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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计算机，浏览电子信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帘，来自国内的老同学陈莹来信，让写一篇纪念我们入学三十周年的文章。
渐渐地思绪倒转，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开始的人大岁月……
1980年的一天，走进人大教室，座位上同学们正等待上课。当时我们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一张张熟悉的年轻面孔，写满对知识的渴望。铃声响起，汪洋老师夹着书走了进来，这是汪老师的第一节企业管理课。他讲的管理学课程像讲故事，一个个企业实践（现在称为案例）引人入胜，语言精湛，道理深入浅出。下课后同学们围上去提问题，他解答问题直到同学们满意为止。考试前，都设有辅导课，同学们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你问一两个小时，老师仍然很耐心地回答；再有什么不明白，还可以随时到他家里去拜访。那时很多人大老师都住在校园中，同学们前去拜访，无须事先打招呼，背着书包就去，好像去朋友家串门，敲敲门就进去，师生关系其乐融融。汪洋老师和当时的许多教师都是从20世纪50年代就在人大，那一代人深受著名教育家、老校长吴玉章先生的影响，学风朴实，平易近人，他们与学生亲切交流，没有什么架子，老师们还向我们讲述他们过去和在“文革”中的经历，就像朋友一样，真可称为良师益友。
欧洲的老师就很不相同。几年后，我有机会到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文化底蕴深厚的西欧求学。法国、比利时一带遍布了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聂荣臻、吴玉章早年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足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一代中国年轻人为寻求现代科学、经济管理思想又来这里留学。这里的老师素质很高，我所就读的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里讲管理课（MBA）的老师，有的是国家银行的董事，有的是跨国集团的首席执行官（CEO），有的来自法国大学，有的来自荷兰大学。他们的课涵盖许多知识和专业词汇。讲战略管理的科沃可教授（Professor KOK）总是带来最新的管理术语。他非常忙，一周一次课，有时还忙得不能上，可以想象一个大公司的总裁时间有多宝贵。多数时间一下课，他就离幵。一次课上他又讲了一些新鲜的管理术语和管理实践，一下课，我和同学们都赶紧上前去问课中讲的那些新东西。他回答了一个同学的问题后，等我再提问题时，他说“对不起，我还有个会议”，又挟着提包匆匆离去了。到了考试前，我有些问题还是一头雾水，问了同学也都不太明白，问学院教学秘书关于考试辅导的事宜，他说老师没有时间来上辅导课。只希望考试卷上没有这些问题，但不幸的是有一道题，还是一道大题在试卷上出现，我稀里糊涂写了一大篇不得要领的文字。考试结束后问同学正确答案，大家都摇摇头说不知道。这一道题肯定就没分了，后来也没有机会见到科沃可教授得到个正确答案。教管理课程的十几位老师个个都挺忙，能来上辅导课就不错了。讲管理信息系统的杜塔教授来自法国的大学，早晨赶来上课，晚上还得赶回去，除了上课时间，见上一面都不容易。唉，我欧洲的老师就是这么忙，忙得让学生们无法接近。要是我们人大老师，什么问题早就问得清清楚楚了。
邝鸿老师是我学士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他是将现代西方市场学引入中国的著名教授。第一次拜访他是在1982年一天的课后傍晚时分。为了准备实习收集论文资料，我找到了他住的那座楼，是人大校园内一座旧式筒子楼。进入楼道，黑黑的，两边堆满了破木箱、炉子等，好不容易找到邝老师的屋子，只有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和一些简单的家具。老教授眼睛眯眯的，似乎书看得太多影响了视力。他正在切菜做晚饭，我提出帮忙，然后认真地将胡萝卜丝切细。我觉得自己手脚快，眼睛好，肯定切得不错，但还是“谦虚”地说切得不够好。本以为老师会说挺好的，但他随便地回了一句“是应该切得更细些”。看来老教授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即使在这种简单的生活环境中对切菜这种小事也是精益求精。我告诉邝老师，我们准备去常州、苏州一带实习，邝老师讲了如何收集调研材料以及写作论文的要点后，还提起苏州的历史文化古迹——寒山寺，以及那首中外闻名、千古传诵的古诗，张继的《枫桥夜泊》，并说那里的诗词碑文很著名。受到老师中国文化的影响，去实习时，我请在苏州的同学搞了几张诗词碑帖，因为我们组在常州。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碑帖，字迹秀丽，笔法苍劲，将人们带入诗画的意境。回来后我将碑帖送给邝老师一幅，他很高兴。毕业后，近三十年来我都没有机会再见到邝老师，只见到他发表的一篇篇文章和出版的一本本书。但他在小小的斗室里勤奋治学的那一幕，我却一直没有忘记。
90年代，在澳大利亚，我去导师特纳教授（Professor Turner）的家，那是一个乡村别墅。我乘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站后由师母开车来接。从公路下去，进入他家的小路。路的两边是绿绿的树木和宽阔的草场，两匹马悠闲地边吃草边甩着尾巴，几分钟后到达一个大房子前，旁边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个游泳池。进入房子，宽敞的客厅一边通入书房，一边连接酒吧式的厨房，五个卧室，两个浴室，各式设备样样齐全。讨论完论文后，师母送我回家，一路闲聊，她说这座乡村别墅占地约五六公顷，除了他们一家四口人外还有两匹马、两条狗和三只猫，生活环境舒适优越。在那个宽阔美丽的乡村别墅里，早晨踏着青草的露珠，可以开始创造性理论的构思；傍晚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散步，可以消除整天工作的疲劳。夏天写作又热又累，可以自由自在地跳入清凉的水中消暑降温；冬天读书头脑疲劳，可以打打篮球锻炼休息，闲暇时还可以骑马散心。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当然有益于身体健康、创造性思维和学术钻研创作。但是人们多认为，优越的条件和简朴的环境同样产生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在我访问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时看到，哈佛旧式古老破旧的房子和麻省理工高大宏伟的教学大楼同样产生了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思想，培养了世界杰出的人才。由此我想，人大过去破旧的红楼和今天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同样会产生伟大的学者、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不是吗？
我上大学时人大开始试行选修课制。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学术思想领域只有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还属于半禁区。我选修了吴易风老师讲授的“西方经济学”。上课时我提前进入教室，里面座无虚席，来晚的同学还得站着。吴易风老师开始讲课，他不用讲稿，口若悬河，语言精辟，各种西方经济思想流派一一加以介绍。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凯恩斯、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知道了经济学中千变万化的供需曲线。吴易风老师是将西方经济思想介绍给我的启蒙老师，使我视野开阔，知识全面，引导我认识西方，了解世界。
我们是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老师对我们寄予希望，师生关系也很融洽，我们就读的贸易经济系（现在是商学院）的多位老师都是全国知名学者，如车礼、汪洋、夏光仁、林文益、邝鸿、刘福园、李金轩，人大的现任校长纪宝成也是我们系的。这些知名学者有的是我们的任课老师，有的是我们的论文指导教师，有的我们曾因学术问题上门讨教，如果他们来澳洲访问我也要特去拜访。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其他学校的同事也常常会问起他们。记得80年代中期在呼和浩特开全国学术研讨会时，我看到林文益老师总是在忙着写什么，你若跟他讨论流通经济理论，他会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休会时，几位人大老师、校友凑在一起准备去当地名胜看看，约他同去，他说不想去，要写东西。我们参观回来后看到他还在写。他总是利用分分秒秒勤奋工作着。他最早提出的“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社会经济的理论”，为中国经济改革，建立全面市场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是中国公认的著名的高产经济学理论家。约八九年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来自南京的教授同我讲起几位人大老师，我暗暗吃惊她对我们人大老师的情况了解得如此详细，尤其是近年情况。我听她讲了几位老师的近况后，想起很有特点的林文益老师，就问她林老师最近有没有新作。她沉思不语，半天不说话，后来慢慢地说，你在海外还不知道，林老师前些时候已经去世了。
时间流逝，斯人已去兮。老师留下了什么？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的探索精神，朴实无华的为人，还有许许多多淡淡的往亊，绵绵的思绪。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人大老师的衷心感谢和对已故老师的深深怀念。
2008年于澳大利亚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