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00年,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95场系统性危机,并有46个国家发生了51次局部性危机。始于2007年夏天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从一些权威机构所估算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对此次危机所产生的破坏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2007年4季度,美联储预测损失为1500亿美元;德意志银行预测为3000亿~4000亿美元;瑞士银行在2008年2月的估算值为6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21日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金融危机让全球损失近4万亿,并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依旧承受着重大压力,现在这轮危机已经扩大,家庭、企业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体系都受到波及。”另一方面,2008年10月,冰岛主权债务危机浮出水面。2009年12月,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凸显,2010年3月进一步发酵,开始向“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整个欧盟逐渐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根据IMF发布的数据,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在2010年末戛然而止,随后欧盟采取了数次量化宽松甚至负利率,但至今仍未走出经济不断下行的困境。到2016年6月24日,英国全民公投结果公布,英国脱离欧盟,脆弱的欧盟经济再遭重创。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随着危机的加深,还可能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而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一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日益受到全球资本流动和一体化市场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即便是一国内部的问题,也会迅速波及与之相关联的市场,并产生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一国的金融稳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并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庆幸的是,诸次金融危机也使得一些问题得以凸显,并有望成为各方寻求解决现有危机以及未雨绸缪的关键。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监管创新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的创新可谓日新月异,或是为了规避管制、转移风险,或是为了增强流动性等等,其中尤以金融工具创新最为突出,典型代表有期货、期权和互换工具,以及利用这些工具构造出的各种复杂的产品组合。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迅猛发展,资产证券化也成为金融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金融创新这把“双刃剑”在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不可估量的潜在风险:风险头寸暴露水平加大、高杠杆投机性行为频发等等。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需要完善的监管机制,没有得到完善监管的金融市场,其发展是危险的也是不能长久的,因此金融自身的脆弱性和金融创新对于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自由化在本质上应当是金融体制的进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但实际监管水平却并非如此,监管部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金融监管严重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监管真空地带危机四伏。
第二,资金运作与实体经济的运行相脱离。
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一体化以远超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发展着,进而以主导的地位统治着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内,整个世界的物流、贸易流的增长速度是生产流增长速度的1倍,而资金流的增长速度是贸易流的2倍,生产流的4倍。资金流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使得资金的运作逐渐与实体经济的运行相脱离,这无形中提高了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任何实体经济的恶性波动,都可能导致资金在交易方式、方向以及规模上出现大幅度逆转,这种逆转可能会通过市场交易传染给其他的经济实体,形成危及经济的金融风险。
第三,国际性的泡沫威胁。
泡沫经济是在大量相对过剩资金集中涌向收益高、见效快的行业(如房地产、证券业),造成资产账面价格和实际价格严重背离的情况下出现的。当出现资产实际价格与账面价格相背离时,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实际价格总是会回归到账面价格,然而如果这个回归过程过于迅速猛烈,经济泡沫就会迅速破裂,其后果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不良资产大量产生,银行、企业频频破产,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第四,各部门杠杆率过高。
负债经营是现代金融企业,甚至是国家或国际组织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氛围所必须采取的经常性经营方式,这种方式能形成财务杠杆效应,解决金融企业资金需求,并起到节税效应。但是,过度负债却会导致严重的财务危机成本,引起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以欧债危机为例,早在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为达到欧元区对财政赤字和债务比例的要求:即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要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希腊就通过高盛的“妙招”——货币掉期交易(CDS)获得融资,但这笔钱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因为它要10~15年以后才归还,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同时又没有违反欧盟的监管规则。随着所欠债务即将到期,在希腊真实财政状况曝光之前,高盛不但卖掉了手中大量的希腊债券,还购买了大量信贷违约掉期。随后其他金融巨头也开始趁火打劫,有数据显示,一周内,做空欧元期货合约高达6万份,为1999年以来最高纪录,欧元汇率应声下跌,希腊融资更为困难,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将视野移回中国,继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国的GDP增速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各方对经济增速的预判也愈加一致地趋于“L”形。经济增速的下滑导致各部门债务负担迅速加重,不良信贷资产的质量问题也逐渐凸显,由此引发的近年来我国企业债务违约事件不断增多的状况也加剧了各界对我国金融稳定的担忧。截至2016年7月底,国内信用债市场共18家发行主体的38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247.6亿元。其中,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国企6家,金额高达164.7亿元,占违约总金额的66.5%,目前已经偿付额不足15%。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新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投资持续加码之下,我国居民杠杆率迅速攀升,居民购房贷款新增额/新增商品房销售额从2011年的17.3%,一路上行至2015年的36.7%,到2016年上半年再次创新高至56.5%。另一个数据——新增房贷/新增地产销售:美国2007年峰值为52.6%,中国2015年新增房贷销售比为35%,2016年上半年创历史新高至42%,已接近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峰值水平,其中,又以房价居高不下的北京最为严重。
截至2017年6月末,上半年北京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380亿元,同比增长7.4%,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9.2%,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6%,继续稳居本市服务业“领头羊”,成为首都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2017年上半年,在金融“强监管”“降杠杆”的背景下,全市金融业实现平稳运行,整体保持稳健增长,对全市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金融业对整个北京的经济增长贡献不容忽视,换句话说,北京市的金融稳定对北京整体经济的稳定极其重要。若进一步将范围扩大至整个中国,北京作为我国事实上的经济中心,其金融业的稳定在我国整体的金融稳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理论角度来看,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金融稳定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大多数关于金融稳定的已有成果主要是从金融不稳定的原因和后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没有提供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方法来分析金融稳定的本质特征。对于什么是金融稳定、金融稳定有什么内涵,国内外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同时,国内外研究金融稳定大多是以研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机制为分析问题的基础,但是,除了金融危机,还应该从哪些角度来分析金融稳定,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否到底是由哪些因素决定,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也还没有统一、明确的答案,因此,研究区域金融稳定问题,进而提出维护北京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从现实角度来看,首先,我国正面临金融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不仅给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挑战,尤其是2006年我国WTO金融业保护期已经结束,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如何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持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其次,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再次提醒我们在外部环境不稳定的前提下保证自身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引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建北京市金融稳定的框架和做好金融风险防范的准备对于保证我国金融稳定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