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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论不是一个单一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理论集群，学者和社会力量围绕依附和不发达问题，在依附理论内部又形成了各种派别。依据各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及其理论视角和政策选择的不同，可以把依附理论划分为三个主要流派：激进革命派、正统中庸派、温和改良派。依附理论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是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国际剥削体系，中心国家的发达是以边缘国家“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的，边缘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它们对中心国家的依附。
弗兰克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视角，对资本主义扩张中形成的依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宗主——卫星”结构：宗主——卫星关系是一种紧密的控制和剥削系统，宗主以牺牲卫星为代价实现快速资本积累，卫星处于纯粹的依附状态。在宗主——卫星的结构中，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把他们的地位归功于他们在剥削系统中的代理人的角色，因此他们愿意维持这个结构及相应的生产方式。不发达并不是一种原本就有的落后状态，而是强迫外围接受一种特殊的专业化和剥削模式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单一的生产方式统治着世界，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力量作用于全球经济边缘地带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不能促进卫星（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弗兰克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克服不发达困境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切断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联系，进行社会革命。
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根源问题的解释范式有强势和弱势两种。激进依附理论属于强势论的范畴，即认为欧洲发现了当时发达的国家，并使它们变得不发达。总的来说，拉丁美洲在被征服之前就一直是资本主义，其落后的状态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后果。
正统中庸派对依附进行的经典定义是：依附是指某种限定性状况。限定性状况就是决定着人们行为举止的界限和可能性的状况。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限制者或者起着制约作用的那些条件；二是受限者或者受限制条件所制约的那些因素。在限定性状况下，一些国家可以自己决定其发展方向，而另外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不自由的。根据多斯桑托斯的定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依附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展。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是呈现依附的形式。
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在欧洲与亚非拉之间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使得前者迅速工业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后者的工业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增长缓慢。这种不平等的增长方式是由资本积累的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经济剩余从亚非拉流向西方中心国家，加快了后者资本积累的进程；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统治中心的西欧各国控制着世界市场，进而控制着各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强化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
由国际分工形成的依附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基本形式是不同的。多斯桑托斯认为，存在三种依附形态：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每一种依附形式既与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有关，又与国内产业结构和政治结构有关。
在分析了拉美各种思潮或者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之后，多斯桑托斯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政治主张，而是指出拉丁美洲只能在上述几种模式中进行选择：要么是法西斯主义发展模式，要么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在新型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的背景下，温和改良派提出中心和外围并非是全然对抗关系，工业化由中心向外围扩散，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实现经济起飞和走向独立自主。实际上，外围国家可以利用与中心国家的利益纽带与合作关系为本国发展服务，而不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
卡多佐区别新旧两种依附条件，强调不同条件下依附于发展的不同关系，论证了联系性依附发展的可能性——在依附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外围国家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改良）的足够空间。
卡多佐和法莱托对拉丁美洲各国的依附状况进行划分，主要分为对外扩张时期、转型时期、国内市场巩固时期和市场国家化时期。前两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欠发达与依附并存，是一种旧式的依附状况。旧式依附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导经济部门是有外国资本控制的农业和矿产资源部门，它们服务于中心国家的利益，直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畸形的单一经济模式。在这种旧式依附结构中，外部因素的确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正是弗兰克的研究范畴。在后两个时期，在政治上外围地带形成了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心国家不能直接干预外围国家内部事务，在经济上出现了一种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新型依附状况。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实际上促使双方在国内市场对利益分配进行博弈，使得外围国家国内资本积累率有所上升，减少经济剩余的国际转移；国内市场具有消化工业产品的能力；劳动力专业化程度提高，第三产业开始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联系性依附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发展不是建立在自主性技术的基础之上，而是依赖于对中心国家的技术和知识的依附。其次，外围国家缺乏充分发育的民族金融部门，资本的积累、增殖和自我实现需要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循环。再次，联系性依附发展模式意味着由外资投入引起的发展是一种不思进取的发展。最后，外围国家经济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就越强，从而削弱了外围国家的自主性。
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的精髓就是承认依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发展与依附并不矛盾，外围国家的发展是在依附条件下合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过程。卡多佐的政治诉求表现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权威主义政府。他提出两种政治发展路径：一种是外围资本主义的对外开放；一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当模糊。实际上，卡多佐倾向于外围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与对外开放战略的结合。他认为依附性发展同自由民主政体是相容的，主张以代议制民主取代权威主义政体，把反对权威政府设定为社会斗争的中心目标。
世界体系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非线性发展的结果，在解释不发达的根源时，它既摆脱了简单外因论又避开了内因论，并转向世界体系，致力于从世界体系的视角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和边缘国家不发达的根源。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独立学派，在其内部出现了“世界诸体系”和“单一世界体系”之间的论战，进而形成了两大世界体系理论流派。世界诸体系论以沃勒斯坦、莫德尔斯基和阿明为主要代表。单一世界体系论以弗兰克和吉尔斯为主要代表。单一世界体系论的学者认为历史在体系内演变，因此历史是动态的，而体系是静态的，强调世界体系已经存在5000年之久并且呈线性连续发展，现代世界体系与古代世界体系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可称为“连续性世界体系”。支持世界诸体系论的学者认为体系在历史中演变，历史和体系都是动态的，世界体系是多元的，认为现代体系与其他世界体系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是一个公元1500年以后才产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可称为“间断性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是世界诸体系论的创立者，他在构建世界体系理论时，创造性地将具体明确的世界体系抽象成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体系，并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明三个角度，总结出世界体系的几个主要议题：融入与边缘化、周期与趋势、霸权与竞争、地缘文化与文明。研究者反对社会科学中通行的国家中心主义方法论，主张把世界体系作为主要分析单位，从整体上对其衍化规律进行研究。
世界体系的扩张机制 ：“ 外围——融入——边缘化 ”。世界体系的形成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欧洲的产生，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外围国家通过在世界性劳动分工中承担不同的任务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与外部领域的讨论中，沃勒斯坦用“外围——融入——边缘化”模式来解释世界经济的扩张机制，以此说明曾经属于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一个地区何以变成了同一个经济体系的边缘，即特定时期的外部领域通常会变成下一个时期的边缘地区或半边缘地区。“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而“边缘化”则是指国家和地区沦为全球生产体系边缘的过程。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之后，它的活动就受到体系运作的各种机制和规则的约束，同时，从前彼此互为体系的跨境贸易在融入后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的内部贸易，贸易的风险因此小了很多。总之，新经济体受到国际体系的保护和推动，同时它在许多方面确实有所转变。但是，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是充满矛盾和风险的转变过程。只有那些拥有强大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体，对内能够运用相关政策直接影响生产过程，对外能够采取外交政策和金融措施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在融入的同时避免边缘化的厄运。
世界诸体系论的经济分析框架
：“
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不平等的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构成的等级体系，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中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是同样的词而含义却不同。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与边缘是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履行不同的经济职能：中心输出制造业产品；边缘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与自然资源；半边缘则作为中间层次，在经济上起到中间调节的作用，使经济体系在面对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时更具有弹性。商品链在空间上的分布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在世界体系的变化过程中，“中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这种结构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随其资本积累速度和程度而被不断重新调整”。因而，存在着双重过程：一是“中心化”过程，即边缘地区由于某些因素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二是“边缘化”过程，包括中心国家变成半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的过程。
世界体系的运行机制 ：“ 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 ”。通过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区域被派负责特定的经济任务，从而形成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的阶级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和资本积累速度也不同，具体表现在中心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高于边缘或半边缘地带，这是由于等级化的社会劳动分工体制造成的；此外，中心地区的工业制成品和高端产品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而农产品和原料缺乏需求弹性，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明显不利于边缘地区。不平等交换形式体现在，中心国家通过横向垄断和对边缘国家的垂直一体化控制世界经济体的商品链，形成倾斜的交易机制循环流动，经济剩余由此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由边缘向中心的利润转移，最终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不断强化自身的资本积累，加剧了体系的等级化和不平等性。
沃勒斯坦“世界诸体系论”的政治架构 ：“ 霸权”与“周期 ”。沃勒斯坦认为，霸权国家是指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领域——农业和工业、商业、金融——都比其他国家更有竞争力的中心国家。这种暂时的顶峰状态就是所谓的霸权。霸权国家利用全球范围内的海空军事优势，通过国家这个政权机器为其在世界市场获得最大利润提供条件。每个霸权国家在其称霸全球时期都奉行自由主义，反对贸易的限制，但是世界体系内各阶层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占优势的经济产业，因此霸权不是永远存在的状态。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从生产到销售，再到金融银行业，逐渐丧失优势，走向衰落的过程。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将在一次次周期性震荡中出现霸权国家的衰落和边缘国家的兴起。依据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沃勒斯坦指出，由于世界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的收缩周期性循环，世界体系的长波每四十到五十年重复一次，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作准备。每到世界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交替的时期，边缘、半边缘国家就有了进入中心区域的机会。周期性节律不仅使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而且也提供了“反体系”运动的基本动力，由此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变。
中心国家是有限的，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老牌中心国家的衰落。所有国家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一些国家的发展意味着另一些国家的衰退，向中心升迁必然伴随着受中心剥削，边缘国家想在世界体系中选择一种相互依存而又不受剥削的位置是不可能的。
沃勒斯坦等多数学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与古代、中世纪的世界体系具有根本区别。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发轫于公元1500年以后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赋予了欧洲历史特殊性和优越性，欧洲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资本积累不是古代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只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现象，使得现在世界体系是一个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一个政治一元化的世界帝国。世界体系具有政治多极化特征，中心和边缘的互动成为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沃勒斯坦的世界诸体系论在国际体系与地缘理论之间建立起了更加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且给西方地缘政治主流研究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的批判方法。
沃勒斯坦的世界诸体系论和弗兰克的单一世界体系论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涉及对世界体系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判断。沃勒斯坦始终认为，1500年以后欧洲因其资本主义的特性而形成了独特的世界经济体系，尽管亚欧非之间存在着贸易联系，但是亚洲、美洲和非洲都是外在于世界体系的。当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把这些地区逐步纳入全球分工体系之时，它们才相继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
弗兰克为单一世界体系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单一世界体系论的代表者认为，历史上有且仅有一个世界体系，它形成于人类早期文明时期，至今已有5000年历史。单一世界体系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资本积累过程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原动力；第二，世界体系具有中心——外围结构，这一结构反映了各地区之间剩余价值的转移；第三，霸权竞争与权力转移是世界体系史的特征，先前的霸权衰落之后，紧随其后的是新一轮霸权竞争和霸主地位的最终确立；第四，单一世界体系存在着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交替的特长经济周期，上升期和下降期引起“中心——外围——边缘”结构中霸权和地位的变化。
单一世界体系发展动力 ： 剩余价值的积累 。弗兰克等学者一致认为世界体系是线性的连续发展的单一世界体系，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周期，不同的历史周期存在不同的霸权。现代世界体系与古代世界体系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它只不过是古代世界体系在现代条件下的延续。古代世界体系先后出现过多个中心，中东、印度和中国都曾经是体系的中心，而欧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居于边缘地位。在世界体系进行周期性波动时，欧洲借助资本主义的超强积累能力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具体来说，举个例子：13世纪，元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霸权，通过对外扩张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中亚为边缘的国际体系，促进了跨欧亚大陆贸易的发展；明朝初期，郑和船队基本上垄断了东方海上贸易；当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清王朝达到顶峰并开始衰落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借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清朝的统治根基进行侵蚀，使其迅速陨落，沦为边缘。因此，单一世界体系论者坚持认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剩余价值的积累是贯穿世界体系整个历史过程的基本发展动力。
弗兰克单一世界体系论的发展扩张机制 ：“ 中心——外围——边缘”结构 。单一世界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弗兰克等人认为，单一世界体系同样是一个“中心——外围——边缘”的等级体系。由于受到中心的剥削，边缘在功能上已成为实在的外围，而外围由于积累率低而沦为真正的边缘。边缘与外围的区别在于：边缘地区的民族并不完全在体制上依附于中心，当边缘成为中心榨取剩余价值的政治工具时，边缘就被外围化了。中心——外围体系不断向边缘地区扩张，以解决因剥削和人口增长压力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这就是体系扩张的一般规律。中心——外围——边缘体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世界体系的结构的一部分，不同民族、国家或者地区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是经常变化的，这正是推动世界体系历史进程的发展动力。
经济周期与霸权兴衰是世界体系论的核心命题 。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从长期历史运动来看，单一世界体系存在的积累危机同样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结果，进而又导致了霸权的兴起与衰落。弗兰克对此提出以下几个主要观点。其一，世界体系固有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向已经存在了约五千年，欧洲以及美国的先后兴起只是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转移，而不是什么新体系的形成。世界体系延续了5000年之久，期间虽然有中心位移和霸权兴衰，一直存在着交替的较快更迭和较慢积累时期，但是整个世界体系从未解体和中断过。其二，剩余价值的积累是世界体系扩张和运行的推动力，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与若干地区性霸主同时兴起有关，这些霸主中，显然会有一个跨地区的、进行超常积累的超级霸主。霸权是一些政治实体以及构成这些政治实体的各阶级之间依实力而形成的一种剩余价值积累等级结构。形成积累中心和政治等级结构的目的在于使中心（霸权国）及其统治阶级享有独占剩余价值积累的特权。其三，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相互反映。可以用历史上的经济衰退和危机对霸权的短暂性和不稳定性作出解释。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处于明显的下降阶段时，强国不足以维持其霸权地位。
弗兰克还原了亚洲经济的历史地位，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弗兰克的单一世界体系论对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弗兰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拥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连续性整体，现代世界体系与古代世界体系是同质的。古代世界体系、中世纪世界体系和现代世界体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发展过程，整个世界体系中的资本积累具有连续性，而不同时期的经济扩张与收缩导致不同的霸权周期。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近代早期（1400-1800年），亚洲在当时拥有庞大的人口和产量，拥有生产力、先进的技术、相应的经济金融制度与贸易优势，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中国的明清帝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
欧洲只是充当边缘和次要的角色。14世纪以东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衰落，15-16世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兴起，只是世界体系内霸权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过程，而不是整个古代世界体系的解体。欧洲的崛起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和资本主义“药方”，而是靠用征服美洲获得的金银买到的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继而在亚洲衰落时取而代之。
基于以上论证，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的未来走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它从亚洲转移到了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21世纪它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
纵观历史，大国的兴衰更替都会给全球格局带来影响，亚太地区的发展强大预示着21世纪全球权力中心正在从欧美逐步转向亚太地区，开启了苏联解体之后的又一轮全球地缘政治大变革。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
随着中国越来越从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其中心部位，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环境变化是以往任何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所未曾经历过的。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可能借此跳出世界体系理论的窠臼，为“中心——外围”框架提供新的理论要素。