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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易风教授是我国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济理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指导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十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吴易风生于1932年4月21日，江苏高邮人。因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半年小学。1947年和1949年先后就读于江苏省界首乡村师范学校简师部和扬州师范学校初师部，1950年毕业。1950—1955年，他先后在扬州苏北机关干部学校和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任语文和历史教员。在这期间，他自学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专业课程，并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学习俄语。在讲授“经济建设常识”课时，他开始接触经济理论。从那时起，他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1955年，他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一年级俄语考试后，经校长特批免修俄语。这时他开始学英语。当时人大只教俄语，找不到英语课堂，他就向一位英语老师学国际音标，然后自学。1959年，吴易风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自学专业英语时，他向高鸿业教授等归国学者请教。从那时起，他开始先后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学习和掌握数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吴易风感到在大学本科学的数学不够用，就开始向他的妻子、北京邮电大学数学教师刘天芬系统学习数学。从微积分开始，一门课一门课地学。自学完概念和例题后，便做习题，然后由他的妻子批阅。这在当时传为佳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数理经济学》。
1989—1990年，吴易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先后访问美国洛杉矶、波士顿和纽约等地的一些大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1995年9月，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学术交流。
在近50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中，吴易风一向学风严谨。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阵地。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他不断进行深入思考。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他思维敏锐，求真求实，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多年来，吴易风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思考和科学分析，对错误经济观点敢于进行批评，真正实践了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1995年9月，在俄罗斯的学术访问结束回国后，他根据访问记录写了一篇访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这篇报告最初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上，后来有几家内参和杂志转载过，也有报纸摘要刊载过。访俄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反对者说很坏，支持者说很好。一位反对者在一篇文章中莫须有地说：“（访俄报告）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等等。但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举出一个证据。还有两位反对者撰文说：“（访俄）报告这样结尾：我们唯有停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实际上，这些观点完全是反对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见妄加编造的。吴易风访俄报告不仅结尾处没有这样的话，而且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的话。这类大批判式的文章当时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历史是公正的，事实证明，吴易风的访俄报告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俄罗斯一家大报当时刊载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长篇报道说：“吴易风教授的详细而可靠的报告连载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剧烈的震撼。”
吴易风教授在教学工作中一丝不苟。他视教学为天职，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对学生极其负责。博士生的每个培养环节他都过细地安排，每次给博士生授课都认真准备。他谆谆教导他的学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一定要站稳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对历届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都首先要求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要求认真系统学习《资本论》，同时要求学生认真研读、深入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和各种思潮，注意有分析地吸收其中的有用成分。这样培养博士生，既大大提升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又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使他们能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和分析问题。
在为国家培养高级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人才的过程中，他甘为人梯，热心指导和具体帮助学生学会做理论研究工作。他现在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看博士论文有时累得眼睛充血，但仍然坚持逐字逐句地阅读和批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平时没有周末，一周七天都是工作日，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差不多都超过十小时。这一点，连年轻人都自愧不如。老师的勤奋、扎实、严谨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他的学生受益良多，感触良多。
吴易风作风朴实、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他不为名利左右，认真做学问、做人。对学生，他不仅在学业上悉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十分珍视学生的学习时间，自己的事情很少找学生帮忙。在学生眼中，他学识渊博，却那么谦逊；治学严谨，却那么包容；对学生要求严格，却又那么慈祥。他那种永远乐观的心态、学贯中西的经济学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以及他的勤奋好学和人格魅力，给他的历届博士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们树立了人生学习的典范。
吴易风最爱的是书：爱读书，爱买书，爱藏书，爱写书。他的大厅里，除了钢琴和字画，主要是装满了十几个大书架的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西方经济学著作、经济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著作，等等。除了大量中文书，还有为数不少的英文书和俄文书。参观老师藏书的学生发现，老师不仅爱藏书，而且还爱收藏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在他的书架上，中文书前摆放的是中国的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英文书前摆放的是英语国家的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俄文书前摆放的则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
吴易风的研究范围较广，涉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三个学科。有人因此称他是“三通”经济学家——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通西方经济学，精通外国经济思想史。对此称号，吴易风颇不以为然。他说，这不过是“戏称”。做学问的都知道，对一门学科，粗通还勉强可以说，精通谈何容易，更不用说是三门学科了。
吴易风的论著较多。他独著和合著的著作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1964年）、《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1975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合著，1975年）、《空想社会主义》（1980年）、《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合著，1984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198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合著，上册1988年、下册1990年）、《凯恩斯学派》（合著，199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合著，1996年）、《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合著，199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合著，1998年）、《西方经济学》（合著，1999年）、《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200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200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006年）。他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有：《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论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合著）、《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内生增长》（合著）。他主编和合作主编的著作、论文集和教材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总纂者，1988年）、《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合作主编，1997年）、《当前外国经济学的新动向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合作主编，1998年）、《经济全球化——兼论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合作主编，2001年）、《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合作主编，2002年）、《西方经济学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合作主编，2003年）、《当代西方经济学》（主编，2004年）、《开放下的宏观经济与企业理论研究》（2004年）、《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和思潮》（主编，2005年）、《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合作主编，2005年）。他的译著有艾伦《数理经济学》（上册1988年，下册1990年；修订本2005年）；校译有霍尔、泰勒《宏观经济学》（1988年），凯斯、费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册，1994年）；合作校译有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1997年）。
吴易风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高校教材一等奖、全国副部级城市报刊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等。
下面对吴易风教授的经济思想作简要介绍。
吴易风的教学领域并非是政治经济学，但他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有着浓厚兴趣。他曾有针对性地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等问题发表论文，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现在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以下仅就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被现有教科书所忽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三个问题介绍他的观点。
吴易风将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定义归为两类：一类是来自西方经济学家的定义，一类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义。
持西方经济学定义的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也就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把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他们主张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
持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经济学家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另一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吴易风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这一定义主要来自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一定义来自马克思。他在对马克思有关论著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为生产关系，就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狭窄化了。至于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为资源配置，就不仅把研究对象狭窄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逃避了对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研究，把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逐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通常做法。
吴易风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可以顺理成章引导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关于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吴易风指出：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相反，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当前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大分歧：一个是阶级分析法是否已经过时，一个是是否应当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吴易风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因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阶级性，并自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研究经济科学。很多西方学者则不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尽管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最合理的经济关系。然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阶级性总是客观存在的。吴易风指出，我国有的学者认为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阶级性，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劝说集》中就公开宣布自己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利益和所站的资产阶级立场。
吴易风认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应是肯定的。数学方法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一种有用的辅助方法。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对事物的质的认识是认识量的前提，由质进到量，则是对质的认识的深化。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同样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质的认识的深化。从这个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不少都有可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用数学模型来表示。当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绝不意味着能用数理政治经济学或数理经济学取代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正确的经济理论永远是在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出发点。
吴易风认为，由于现有教科书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狭窄化，只研究生产关系，而不是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包含的许多原理不是被忽视，就是没有得到充分论述。这些原理至少包括：供给—需求理论，分工理论，劳动理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成本理论，竞争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理论，国民收入理论，产权理论，企业与股份公司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虚拟资本与金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他主张对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阐述，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吴易风十分注意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科研成果。他在认真研究后提出，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陈云论综合平衡、邓小平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杰出的三大科学成果。
吴易风对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和谈话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斯大林认为“是生产关系”，毛泽东则认为“主要是生产关系”。毛泽东当时想从两方面来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对我国经济学界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探索起了先导作用。
第二，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他熟练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经济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两重性，要应用矛盾分析法；要用抽象法，通过现象找出本质；要研究客观经济规律；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量变和质变；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法。
第三，毛泽东全面评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对其中正确的观点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对其中错误的观点给予尖锐的、严厉的批评。
第四，毛泽东系统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社会主义管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毛泽东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十分深刻的独创性见解。
吴易风对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之后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吴易风追溯了陈云综合平衡理论的思想渊源，探索了陈云综合平衡理论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梳理、探析并阐述了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体系，区分并评述了陈云提出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国内经济综合平衡基本条件的“三大平衡”（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和同时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综合平衡基本条件的“四大平衡”（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研究了陈云对综合平衡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开创性探索。
吴易风提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综合平衡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调控市场的根据。吴易风批评了综合平衡已经过时的错误说法，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的结果，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五大统筹是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吴易风建议：建立综合平衡模型和预警系统，预防经济大起大落；成立权威性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机构，负责适时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吴易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是重大的理论难题。他全面研究了邓小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所有论述，发现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诠释，如“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社会主义本质不要求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一部分人先富一定会使所有人全富”，等等，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曲解。在论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量论文中，吴易风论文的特点是力求全面地、准确地、原原本本地阐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一，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也就是说，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
第三，邓小平主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这样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四，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谈话，一方面讲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讲生产关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讲社会主义的目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一切，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
第五，邓小平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指出了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后来，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可以推知，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六，邓小平强调，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搞市场经济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明确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第七，邓小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前提。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最后，邓小平对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现在，国内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学科名称上存在意见分歧。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不妥。理由之一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产生在西方国家，因而也应该属于西方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理由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必须用不同的名称把二者区别开来。西方经济学的“西”，不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用“西方”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的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主张也难以成立。因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或西方有关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都是同义语。例如，西方权威性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改名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后仍然认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还有人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做法十分错误。他指出，在现代或当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现代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或当代西方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其进行革命中创立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
现在在国内某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人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确实作了一些研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这些成果，可以而且应当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绝对不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
第一，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原始人使用的石块和木棒就是资本，而且人类社会将永远是资本主义。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特别是还考察了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阐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它极力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否认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
第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看法不同。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毫无顾忌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科学探讨，作出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解剖、分析和说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只在不违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是统一的。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这类重大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则常常会发生冲突。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西方经济学，由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科学探讨，而是经常作出主观的、片面的、肤浅的解释。
吴易风指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把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作科学真理来叙述和传授，并且差不多都运用数学来论证和表述较为简单的经济现象。初学者往往被迷惑，误以为经过数学证明或表述的经济理论必定是科学的和有用的理论。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西方经济学家常常借助于没有现实意义的假设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并由此引出政策建议。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构建的建筑物，看起来富丽堂皇，实际上是无法供人居住的空中楼阁。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性可言。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只能在不违反统治阶级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那些课题上，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还有可能取得有科学意义的成果。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而在事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等问题时，西方经济学不是有意回避，就是蓄意辩护，很少例外。
吴易风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即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国经济学界多年来未能认真分析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而是易犯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片面性会对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后一种片面性会对西方经济学全面肯定。他认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我们就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和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抄照搬；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摄取有营养的成分，而不是囫囵吞枣。
1983年，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这一著名讲话中严肃批评了国内理论界和文艺界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正确对待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几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第一，要坚持对外开放，要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但不能让资本主义文化中有害的东西在我国畅通无阻。第二，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思潮、西方经济学思潮、西方社会政治思潮、西方文学艺术思潮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盲目推崇。第三，对理论界、文艺界和整个思想战线上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低估，不能让西方思潮自由泛滥，一定要采取坚定措施加以制止。这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吴易风认为，邓小平当时提出的这些原则，今天仍然是我们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导原则。
吴易风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中，今天的情况比邓小平当年指出的情况可能还要严重。例如，当时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还没有公开宣称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今天，则有人公开宣称西方经济学关于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这一“经济人”假设是科学的和有“生物学根据”的，说是生物学已经找到了“自私基因”；当时，他们还没有公开宣称生产资料私有制符合人的本性，今天，则公开宣称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当时，他们还没有公开宣称我们的市场经济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今天，则公开宣称我们的市场经济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断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上述这些观点不仅把经济理论搅乱，而且还把青年学生甚至把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搅乱。他们制造这些理论的实质是反对在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在中国实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如何全面、正确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吴易风极力倡扬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晚年的亲笔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吴易风根据陈岱老的论著谈了自己对这四句话、十六个字的理解。
弘扬马列——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
锐意求新——就是要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借鉴西学——对西方经济学要认识其本质，但不能简单地否定，而是要加以分析，借鉴其中有实用性的成分；
体察国情——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吴易风认为，陈岱老的题词全面地、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吴易风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涉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新增长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等。这里只介绍他对西方经济学新成果的研究，尤其是其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新成果的研究。
他注意到，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中有人区分了“理想的市场经济”和“现实的市场经济”：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率；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理想世界是在一系列非现实的严格假设下的世界。吴易风认为，一些西方学者现在在讲完理想世界后回到现实世界，研究现实世界的市场失灵问题，这是一个进步。
他注意到，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扩展了市场失灵范围，市场失灵不仅指微观经济无效率，而且指宏观经济不稳定，还指社会不公平。他们承认宏观经济不稳定造成的损失比微观经济无效率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吴易风认为，这也是一个进步。这样，他们不仅要研究增进效率的政策，而且要研究保持稳定的政策，还要研究促进公平的政策。这些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他注意到，不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同科斯定理和科斯的产权清晰论。其中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尖锐地批判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科斯产权清晰论是“产权神话”，是各种经济学神话中最有害的神话，会误导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产权问题即集中到私有化上。吴易风认为，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这一认识，对我国某些迷信科斯定理和迷信科斯产权清晰论的经济学家是一帖很好的清醒剂。
他注意到，西方经济学中的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德定理提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率的市场资源配置。吴易风认为，这一定理对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借鉴意义。
他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的萨平顿—斯蒂格利茨“私有化基本定理”提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保证私人生产必定比公共生产更好。这一定理的另一表述是：一个理想的政府会比私有化更好。吴易风认为，这一定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方案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他还注意到，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现在把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有的把市场经济区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吴易风认为，这对断言“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的经济学家，也是一帖很好的清醒剂。
这里只介绍他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吴易风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界定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与以凯恩斯经济学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围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西方形成了三种对立的经济思潮。第一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第二是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继续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第三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从形成之日起，一方面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反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
吴易风把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到现在。新自由主义在第一阶段处于非主流地位，在第二阶段，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都信奉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
吴易风研究了新自由主义不同派别的不同影响范围。在英国，对撒切尔政府影响大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对里根政府影响大的是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影响大的是弗里德曼、萨克斯、伊萨克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当前影响最大的是以科斯为首的经张五常等人反复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
吴易风指出，20世纪后期，在苏东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以空前的规模和力度主导和推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基本原则。按照“华盛顿共识”，不仅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而且所有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想融入全球化的国家都必须实行“三化”：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角色最小化或非调控化。现在，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
吴易风研究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在最近十多年中，三类新自由主义重灾区具有典型意义。第一类重灾区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经济领域的大灾难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私有化——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经济殖民化——民族资本被剥夺。第二类重灾区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第三类重灾区是成为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试验场的拉丁美洲国家。
吴易风指出，以上三个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前车之鉴。在我国，十多年来，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科斯定理的产权清晰论反对公有制，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断言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宣传私有制是唯一选择，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特权者的私产，主张由共产党推行私有财产制度。吴易风认为，如果听任以上观点泛滥，就会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损害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
吴易风非常关心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出于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他多次向高层决策机构提出政策建议。1985年，为了保护居民实际收入不因价格调整而降低，他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收入指数化方案的建议。1994年，为了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提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的建议。同年，他提出建议，确认那些主张将国有经济变成各级政府所有、将国有经济变成企业所有、将国有经济变成个人所有的三种产权改革方案是错误的。1995年，他提出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政府调控的政策建议。1996年，他提出关于引进外资的十项政策建议。1997，他提出明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建议。1998年，他提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基本思路和政策的建议，并提出制止出售国有企业成风的建议。2003年，他提出积极探索我国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和措施的建议。2004年，他提出不能让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误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建议。2005年，他提出成立权威性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机构，负责适时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出现的问题并提供对策建议的建议。
吴易风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多数人一无所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
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雇佣劳动者只能获得出卖劳动力的等价物工资，他们的全部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被剥削阶级无偿占有和瓜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包括计划调节在内的政府调节，但是自发的市场调节，从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占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也存在自发的市场调节，从而也存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但是可以自觉地把包括计划调节在内的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
吴易风指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产权理论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出现了言必称科斯定理、言必称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的不正常现象。
通过对马克思著作中蕴藏十分丰富的产权理论的挖掘、梳理和研究，吴易风证实了佩乔维奇论断：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
吴易风研究并把握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本质和核心内容：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吴易风指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国有产权改革要理顺财产关系，就是要理顺生产关系，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上的生产关系进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和调整。
马克思研究的财产权包括财产的各种权利：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等。吴易风将马克思关于财产权利统一和分离的学说加以系统化：所有权和占有权可以统—，也可以分离；劳动力所有权和支配权可以统—，也可以分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统一，也可以分离；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统一，也可以分离。吴易风提出，马克思关于财产权利统一和分离的学说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具体道路。这就是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权属于企业。要保障国家所有权，落实企业经营权。在权利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的产权和经营者的产权都不是完全的产权，所有者的产权和经营者的产权的总和等于完全的产权。
吴易风认为，西方产权理论研究的是私有产权，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清晰。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被张五常等人用来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自称为“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的倡导和大力推动下，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以至话语体系，充斥了我们的许多书报杂志和讲坛，直至进入了高等院校的学位论文。宣传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断言，只要产权清晰，即产权私有，一切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断言公有制必然缺乏效率。他们有的主张通过低估贱卖甚至赔钱出卖国有企业来实现私有化，有的主张通过产权交易和股份制改造来实现私有化。吴易风明确提出：决不能让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误导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多年来，吴易风一直反对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名义下实行私有化。
吴易风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政府调控或政府调节。他把政府调控或调节分为两个层次：微观调控或微观调节，宏观调控或宏观调节。
吴易风主张，我国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除了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手段外，还应当运用经济计划这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行政手段不能一概排除，必要时也可以采用。
吴易风用比喻说，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是为宏观经济号脉，及时诊断，对症下药。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经济学界就当时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些经济学家当时断言，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过冷而不是过热，因此应当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吴易风认为这是误诊。1994年，他根据比较高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不超过3%的失业率的数据，认定通货膨胀是我国当时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他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提出了内容和方式适合国情的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国在成功地控制住这次通货膨胀后，从1997年第四季度起，物价总水平不再上涨，相反，还有所下降。面对这一变化，我国经济学界又对宏观经济形势是否已经陷入通货紧缩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宏观经济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因此应当实行扩张性政策，增加政府开支，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贷款，特别是增加对民营企业贷款，刺激投资，特别是刺激民营企业投资，推动经济回升。吴易风不同意这一诊断。他认为，不能把任何一种情况下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都叫做通货紧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不是短暂现象，它的形成有十分深刻的原因，应当找准病因，对症下药，而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的通货紧缩理论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吴易风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问题之后认为，需求不足，或者说，供给过剩、生产过剩，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需求不足现象，或者说，供给过剩、生产过剩现象为两种市场经济所共有，但二者在性质上又有区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的刺激需求的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生产过剩问题有所缓和，但不可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国家自觉地采取经济计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各种手段调节生产和收入分配，就不仅可以使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生产过剩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而且有可能避免严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2003年，吴易风对我国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和措施进行了深入探索，并系统地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提出，在资源配置上，应当既要有价格配置，又要有非价格配置，既要有市场配置，又要有政府配置。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德“非分散化定理”有可借鉴之处。
第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处理好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他研究了西方的三派意见：受罗尔斯平等观影响的经济学家主张平等优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主张效率优先，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平等和效率兼顾。吴易风指出，主张效率优先的西方经济学家只看到平等和效率矛盾的一面，而看不到不平等的加深会造成更低的效率，更多的平等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吴易风说：在我国，当平均主义相当严重时，曾经适当强调效率。但当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相当严重时，平等或公平就成为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第三，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找出我国当前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辩证论治。有的经济学家断言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有钱不肯化”的心理因素，提出的对策是：根本改变节俭观念，提倡享乐，鼓励消费，全面实行扩张性政策。吴易风指出，这纯属误导。需求不足说到底是最终需求不足。他分析了最终需求不足的社会经济原因：（一）贫富差距加大，影响总消费。（二）大量下岗和失业人员的消费水平绝对下降，他们的状况又使在岗人员产生可能下岗的预期，因而不敢保持原来的消费水平。（三）一些地方拖欠工资、养老金、基本生活费和低保金，使被拖欠人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四）部分农民收入下降，导致他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五）已经出台的几项重大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养老金制度改革使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我国社会总消费不足，主要是广大劳动者消费不足。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政策的基点始终放在增加城乡广大劳动人民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上。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中产阶级论”的误导，同时也要认真研究和解决下述一系列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落实问题；三农问题；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对出台重大改革方案的承受力和实际支付能力问题。吴易风认为，由上述原因造成的最终需求不足，不是实行扩张性政策所能解决的。
第四，全面认识扩张性政策的作用，恰当运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吴易风认为，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暂时采取适当扩张财政和扩张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但不能忘记，这又可能引起另一种宏观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长期交替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可能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种形式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之外，又出现第三种形式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滞胀。西方国家的教训是，在滞胀面前，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全都失效。为了扩大内需，重要的是找出需求不足的真正根源，深入研究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而不能对扩张性政策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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