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差距、收敛与增长动力

张自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成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区域差距始终存在，随着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近年来区域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区域分化加剧有可能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改革开放前，区域差别并不显著，这一点大家基本比较认同，但改革开放后的观点则有所分歧。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区域差距逐渐变大（Tsui K Y，1991；魏后凯，1996；林毅夫、李周，1998；等）。Tsui K Y（1991）认为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在1952—1970年变化不明显，而在1970—1985年则扩大；魏后凯（1996）用加权变异系数的人均居民收入分析1985—1995年各省份后认为，区域差距呈扩大趋势；林毅夫、李周（1998）认为改革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呈现扩大的趋势。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变大的过程，2000—2004年中国的区域差距继续扩大，而扩张速度则明显慢于上世纪90年代，2004年区域差距又出现缩小的迹象。

也有学者认为19世纪80年代省级区域之间的发展比较平衡（World Bank，1997；章奇，2001；贾俊雪、郭庆旺，2007）。World Bank（1997）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1990年以后则呈扩大趋势。章奇（2001）认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各个省之间的发展是比较平衡的，而到了90年代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差距才比较明显。贾俊雪、郭庆旺（2007）认为全国基于基尼系数的人均GDP水平差异主要源于地区间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差异一直在放大，但在2001年以后区域异化速度减缓，到2003年出现了逆转的迹象。张自然、陆明涛（2013）认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区域不平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省级区域之间存在差距，但存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趋同俱乐部（Chen & Fleisher，1996；Jian，Sachs & Warnar，1996；Raiser，1998；Yao & Weeks，2000；蔡昉、都阳，2000；Fujita & Hu，2001；沈坤荣、马俊，2002；潘文卿，2010），有学者还预测了俱乐部趋同的速度（林毅夫、刘培林，2003；覃成林，2004；董先安，2004；徐现祥、李郇，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Tomkins（2004）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现象将成为研究热点。Chen和Fleisher（1996）使用Solow模型分析了1952年至1993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出现差异化趋势，1978—1993年出现趋同，其中绝对收敛速度为0.9%，条件收敛速度为5.7%。Jian、Sachs & Warnar（1996）研究了1952—199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收敛性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1952—1965年经历了微弱的区域趋同，1965—1978年区域间则出现异化现象，改革开放后又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Raiser（1998）分析了1978—1992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区域趋同，收敛速度为0.8%至4.2%。Yao & Weeks（2000）分析了1953—1997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发生了条件趋同，其中，改革开放前收敛速度为0.414%，改革开放后收敛速度为2.23%。蔡昉、都阳（2000）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区域差距，没有普遍的趋同现象，但形成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趋同俱乐部。Fujita & Hu（2001）研究了1985—199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趋同情况，认为1885—1994年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异化不断增强，而在沿海地区内部则存在趋同现象。沈坤荣、马俊（2002）认为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形成了趋同俱乐部。潘文卿（2010）认为1990年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的 β 绝对收敛特征，并收敛于东部与中、西部两大收敛“俱乐部”，但1990年后全国范围内不存在 β 绝对收敛，并且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收敛“俱乐部”。林毅夫、刘培林（2003）认为1981—1999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趋同，收敛速度为每年7%~15%。覃成林（2004）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在1978—1990年表现为趋同，收敛速度大于2.2%，并认为“俱乐部”的收敛现象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内部的趋同。董先安（2004）基于1985年至2002年省份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趋同条件，收敛速度为每年9.6%。徐现祥、李郇（2004）通过中国216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收敛性研究后认为，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着 σ 收敛和绝对 β 收敛。许召元、李善同（2006）利用1990—2004年的以不变价格人均GDP研究后认为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趋同，趋同速度约为每年17.6%。彭国华（2005）认为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存在着条件趋同，其收敛速度为每年7.3%。东部存在俱乐部趋同，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存在俱乐部趋同。覃成林、张伟丽（2009）认为在俱乐部收敛的研究中，除了区域分组的方法和俱乐部收敛检验的方法外，还需要选择研究的起始点和时间段。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区域收敛现象：马栓友、于红霞（2003）通过1981—1999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国区域差距不但没有趋同效应，而且还以每年1.2%至2.1%的速度发散。刘夏明等（2004）认为1980—2002年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王志刚（2004）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总体来说不存在条件收敛。

马栓友（2003）只采用了1995—200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数据，样本量少（许召元、李善同，2006）。王志刚（2004）使用了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的是随机效应模型（许召元、李善同，2006）。刘夏明等则使用的分区方式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和一般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暂时无法比较。

关于经济发展是否趋同、趋同速度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分析的经济指标不同（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居民消费水平），或者用总量经济指标；第二，经济指标是名义值而不是统一为以基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或者用CPI价格指数等替代相应指标的不变价格指数，或者用全国的指数来替代地区的指数等等问题；第三，分析的时期和时间的长短的不一致，导致结果也不一致；第四，样本量少；第五，不同数据来源的差别；第六，存在着多种衡量区域差别的统计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变异系数等）；第七，分析或建模方法各不一样。

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区域逐渐趋同，区域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但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由此可能再次出现区域分化的可能。在早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到中国的省级区域之间可能出现分化现象。《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2014》的副标题就是“TFP和劳动生产率冲击与区域分化”，就提及区域可能出现分化，区域发展前景的副标题也为“区域增长与分化”。主要是2011年以来大部分省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中国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和TFP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变小，由此可能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区域间的分化。近几年对区域发展前景的研究中发现，区域分化可能越来越明显。区域分化如果越来越厉害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探讨区域分化这个议题。2010年前后对1990年前的区域分化的议题有过较多的探讨，这里主要探讨1990年后的主要经济指标区域分化情况。

二、中国区域发展现状

衡量区域间差距的统计指标有很多，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变异系数等。已有学者利用这些指标进行分析（林毅夫、李周，1998；蔡昉、都阳，2000；章奇，2001；沈坤荣、马俊，2002），结果表明不同的指标的效果差别不大。泰尔指数可以度量不同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不平衡状态，故用泰尔指数来度量区域分化情况。泰尔指数（Theil Index）是衡量个人之间或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分组内部差距和不同组别之间的差距对总的差距的贡献。泰尔熵指数和基尼系数互补。基尼系数（GINI）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非常敏感，而泰尔指数对上层的收入水平的变化很敏感。泰尔指数推导过程见附录1。这里区分两个概念：区域内分化、区域间分化。 T ₁ 是区域间泰尔指数， T ₂ 是区域内泰尔指数。

人均GDP是反映区域发展状况较常用的指标，它能够综合反映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刘夏明等（2004）认为，人均GDP看起来是验证地区间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较好指标，但不是生活水准的最好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GDP关系密切，由于存在着地区间要素转移、转移支付、投资率的差异等情况，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可能更能直接反映居民的收入状况，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是反映地区差距的重要指标。我们运用泰尔指数对多种指标进行分析，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等。为了说明区域间和区域内分化情况，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公式对30个省份这几项指标按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进行测算，所用指标都是以各省区市的199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其中人力资本通过各层次受教育人口的不同支出即教育成本法来衡量，具体计算附录2。劳动生产率及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即以1990年为基期的GDP不变价格除以全部劳动力的数量。人均GDP即以1990年为基期的GDP不变价格除以总人口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是利用GDP价格指数平减为以199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发展现状。

由此我们得到了全国1990—2016年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泰尔指数，见图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指标的泰尔指数的大致排列顺序为T劳动生产率>T人均GDP>T居民消费水平>T人均可支配收入。而T人力资本从1990年的最高围绕T人均GDP和T居民消费水平波动，到2016年T人力资本则位于T人均GDP和T居民消费水平之间。

注：其中T表示泰尔指数。T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其他类似。

从1990年到2016年，T劳动生产率、T人均GDP、T人力资本、T居民消费水平和T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呈下降趋势，其中T人均GDP和T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在2015年开始有抬头的趋势，即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出现区域分化的趋势。

为了了解各个指标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及东、中、西部区域的泰尔指数走势，下面将各指标的区域内、区域间和总的泰尔指数，以及东、中、西部的泰尔指数进行分析。

（一）30个省区市人均GDP泰尔指数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区域间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1呈S形状，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又上升。从1990年到2000年，区域间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1从1990年的0.0288扩大到2000年的0.0418，差距有所扩大。2000年后区域间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1有所减小，从2000年的0.0418下降到2014年的0.0158，此后又反弹到2016年的0.016，区域差距有所扩大。

区域内人均GDP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近年略有反弹。从1990年到2015年，区域内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2从1990年的0.1388下降到2015年的0.0826，差距持续缩小。但2015年后区域内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2有所扩大，从2015年的0.0826扩大到2016年的0.0833。

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基本持续下降，后略有反弹。从1990年到2015年，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从1990年的0.1676下降到2015年的0.0986，差距持续缩小。但2015年后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有所扩大，从2015年的0.0986扩大到2016年的0.0993。

人均GDP的区域间泰尔指数T1、区域内泰尔指数T2和泰尔指数T总的趋势是逐渐变小，但近年均出现区域分化趋势。区域内的泰尔指数T2大于区域间的泰尔指数T1，区域内部的不平等远大于区域间的不平等。见图2。

注：其中T1是区域间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2是区域内人均GDP的泰尔指数，T是T1和T2之和，是人均GDP的泰尔指数。

而东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近年略有反弹。从1990年到2014年，东部人均GDP的泰尔指数从1990年的0.2191下降到2014年的0.1132，差距持续缩小。但2014年后东部人均GDP的泰尔指数有所增大，从2014年的0.1132提高到2016年的0.1155。

中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从1990年到2016年，中部人均GDP的泰尔指数从1990年的0.0676下降到2016年的0.0418，差距持续缩小。

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近年略有反弹。从1990年到2015年，西部人均GDP的泰尔指数从1990年的0.1176下降到2015年的0.0818，差距持续缩小。但2015年后西部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略有变大，从2015年的0.0818扩大为2016年的0.083。

除了中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外，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近年开始出现反弹，说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分化开始加剧。

东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大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大于中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说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区域差距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大于中部地区。见图3。

注：其中Te、Tm和Tw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

从1990年到2013年，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差距从1990年的223.9%下降到2013年的144.14%，差距持续缩小。但2013年后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差距迅速拉大，从2013年的144.14%迅速拉升到2016年的176.19%。

从1991年到2009年，西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差距从1991年的69.79%扩大到2009年的91.6%，差距有所扩大。2009年后西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差距有所减小，从2009年的91.6%下降到2013年的77.29%。此后差距又上升到2016年的95.87%。

从1990年到2008年，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差距从1990年的86.32%下降到2008年的34.97%，差距持续缩小。但2008年后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差距有所扩大，从2008年的34.97%扩大到2016年的41.01%。

总体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之间的差距在2013年前逐渐缩小，2013年后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区域分化较为显著。见图4。

注：E/M、W/M和E/W分别是东部与中部、西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泰尔指数的差距，用百分比来表示。

区域间泰尔指数T1、东部、中部、西部对总的泰尔指数的贡献率总体是东部大于西部，西部又大于中部，区域间泰尔指数T1在1992年至2008年大于西部地区的贡献率，其他年份小于西部地区贡献率，但大于中部地区泰尔指数的贡献率。见图5。

（二）30个省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泰尔指数

注：其中T1是区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2是区域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是T1和T2之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

区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1基本保持水平状，先上升后下降。从1990年到1995年，区域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1从1990年的0.0149扩大到1995年的0.0207，差距有所扩大。1995年后区域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1有所减小，从1995年的0.0207下降到2016年的0.0099。

区域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近年略有反弹。从1992年到2014年，区域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2从1992年的0.1155下降到2014年的0.0719，差距持续缩小。但2014年后区域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2有所扩大，从2014年的0.0719扩大到2016年的0.0729。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基本持续下降，后略有反弹。从1992年到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从1992年的0.1333下降到2014年的0.0828，差距持续缩小。但2014年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T略有扩大，从2014年的0.08276变为2016年的0.08282。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间泰尔指数T1、区域内泰尔指数T2和泰尔指数T总的趋势是逐渐变小，但近年均出现区域分化趋势。区域内的泰尔指数T2大于区域间的泰尔指数T1，区域内部的不平等远大于区域间的不平等。见图6。

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近年略有反弹。从1993年到2014年，东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从1993年的0.1765下降到2014年的0.1126，差距持续缩小。但2014年后东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有所增大，从2014年的0.1126提高到2016年的0.1138。

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从1991年到2016年，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从1991年的0.0571下降到2016年的0.0344，差距持续缩小。

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近年略有反弹。从1992年到2012年，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从1992年的0.1106下降到2012年的0.0492，差距持续缩小。但2012年后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有所拉大，从2012年的0.0492提升到2016年的0.055。

除了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持续下降外，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近年开始出现反弹，说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开始有所分化。

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大于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大于中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说明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差距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大于中部地区。见图7。

注：其中Te、Tm和Tw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

从1991年到2000年，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差距从1991年的200.73%上升到2000年的263.08%，差距扩大。但2000年后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差距缩小，从2000年的263.08%下降到2013年的198.12%。此后又有所反弹，2016年差距反弹到230.75%。

从1990年到2011年，西部与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差距从1990年的103.99%下降到2011年的30.13%，差距持续缩小。但2011年后西部与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差距有所扩大，从2011年的30.13%扩大到2016年的59.73%。

从1990年到2011年，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差距从1990年的56.4%上升到2011年的141.85%，差距持续扩大。但2011年后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差距有所缩小，从2011年的141.85%缩小到2016年的107.07%。

总体来看，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2011年前逐渐缩小，2011年后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区域分化较为显著。见图8。

注：E/M、W/M和E/W分别是东部与中部、西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泰尔指数的差距，用百分比来表示。

区域间泰尔指数T1、东部、中部、西部对总的泰尔指数的贡献率总体是东部大于西部，西部又大于中部，区域间泰尔指数T1在1993年至2013年大于中部地区的贡献率，其他年份小于中部地区贡献率，区域间泰尔指数T1仅在2006年至2012年间大于西部泰尔指数的贡献，其他年份则低于西部地区泰尔指数的贡献，见图9。

三、中国区域经济 β -收敛情况

近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是因为区域差别的扩大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收敛有 σ -收敛和 β -收敛。 σ -收敛指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人均GDP的差异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 β -收敛是指初始人均GDP较低的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速度快于初始人均GDP较高的经济体，即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人均GDP增长率与初始人均GDP负相关。而俱乐部趋同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上相似的区域趋向于收敛（Barro & Sala-I-Martin，1991）。Galor（1996）认为“俱乐部收敛”与条件收敛不同，俱乐部收敛是指起始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并且结构特征相似的经济体在各自内部趋向于收敛，即穷经济体和富经济体各自在内部存在条件收敛，但两个经济体之间并不存在收敛。Barro & Sala-i-Martin（1997）认为知识技术在技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低成本模仿，这使得经济系统之间产生一定的趋同。说明存在经济体可能存在“趋同俱乐部”。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体之间不存在 σ -收敛，但可能存在区域“趋同俱乐部”。下面主要探讨 β -收敛。

β -收敛是观察地区间经济趋同的一种方式，计量模型为：

其中，ɛ _it ~ N （0， σ ² ）， PGDP _it 是第 i 个省区市在 t 时期的人均GDP， PGDP _{i 0} 是人均GDP基期值。当β为负并且显著，说明不同省区市的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在0~t时期与基期的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落后省份的经济增长比发达省份的要快，从而存在 β -收敛。由β可以估算收敛的稳态值 γ ₀ 和收敛速度 θ 。

（一）采用1990—2016年省区市数据分析 β -收敛

对1990—2016年30省区市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的 β -收敛分析发现，只有东部地区存在 β -收敛。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速初始人均GDP的回归方程为：

t 在1%条件下显著，R为0.0322，调整后的R为0.0289，F为9.8114。

其中 α =3.9393， β =-0.3296。利用式（3）计算出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为0.643%。

和彭国华（2005）的结论类似，用1990年为起始点时只有东部条件收敛。

（二）采用1978—2016年省区市数据分析 β -收敛

采用1978年为基期的人均GDP来看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β -收敛情况。

全国人均GDP增速初始人均GDP的回归方程为：

t 在10%条件下显著，R为0.0030，调整后的R为0.0022，F为3.5268。

其中 α =2.4237， β =-0.1367。利用式（3）计算出全国的收敛速度为0.164%。

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速初始人均GDP的回归方程为：

t 在1%条件下显著，R为0.0372，调整后的R为0.0350，F为16.5160。

其中 α =3.7004， β =-0.3121，利用式（3）计算出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为0.417%。

中部地区人均GDP增速初始人均GDP的回归方程为：

t 在10%条件下显著，R为0.0105，调整后的R为0.0073，F为3.2830。

其中 α =3.8382， β =-0.3932，利用式（3）计算出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为0.556%。

而西部地区的结果不显著。

可以发现，1978—2016年的30个省区市的人均GDP来看，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均 β -收敛，只是收敛的速度不同。而现有数据不支持西部地区的 β -收敛。前面我们分析1990—2016年30个省区市只有东部地区人均GDP存在 β -收敛。我们认为，分析周期的长短对 β -收敛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以前各学者分析 β -收敛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就是分析的时期长短不一或者不够长。只要分析的时间足够长，区域分化都将“俱乐部”收敛，并进而到区域整体经济收敛，而经济增长是解决区域差距的根本途径，下面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

四、经济增长动力实证分析

不少学者探讨了经济增长的相关动力因素。产业结构（魏后凯，1997；沈坤荣、马俊，2002；范剑勇、朱国林，2002），区域政策（贺灿飞、梁进社，2004），物资、资本、人力等要素投入水平（沈坤荣、马俊，2002；王小鲁、樊纲，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市场化及城市化水平（沈坤荣、马俊，2002；刘夏明等，2004；王小鲁、樊纲，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基础设施水平（贺灿飞、梁进社，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对外开放程度（沈坤荣、马俊，2002），地区间固定效应（魏后凯，1997；许召元、李善同，2006；刘夏明等，2004）等。沈坤荣、马俊（2002）研究了人力资本存量、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地区虚拟变量等对经济增长因素趋同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地区间固定效应、平均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及城市化水平等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分异的因素，而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及各地区间技术知识的较快扩散等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因素。

（一）经济增长动力模型

人均GDP是经济增长的比较合适的经济指标。各省区市人均GDP增长率与影响因素的关系，用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公式来表示（Sala-i-Martin，1995）：

FACTOR _{i t} 是一组控制变量，即人均GDP的影响因素，使经济体 i 处于稳定状态。 ε _it ~N（0， σ ² ）， PGDP _it 是第 i 个省区市在t时期的人均GDP， PGDP _{i 0} 是人均GDP基期值。 FACTOR _it 是影响人均GDP趋同的因素， N 是影响因素的数量。

影响区域趋同的因素有人均GDP的初始值、人力资本（HC）、全社会劳动生产率（LP）、资本产出率（GDPK）、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GDP2）、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GDP3）、城市化率（URB）、市场化程度（MARK）、医疗条件指数（HOSINDEX）、对外开放度（EXPIMP）、人均可支配收入（REV）、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EDU）、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技术进步指数（TP）、技术效率指数（TEC）、规模效率指数（SEC）、纯技术效率指数（PEC）、技术效率（TE）。另外还有投资相关系数（GDPI）、研发（RD，用专利授权量表示）、有效劳动力比例、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地方财政卫生事业费支出等等。具体指标说明见附录2。

本文还拟探讨区域发展前景指数对区域趋同的影响，包括发展前景得分（PROS）、经济增长（GROW）、增长可持续性（SUST）、政府效率（GOV）、人民生活（PEOP）几个方面，数据来源于《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加入发展前景等相关指数是发展前景等指标包含由6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结果，其结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注：*表示在10%概率下显著，**表示在5%概率下显著，***表示在1%概率下显著。

其中模型1是基本影响因素，模型2是除了基本经济影响因素指标外，还加入了发展前景等相关指标。模型1的R为0.933，调整后的R为0.932，F为819.980。模型2的R为0.947，调整后的R为0.946，F为857.645。加了发展前景相关指标后，解释力度有所提高。

对人均GDP条件趋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人力资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医疗条件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规模效率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正向作用，只有对外开放程度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异化作用。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促进了对外交流，在FDI和OFDI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国内人均GDP起着异化的作用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产品输入和产品输出的不对等。对外输出的仅仅是资源、中间产品或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输出，而输入的是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时候，国内外交流形成一种失衡，无形中导致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可能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当考虑发展前景相关因素时，以上因素除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显著外其他因素发挥相似的作用，而发展前景、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人民生活等几项指标均同时对人均GDP的趋同有正向作用，只有政府效率一项对人均GDP具有异化作用，其原因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效率的提升本身对经济增长质量是有益的，但可能政府支出或者转移支付方面不是特别精准，导致某些地区要素扭曲，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的政府效率方面的较大差距。

（二）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因素趋势向上导致的区域分化

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走势可以看出：（1）符合传统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人力资本、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发展前景、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2）东部地区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有：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效率和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区域的巨大差别印证了上面分析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效率对人均GDP的异化的原因之一；（3）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可持续性；（4）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地方财政卫生事业费支出；（5）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医疗条件指数。医疗条件指数的区域差距与一般人的观感不太一样，可能主要是从万人床位数和万人医疗机构数来衡量，只是数量上的指标，没有考虑医疗机构上的质量，比方三甲医院的数量。下一步研究应该将医疗条件指数引入医疗质量指标。见表2。

2. 影响因素下行导致的区域分化

一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 。

2010年以来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在持续下降。2010—2016年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8.85%，比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高峰期间下降，预计“十三五”期间会很快下降到6.9%，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第二产业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较快，其增长速度为7.4%，而第三产业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只有5%左右。随着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的提高，中国的相当多的资源转向第三产业，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是提高而是下降，因此加速提升第三产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减缓整体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的重要方面。当然大幅度提升制造业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更具有积极意义，否则劳动生产要素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制造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慢，必然导致中国整体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

二是规模效率的下降 ， 进而 TFP 增长贡献也在持续下降 。

本文分析的结果是规模效率对人均GDP具有趋同效应。利用中国近30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相关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按分区域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及要素增长及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城市TFP增长均呈下降趋势，规模效率的下降强化了TFP增长的下降。

三是资本产出率下降 。

2007年以来，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资本产出率逐年下降，见图11。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东部地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成极弱的负相关性。提高固定资本存量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同时要提高资本产出率。

四是要素投入的规模收益呈下降趋势 。

通过传统的增长方式，要素投入的规模收益下降，不能推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深化，即首先是资本深化。没有技术进步，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资本投入也会下降，资本存量难以提升，资本难以深化。二是人力资本深化。没有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力资本难以得到高回报，人力资本的深化也难以完成。从我们的计算可以看到要素外延式投入增长速度下降，而且收益都在减速，原因就是规模收益递减。传统的劳动投入要素增长变负，资本投入增长都在下降。所以传统上的规模，通过规模来取得增长的要素驱动都在下降，所以规模收益处于递减的状态，经济减速也是必然。而传统增长方式也是区域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区域分化导致国内区域不均衡程度的加深。

五是产业结构服务化是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 ， 也是区域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

产业结构服务化升级是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也是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区域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结构服务化，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是必然趋势。2011年以来，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见图12），同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见图13）。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又导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以至于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即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下降。从图12和图13可以看到，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大于中部地区，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则是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由此导致东部、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下降快于中部地区，这可能是本文第二部分中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东部、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区域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发展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业也即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才能解决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区域分化加剧的问题，进而有效遏制和减缓经济减速的速度。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别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发现90年代以来各主要经济指标泰尔指数的区域分化逐渐下降，但近些年有区域分化扩大的迹象。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总的泰尔指数反弹和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拉大的指标：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种，总的泰尔指数在下降，但具体区域的泰尔指数近年出现反弹，区域差距扩大：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从各指标的泰尔指数层面来看，还是或多或少的出现区域分化加剧的情况，而尤以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化为甚。而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指标被认为是反映区域差距的最好指标，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包含转移支付部分，其区域差距已经被人为缩小，为了各地区真实的区域差别情况，还是以人均GDP可能更为合适。

分析了人均GDP是否具备收敛或者趋同效应，分析周期不是太长时，研究周期在1990—2016年时只有东部地区人均GDP具备 β -收敛，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具备 β -收敛。当把周期延长，研究周期在1978—2016年时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具备 β -收敛，只有西部地区不具备 β -收敛。全国30个省份是不是具备区域 β -收敛和分析的周期长短有关。只要分析的时间足够长，区域分化都将具备 β -收敛，并进而到区域整体经济收敛，而经济增长是解决区域差距的根本途径。

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是人力资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医疗条件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规模效率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正向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异化作用，其原因一方面是产品输入和产品输出的不对等；另一方面可能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当考虑发展前景相关因素时，除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显著外其他因素发挥相似的作用，而发展前景、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人民生活等几项指标均同时对人均GDP的趋同有正向作用，只有政府效率一项对人均GDP具有异化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支出或者转移支付方面不是特别合适，导致某些地区要素扭曲，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二是东部和中西部的政府效率方面的较大差距。

分析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趋势向上和下行两种情况导致的区域分化，并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通过区域经济收敛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力图破解区域差别过大和地区分化加剧的难题，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增长和挖掘新的增长动力的内在机制。

1. 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1）人口因素的变化会降低经济增速；（2）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3）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如果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能得到提高，整体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会降低；（4）城市化率超过57%后投资率下降、投资效率降低，同时资本存量增长减速同样会降低经济增速；（5）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放缓，要素分配会更趋向于劳动要素，将会引致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上升，这也即意味着潜在增长率的继续下降。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最为有效的缓和经济增速下降过快的措施。

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中国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以前的接近30%，下降到现在的16%左右，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约50%。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要保持在6%以上，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超过30%。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本和劳动部分的正向作用已经不是太明显，大力促进技术进步和TFP增长，加强技术创新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稳定的关键。

3. 注重人力资本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注重人力资本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因素在增长较低阶段对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过大，并且劳动力增长和劳动参与率均出现拐点，各个省份应更多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形成人力资本和知识拉动型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机制转换。

4. 提高资本效率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的核心是由于政府主导的低价工业化模式（张平、刘霞辉，2007）所诱致的企业低效率的风险累积。在有利的开放环境下，累积风险通常为高增长所吸收，但是由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等自然资源价格扭曲支撑的高投资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中国经济要完成从高速度增长向高效率增长的过度，建立低效的企业市场出清机制将是必由之路。低效的企业市场清算机制是重要环节之一，是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也意味着制造业部门摆脱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国际竞争的模式，让制造业增长方式逐步转型到高效率竞争路径上，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这其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提高资本效率。

5. 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产生显著的增长动力

地方政府努力水平虽然在短期能显示出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却对增长动力造成损害。因此改善政府治理，抑制政府腐败，使地方政府绩效目标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为中国各省在当前连续减缓时期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6. 构建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

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除了上面的措施之外，更需要构建经济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第一，首要突破的障碍即政府主导型运行模式，构建“经济带”必须建立在市场主导基础上。第二，促进要素的自由充分流动，即人、财、物的自由充分流动，具体障碍有：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阻滞、金融制度对民间信贷融资的壁垒以及各自为阵的区域政策对物流畅通的空间壁垒。第三，建立地方政府间新型合作机制，克服多年来“诸侯经济”区域政策下的利益本地化，使之有效融入“大区域”发展规划。第四，要形成区域发展的新评价与激励机制，弱化“唯GDP”论的经济增长评价标准，并强化生态环保指标和社会公平指标，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绩效。第五，各级区域要成立区域政府官员综合协调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以落实政府间新型合作机制，并共同制定其区域发展规划与产业布局规划。

附录1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 的泰尔指数的公式如下：

j =41、42、43分别表示东、中、西部地区， N 是指30个省区市。 POP _i 是第 i 个省区市的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数的比重， POP _j 在 j =41、42、43时分别表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数的比重， P _i 表示第i个省区市具体指标占全部指标的比重，具体指标可以是各省区市的人均GDP、劳动生产率、TFP、资本产出率等， P _j 是指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具体指标占全部的比重。

区域间的泰尔系数：

j =41，42，43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区域内的泰尔系数：

其中 T _j 在j=41、42、43时分别表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泰尔系数。

泰尔系数为：

贡献率：

对上式两边除以 T ：

为地区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在j为41、42、43时分别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附录2

指标说明 ：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变价格GDP／从业人员数；

资本产出率=不变价格GDP／不变价格固定资本存量；

投资效果系数=不变价格GDP／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GDP2=第二产业增加值（现价）／国内生产总值（现价）；

GDP3=第三产业增加值（现价）／国内生产总值（现价）；

城市化率=非农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

对外开放度=进出口总额（现价）／国内生产总值（现价）；

专利授权量=（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3＋国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授权量×2＋国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量×1）／6；

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不变价格的人均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

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不变价格的人均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

地方财政卫生事业费支出=不变价格人均地方财政卫生事业费支出；

人力资本=（特殊教育毕业生数×1＋（小学H）×1＋（初中H）×1.7＋（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数）×3.4＋（高中H）×3.4＋高校毕业生数×22）／（特殊教育毕业生数＋（小学H）＋（初中H）＋（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数）＋（高中H）＋高校毕业生数）；

有效劳动力比例=15~64岁人口数／年末总人口数；

市场化程度=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占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口占比；

万人卫生机构数=卫生机构数／年底总人口数；

万人床位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年底总人口数；

医疗条件指数=万人卫生机构数×万人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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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P8Uv1dBh8Z6DhW4MKade61KCbQdMwtprd6OVa8dOm1wqMmw2L1UJVuaX9pRS+K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