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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风波及动荡带来了一系列惨重损失，该课题才被引起广泛关注。据搜集到的文献，发现2005年前关于金融稳定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引用外国已有研究成果；2005年之后我国大多学者开始自己总结并进行数量化研究，鉴于此，本篇综述主要集中于2005年之后出版的文献。
金融功能说。Schinasi（2004）提出，只要金融体系能够抵御内外冲击导致的不平衡，继续履行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的职能，金融体系就处于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稳定状态中。
管理系统性风险说。Whalen（1995）、Kaufmann（1995）等认为，维护金融稳定要着力关注系统性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理解系统性风险的定义是设计金融稳定政策和鼓励市场首创性的重要工具（de Bandt & Hartmann，2000）。Schinasi（2004）则直接运用了金融风险来进行定义，即金融稳定是金融风险的定价、配置和管理机制运行良好并改进经济绩效的一种状态。
金融不稳定说。金融稳定即指不存在金融不稳定的状态。Mishkin（1999）认为，金融不稳定源于信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受到冲击的金融体系不能正常发挥其配置资金的能力，资金不能投入到最有生产效率的投资项目中。John Chant（2003）认为金融不稳定是指一种状态，它可能损害特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转致使其不能为其他经济实体进行融资，还可能损害家庭、公司和政府部门等。
吴念鲁、郧会梅（2005）认为金融稳定性包括以下内容：①货币供求均衡从而币值（通货）稳定；②资金借贷均衡从而信用关系和秩序稳定；③金融体系中的关键机构稳定，在无外界援助或干预下就能履行合同义务；④金融市场稳定，从而金融资产价格稳定并能反映经济基础因素，当基础因素没有变化时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出现较大波动；⑤国际收支内外均衡，从而汇率稳定；⑥金融体系内部不同系统之间结构协调，金融结构稳固合理，并与经济和社会及其发展阶段有良好的适应性，不至于出现明显裂痕、内部相互冲突的局面，金融运行处于稳定状态。
吴军（2005）对已有金融稳定定义总结概括为：金融稳定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要求金融体系的3个组成部分——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市场（股票、债券、货币和衍生品市场等）和金融基础设施（法律、支付、清算和会计体系等）——都能正常运转，并且能够正确评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段小茜（2006）通过对西方学者有关金融稳定的定义和内涵的分析，认为“抵御冲击说”“要素描述说”指出了金融稳定的部分特征和相应条件，但对其内在规定性的理解似乎有待深入；“金融不稳定说”的反面立论阐释从另外一个视角丰富了对金融稳定的认识，但其实质反映了人们尚未完全把握金融稳定本质属性的思维现状，难以适应金融实践提出的需求；比较而言，“金融功能说”和“管理系统性风险说”涉及金融稳定实现过程中的有关本质规定性问题，具备对现实较强的概括、解释力和一般的适应性，逐渐为更多的国家和学者所采用。我国2005年11月7日推出的首期《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即采用了“金融功能说”，即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执行其关键功能的稳定状态。
王长江（2006）认为金融稳定包括2个层面：金融稳定状态和金融稳定性。前者是概念体系的表层，指构成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都平稳地运行和发挥作用；后者是概念体系的内层，指金融体系具有很强的承受各种冲击的能力和弹性。金融稳定目标是两个层面的结合。
段小茜（2007）从“制度—功能”的分析视角给金融稳定一个明确的定义，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制度安排合理，有效发挥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的运行状态。具体而言，金融体系须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认为处于稳定性的状态：①对金融风险进行评估、定价、分散和管理，将其合理配置到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②促进金融资源跨地域、跨时间的有效配置，并以此促进其他经济金融活动；③在受到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外部冲击或经济失衡加剧时，金融体系仍然能履行其核心功能。
周中胜、罗正英（2010）认为金融稳定应该是一种状态，即在金融稳定的状态下，金融体系能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功能，而要实现和保持这种功能，就必须保证金融体系的要素——金融机构的稳定、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及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并能够评估、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冲击。
许多学者和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较多地采取了“冲击—传导”的传统分析方法，较多地关注于金融体系面临的内外冲击及其蔓延传导引发的金融危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具有一定政策导向的分析框架。Krugman（1979、1998）、Diamond & Dybvig（1983）、Obstfeld（1994）、Mishki（1999）提出了国际型、预期模型和道德风险模型等，Smets（1994）、Masson（1998）、Pristker（1999）、Reinhart（2000）等提出了有关金融不稳定传导的贸易溢出、金融溢出、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等理论观点，其政策含义在于强调政府应维持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的可信度和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减少企业过度负债等。
Houben，Kakes & Schinasi（2004）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了上述分析思路，在分析金融的特征和金融稳定的定义基础上，尝试综合了金融稳定的分析性和政策性因素，围绕着把宏观经济、货币、金融市场和监管投入综合在一起进行评估工作，其重点为在市场出现下行修正、金融机构发生问题、金融基础设施失灵之前，辨识和处理金融脆弱性的累积。在他们看来，将金融稳定的框架加以实施，其出发点是根据金融稳定是一个统一体的定义来分析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和脆弱性。他们提出的金融稳定框架主要包括：分析、评估和三类可行的政策选择（即当金融体系被评估为处于稳定区间时，采取预防性政策；当金融体系被评估为处于稳定区间的边缘时，采取纠正性政策；当金融体系被评估为处于稳定区间之外即不能有效履行其金融功能时，采取应对性政策）。这种“分析—评估”的方法，其实质在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置性监测、分析、评估和及早处置，而不是等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构成了事实上的冲击或动荡后再采取应对措施。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逐渐兴起和研究的深入开展，Llewellyn（2001）、Oosterloo & De Haan（2003）等学者尝试从制度的层面探讨金融稳定的框架，进一步推动了对金融稳定深层次架构的研究。
Das，Quintyn & Chenard（2003）等研究发现，监管治理与金融体系稳定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即监管治理与金融体系的稳健密切相关，并由此影响金融稳定。金融体系的治理环境是支撑“金融稳定三根支柱”（即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强健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
Litan（1997）对1930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架构进行了宏观的思考，认为在当前信息革命飞速发展、金融创新日趋活跃、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和环境下，要摒弃以往的“预防—安全网”制度模式，代之以“竞争—遏阻型”的制度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预防性制度方面有价值的目标，也并非要放弃安全网，这种新的制度模式更多地关注于鼓励竞争，同时也有赖于及时校正行为，消除支付清算系统中的时滞现象，以建设性的方法运用市场力量和近似市场的方法来预防和阻止金融危机等方面的有机联系。在金融稳定制度框架的构建方面，Llewellyn（2001）认为，要着眼于从整体的视角考虑其制度架构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要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政策来优化其总体效果而非单个组成部分的效果。他提出的金融稳定制度框架包括6个方面：①规则的制定；②监测和管理；③激励结构；④市场约束；⑤政府干预；⑥公司治理。
吴军（2005）认为，构建金融稳定的框架，应综合审视影响金融体系运行的所有要素，即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应能及早地识别金融脆弱性和预测其对金融稳定的威胁程度，并制定应对措施和政策等。由此分别从经济整体角度和央行角度构建了金融稳定框架，并就金融稳定框架的应用进行了相关阐述。
王长江（2006）认为构建金融稳定的框架应包含4个方面的整合：第一个方面是对金融不稳定来源的分析体系；第二个方面是金融稳定的评估体系；第三个方面是实现金融稳定的政策体系，包括促进金融稳定的总体战略和针对不同金融稳定状况的应对措施，通过该体系的相应实施以保证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维持或恢复稳定状态；第四个方面是金融稳定目标的责任归属和相关协调体系。
周中胜、罗正英（2010）认为金融稳定的框架一般包括金融稳定的预防机制、金融稳定的评估与预警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机制3个部分，具体又包括环境分析、目标确定、风险评估、应对措施、责任授权等要素。金融稳定的预防机制主要是对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及其风险进行分析，并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以降低金融不稳定发生的概率。影响金融稳定的内部环境主要来自金融体系内部要素的冲击，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金融市场的风险和金融基础设施的风险。影响金融稳定的外部环境则主要来自外部实体经济的冲击。此外，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还可能受到其他国家金融不稳定或实体经济不稳定的影响。
段小茜（2006）认为金融监管与金融稳定存在密切的联系。审慎的金融监管能够保持对金融机构的适度压力和促进其规范、稳健运行，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定要求不断地对金融监管提出新的要求，推动着金融监管不断发展、创新。但是，金融监管的施行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一国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定状况，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的经验实证显示出了二者存在颇为复杂的关系。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最早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必须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李妍（2009）认为只有通过如下4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努力才能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第一，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央银行、财政部、监管机构共同发挥作用；第二，针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建立恰当的逆周期机制；第三，理顺监管体系，在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的同时提高其自身的透明度；第四，完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李妍（2009）就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近年来系统性风险的新特征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在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中央银行的地位及中央银行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至关重要。
李妍（2010）对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放松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而忽视风险控制，以致在危机中受到重创的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了不同监管要求下金融机构杠杆率的选择，说明了金融监管制度对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同时提示宏观审慎监管不但要关注效率，更重要的是从金融稳定角度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
马勇（2010）通过指标编制和跨国、地区实证分析，从宏观层面系统考察了金融监管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和效率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性均有统计上明显的正面影响，在金融监管独立性的4个基本要素中，监督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最为突出，而机构独立性则对金融体系效率性的影响最为突出，通过将监督独立性和机构独立性相结合，能更加有效地促进金融稳定。
安起雷（2011）从我国情况出发，对金融监管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我国在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内实现了实质上的混业经营格局，这要求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各金融监管机构间的金融稳定协调及监管合作，以便有效化解可能的金融风险，更好地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段小茜（2006）认为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显然具有正相关性，适当、有效的货币政策会给金融机构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但在短期内，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均有各自的独立性，二者的政策工具存在重叠，效力有时会发生冲突，并且新的经济环境引致了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反应机制的变动，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发生不同的影响。据此，她提出把握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发展方向，可能需要超越二者冲突或一致的理论观点，实现二者在不同时期或空间地域状态下的政策协调和果断处理。
马勇（2013）将金融稳定因素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对基于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纳入金融稳定考虑后的货币政策需要一个相对更高的利率规则值来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风险承担。实证分析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取向会影响宏观经济大环境和市场主体（尤其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倾向，因而有着确切的金融稳定内涵，适宜的货币政策需要充分考虑这种内涵，并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承担做出必要的反应。
苗文龙（2007）认为信息约束下金融机构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倒逼机制不但使央行的独立性受挫，而且导致了金融稳定与货币稳定的冲突，信息约束和政府增长偏好进而导致货币与金融双稳定政策屈服于高经济增长政策，从而加剧了通胀风险，居民被动地为通货膨胀、金融风险埋单。故重新设计保证央行独立性的协调机制非常必要。
张风科、李平（2008）认为就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想要达到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一致性需要从以下4方面进行努力：第一，对短期金融稳定和长期金融稳定进行合理权衡，一定条件下对短期目标的偏离采取容忍态度；第二，转变财富分配格局，缓解经济过热，促进金融稳定；第三，加强对外债的监管，避免银行通过借用外债来消减紧缩货币政策的作用；第四，建立人民币计价支付结算体系，从根源上断绝外汇占款过多和外汇剧增的问题。
张羽、李黎（2010）采用金融不稳定说来定义金融稳定，从金融机构危机、货币危机和资产价格冲击3个方面，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认为达到金融稳定的目标需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第一，金融不稳定是系统性的危机，应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多样化运作；第二，物价稳定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金融稳定，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能仅仅将物价稳定作为确保金融稳定的唯一指标；第三，必须对金融稳定的内涵建立明确且为大家所广泛接受的定义才有助于建立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第四，相关领域还需深入挖掘。
关于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王劲松、韩克勇（2010）研究发现理论界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之间没有矛盾，即从长期看二者是相互加强的，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弹性通货膨胀目标”把二者统一起来；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相冲突的，货币稳定与金融不稳定可能同时存在，币值稳定可能诱发金融不稳定。
宣昌能、王信（2009）认为金融创新既可能培育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为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协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任何金融创新产品都不能偏离风险承担和收益的相对平衡；风险承担与收益是否均衡应是定期检查产品创新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的首要关注点；再次对创新产品进行系统性风险审查时，应进行压力测试，考察该产品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市场失衡；最后应提高金融产品的风险防范要求。
李佳、王晓（2010）研究发现以资产证券化为主的金融创新既可以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也可能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次贷危机中，以资产证券化及其衍生品为主的金融创新产品既对金融风险的转移和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造成了市场流动性的枯竭以及信用危机的发生，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龚攀、王兵（2013）从包括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内的金融产品创新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资产证券化与次贷危机之间的关系，发现资产证券化放大了银行的财务杠杆、加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了金融稳定。由于资产证券化将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和实体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资本市场上的波动又演变为实体经济的波动。
尚福林（2014）认为创新是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而金融发展往往沿着“危机—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过度创新—新的危机”的模式演进。为提供更好的金融创新环境，必须把握好二者的平衡，不断完善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规则，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从而确保金融创新朝着更有效、更有序、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刘锡良、罗得志（2000）认为金融稳定是金融市场的长期动态均衡，它受制于实物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投机因素。金融制度并不都对降低交易风险起积极作用，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但对金融市场均衡产生的作用呈现出3种效应；强制性金融制度创新往往能直接降低金融风险，但政府行为也有缺陷，政府力量及时、有效地配合市场力量所推进的金融制度变革才能保障金融稳定。
段小茜（2010）采用新政治经济学来研究金融稳定，认为金融稳定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决定过程，实质上反映了金融利益的不一致性与政治经济均衡的演化过程，并提出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关键在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现行体制或格局下，政治、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对称影响及其利益联结和共生态势下的脆弱性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
徐云松、付永超（2013）从金融业的脆弱性出发，分析了我国金融脆弱性的现状，认为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金融业逐步开放过程中，建立稳健、和谐、完善的金融稳定制度不仅是防范金融脆弱性、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也对我国逐步推行金融经济国际一体化意义重大。
王劲松、韩克勇（2010）研究发现，股票等资产价格波动会通过“负债—通货紧缩”“资产价格—债务危机周期”引发银行危机乃至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是造成“资产价格—债务危机周期”的外部原因，银行缺乏监督、银行与借款者信息不对称等是造成“资产价格—债务危机周期”的内部原因。
段军山、白茜（2011）总结近年来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信贷的相互作用加强，进而日趋影响金融稳定，资产价格波动直接影响银行资本金和金融机构经营环境从而影响金融稳定，理论研究日益强调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在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马亚明、邵士妍（2012）在全面阐述资产价格波动、银行信贷与金融稳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侧重于对我国的信贷规模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理论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动态分析中，股票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银行信贷的扩张，而银行信贷的扩大又有助于股票价格的提升，且波动幅度更大。在长期的协整分析中却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股票市场的调控要考虑银行信贷的影响，逐步完善货币机制的政策建议。
王劲松、韩克勇、赵琪（2016）实证研究了我国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股票价格等资产价格显著影响金融稳定，且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引发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因此，政策当局要通过加大股票市场监管力度、建立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预警体系等手段来观测资产价格波动情况。同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高度关注资产价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蒋丽丽、伍志文（2006）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4个衡量中国金融稳健性的指数，并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对金融稳定构成显著的威胁，即使考虑经济基本面这一控制变量之后，资本外逃对金融稳定状况也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Giorgio Barba Navaretti，Giacomo Calzolari，Alberto Franco Pozzolo & Micol Levi（2010）探讨跨国银行在财务危机时是扮演一个稳定角色还是不稳定角色。就欧洲而言，银行的外国子公司似乎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已经开始衰退。据统计，这些外国子公司的零售及企业贷款一直保持稳定，甚至在2007年和2009年之间还有所增加，这些好的经营效果是和相关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有关的。内部资本市场一直是一个用来支持处于经济困难中的外国子公司，并将贷款从当地有效的金融资源中隔离开来的有效工具。尽管文中没提到最近危机的系统本质，但这种作用已经扩散到欧盟范围内的综合金融市场和欧洲货币联盟国家范围内，也显示出经济一体化和跨国银行内部资本市场的互补性。鉴于这些研究结果，呼吁对欧洲监管跨国银行的监管框架进行整合，这种分析是基于一个从内部资金市场得到条件的分析框架，这个内部资金市场在系统压力和随机变动的条件下依然能够提供支持。经验证据来源于世界各地外国债权的汇总，以及企业层面上对银行集团子公司的行为。
胡援成（2008）认为金融业开放与金融安全的相互关系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一般而言，金融业的开放度越大，金融的竞争会更激烈，对金融体系的冲击会更大，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的案例却显示，其银行业开放度较高不一定会造成金融不安全。该文也提出了目前有关金融风险以及防范的研究成果中微观层面上的分析较多、较深入，但在宏观层面上，研究相对薄弱，许多领域尚待深入探讨。
孟辉、伍旭川（2007）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风险传导机制，引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次贷危机可能会对经济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影响，表现在次级贷款状况的恶化可能会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大型金融机构可能因为市场环境的恶化而面临清偿风险；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发的市场无序调整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影响。并由此提出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几点启示：制度建设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重要；重视金融机构自身的审慎性；关注直接融资市场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风险；积极应对我国“走出去”战略可能面对的新挑战和风险。
肖毅、冯学敏、占云生（2008）综合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影响。深层次地揭示了此次危机的本质，提出我国在与国际资本博弈过程中应对宏观调控采取强硬态度和手段；在设计金融创新产品时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完善监管制度并实施严格监管；将虚拟经济控制在促进而不是危害实体经济的水平；减轻对美元资产的依赖等防范风险的若干政策。
阳建勋（2008）认为对次贷危机进行干预是个两难选择，它既要弥补金融市场失灵，也要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故危机处理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平衡更需要考虑干预的成本和收益，以确定干预的合理界限。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干预实践对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启示：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张健华、张雪春（2008）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表明，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已经发生了变化，非传统金融产品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新来源，类银行金融机构已成为危机的触发点，对冲基金对系统性风险有一定影响。但是金融基础制度的安排、国际金融风险的检测预警框架、监管制度、会计标准和评级体系却未跟上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恢复投资人信心，提升金融市场效率，需重构金融制度。
徐品文（2009）通过阐述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根源和传导机制，并分析各国央行对此采取举措的特点：出手坚决、迅速，从多方面连续采取行动；注意沟通，联手协调行动；妥善处理救市与预防到的风险的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我国稳定金融体系的启示：中央银行的职能及监管；控制房贷风险；发展债券市场、推进资产证券化；对金融市场方面的建议。
李宝伟（2009）认为基于经济虚拟化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衡是现代金融危机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需将虚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纳入金融稳定研究中。以实现金融稳定为目标的虚拟经济管理政策，需要对3个基本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金融监管的发展；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与机制的转变。
刘亮（2010）认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在危机爆发的原因、触发点和救助机构方面不同，但危机的产生都与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政策失当以及经济金融体系失衡等有关。并提出：两次危机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较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面临次贷危机时，具有较有利的内部环境，但却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环境。
明洪盛（2011）分析了次贷危机的产生及其对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解决措施，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叶林良（2011）结合美国次贷危机，分析了金融衍生品在次贷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并分别以AIG危机、雷曼兄弟破产为案例，具体分析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结果表明，无节制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是AIG、雷曼兄弟事件的最直接原因。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风险管理措施的总结，提出了有关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的建议。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2009年已经结束，但世界经济并未由此顺利实现稳定复苏和强劲增长，2010年初引爆并持续至今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2011年中出现的美债危机，叠合形成了欧美债务危机并导致了世界经济新的不稳定。欧美债务危机的持续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影响，并带来国际经济格局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在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以及世界经济平衡格局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其根本指向不仅确认了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已经显现的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新兴经济体地位相对上升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加速推进了这一进程。
谢世清（2011）提出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数目众多，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通过比较分析欧洲主权债务与“中国式主权债务”，发现尽管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得出结论：虽然我国并不具备爆发“欧洲式主权债务危机”的相关条件，但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
唐双宁（2011）认为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应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通胀问题，实施以总量、结构、质量为三条边的“三角形”货币政策，处理好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融资结构关系。
漆鑫、庞业军（2011）从债务问题国家自身经济结构性因素与欧元区制度性因素等方面分析了欧债危机产生的根源，指出欧债危机可能会促使欧洲走向更为紧密的财政和政治联盟。针对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国应继续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制定并积极实施金融业长期改革战略，不断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张严柱、王天龙（2012）认为欧债危机出现了由希腊等“外围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蔓延，从公共部门向银行业蔓延，从西欧国家向中东欧地区蔓延的趋势，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更大冲击。欧元区领导人亟待改变对欧债危机“重灾国”进行救助的危机应对思路，也应谨慎使用成员国“退出”和“债务重组”的做法。提出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出路应该是加强欧元区的财政协调，克服欧元区制度缺陷，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E-bonds）。另外提出繁荣稳定的欧洲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故在欧元区发行E-bonds的条件下，中国应该积极支持欧元区度过危机，并吸取欧元区的教训。
皮守成、王永（2012）提出观点：我国外贸企业尚未完全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里走出之际，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认为在欧债危机持续蔓延和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背景下，我国外贸企业必须积极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摆脱欧债危机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鉴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我国经济腾飞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自此我国的金融业才开始起步，而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关注也是源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自此金融风险防范也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后续的欧债危机，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金融风险防范研究尚待深入。
吴念鲁、郧会梅（2005）认为金融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的、随时的，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威胁。金融稳定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金融风险的积累，金融风险是造成金融不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金融风险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或产生金融危机。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分重要。
曾康霖（2008）在回顾了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认识的两个时期，分析了当代金融领域的主要风险之后，提出防范金融风险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从金融的视角说，维护国家利益，主要是维护国家信用等级；维护企业利益，主要是维护它的市场份额；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主要是维护他们的资产、货币不贬值。
美国次贷危机虽然未对中国经济产生过多的实际影响，但这次危机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了诸多启示。程艳（2008）从房地产和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两方面着手，阐述了从美国次贷危机中看到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建议，以期让我国金融稳定健康地持续发展。
蓝庆新（2008）认为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的诱因与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相同：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不断膨大，利率不断调高，这些问题构成了金融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正视美国次贷危机，从多方面加强防范，以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和谐发展。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的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不断优化金融机构信贷资产结构，分散风险；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管理工作；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掌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工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已成为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蒋家胜（2009）在文章中描述了江泽民同志认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事关国家兴衰、政权安危和人民利益。也描述了江泽民同志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并从促进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
武魏巍（2010）提出次贷危机背景下我国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的着手点主要为以下三方面：强化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稳健推进金融创新；改革金融机构薪酬激励机制。
明洪盛（2010）通过对次贷危机和金融风险具体含义的解释，指出金融风险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已成为影响最大的社会风险。分析了它对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作用，指出其引发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的事实，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与化解措施。
当前金融处于国民经济运行的“神经中枢”的核心地位，这使得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金融工作的一项必须要做并且要做好的工作，然而大多数的管理者及研究人员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往往忽略在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风险。李丽娜、张海龙（2011）重点分析如何避免决策风险和模型风险。
鉴于金融风险具有“自下而上”积累和引发的特点，构建区域银行体系风险预警系统具有时效性强的突出优点。仲彬、刘念、毕顺荣（2002）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的原则，从预警指标体系、统计模型的选择和系统用途的设定等方面对构建区域银行体系风险预警系统进行阐述。
张元萍、孙刚（2003）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然后借鉴国际上影响广泛的STV横截面回归模型和KLR信号分析法对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陈守东、杨莹、马辉（2006）通过因子分析法研究我国金融风险的来源，结论表明，导致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宏观经济风险、金融市场风险和企业融资风险，并运用Logit模型分别建立宏观经济风险预警模型和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包括货币危机和国债危机预警模型），对2006年我国金融风险进行了预警，结果表明整体金融状况良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陈秋玲、薛玉春、肖璐（2009）在梳理金融风险预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一套具有强警戒功能的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在各项指标预警界限基础上将金融风险预警分等定级，分别为I级（安全）、Ⅱ级（基本安全）、Ⅲ级（警惕）、IV级（危险），然后建立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并对1993—2007年我国金融风险情况在MATLAB软件中进行模型的训练、检验和预测，得出我国2008年预警结果：国家综合金融风险：IV级，危险状态；财政贸易风险：Ⅲ级，警惕状态，有风险；宏观经济风险：Ⅲ级，警惕状态，有风险；银行风险：IV级，危险状态；其他风险（主要指股市风险）：Ⅲ级，警惕状态，有风险。因子分析结果表明：2008年股市的实际运行结果表明预测结果是可信的，预计2009年股市泡沫风险将与2008年持平。
宏观金融系统的安全运行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构建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可以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发生“防患于未然”。冯科（2010）从3方面建立完整的金融预警系统：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选择预警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历史数据判断金融风险程度，以及应用BP神经网络设计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并对2010年的金融风险进行预测，预测的结果显示总体金融运行安全，但我国宏观经济子系统和外部金融子系统存在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周中胜、罗正英（2010）认为金融稳定的评估与预警机制是金融稳定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金融稳定评估与预警系统应包括评估与预警的目标、评估与预警的指标以及评估与预警方法。金融稳定的评估与预警目标一般根据预警指标（包括单一指标或综合指标）偏离特定标准（包括均值或标准差）的程度来衡量和识别。关于金融稳定的评估与预警指标一般包括金融稳定的微观审慎指标和宏观审慎指标，微观审慎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以及在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递，宏观审慎指标除了考察金融机构的风险，还需关注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实体经济对金融稳定的风险，并进行综合评价。
货币稳定的内涵、测度和中央银行维护货币稳定的工具都是明晰的，而金融稳定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这表现在金融稳定的概念很难界定，传统以银行为关注点的风险衡量方法不能提供明确的市场转折点的位置和时间，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风险外溢评估也极为困难。许传华、杨雪莱（2010）认为有效探讨各国中央银行在金融风险预警中所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着力建构新的金融风险预警框架，不仅可以作为中央银行制定稳定政策的依据，也可以为中央银行在危机爆发前采取风险减缓措施赢得时间，为实现金融稳定目标提供控制工具。
张玉梅（2010）通过对传统的金融风险预警相关研究的分析，总结不足，从预警指标选择、预警研究方法、投资者心理、微观市场结构、政府干预、门限特征、金融衍生品定价等方面对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预警进行了深入思考，探索更有效的预警方法。
林筱文、宋保庆（2011）在对国际主流金融风险预警KLR信号分析法指标体系进行修缮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对我国1995—2009年的金融风险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未来2年我国金融风险将徘徊在黄色中警状态，金融风险情况依然严峻。
苏明政（2014）认为过高的投资比重、经济周期的波动、资产价格的频繁波动、过度的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体系的快速扩张、房地产泡沫的持续累积以及杠杆率的快速升高等因素引发了现阶段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在研究中引入或有权益法对我国金融部门整体风险水平进行测度，同时使用风险“分摊”的方法对上市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识别，得出我国应该构建并完善具有官方指导意义的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的前瞻性指标体系，通过引入先进的预测技术以提升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水平。
区域金融是指宏观金融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与运行，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黄桂良（2010）认为从已有文献看，西方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区域货币乘数差异、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方面。国内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最近几年兴起，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度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动态特征、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策略等领域。并提出建立较为科学、完整的理论框架，运用精确度更高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应是今后区域金融差异研究努力的方向和核心问题。
许多学者直接分析了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的具体表现。Carlino & De Fina（1998）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基于美国1958年第1季度—1992年第4季度的数据，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各州之间所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George Georgopoulos（2001）研究了加拿大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认为在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占比重大的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而银行业、保险业集中度高的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小；与其他地区相比，萨斯喀彻温、安大略、纽芬兰和阿尔伯达4个地区的出口对GDP贡献较大，其受货币政策影响的程度也较大。
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 & Luigi Zingales（2002）将住户从当地信贷市场获得资金的概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的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对个人创办企业的概率有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金融对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反之，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Carlin & Mayer（2003）对27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收入水平较高、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那些更依赖间接融资的产业发展比较缓慢；相反，那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依赖银行获取资金的产业通常会随着银行的发展而得到更快的发展。
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层次递进的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可以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角度做出解释，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与较快的金融发展相联系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金融发展带动起来的，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只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因此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配套措施，应加大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扶持政策的力度，从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齐梅英、刘彬（2010）在吸纳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用两种方法对中国1978—2008年这3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结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呈现U形趋势，且总差异主要来自于三大地区间的差异，但进入21世纪后三大区域间差异有所上升。
吴拥政（2010）针对地级市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中国中部6省共82个样本地级市区2000—2006年的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指标的不同分位数处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和波动是统计显著的。与经典的条件均值回归相比，条件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能够揭示数据生成过程中的更加丰富的信息，为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时空特征整合的统计建模提供了有力支持。
谭中明（2010）构建了由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2个分系统、8个子模块组成的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运用科学方法遴选出一套有效的预警指标体系，确定了相应的临界值和风险监测预警区间，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方法确定了各指标的组合权重，构造了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综合度量模型，并对2007年江苏区域金融风险状况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
杜家廷（2010）利用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8个省域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1992—2008年，中国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内部来看，在同一时期，中国东部和中部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内部亦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西部内部省域间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
易传和、褚彩云（2004）围绕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展开研究，提出了建设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并设计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旨在维护区域金融的稳定，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殷兴山、孙景德、徐洪水（2005）率先根据综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以及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评价指标建立原则，建立了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之后运用计量的方法对N市1980—2003年区域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根据构建的金融稳定态势图和区域金融稳定态势聚类图，分析得出N市金融业总体上处于稳定状态。
易传和、安庆卫（2005）认为建立一个科学适用的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是预防和化解区域风险的关键。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建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全面性、准确性、科学性、互补性和显著性等原则，其基本架构应由核心指标和相关指标两个部分组成，同时还需要优化区域金融运行环境，建立高效的评价指标信息系统，强化区域性金融监管。
欧阳禹、申焕章、黎和贵（2005）从研究区域金融风险的初始原因入手，分析了金融稳定的构成要素，构建了区域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与预警模型。
车克君（2011）认为保持金融稳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出现了衰退，也对如何建立地方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地方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成为必要，也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鉴于时间和我国对这些方面的研究现状，本篇综述侧重于2005年之后出版的文献。一方面因为之前的研究侧重于引进国外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自此之后我国的研究开始理论总结和联系实际，这样更利于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目前文献中关于次贷危机与金融稳定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从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制度、监管、积极“走出去”、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等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关于金融稳定的已有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总结归纳，让我们对金融稳定的基本特征、整体框架以及相关因素有了相对全面的认识；关于金融风险防范的已有研究，不仅让我们意识到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及基本防范措施的着手点，也让我们对于从不同角度和方法进行数量化的风险预警机制有了基本了解。
但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1）金融稳定的基础性理论是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目前尚缺乏对金融稳定深入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范式，导致学者们对金融稳定的定义、内涵及其制度演进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影响了在其基础上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和政策的制定，难以发展出监测、评估金融体系稳定状况、处置金融系统性危机及检验相关政策的有效分析框架。
（2）金融稳定的数量分析和模型的设计运用较少，诸如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关系的不易模型化等，难以得出较为精确的结论，同时，现有金融系统相关性基础数据的缺乏也阻碍了理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制度性因素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虽然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但对于经济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和制度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对金融稳定的定义和内涵需要从整体、系统性的高度予以分析和概括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共同特征之一，在此基础上的政策性内涵分析及其作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效应，便成为制定金融稳定政策的重要因素。
从今后的理论发展方向看，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增强对金融稳定基础性理论的分析、挖掘和提炼，进一步廓清相关概念、分析框架的基本认识，切实提高对金融稳定进行数量分析的水平和精确度，建立更好地衡量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模型，可将违约行为作为该模型的基本要素考虑在内。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危机管理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进一步增强对金融稳定政策框架和有效性的理解。最后，增加对制度及制度变迁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处在转轨经济过程中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对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相关重要问题的解释力，并且具有广阔的理论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