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应该算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有学者称吴教授为“两通”经济学家（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西方经济学），但吴教授不以为然，他笑言：“再加一通，我就成‘三通’了。”认真地说，称吴教授为“三通”经济学家亦不为过，因为除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外，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吴教授同样有很深的造诣。
吴易风教授为学的严谨与为人的谦逊一样，在经济学界有口皆碑。他的专著《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而写的，写作该书时条件极其艰苦，最初一段是在北京大兴县劳动基地一边养猪一边写作的。初稿出来时，他“越看越不满意”，“这样的书稿决不能交给出版社”，于是推倒重来。
他六年如一日，“板凳一坐十年冷”，终于完成了全书近50万字的写作任务，出版后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在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时，他主张广泛地占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材料，而不能只关注那些支持自己主观愿望的材料；在提出政策主张时，他反对“乱开药方”，主张先用正确适用的理论来“会诊”，然后“对症下药”；他反对刮风更反对跟风；在开展学术批评时，他既有过硬的理论功底，也有足够的学术勇气。
上述所有特点，都与吴教授自身治学的严谨分不开。原这种精神能对多少受到“浮躁风”侵袭的学界有所启发。
吴易风，1932年4月生，江苏高邮人。他1950年参加工作，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从事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兼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
他多年来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西方微观经济学专题研究、西方宏观经济学专题研究、西方数理经济学等。
他的研究领域是理论经济学，他的论著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四个方面。主要论著有：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顾海良、张雷声、黄泰岩合著，1998年版）；
论文主要有：《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价值理论“新见解”辨析》、《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与王健合著）、《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引进外资的理论研究》、《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主要著作有：《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与厉以宁、李懿合著，1984年版）、《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高鸿业合著，上册1988年版，下册1990年版）、《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合编著，任总纂者，1988年版）、《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与高鸿业共同主编，1997年版）、《凯恩斯学派》（与王健合著，1995年版）、《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与王健、方松英合著，1998年版）；译著主要有：艾伦的《数理经济学》（与刘天芬合译，上册1988年版，下册1990年版）。
论文主要有：《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评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论战》、《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目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影响的西方企业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方松英合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述评》（与王健合著）、《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与朱勇合著）等。
主要著作有：《空想社会主义》（1980年版）、《英国古典经济理论》（1988年版）；
论文主要有：《古典优势原理及其演变》、《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剩余价值理论》、《古典学派正名》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与高鸿业、杨德明合著，1996年版）、《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2000年版）；
论文主要有：《必须分清的一个原则界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什么是私有化》、《用马克思产权理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几个方案》、《国企改革不要乱下药方》、《关于引进外资的政策思考》、《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等。
众所周知，要想深入地研究西方经济学，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外语阅读能力和足够的数学功底，吴易风在西方经济学最新动态和数理经济学方面都有专著和译著出版，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外语、数学、西方经济学都是自学的。那么吴易风的求学经历怎样？他又是如何走向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呢？
在同行中，吴易风的学历很低，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1932年4月吴易风出生在江苏高邮，父母都是纯朴的农民。因家境贫寒，只在家乡的私塾念过几年“四书”和《古文观止》等。在老师汤铭鼎先生的帮助下，吴易风读了半年小学，上的是六年级。之后又因家里拿不出学费被迫辍学务农。1947年又在汤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他考入江苏省界首乡村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食宿的学校，这也是吴易风选择师范学校的原因，1949年界首乡村师范并入扬州师范。1950年吴易风从扬州师范毕业，到扬州苏北机关学校任教。
1952年，从未在中学教室坐过一天的吴易风，竟成了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的语文和历史教员，在任中学教师期间，他深感自己的知识很不够，便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专业课程。此外，还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学习俄语。当时吴易风还教“经济建设常识”这门课。
吴易风不是学经济学的，对经济学一无所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理论。从那时起，他开始自学经济方面的书，并产生了以经济学研究为终身职业的想法。
1955年吴易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一年级的俄语考试后，经校长特批免修俄语。这时吴易风开始学英语。那时候人大只教俄语，找不到英语课堂。一位英语老师教他国际音标，然后他自学，困难可想而知。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在专业英语上可以向高鸿业先生这些归国学者请教。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系统地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说起学习外语，还有一段更艰难的时期。在“文革”期间，为了能够看外语书，吴易风只能读英文版和俄文版的《毛选》，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不许知识分子看外语书。在下放江西劳动的三年中，吴易风仍坚持自学外语。
吴易风在读大学时，只学过一点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仅仅有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系统学习教学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吴易风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的妻子刘天芬在北京邮电大学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她自然成了吴易风的数学家庭教师。家里的数学书籍较多，吴易风就从微积分开始学起，一门一门地学，自学完概念和例题后，便做习题，然后由妻子批阅。有不懂的和理解不准确的地方，刘天芬就及时地给吴易风讲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对夫妇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名著《数理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
众所周知，吴易风教授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专家。而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一学科的名称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有的人认为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是合适的，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的人认为不应当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而应称之为“现代经济学”，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对此，吴易风教授是如何看待的呢？
目前我国高校开设的理论经济学课程主要有两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而在西方国家，这两个学科分别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吴易风教授认为，尽管学科名称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将这两种经济理论看做是性质不同的理论，看做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
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是历史形成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一些大学开设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课程，到60年代出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系列教材。直到70年代末，才出现“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内涵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相同。这个新名称很快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认同和接受，并被国家教委和国家学位委员会规定为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
有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提出异议。理由之一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产生在西方国家，因而也应该属于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教授认为这一理由难以成立。吴教授强调此处的“西”不是中西意义上的“西”，也不是“中学与西学”意义上的“西”。这里的西方不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政治上的概念。比如“西方七国集团”就是政治概念，不属于西方地缘的日本就包括进去了。可见，用“西方”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和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吴教授认为这一主张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观点来看，都难以成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义语，可以互用。在西方，早就有人尝试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但都未能成功。比如，杰文斯提出“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他本人却将书名定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样地，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去掉了“政治”两字，但在书中，仍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提法；再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也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这表明，他们都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看做同义语。《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认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者基本上可看做同义语。”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还有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的，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熟透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这些说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曾说，如果接受西方学者的谬说，就势必会错误地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作现代或当代唯一的经济学，同时，就势必会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之外。
吴易风教授认为，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在西方还存在大量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和理论。西方经济学远非现代经济学的全部。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是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以后一直在发展。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在现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决不能认为现代经济学就只是西方经济学，决不能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专指西方经济学。
当被问及我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应采取什么态度时，吴易风教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吴教授认为，过去存在过一种错误倾向，现在又存在另一种错误倾向。正像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陈岱孙教授所说：“对于研究西方经济学，我们一度进行过盲目的批判；现在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盲目的推崇。”
吴易风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做出诊断并开出处方。在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是只看到了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这两种倾向都是将西方经济学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既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就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借鉴和吸收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抄照搬；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摄取有营养的成分，切忌囫囵吞枣。
对于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告诫我们：必须注意，西方经济学可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这里且不说异种器官移植，即使同种器官移植，也还可能出现排异反应。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那些有用的东西，必须进行严肃的和艰苦的研究，将那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吴易风教授的专著《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在学术界引起良好的反响。即使一些与他的学术观点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对他严谨的学风也都由衷敬佩。吴教授做学术研究的精神，可谓“板凳一坐十年冷”。
大约在1976年春夏之交，商务印书馆胡启林同志亲自来找吴易风教授约稿，让他写一本关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书。吴教授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他的心情比较复杂。他的第一本习作是196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在又有机会为商务印书馆写一本新书，当然很高兴。但是，想到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百年老字号”，在广大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吴教授自己当时便感到任务很不轻松。能否完成一部像样的书，那时并没有把握。
当时的写作条件很差。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后，由于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了，人大经济系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吴教授曾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回到北京后，特别想坐下来好好看看书，好好写点东西。可是由于需要，他又被派到北师大大兴县劳动基地（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任务是养猪。跟在江西开山打石的劳动相比，养猪的劳动强度小多了，劳动时间也短多了。早晚业余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可以自己支配。这时，吴易风按约稿顺序，先完成北京出版社熊怀济同志的约稿《空想社会主义》一书。这部书稿“文化大革命”前就写好了，一直未能出版。书稿交给北京出版社以后，吴易风便起早贪黑地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劳动时间一到，就放下书去劳动。劳动一结束，就又坐下来看书和写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初稿是在大兴劳动时写的。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消息传到大兴劳动基地时，吴易风十分兴奋。由于许多年没有从事教学和研究了，吴易风非常渴望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生活。不久，他得到通知，从劳动基地返回学校。当时吴易风住在北京邮电学院的筒子楼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学生用的小课桌，一张小方凳。没有书架，他就用砖头和破木板临时搭一个书架，把要用的书上架，其他不急用的书堆在墙角里或床底下。总算有个小空间了，可以坐下来看书和写东西了。
吴易风原以为再花一年多时间就可以完成《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书稿。可是，初稿出来后，越看越不满意。跟常见的经济学说史相比，前进得很有限，算不上是学术专著。在写初稿时，遇到过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都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当时吴易风想：这样的书稿决不能交给出版社！
怎么办？推倒重来。重写，只要没有深入研究，最多是小有改进。要想有大一点的改进，只有深入研究。这时，吴易风决心从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1）重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原著，充分挖掘、仔细梳理他们的经济思想资料；（2）重新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关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全部论述，力求融会贯通；（3）研究国内学者有关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论著；（4）研究苏联学者有关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论著；（5）研究西方学者有关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论著。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过去教学积累起来的问题，这次研究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使吴易风获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答案。
在研究和写作期间，为了能读到更多的有关论著，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北京图书馆。当时北图在城里文津街，恢复高考后读者特别多，等图书馆开门时到。就没有座位了。为了确保能找个座位，吴易风每天早上七点多就骑车赶到那里，排队拿号，等候开门。中午啃干馒头，由于吴易风天天去，图书管理员也认识他了。她帮吴易风在图书馆职工食堂买了饭票，这样在天冷时吴易风就才能吃上热饭。
现在复印很方便，加之写作的人一般都有计算机、打印机的扫描仪，研究和写作轻松多了。而吴教授写《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时，一切都靠笔。写笔记，写卡片，抄资料，写稿子，改稿子，抄稿子，全都用笔。每天握笔十小时。酷暑天，没有电风扇，挥汗写作，流到手上的汗，常常把稿纸浸湿。
原本计划一两年完成的写作任务，结果用了六年时间才完成。在连续紧张和疲劳了六年之后，当吴易风教授把近50万字的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时，他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轻松。
1988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问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对此书的出版作出了报道，《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等对此书发表了评论。后来，此书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995年9月，吴易风教授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此期间，他先后会见了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学部所属各研究所所长或副所长、研究员等。并顺访了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讨论了俄罗斯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经济问题。
回国后，吴教授根据记录写了一篇访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报告共分10个问题，分别为：从苏联到今日俄罗斯的演变过程，私有化及其后果，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对策和后果，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改革已经失败，俄罗斯的前景，俄罗斯的新经济思潮，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各种政治力量在进行激烈的较量，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这份报告最初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上，后来有几家杂志转载过，也有报纸摘要刊载过。
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交锋》一书说：“这个报告产生了‘触目惊心的效果’。”
对于这份访俄报告，反对者说很坏，支持者说很好。一位反对者通过海外媒体说：“俄罗斯经改并非如吴氏所断言已‘彻底失败’，而是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紧接着，另一位反对者、北京某大学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莫须有地说：“（访俄报告）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认为该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是不是要中国的改革逆转”，“对改革开倒车”。只是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连一个证据都拿不出来。这位教授还说：俄罗斯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本人没有实地作过调查，但据报载，该国对此问题看法也并不一致，我们加以评价需要慎重”。有一家报纸在《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的大标题下，加了这样一个小标题：“报告这样结尾：我们惟有停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这纯属谎言和诬陷，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访俄报告在结尾处根本没有这样的话，报告的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有话。后来这两位反对者又在《交锋》一书中说：“如果我们（大概指的是这两位作者和他们的同志者）……遵照他们（指俄罗斯学者）的‘理性的’劝告，继续‘以俄为鉴’，则我们唯有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也是这份苏联解体考察记留给我们的最奇特的印象。”
赞成者说：“稍有党心、民心和社会主义信念者，都会认为吴教授的报告是好的，俄罗斯学者克洛茨沃格的愿望是善良的。”那篇莫须有地乱扣政治帽子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厌恶和反感，一位老教授评论说：“这不像一个学者写的学术文章，倒像是一份大字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资深学者访俄回国后撰文说：北京某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不准别人说俄罗斯改革已经失败。可是，我在访俄期间，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跟那么多人交谈过，还没有一个人说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的。那两位反对者合写的那本书现在正受到广泛而深入的批评。针对这本书，一篇题为《还应“以俄为师”》的文章说：“克洛茨沃格研究员对吴教授一番言词恳切的话语可谓荡气回肠、发人深省……前车覆，后车诫。如果说当年十月革命给我们提供的是成功的正面经验的话，那么，今日苏联改革以其惨痛的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失败的反面经验。”也是针对这本书，一篇题为《以俄为鉴，何罪之有？》的文章说：“如果说‘以俄为鉴’就会终止中国的改革进程，这是否不打自招地一语道破了你们的天机：你们心中的改革是不是就是俄罗斯的那种‘改革’呢？如果是，那你们这种‘改革’进程终止了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来个我国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而后快吗？”针对那位断言俄罗斯改革成功者，一篇题为《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改革》的文章说：“回想一下1996年围绕着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访问俄罗斯的一份报告发生的争论吧！当这位教授从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实情出发，并引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俄罗斯改革是失败的’，国内有人不是针锋相对地说‘俄罗斯改革是成功的’，并且辱骂这位教授吗？同样一件事，一个说是失败，一个说是成功，结论霍然相反。这只能是立场不同的反映，只能说是‘道不同，不相谋’！时间又过去两年，事实继续在说明问题。今天……大概可以检验争论的是非了吧。”
对这个访俄报告，海外和国外媒体也反响强烈。台湾的“中央社”为此别有用心地发了消息，台港的某些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也别有用心地作了歪曲报道或评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京记者要求对吴易风教授进行采访。俄罗斯一家大报从第一版到第三版刊载了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长篇报道：“吴易风教授的详细而可靠的报告被连载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剧烈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