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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2年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临泽镇汲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家乡水特别多，“临泽”的意思就是“面临水乡泽国”。我们那村子叫“汲水村”，到处都是水。
我小的时候，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在我们家乡烧杀抢掠，也亲眼看到新四军英勇抗日的场面。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因为家境贫寒，我没有读过正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我们村有位老先生办了一所私塾，他一个人教一大群孩子。孩子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学的内容也不一样，他只能采取个别教学的方式。我从识字开始，先认方块字。之后，老先生开始教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教“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我全都死记硬背，基本上不解其意。老先生的要求也就是背，考试也是考背书。除此之外，别的什么课程都没有。
后来，我看到别人上正规小学，有很多像算术、自然常识这样的课程，我一点都不懂，当时就跟家长提出能不能去考个插班生。因为我那时年龄也过了，不可能再从小学一年级读起。后来家长勉强同意了。我另请一位私塾老师帮我参谋能报考哪一个年级。这位老师说：“初小你就别考了，考高小吧！”结果我居然考上了。高小录取名单上我排名第一。当时我感到奇怪，怎么会是第一名呢？后来老师解释了，说我作文写得不错，而且是用文言文写的。实际上，我没有学过白话文，根本不会用白话文写作，只能用文言文写。真没想到老师觉得还不错。
小学我只上了半年。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小学，我上的是镇上的小学，离家比较远，解决不了吃午饭的问题。如果回家吃饭，就赶不上下午的课了。小学没有食堂，附近有为小学生提供午饭的饭铺。吃这样一顿午饭交的钱，尽管现在看来并不多，但当时对我家来说差不多够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费了。因为家里实在承受不起，所以我只好辍学，又去读私塾。“四书”已经全部读过了，所以开始选读“五经”中比较容易的部分。仍然是死记硬背。
到1947年，我15岁了，离我们家40里路的界首乡村师范学校吸引了我。当时，如果读县里的中学，除了交学费外，还要交伙食费、住宿费等各种费用，这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想都不想。而乡村师范学校不同于县里的中学，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也不交住宿费，自己能买点书、本子和简单文具就行了。我知道这个消息后，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不用家里花钱。这样，我就决定报考乡村初级师范。乡村初级师范比不上初中，因为它的培养对象是农村初级小学教师，农村初级小学有哪些课程，它就相应地开哪些课程，没有的它就不开，比方物理、化学这样的课程就没有。我考取并就读了这个乡村初级师范，一直到1949年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就读的界首乡村师范合并到扬州师范，我在扬州师范初师部读了一年，1950年毕业。其实加在一块儿，我读初级师范总共也就两年多时间。当时看人家读扬州中学这样的重点中学很羡慕，但我想都不敢想。
1950年，我在扬州师范还没毕业的时候，苏北机关到学校要人。当时江苏还没有成立省，而是分为苏南、苏北两个行署区。苏北行署区大量的干部是工农干部，很多是在农村参加革命的，其中不少人文化水平不高，在机关工作有困难，看文件、起草文件都成问题。苏北行署区决定办一所机关学校，专门培养这些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机关学校需要教师，所以我还没毕业就被调出来到苏北机关学校当教师了。当时，我跟这些老干部在一起，注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他们为了革命出生入死，很多战友都牺牲了，能来到这个机关学校学文化的都是幸存者。所以我教他们的时候，既把自己当老师，也把自己当学生。他们年龄都比我大好多，当时我是18岁的小青年，而他们大部分都30岁上下了。我在那里教了两年书。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很多项重点建设工程上马，需要很多干部到国有大企业当中层以上的管理干部。这一年，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成立。当时军队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但文化水平不高，需要培训。这些军队干部过去转战大江南北，经过很多战役。现在，他们来到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学习文化知识，积极性非常高。这时我一下子就成了中学教师了。我没有上过中学，只上过初级师范。当中学老师，我自己都感觉太不可想象了。这时我只好边学边教。任课都提早通知，决定你下学期担任哪几门课，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布置了就必须接受。有的课自己不懂，那就赶紧买书先学，然后再认真备课。这样也就教下来了，学生反映还不错，我还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
当时我教语文、历史，这些课都比较好办。可是有一门课叫“经济建设常识”，这我自己都不懂。经济建设怎么搞，有哪些常识，我一概不知道。要教这门课，只好自己赶快先学，反复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作为教员，要教学生，总要稍微多懂一点，所以我就开始自学政治经济学。当时没有教科书，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列为干部必读的翻译过来的《政治经济学》，我就当成宝贝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不过，说老实话，那时不少地方并没有读懂。
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报纸上登了消息。我仔细一看，要求考生学历是“高中毕业”，后面还有“或相当程度”。如果只规定高中毕业，我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但同时还规定“或相当程度”，我似乎又有希望了。我拿着报纸跟我们领导说，能不能给我开个证明，证明我相当于高中毕业。他说：“这个好办！”马上就给我开了证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在上海招生，我在常熟工作，离上海很近，我就拿着这个证明去报名了。报名时，经审查，说符合报名资格，我就放心了。报了名之后，在上海考试。考完之后，再回到工作单位。等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有个同志拿到一份当天的《新华日报》，我在二楼，他在楼下叫我：“好消息！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你了！你报的政治经济学，名单上你是第一个！”真录取了？我都不敢相信，赶快下楼看，果然是！对我来说，能上大学，太难得了。
1955年，我告别了速成中学的教师岗位，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当时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一开始设在国民经济计划系，第二年单独成立经济系。入学之后，我简直是如饥似渴，特别迫切地抓紧时间学习，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读书，一点儿也舍不得浪费。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外语课只开设俄语，其他外语都没有。那时学苏联，来的苏联专家都用俄语讲课，听不懂，有翻译来翻。学俄语我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就是我在扬州工作的时候，中苏友好协会苏北分会从哈尔滨请了一位“白俄”——十月革命时流亡到中国的俄国人，来教俄语。我当时对学外语是梦寐以求的，所以学起来非常认真。那个“白俄”老师看我学习很认真，也注意到我，常常让我回答问题，特别教我跟他学习发音。当时这些流亡的“白俄”很多是原来俄罗斯的贵族，在语音上特别讲究，我跟他学习后在俄语发音上有不小的收获。
进入人大，我以为大学的俄语一定很难。听了一学期课，课程内容我过去几乎都学过。这时我猛地生了个念头：能不能要求免修俄语？我把这想法跟老师一说，老师说人民大学还没有过免修俄语的。我又把我入学前学俄语的情况告诉老师。老师拿出材料让我读，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比较顺利地读了，问题也答上来了。老师就跟我说：“你能不能自己写个书面报告送上去，请领导批一下。我们当教师的没有这个权力。”于是，我就写了要求免修俄语的报告，由系办公室转报学校。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要经校长亲自批，因为当时没有先例，学校教务部门也不能做主。我的报告报给了吴玉章老校长。吴老看了报告之后，指示对我进行考试。俄语老师对我进行了口试和笔试。考过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报告批下来了，同意我免修俄语。
免修俄语后，我想这下好了，有时间学英语了。可是找遍全校外语课堂，竟然没有英语课堂。当时刚解放不久，书店里也没有英语教科书。后来有一次，我在王府井外文书店找到一本苏联编的英语教科书，是用俄语解释的。我看了看，觉得还可以凑合着用，不懂的地方再翻词典。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发音没办法，我不会国际音标，自学英语不会国际音标就没办法拼读单词，更不要说背单词了。苏联编的英语教科书的每个新词都用国际音标标好，大部分音标英语和俄语都用，这好办。但是少部分音标是英语特有的，我就没办法了。不会的怎么办呢？当时我就问教我们的俄语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位老师教教我英语的国际音标。俄语老师看我确实想学，就给我介绍了一位老教师。这位老先生一看有这么个小青年找上门来学国际音标，就很热情地教我，尤其着重教我学好英语特有的音标。这样，学会了国际音标，也就可以读单词了。我就这么开始拼读并记忆英语单词，开始阅读苏联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但这时我学的英语真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既不能听，也不能说。
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正好高鸿业教授两年前冲破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当时他想读《资本论》，并想学俄语。他提出他与我互帮互学。当然，我知道，他教我学英语有足够资格，可我没有任何资格教他俄语。后来我们商定，都以自学为主，有问题就一块儿讨论。当时我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不会英语还能凑合。后来让我教西方经济学，不会英语根本不行。当时教研室那么多人，就高鸿业和我两个人教西方经济学。高鸿业在美国学的经济学，拿到的是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美国当教授教经济学。我跟他相比，差得太多。这就使我更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英语和西方经济学。我们两人长时间相互帮助，后来就合作编写西方经济学教科书。1988年出版我们合编的第一部教材《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这本书也是国内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一部西方经济学教材。我是沾了他的光，他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人家都知道高鸿业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编的西方经济学应该是可靠的，所以这书也很受欢迎，从1988年到1998年十年间印刷11次，后来经过修订，又发行了第二版。我们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照搬西方的，而是在原原本本介绍西方的西方经济学之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评析。这本书入选了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我上学的时候兴趣挺广泛，什么都想学。1956年，中央广播乐团第一提琴手每周末都到人大来义务教学，给大家讲怎么拉小提琴。我对此特别有兴趣，每次都听。后来就从伙食费里攒钱，打算买一把小提琴。新琴买不起，我就到旧货市场买了一把旧琴。那位提琴老师还对我说：“你买的那把旧琴很不错，还是个名牌！”并说买新的不一定比那旧的好。其实我也不懂，算是误打误撞上的。就这样跟他学了一段时间小提琴。
过去我还学过一段时间钢琴，那是我在苏北区机关学校工作的时候。当时机关占用了教堂的一部分房子，给传教士留下了生活用房。教堂有一位法国修女，每天下午5点左右在厅里弹钢琴，弹得挺好的。我正好那时候下班。我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学过风琴，现在听到弹钢琴，觉得比弹风琴好听多了。所以我下班后常常站在那儿听。我听了几次后，她注意到我了，问我：“你对钢琴有兴趣？”我说：“很有兴趣！”她还问我会不会五线谱，我说我在师范学校学音乐课时学过五线谱。她一听我会五线谱，就从琴架上拿起乐谱，让我试读。我读了之后，她挺高兴的，说：“行。我教你钢琴吧！”她教我大概有一年多一点。
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没想到学生会竟然有一架钢琴。钢琴一共两把钥匙，一把给了我们同班来自上海的一位女同学，她家境很好，小时候家里就有钢琴教师专门教她。人大学生会理所当然地给了她一把钥匙。这位同学还帮我借了一把钥匙。那时候上晚自习都在教室里，到时间统一关灯，想再看书都看不了。我在晚上下自习之后，便摸黑去学生会把钢琴打开弹一弹，晚一点回宿舍。就这样挤时间去过过弹钢琴的瘾。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就自己买了一架钢琴，想弹就弹。反正当时上学确实是什么都想学。除了这些业余学的东西外，我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也都不错，还得过吴玉章老校长亲自颁发的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奖状。
后来留校工作了，我在逐步熟悉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在知识结构上最大的缺陷，除了英语之外，就是数学。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是很多的。西方经济学分初级、中级、高级，到了中级经济学，数学就多了。到了高级经济学，要不认识字，打开教科书就可能误以为是数学教科书。所以，为了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必须把数学知识补上。我在大学本科时也学了一点高等数学，但非常简单，现在根本不够用。在继续学数学这件事上，我要感谢我的老伴刘天芬，她在北京邮电大学教数学。我跟她说：“行了！你除了到学校上课，在家里还要再给我上课，当家庭教师吧！”她教我数学也很严格，要求必须做作业，做了之后她给我批改，一定要我老老实实地学。要不是她帮忙教我数学的话，我也搞不了西方经济学。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这样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地学来的。
20世纪80年代末，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除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外，我也想在英语口语方面能有所提高。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到我去的那个学校外语系中文专业找有关人员，作了个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很想学英语，想找几位美国同学帮助我学英语，作为回报，我教他们学中文。我还提了要求，这几位学生必须是美国出生的，发音标准。没想到，报名的美国学生还挺多，他们想跟我学中文。他们也挑我，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说：“说老实话，我是江苏人，但我在北京已经很多年了。”从1955年到北京算起，我确实在北京已经待了很多年了。美国这所大学教中文的是来自台湾的老师，他帮我说话，说：“他普通话的发音比我还好！”这也是实话。这位老师说普通话（他们叫“北京话”），发音还确实有点不如我。他这么说了之后，报名的人就更多了。后来我挑了五个，这样周一到周五，每天一个人，下午两节课结束之后，就来我的办公室，用一小时互教互学语音。美国学生也很严格地分配时间，看着手表，前半个小时教我英语，到时间就换作我教汉语。这样双向交流，大家都不花学费，也都有收获。可惜的是我年龄大了，当时都57岁了，听说能力很难有很大提高。所以我常想，要是年轻一点的时候来就好了。
我的知识是杂七杂八地凑到一块儿的，都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后来我带博士生，他们有的曾误以为我是博士。我说：“我什么‘士’也不是。不仅不是博士、硕士，我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我毕业的时候只发了一个本科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
我学计算机也是这样。在美国那一年，看到美国教授已经普遍使用计算机，这使我萌发了回国后也要学计算机的念头。回来后，我们学院办过很多届计算机培训班，但都通知年轻教师去，根本不叫我们这些老年教师。老年教师有的也觉得自己老了，大概学不了那个东西了，也就不坚持要去。我却认为不会有学不了的东西。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挤进培训班，如果到时候跟不上学习进度，拖人家后腿，那多不好啊！可是我又非常想学。当时我想，要学的话首先要有计算机，先把计算机买了再说。买了之后，我连开关都不会啊！怎么办呢？我就去逛书店，买计算机自学教材。前前后后一共买了计算机文化基础、入门篇、简明教程、自学教程、学习捷径、实用教程、办公应用篇等10本书。我按图索骥，一项一项地照着书上说的操作。记得第一次完整地打出一句话的时候，真是高兴极了。
此前，我们系最早用计算机的一位博士生知道我想学计算机，曾劝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我劝您别学这个了！”后来这位博士返校时碰巧看到我正在计算机上写文章，而且用汉语拼音敲键盘的速度还不慢，颇有点惊讶，说是过去对我的自学能力估计不足。
我能学会打字还有个原因。1958年，我们的老校长吴玉章是政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出来后，首先要得到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认可，然后向全国推广。当时要搞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试点，除了在外地，吴老说：“在咱们人大也搞个试点。”说来也巧，正好让经济系做试点，又正好让我们班做试点。我就跟着学。老师挺会教的，在了解我们班每个人从哪个地方来、操什么口音之后，就根据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的特点逐一纠正发音。学汉语拼音对我帮助很大。当时学过之后，除了查字典注音外，不知道还能怎么用。没想到几十年后在计算机上用上了，在手机上也用上了。现在我都在计算机上写作，在计算机上处理来往邮件，在计算机上查资料，在计算机上修改博士论文，还在计算机上翻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时间。
我在人大这么多年，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我还是学生，觉得不大理解。社会上的有关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对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的情况是了解的。班上有的同学确实说了错话，犯了错误，甚至有的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一下子把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我当时思想上、感情上都有些想不通。所以，不仅在读书期间，而且在留校工作之后，都有人批评我，说我走“白专道路”，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在政治运动当中表现不够积极。
我入党难跟这有很大的关系。本来我1954年在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当教师的时候，党支部就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告，党总支让我参加组织生活，并开始缴纳党费。但我们分校在常熟，校本部在无锡，分校党总支必须把我的入党材料报到校本部党委审批，批下来才算数。1955年，我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当我去党总支转组织关系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报送校党委的材料，校党委没有收到。你先去中国人民大学报到，转组织关系的事可以随后再办。”我到人大报到时，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恰巧被宣布撤销，此后再也找不到该校校党委，转组织关系一事也就无从办理。事后听说，我的原工作单位党总支报送校党委的关于我的入党材料，被校党委做组织工作的一位同志不小心压在办公室抽屉底下，完全忘记了，直到单位撤销后清理办公室时才发现。这些情况，我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党总支做了详细汇报，党总支请示学校党委后给我答复：你的原单位已经撤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重新申请入党。于是我重新写了申请入党报告。但是，我的入党申请长期没有通过。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说我入学以来只埋头学习，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不够积极，被认为有“白专道路”倾向。这一误就是十几年，直到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的入党申请才获得通过，总算是实现了我多年来苦苦追求的愿望和理想。
说到人大停办期间在江西余江设立的“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去，最后一批回来的，三年的“学制”是满的，没有“偷工减料”。我干的是最艰苦的劳动：打石头。石头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先从山上开采毛石，然后按照规格切削平整，用来砌墙。打石头是很重的活儿，江西本地的农民都说这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干这活儿的人都得年轻力壮，还得有一定的技术，弄不好石头砸得粉碎，全报废了，劳动也白费了。我那个时候干活儿挺认真的，认为自己到那个环境去不光是劳动，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不过，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不管白天劳动有多累，我晚上都要看书学习。三年中，我通读当时已有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并自学外语。为了扩大知识面，还读了《资治通鉴》。集体宿舍的灯光亮度不够，我都用手电看书。“五七”干校小商店售货员发现我经常去买电池，感到十分奇怪。
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京以后，我被分配到北师大，在那儿待了几年。在北师大期间，我又被第二次下放，到北师大农场劳动。当时北京出版社向我约《空想社会主义》书稿。我白天劳动，清晨和夜晚写作，在劳动之余完成了35万字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书初稿。直到“文革”结束后，这本书才于1980年出版。我在这本书里把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划分为四个阶段，研讨了这四个阶段的16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学说。这部专著问世后获得了社会广泛好评，1980年7月出版，1982年再次印刷，总印数三万多册。我也很感欣慰，毕竟自己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
1978年，听说中国人民大学要复校，那真是欢欣鼓舞。一复校，我就马上回来。回来之后，学校安排我教“西方经济学”，同时教“经济学说史”。两年后，又给我加了新的教学任务，教“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需要大量的数学知识，幸好我老伴教了我数学，要不我就没法上这个课了。再后来又给我加了一门课，叫“西方经济学流派和思潮”。因为西方经济学派别很多，主流派只是其中之一。
除了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外，我还加紧搞科研，总想把过去多年被耽误的宝贵时间补回来。
在教材建设方面，除了我跟高鸿业合作编写出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外，我又跟高鸿业、刘凤良、吴汉洪合作，先后编写了人大硕士生教材《西方经济学》、《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1998年，我跟顾海良、张雷声、黄泰岩合作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本书成为经济类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2005年主编出版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这本书是在国内多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34位作者分工与通力协作下完成的，可以看做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扩展和延伸，也可以看做是外国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继续和延伸。这本教材还入选了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教材。
在经济学说史专题研究方面，除了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49万多字的专著《英国古典经济理论》，这本书研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完成时期的15位代表人物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我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一般经济学说史著作的见解，逐一论证，澄清了一些模糊的概念。这本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了有分量的书评，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这本书还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在数理经济学专题方面，我先翻译了英国艾伦的《数理经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发表过少量用数学方法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论文外，主要是我和年轻学者合写了一本《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偏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够。实际上，马克思分析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可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会更有说服力，应用时效果也会更好。这是我们写这本《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的出发点。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知我，说这本书已经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很快就出书。
在这之前，我重点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国内几十位老中青学者积极参与这一课题研究，形成了三卷本、255万多字的成果。就我自己来说，我早就想做这项专题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成几十个专题进行系统比较，通过比较，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正确在什么地方？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什么相对的强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应该加强哪些内容和方法？我们依靠学术团队的集体力量做了研究。谁都没想到，这一大部头集体著作会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还可以提一下，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个人的著作有：《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合著主要有：《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吴易风、王健、方松英著，商务印书馆，1998），《产权理论与实践》（吴易风、关雪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吴易风、白暴力主编，已列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主译有：（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吴易风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989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美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首先到洛杉矶，在南加州大学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波士顿是名校集中的地方，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儿，耶鲁大学离波士顿也比较近。这些名校我都去了。多到几个大学访问，有助于多了解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情况，有助于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除了与学者交流以及参加学术会议外，我花了不少时间收集相关材料，特别是从各家图书馆复印大量珍贵资料，选购相关书籍，一起装箱打包，因为空运太贵了，所以就海运回国。我自己随身带的行李中也有满满一箱子书。回国时带书特别费力，当时我一回来就病倒了。海运回来的书还要自己去天津港提取，所以我过了好长时间才请人帮忙到天津港把那些书提取回来。
等病好一点之后，我就开始总结访美期间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关于西方经济学最新理论动向的论文。同时，与博士生王健、方松英共享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图书资料，合作研究并撰写了前面提到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
1995年9月，我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这一个月里，我先后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学部下设研究所的所长或副所长、研究员等进行了交流，并顺访了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讨论了俄罗斯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经济问题。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每天上午、下午都安排见面和谈话，了解他们对俄罗斯改革的看法等。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什么的，全靠手记，我跟他们一边谈，一边记。事后，我跟他们打招呼：“回国之后，我想报道、介绍你们的观点，可不可以？”他们都表示同意。
回国后，我根据记录写了一篇访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没想到这篇报告的发表引来了一场“大祸”。访俄报告共分10个部分，分别为：从苏联到今日俄罗斯的演变过程，私有化及其后果，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对策和后果，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改革已经失败，俄罗斯的前景，俄罗斯的新经济思潮，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各种政治力量在进行激烈的较量，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报告最初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上。后来有几家报刊转载或摘要转载。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支持者说很好，反对者说很坏。
有一家报纸在《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的大标题下，加了这样一段话：“报告这样结尾：我们唯有停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这段别有用心的话纯属谎言和诬陷，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那篇访俄报告在结尾处根本没有这样的话，报告的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的话。
对这篇访俄报告，台港和国外媒体也反响强烈。台湾的一家通讯社对此别有用心地发了消息，香港的某些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也别有用心地作了歪曲报道或评论，美国CNN驻京记者要求对我进行采访。当我因访俄报告被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时，个别学术同行见到我，突然把我当做素不相识的路人，或是突然变成我的批判者，对我的访俄报告公开发表了大批判文章。这些批判文章有的都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围，变成直接辱骂我个人了。我出去开会，也遇到与此相似的情况。我真感到不大好理解，自己的心理准备也不够，感到有点难以接受。
当然，有不少朋友冒着有可能被指责“划不清界限”的风险，以不同方式对我表示支持。有几位学者还公开发表文章，仗义执言。
事实证明，我这份访俄报告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俄罗斯一家大报当时从头版下转第三版刊载了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长篇报道，说：“吴易风教授的详细而可靠的报告被连载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剧烈的震撼。”
经过这件事，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有可能遇到各种情况，顺利时，必须戒骄戒躁；被误解以至被批判时，要学会从容淡定。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建校之初就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当前新形势下，面临着国际化的问题。对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我赞成，应该要求跟上甚至要努力超越国际最新的研究水平。但人文社会科学不一样，经济学更是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有阶级性的问题。这一点，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对人文社会科学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这一点我赞成。但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主张，特别是对经济学“国际化”的主张，必须持慎重态度。现在社会上有人正在利用国际化来进行误导，公开发表文章主张经济学“国际化”，主张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都要与国际接轨。其实质，就是都要跟西方国家接轨，都要按照西方模式做。依照这个思路做下去，我国经济学领域就必定会出现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以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严重后果。
这里以对教师的考核为例。有的经济院校主张经济学研究“国际化”，要求教师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真要在这类刊物发表文章，那就意味着首先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接受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当然，文章还必须达到西方经济学界所认定的学术水平，这才有可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刊物发表。现在一些院校规定对教师在西方经济学主流刊物发表文章给予重奖，并优先解决职称等许多问题，这恐怕是一种误导。
经济学“国际化”还要求我们的教师在课堂上用双语教学，甚至要求只用英语教学。这样做，对提高学生专业英语水平有一定效果，但是会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的经济学科教材会构成并且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以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教材为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已经出版并被采用。如果按照经济学教学“国际化”的要求，教师必须用双语教学甚至只用英语教学，那么任课教师就不会选用这项工程的教材，而是会选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材。美国原版教材的意识形态成分就会在我们这里长驱直入，广泛传播，侵蚀我国年轻学生的头脑，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经济学“国际化”，搞得不好就会是经济学全盘西化，就会是经济学全盘美国化。这怎样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自己的博士生的要求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一定要站稳人民的立场，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我要求我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首先要认真系统地学习《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要认真研读、深入了解、系统掌握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了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和各种思潮，注意有分析地吸收其中的有用成分，评判其中的错误成分，这样才能大大提升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并加深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才能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和分析问题。读西方经济学专业，没有学过《资本论》，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就没有辨别能力，就会失去方向，就会把错的当成对的，那就坏了。
开始时，我自己带着博士生学《资本论》。后来知道我们学院胡钧教授在指导博士生学《资本论》，就请他帮我代培。他欣然同意，并说这不会增加太多负担。我说：“那太好了！”所以我现在就都委托胡老师代管这门课。我的博士生听胡老师的课，都感到收获很大。
现在国内有的经济学院不仅研读《资本论》的课程被取消了，甚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也取消了（被合并在马克思主义概论的课程之中），这个影响和后果都是很严重的。但愿这一不正常现象能很快得到改观。
我从1959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到现在，在人大工作的时间已经52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一直都在教学岗位上，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其中我当助教就当了20年。即便这样，我觉得要谈求学治学的经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就勉为其难地谈谈我个人的体会吧！
我小时候上私塾，读过一点古书，当时是死记硬背，不过现在我还能记得其中的许多句子和段落。韩愈的《进学解》中有这样两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当时背诵，似懂非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这两句话讲得好，特别是对于求学治学来说，很有启发。
“勤”和“思”，这是古代和现代学者总结出的求学治学的共同经验。韩愈这两句论断的正确性不断地被人们学习和研究的实践所证实。所以我觉得就求学来说，“勤”最重要。求学，就应该遵循正确方向，勤奋刻苦，高度珍惜时间，充分利用时间，不断前进，不断向上。不仅学习期间要这样，而且一辈子都要这样。就拿我来说，我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哪怕只是十分钟左右的零碎时间，我也都习惯性地想办法利用起来，至少可以翻翻词典，记两个外语单词。公园、电影院、电视剧、舞会、聊天等，都跟我断了缘分。甚至我最喜爱的画展和音乐会，也都只好忍痛割爱。
就治学来说，“思”最重要。文章最忌百家衣，学术研究最怕人云亦云。在学术领域不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不能未经缜密思考就轻易地作出论断。任何一个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充分的资料，深入思考，反复斟酌。对于前人的学术观点，也不要不假思索地统统作为定论来接受。在反复思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某些经不住检验的观点提出疑问。总之，无论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还是否定他人的观点，都应是仔细研究和深入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