角化经营的能力，因此对这些生产企业的产品结构的调整一般只能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这种性质的产品结构调整在目前的形势下是有局限性的。例如电视机厂从生产普通彩电发展为平面直角遥控彩电，电冰箱厂从生产普通双门冰箱发展为大冷冻室冰箱，这种新产品开发对单一企业来说可能是摆脱困境极有效的手段，但宏观上并不能改变彩电、冰箱供过于求的状况。在存在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只有能开发出具有新功能、能够满足新需求的产品，以及通过技术改造能使产品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并实现出口的产品结构调整才是宏观上最有意义的有效调整。我们应特别支持企业进行这种性质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
三是加强行业管理，对消费品工业进行改组整顿。 加强行业管理，应先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摸清生产能力和今后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底数；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为过剩的生产安排出路，作好行业整顿的规划。在此基础上：第一，在过剩的生产能力未处置前应实行限产保价的政策，尤其是国家采取反市场封锁的措施之后，物价部门应对一些重要产品实行重点管理，防止企业间出现恶性的削价竞争，以维护行业整体的经济效益。第二，选择一些技术力量较强、规模较大、有一定出口基础的企业为核心，组建外向型的耐用消费品企业集团，尽可能利用国际市场需求维持国内生产能力运转。国家应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并制定相应政策予以扶持。第三，对于其产品国内市场已饱和而又达不到国际市场要求的低素质企业，可下决心关停并转一批。第四，根据产业政策搞好投资管理，停止对一些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的行业的投资，对于一些新的热点产品搞好发展规划、严格审批制度，防止一哄而上，导致新的供求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